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下午三点二十。
第二件遗物。
两本册子。
一本蓝皮，一本红皮。
书记员把它们摆在证人席前面的桌上。
蓝皮很旧，封面卷了边，页角发黑。
红皮新一些，封面上印着一行字。
润丰机械有限公司 · 设备运行登记册
方牧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两本册子，记的是同一段时间。”
“哪一段。”
“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到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他说，“一共一百三十七天。”
“内容。”
“每日设备运行记录。”方牧说，“操作人、设备编号、当日偏差值、判定结果。”
他停了一下。
“两本的内容，绝大部分一致。”
审判长抬起头。
“绝大部分。”
“是。”方牧说。
“不一致的地方。”
方牧说：
“两处。”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
“你说。”
“我方主张，以红皮为准。”
他走到桌前，把红皮翻开。
“这本册子，”他说，“是润丰的正式登记册。封面有公司印章，页脚有编号，每一页都有当班负责人的签字。”
他抬起头。
“蓝皮那一本，”他说，“没有任何印章，没有编号，没有签字。”
他停了一下。
“它是什么？”他说，“它是一个员工的私人抄本。”
“私人抄本，”他说，“不能对抗公司正式记录。”
他坐下。
方牧站着没有动。
他说：
“陈律师。”
“您说。”
“您刚才说的那些，”方牧说，“我方全部同意。”
旁听席又动了一下。
何斌在最后一排，咬着牙没出声。
这是今天的第三次。
方牧接着说：
“红皮是正式登记册。”他说，“所以我方要质证的，正是红皮。”
陈慎之抬起头。
方牧说：
“我方主张，红皮册子上，有两处被改过。”
法庭里安静下来。
审判长把手里的笔放下。
“哪两处。”
方牧把红皮翻到某一页。
他把册子举起来。
“这一页，”他说，“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他把册子递上去。
书记员接过去，摆在审判长面前。
审判长低头看。
那一页上，有一排数字。
每一格写一个数字，代表当天的判定。
方牧说：
“这一册里，”他说，“一共出现四十四个‘9’。”
他停了一下。
“其中四十二个，是博尧写的。”
“另外两个，”他说，“不是。”
审判长抬起头。
“凭什么说不是。”
方牧说：
“因为那两个字，胖。”
旁听席上有人没忍住，笑了一声。
审判长也看了方牧一眼。
“说明。”他说。
方牧说：
“审判长，这两本册子上的字，都是博尧写的。”他说，“他写字有一个习惯——收笔的时候，笔尖往上挑一下，很轻。”
他用手指比了一下。
“四十四个‘9’里，”他说，“四十二个的尾巴是往上翘的，很细。”
他停了一下。
“另外两个，尾巴是粗的，往下压。”
他把册子往前推。
“请您看这一页，第四格和第七格。”
审判长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
“申请人方，这是肉眼判断。”
“是。”方牧说。
“肉眼判断不能作为依据。”
“是。”方牧说，“所以我方还有第二样。”
方牧把册子翻到那一页。
他请书记员把册子举起来，对着光。
“审判长，”他说，“请您看这一页的背面。”
书记员把纸翻过来。
背面是空白的。
只有一点很小的东西。
一个墨点。
很小，蓝黑色。
审判长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圆珠笔戳的。”
他停了一下。
“全册一百三十七页，”他说，“只有这一页背面有。”
“这说明什么。”
方牧说：
“说明写这一格的时候，笔尖把纸戳破了。”
他放下手。
“要戳破纸，”他说，“得用力。”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
“你说。”
“用力写字的人很多。”他说，“一个墨点不能证明是后改的。”
“对。”方牧说。
陈慎之坐下。
方牧说：
“所以我方还有第三样。”
他把册子翻到那一页的下一页。
“审判长，”他说，“请您看这一页。”
书记员把纸举起来，对着灯。
纸是空白的。
可是对着光看，纸面上有东西。
压痕。
很浅的印子。
审判长凑近了看。
他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是上一页写字的时候，压在下面留下的。”
他把册子转了一下角度。
“请您看这两个位置。”
审判长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
“这不是‘9’。”他说。
法庭里安静得没有人呼吸。
方牧说：
“不是。”
