陈慎之说：
“良心。”
陶岚看着他。
“审判长，”陈慎之说，“我方要问证人的，只有一件事。”
他走到证人席前面。
“证人。”他说。
“嗯。”
“三月九日，”他说，“你被暂停权限。”
“是。”
“三月十一日，”他说，“你收到担责声明。”
“是。”
“三月十四日晚上，”他说，“你在家里搜了‘李博尧’。”
“是。”
陈慎之停了一下。
“那么，”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申请人方牧的。”
陶岚没有马上答。
她低下头，想了一会儿。
“二〇二四年二月。”她说。
“几号。”
陶岚说：
“二十号左右。”
陈慎之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他说，“在你被停权之前十八天，你已经见过他了。”
法庭里静了一下。
陶岚抬起头。
她说：
“是。”
“谁先找的谁。”
陶岚说：
“他先找的我。”
“他找你做什么。”
陶岚说：
“他问我二〇一六年那份评估报告的事。”她说，“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呢。”
陶岚说：
“然后他走了。”
陈慎之说：
“走了以后，你做了什么。”
陶岚说：
“我什么都没做。”
“一直到三月九日。”陈慎之说。
“是。”
“三月九日你被停权。”他说，“三月十四日，你搜了他的名字。”
他停了一下。
“被停权的第六天，”他说，“你开始查这件事。”
陶岚坐在那儿。
她说：
“是。”
陈慎之往前走了半步。
“证人。”他说。
“嗯。”
“我方不怀疑你说的每一个字。”他说，“停权是真的，担责声明是真的，房贷是真的。”
他停了一下。
“我方只问一句。”
“你问。”
陈慎之说：
“如果你没被停权，”他说，“这些东西，你还会交吗。”
法庭里没有一点声音。
陶岚坐在证人席上。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
那支笔就在她面前。
她看了那支笔很久。
然后她说：
“不会。”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啊”了一声。
陈慎之站在那儿。
他说：
“谢谢。”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坐下之前，他说了最后一句。
“审判长，”他说，“我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
他没有补刀。
这是他今天最狠的一招。
因为他知道，补刀会让法庭同情她。
方牧站在下面。
他看着陶岚的背影。
她的肩膀塌下去一点。
只有一点。
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是否还有问题。”
方牧站起来。
他走到证人席前面。
他只问了一句。
“证人。”他说。
“嗯。”
“三月九日以后，”他说，“你有没有一次，想把那些东西删掉。”
陶岚抬起头。
她说：
“有。”
“几次。”
陶岚说：
“每天。”
“为什么没删。”
陶岚看着他。
她的眼睛红了。
可是她没有哭。
她说：
“因为每一次我打开那个文件夹，”她说，“我都会看到第一页。”
她停了一下。
“第一页上有一张表。”她说，“表上有四百个名字。”
方牧站在那儿。
他知道那张表。
二〇二〇年三月，那张表被寄到他纽约的办公室。
四百个名字。
姓王的四十一个，姓李的三十六个，姓张的二十九个。
“我看到那张表的时候，”陶岚说，“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陶岚说：
“二〇一六年四月，”她说，“我在那份报告上签‘无异议’的时候，第十七页下面，有一行小字。”
她抬起头。
“那行小字写的是：本报告涉及职工安置四百人。”
她停了一下。
“我签的时候，”她说，“没有看那一行。”
法庭里安静了很久。
方牧说：
“审判长，我方没有问题了。”
可是他退回去的时候，旁听席第一排有人站起来了。
是吴建国。
他今天穿的还是那件新衬衫。
他说：
“审判长。”
书记员立刻说：
“请坐下。”
审判长敲了一下。
“证人，”他说，“你已作证完毕。”
吴建国没有坐。
他说：
“我不是作证。”他说，“我就说一句。”
审判长看着他。
过了两秒，他说：
“你说。”
吴建国转过身。
他看着陶岚。
他说：
“她签的那些字，”他说，“底下是我做了三十年的机器。”
他停了一下。
“机器不会说谎。”他说，“字会。”
他抬起头。
“可是今天，”他说，“她把字改回来了。”
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陶岚坐在证人席上。
她回过头。
她看着吴建国。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
她站起来，对着那边，鞠了一躬。
退庭的时候是六点四十。
陶岚走出法庭。
楼下站着七八个人。
有拿相机的，有拿录音笔的。
他们围上来。
“陶女士！”
“请问您和弘盛——”
“请问您是不是——”
陶岚停下脚步。
她抬起头。
她说了一句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她说，“你们去问他们。”
她往前走。
走到台阶下面，她又停了一下。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门口。
门口站着三个人。
一个穿病号服的老人。
一个肩膀很宽的男人。
一个两手插在袖子里的年轻人。
他们从上午站到下午。
陶岚转回头，走了。
何斌站在台阶上，看着她走远。
他掏出手机，打了一行字。
发到那个群里。
她今天没哭。
“良心。”
陶岚看着他。
