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上午八点五十。
倒计时 8 天。
方牧走到法院台阶下面，停住了。
台阶最下面一级，站着一个人。
深色外套，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在后面。
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
那条围巾很旧，洗得发白，边上起了球。
文嫂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您不是说不来吗。”方牧说。
文嫂看着他。
“我改主意了。”她说。
“昨天您说——”
“我知道我昨天说什么。”她说。
她把一只手从袖子里抽出来，理了一下围巾。
“方先生，”她说，“我今天要是不出门，明天我就后悔。”
她顿了一下。
“后悔了，我就更不敢来了。”
九点整，开庭。
文嫂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何斌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
她坐下的时候，把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上面。
她一直没有抬头。
上午审的是第一件。
第一件遗物：一根线头。
两厘米。
灰蓝色。
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
书记员把它拿出来，摆在证人席前面的小桌上。
审判长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方牧说：
“一根线。”
“证明什么。”
方牧说：
“证明二〇一六年二月之前，有人从自己的工装上扯下了一根线，装进信封，寄到了纽约。”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我方不否认这是一根线。”
他停了一下。
“我方不否认的，还有下面这些：这是一根灰蓝色的线，长度约两厘米，材质为涤棉混纺。”
他抬起头。
“我方不否认它是一根线。”他说，“我方只是不知道，一根线能证明什么。”
方牧说：
“它能证明日期。”
审判长抬起头。
“说明。”
方牧说：
“润丰的工装，二〇一五年十月换过一次供应商。”
他把两张照片递上去。
“左边是二〇一五年十月以前的布料。”他说，“右边是十月以后的。”
他停了一下。
“颜色一样，成分一样，织法一样。”
“只有一样不一样。”
审判长说：
“什么。”
方牧说：
“捻向。”
法庭里安静了两秒。
审判长说：
“说明白一点。”
方牧说：
“纱线加捻的方向。”他说，“老批次是 Z 捻，新批次是 S 捻。”
他指着塑料袋。
“这根线，是 Z 捻。”
他抬起头。
“也就是说，它来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以前的工装。”
陈慎之没有坐下。
“审判长。”他说。
“你说。”
“申请人方提交的这根线，”他说，“来源何处。”
方牧说：
“二〇一六年二月，寄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
“谁寄的。”
方牧停了一下。
“不知道。”他说。
陈慎之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他说，“这根线，可能来自任何一件旧工装。”
“可能。”方牧说。
“也可能，”陈慎之说，“来自任何一个人。”
方牧说：
“对。”
陈慎之坐下。
方牧站在那儿。
他知道陈慎之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一根线不能证明是谁寄的。
一根线也不能证明是谁扯下来的。
它只能证明一件事：
有人在一九天前，就开始准备了。
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还有吗。”
方牧说：
“有。”
他抬起头。
“我方申请证人吴建国出庭。”
十一点十分，休庭。
法庭里的人陆续往外走。
文嫂还坐在最后一排。
她把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
一张纸。
折过很多次，边都毛了。
她站起来。
何斌看了她一眼。
她没有看何斌。
她沿着过道，一直走到最前面。
走到申请人席旁边，停下。
方牧正在收材料。
他把那张纸放下。
放在桌子的角上。
方牧转过头。
“文嫂。”
文嫂没有说话。
她只是把手按在那张纸上。
按了大概十秒。
然后她把它拿起来。
折好。
放回包里。
她转过身，走回最后一排。
全程，一个字都没有说。
方牧站在那儿。
他刚才看见了。
那是一张蜡笔画。
九个格子，画得很歪。
前八个格子里，涂满了红色。
第九个格子是空的。
何斌坐在文嫂旁边。
他很轻地问了一句：
“文嫂。”
“嗯。”
“您刚才拿的是什么。”
文嫂看着前面。
“小宝画的。”她说。
“我知道。”何斌说，“我是问，您为什么把它放上去，又拿回来了。”
文嫂没有马上答。
她把手放在包上。
“我想让他知道，”她说，“有人替他数着。”
何斌没听懂。
“让谁知道。”
文嫂说：
“博尧。”
何斌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
“那您为什么又拿回去了。”
文嫂说：
“我怕。”
“怕什么。”
她看着前面那个空的证人席。
“怕数不满。”她说。
下午一点半。
方牧把那张纸的事，跟赵振声说了。
赵振声听完，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
“方牧。”
“嗯。”
“这个女人，”他说，“比我们都硬。”
方牧没说话。
赵振声说：
“她不识字。”他说，“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
他停了一下。
“可是她知道什么叫‘数’。”
晚上七点。
回到弄堂。
方牧在白板上添了一行。
九格：八个红。第九个空。
写完，他又添了一行。
文嫂在等第九个。
何斌站在旁边。
“方先生。”他说。
“嗯。”
“明天，”他说，“我们审到第九件吗。”
方牧看着白板。
“不知道。”他说。
他停了一下。
“但是她今天来了。”他说。
何斌抬起头。
“那说明什么。”
方牧说：