审判长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是一个‘×’。”
他停了一下。
“审判长，”他说，“这两本册子上，博尧用的记号只有两种。”
“哪两种。”
“‘达标’画圈，‘超差’画叉。”方牧说，“一百三十七天，一天不落。”
他抬起头。
“他从来不用数字打分。”
“这两本册子上，”他说，“四十四个‘9’，是从哪儿来的？”
陈慎之慢慢地站起来。
这一次他没有马上说话。
他看着那本册子。
看了大概五秒。
然后他说：
“审判长。”
“你说。”
“我方申请，”他说，“对这两处字迹进行司法鉴定。”
旁听席炸了。
何斌在最后一排，猛地抬起头。
文嫂坐在旁边，两只手攥着包。
方牧站在那儿。
他没有想到陈慎之会自己提出鉴定。
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他说，“你的意见。”
方牧说：
“我方同意。”
他停了一下。
“并且我方请求，”他说，“追加一项。”
“什么。”
方牧说：
“追加对全册一百三十七页的鉴定。”
他抬起头。
“不只这两处。”
他把册子放下。
“一页一页，全部鉴。”
陈慎之站在那儿。
过了三秒，他说：
“我方不持异议。”
审判长把材料合上。
“鉴定事项，”他说，“本庭准许。”
他抬起头。
“鉴定机构，从名册中摇号确定。”
“比对样本，”他说，“由各方提供。”
他看着方牧。
“申请人方，”他说，“李博尧的字，你们有样本吗。”
方牧说：
“有。”
“在哪儿。”
方牧停了一下。
他说：
“在他家里。”
他转过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最后一排。
文嫂坐在那儿。
她的手攥着那个包。
包里有一个本子。
她抄了八年的本子。
审判长说：
“样本由谁提供。”
方牧说：
“由沈文华女士提供。”
审判长点了点头。
“请她在三日之内，”他说，“向本庭提交。”
这时候，法庭后面那扇门开了。
所有人回过头。
两名法警走进来。
中间押着一个人。
囚服。
手铐。
头发剃得很短。
五十八岁，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
他走得很慢。
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看了文嫂一眼。
文嫂没有看他。
她把头低下去。
那个人走到证人席前面。
法警给他解开手铐的一只手。
审判长说：
“证人，姓名。”
那个人抬起头。
“钱正兴。”他说。
第二件遗物。
两本册子。
一本蓝皮，一本红皮。
书记员把它们摆在证人席前面的桌上。
蓝皮很旧，封面卷了边，页角发黑。
红皮新一些，封面上印着一行字。
润丰机械有限公司 · 设备运行登记册
方牧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两本册子，记的是同一段时间。”
“哪一段。”
“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到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他说，“一共一百三十七天。”
“内容。”
“每日设备运行记录。”方牧说，“操作人、设备编号、当日偏差值、判定结果。”
他停了一下。
“两本的内容，绝大部分一致。”
审判长抬起头。
“绝大部分。”
“是。”方牧说。
“不一致的地方。”
方牧说：
“两处。”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
“你说。”
“我方主张，以红皮为准。”
他走到桌前，把红皮翻开。
“这本册子，”他说，“是润丰的正式登记册。封面有公司印章，页脚有编号，每一页都有当班负责人的签字。”
他抬起头。
“蓝皮那一本，”他说，“没有任何印章，没有编号，没有签字。”
他停了一下。
“它是什么？”他说，“它是一个员工的私人抄本。”
“私人抄本，”他说，“不能对抗公司正式记录。”
他坐下。
方牧站着没有动。
他说：
“陈律师。”
“您说。”
“您刚才说的那些，”方牧说，“我方全部同意。”
旁听席又动了一下。
何斌在最后一排，咬着牙没出声。
这是今天的第三次。
方牧接着说：
“红皮是正式登记册。”他说，“所以我方要质证的，正是红皮。”
陈慎之抬起头。
方牧说：
“我方主张，红皮册子上，有两处被改过。”
法庭里安静下来。
审判长把手里的笔放下。
“哪两处。”
方牧把红皮翻到某一页。
他把册子举起来。
“这一页，”他说，“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他把册子递上去。
书记员接过去，摆在审判长面前。
审判长低头看。
那一页上，有一排数字。
每一格写一个数字，代表当天的判定。
方牧说：
“这一册里，”他说，“一共出现四十四个‘9’。”
他停了一下。
“其中四十二个，是博尧写的。”
“另外两个，”他说，“不是。”
审判长抬起头。