“审判长，”陈慎之说，“我方要问证人的，只有一件事。”
他走到证人席前面。
“证人。”他说。
“嗯。”
“三月九日，”他说，“你被暂停权限。”
“是。”
“三月十一日，”他说，“你收到担责声明。”
“是。”
“三月十四日晚上，”他说，“你在家里搜了‘李博尧’。”
“是。”
陈慎之停了一下。
“那么，”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申请人方牧的。”
陶岚没有马上答。
她低下头，想了一会儿。
“二〇二四年二月。”她说。
“几号。”
陶岚说：
“二十号左右。”
陈慎之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他说，“在你被停权之前十八天，你已经见过他了。”
法庭里静了一下。
陶岚抬起头。
她说：
“是。”
“谁先找的谁。”
陶岚说：
“他先找的我。”
“他找你做什么。”
陶岚说：
“他问我二〇一六年那份评估报告的事。”她说，“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呢。”
陶岚说：
“然后他走了。”
陈慎之说：
“走了以后，你做了什么。”
陶岚说：
“我什么都没做。”
“一直到三月九日。”陈慎之说。
“是。”
“三月九日你被停权。”他说，“三月十四日，你搜了他的名字。”
他停了一下。
“被停权的第六天，”他说，“你开始查这件事。”
陶岚坐在那儿。
她说：
“是。”
陈慎之往前走了半步。
“证人。”他说。
“嗯。”
“我方不怀疑你说的每一个字。”他说，“停权是真的，担责声明是真的，房贷是真的。”
他停了一下。
“我方只问一句。”
“你问。”
陈慎之说：
“如果你没被停权，”他说，“这些东西，你还会交吗。”
法庭里没有一点声音。
陶岚坐在证人席上。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
那支笔就在她面前。
她看了那支笔很久。
然后她说：
“不会。”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啊”了一声。
陈慎之站在那儿。
他说：
“谢谢。”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坐下之前，他说了最后一句。
“审判长，”他说，“我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
他没有补刀。
这是他今天最狠的一招。
因为他知道，补刀会让法庭同情她。
方牧站在下面。
他看着陶岚的背影。
她的肩膀塌下去一点。
只有一点。
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是否还有问题。”
方牧站起来。
他走到证人席前面。
他只问了一句。
“证人。”他说。
“嗯。”
“三月九日以后，”他说，“你有没有一次，想把那些东西删掉。”
陶岚抬起头。
她说：
“有。”
“几次。”
陶岚说：
“每天。”
“为什么没删。”
陶岚看着他。
她的眼睛红了。
可是她没有哭。
她说：
“因为每一次我打开那个文件夹，”她说，“我都会看到第一页。”
她停了一下。
“第一页上有一张表。”她说，“表上有四百个名字。”
方牧站在那儿。
他知道那张表。
二〇二〇年三月，那张表被寄到他纽约的办公室。
四百个名字。
姓王的四十一个，姓李的三十六个，姓张的二十九个。
“我看到那张表的时候，”陶岚说，“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陶岚说：
“二〇一六年四月，”她说，“我在那份报告上签‘无异议’的时候，第十七页下面，有一行小字。”
她抬起头。
“那行小字写的是：本报告涉及职工安置四百人。”
她停了一下。
“我签的时候，”她说，“没有看那一行。”
法庭里安静了很久。
方牧说：
“审判长，我方没有问题了。”
可是他退回去的时候，旁听席第一排有人站起来了。
是吴建国。
他今天穿的还是那件新衬衫。
他说：
“审判长。”
书记员立刻说：
“请坐下。”
审判长敲了一下。
“证人，”他说，“你已作证完毕。”
吴建国没有坐。
他说：
“我不是作证。”他说，“我就说一句。”
审判长看着他。
过了两秒，他说：
“你说。”
吴建国转过身。
他看着陶岚。
他说：
“她签的那些字，”他说，“底下是我做了三十年的机器。”
他停了一下。
“机器不会说谎。”他说，“字会。”
他抬起头。
“可是今天，”他说，“她把字改回来了。”
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陶岚坐在证人席上。
她回过头。
她看着吴建国。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
她站起来，对着那边，鞠了一躬。
退庭的时候是六点四十。
陶岚走出法庭。
楼下站着七八个人。
有拿相机的，有拿录音笔的。
他们围上来。
“陶女士！”
“请问您和弘盛——”
“请问您是不是——”
陶岚停下脚步。
她抬起头。
她说了一句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她说，“你们去问他们。”
她往前走。
走到台阶下面，她又停了一下。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门口。
门口站着三个人。
一个穿病号服的老人。
一个肩膀很宽的男人。
一个两手插在袖子里的年轻人。
他们从上午站到下午。
陶岚转回头，走了。
何斌站在台阶上，看着她走远。
他掏出手机，打了一行字。
发到那个群里。
她今天没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