“说明她快了。”
倒计时 8 天。
方牧走到法院台阶下面，停住了。
台阶最下面一级，站着一个人。
深色外套，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在后面。
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
那条围巾很旧，洗得发白，边上起了球。
文嫂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您不是说不来吗。”方牧说。
文嫂看着他。
“我改主意了。”她说。
“昨天您说——”
“我知道我昨天说什么。”她说。
她把一只手从袖子里抽出来，理了一下围巾。
“方先生，”她说，“我今天要是不出门，明天我就后悔。”
她顿了一下。
“后悔了，我就更不敢来了。”
九点整，开庭。
文嫂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何斌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
她坐下的时候，把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上面。
她一直没有抬头。
上午审的是第一件。
第一件遗物：一根线头。
两厘米。
灰蓝色。
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
书记员把它拿出来，摆在证人席前面的小桌上。
审判长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方牧说：
“一根线。”
“证明什么。”
方牧说：
“证明二〇一六年二月之前，有人从自己的工装上扯下了一根线，装进信封，寄到了纽约。”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我方不否认这是一根线。”
他停了一下。
“我方不否认的，还有下面这些：这是一根灰蓝色的线，长度约两厘米，材质为涤棉混纺。”
他抬起头。
“我方不否认它是一根线。”他说，“我方只是不知道，一根线能证明什么。”
方牧说：
“它能证明日期。”
审判长抬起头。
“说明。”
方牧说：
“润丰的工装，二〇一五年十月换过一次供应商。”
他把两张照片递上去。
“左边是二〇一五年十月以前的布料。”他说，“右边是十月以后的。”
他停了一下。
“颜色一样，成分一样，织法一样。”
“只有一样不一样。”
审判长说：
“什么。”
方牧说：
“捻向。”
法庭里安静了两秒。
审判长说：
“说明白一点。”
方牧说：
“纱线加捻的方向。”他说，“老批次是 Z 捻，新批次是 S 捻。”
他指着塑料袋。
“这根线，是 Z 捻。”
他抬起头。
“也就是说，它来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以前的工装。”
陈慎之没有坐下。
“审判长。”他说。
“你说。”
“申请人方提交的这根线，”他说，“来源何处。”
方牧说：
“二〇一六年二月，寄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
“谁寄的。”
方牧停了一下。
“不知道。”他说。
陈慎之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他说，“这根线，可能来自任何一件旧工装。”
“可能。”方牧说。
“也可能，”陈慎之说，“来自任何一个人。”
方牧说：
“对。”
陈慎之坐下。
方牧站在那儿。
他知道陈慎之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一根线不能证明是谁寄的。
一根线也不能证明是谁扯下来的。
它只能证明一件事：
有人在一九天前，就开始准备了。
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还有吗。”
方牧说：
“有。”
他抬起头。
“我方申请证人吴建国出庭。”
十一点十分，休庭。
法庭里的人陆续往外走。
文嫂还坐在最后一排。
她把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
一张纸。
折过很多次，边都毛了。
她站起来。
何斌看了她一眼。
她没有看何斌。
她沿着过道，一直走到最前面。
走到申请人席旁边，停下。
方牧正在收材料。
他把那张纸放下。
放在桌子的角上。
方牧转过头。
“文嫂。”
文嫂没有说话。
她只是把手按在那张纸上。
按了大概十秒。
然后她把它拿起来。
折好。
放回包里。
她转过身，走回最后一排。
全程，一个字都没有说。
方牧站在那儿。
他刚才看见了。
那是一张蜡笔画。
九个格子，画得很歪。
前八个格子里，涂满了红色。
第九个格子是空的。
何斌坐在文嫂旁边。
他很轻地问了一句：
“文嫂。”
“嗯。”
“您刚才拿的是什么。”
文嫂看着前面。
“小宝画的。”她说。
“我知道。”何斌说，“我是问，您为什么把它放上去，又拿回来了。”
文嫂没有马上答。
她把手放在包上。
“我想让他知道，”她说，“有人替他数着。”
何斌没听懂。
“让谁知道。”
文嫂说：
“博尧。”
何斌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
“那您为什么又拿回去了。”
文嫂说：
“我怕。”
“怕什么。”
她看着前面那个空的证人席。
“怕数不满。”她说。
下午一点半。
方牧把那张纸的事，跟赵振声说了。
赵振声听完，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
“方牧。”
“嗯。”
“这个女人，”他说，“比我们都硬。”
方牧没说话。
赵振声说：
“她不识字。”他说，“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
他停了一下。
“可是她知道什么叫‘数’。”
晚上七点。
回到弄堂。
方牧在白板上添了一行。
九格：八个红。第九个空。
写完，他又添了一行。
文嫂在等第九个。
何斌站在旁边。
“方先生。”他说。
“嗯。”
“明天，”他说，“我们审到第九件吗。”
方牧看着白板。
“不知道。”他说。
他停了一下。
“但是她今天来了。”他说。
何斌抬起头。
“那说明什么。”
方牧说：
“说明她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