“凭什么说不是。”
方牧说：
“因为那两个字，胖。”
旁听席上有人没忍住，笑了一声。
审判长也看了方牧一眼。
“说明。”他说。
方牧说：
“审判长，这两本册子上的字，都是博尧写的。”他说，“他写字有一个习惯——收笔的时候，笔尖往上挑一下，很轻。”
他用手指比了一下。
“四十四个‘9’里，”他说，“四十二个的尾巴是往上翘的，很细。”
他停了一下。
“另外两个，尾巴是粗的，往下压。”
他把册子往前推。
“请您看这一页，第四格和第七格。”
审判长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
“申请人方，这是肉眼判断。”
“是。”方牧说。
“肉眼判断不能作为依据。”
“是。”方牧说，“所以我方还有第二样。”
方牧把册子翻到那一页。
他请书记员把册子举起来，对着光。
“审判长，”他说，“请您看这一页的背面。”
书记员把纸翻过来。
背面是空白的。
只有一点很小的东西。
一个墨点。
很小，蓝黑色。
审判长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圆珠笔戳的。”
他停了一下。
“全册一百三十七页，”他说，“只有这一页背面有。”
“这说明什么。”
方牧说：
“说明写这一格的时候，笔尖把纸戳破了。”
他放下手。
“要戳破纸，”他说，“得用力。”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
“你说。”
“用力写字的人很多。”他说，“一个墨点不能证明是后改的。”
“对。”方牧说。
陈慎之坐下。
方牧说：
“所以我方还有第三样。”
他把册子翻到那一页的下一页。
“审判长，”他说，“请您看这一页。”
书记员把纸举起来，对着灯。
纸是空白的。
可是对着光看，纸面上有东西。
压痕。
很浅的印子。
审判长凑近了看。
他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是上一页写字的时候，压在下面留下的。”
他把册子转了一下角度。
“请您看这两个位置。”
审判长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
“这不是‘9’。”他说。
法庭里安静得没有人呼吸。
方牧说：
“不是。”
审判长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是一个‘×’。”
他停了一下。
“审判长，”他说，“这两本册子上，博尧用的记号只有两种。”
“哪两种。”
“‘达标’画圈，‘超差’画叉。”方牧说，“一百三十七天，一天不落。”
他抬起头。
“他从来不用数字打分。”
“这两本册子上，”他说，“四十四个‘9’，是从哪儿来的？”
陈慎之慢慢地站起来。
这一次他没有马上说话。
他看着那本册子。
看了大概五秒。
然后他说：
“审判长。”
“你说。”
“我方申请，”他说，“对这两处字迹进行司法鉴定。”
旁听席炸了。
何斌在最后一排，猛地抬起头。
文嫂坐在旁边，两只手攥着包。
方牧站在那儿。
他没有想到陈慎之会自己提出鉴定。
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他说，“你的意见。”
方牧说：
“我方同意。”
他停了一下。
“并且我方请求，”他说，“追加一项。”
“什么。”
方牧说：
“追加对全册一百三十七页的鉴定。”
他抬起头。
“不只这两处。”
他把册子放下。
“一页一页，全部鉴。”
陈慎之站在那儿。
过了三秒，他说：
“我方不持异议。”
审判长把材料合上。
“鉴定事项，”他说，“本庭准许。”
他抬起头。
“鉴定机构，从名册中摇号确定。”
“比对样本，”他说，“由各方提供。”
他看着方牧。
“申请人方，”他说，“李博尧的字，你们有样本吗。”
方牧说：
“有。”
“在哪儿。”
方牧停了一下。
他说：
“在他家里。”
他转过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最后一排。
文嫂坐在那儿。
她的手攥着那个包。
包里有一个本子。
她抄了八年的本子。
审判长说：
“样本由谁提供。”
方牧说：
“由沈文华女士提供。”
审判长点了点头。
“请她在三日之内，”他说，“向本庭提交。”
这时候，法庭后面那扇门开了。
所有人回过头。
两名法警走进来。
中间押着一个人。
囚服。
手铐。
头发剃得很短。
五十八岁，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
他走得很慢。
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看了文嫂一眼。
文嫂没有看他。
她把头低下去。
那个人走到证人席前面。
法警给他解开手铐的一只手。
审判长说：
“证人，姓名。”
那个人抬起头。
“钱正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