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风向变了。
变化的第一个信号来自报纸。
以前地方报纸上关于刑事案件的报道极少，偶尔出现一条，也是简短的、含糊的，措辞永远是“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或者“犯罪分子已被绳之以法”。
但从1985年夏天开始，一些过去不会见报的东西开始露出来了。莫斯科的《消息报》和《文学报》上，出现了关于犯罪、腐败、官僚主义的深度报道。记者们开始写一些以前不敢写的题目，编辑们开始发一些以前不敢发的稿子。
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内部传达了上级的几份文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改进工作作风”，“清理积压案件”。
科斯季耶夫注意到，这些文件里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以前高了很多：“透明度”。文件说要提高办案的透明度，要接受群众监督，要敢于揭露问题。
科斯季耶夫拿着文件去找了副检察长。
“森林地带案件，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往上推一推？”他问。
副检察长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支钢笔。他想了想，说：“你写份报告，我帮你递上去。”
科斯季耶夫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报告。他把专案组成立以来的工作做了总结：梳理了多少失踪人口档案，排查了多少名前科人员，布控了多少个火车站，发现了多少具尸体。
他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道：该系列案件自1978年首起发生至今，已逾七年，受害者人数持续增加，凶手仍在活动。现有侦查力量不足以应对，建议上级重新评估案件级别。
报告递上去之后，等了一个月。
回音来了，但跟科斯季耶夫期望的不太一样。州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副检察长的态度很客气，先说上级对专案组的工作是肯定的，同志们辛苦了。然后话锋一转，说目前州里财政紧张，各个部门都在压缩开支，专案组的预算暂时没办法增加。
至于案件级别，副检察长说，这个要慎重，因为一旦正式提升级别，就要向莫斯科报备，莫斯科那边可能会派人来，到时候很多事情就不是州里能决定的了。
科斯季耶夫听懂了。
“公开性”是针对那些可以公开的问题。一个连环杀手在罗斯托夫州杀了七年、杀了三十多个人还没抓到，这不是可以公开的问题。
从副检察长办公室出来，科斯季耶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把那份报告的底稿塞进了抽屉。
1985年7月31日，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机场附近。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纳塔利娅·波赫利斯托娃，从机场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被两个采蘑菇的人发现。她躺在灌木丛后面，身上的衣服被撕开，尸体上有三十八处刀伤。她的眼睛被什么东西反复戳刺过。
波赫利斯托娃有智力障碍，在一所特殊学校读过书，后来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清洁工。她性格温和，不太会跟人吵架。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晚上，她从家里出来之后就再没有回去。
莫斯科州的侦查员赶到了现场，做了现场勘查，拍了照片，提取了物证。法医在报告里写下了死亡原因和伤口特征。案卷被归入莫斯科州的未破案卷。
莫斯科那边没有人把这个案子跟罗斯托夫的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距离太远，管辖不同，档案不通。
而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个五十四岁的男人，从罗斯托夫的工厂出差到莫斯科，在机场附近的电气火车上跟一个女孩搭上了话。那个男人在莫斯科办完了事，坐火车回了罗斯托夫。他没有在莫斯科多停留，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他在机场附近做了什么。
三个星期后，1985年8月27日，罗斯托夫州沙赫特市。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伊琳娜·古利亚耶娃，在市郊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她是流浪者，没有固定住处，经常在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过夜。尸体上有多处刀伤，颈部有扼压痕迹，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
沙赫特分局的侦查员看了现场，拍了照片，写了报告。但这份报告在沙赫特分局的案卷柜里躺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有人把它跟之前那些积压的未破案卷放在一起比对。
比对的结果让沙赫特分局的一名侦查员停了下来。他把古利亚耶娃案的现场照片跟一年前另一份案卷里的照片放在一起，发现两者的伤口分布和眼窝损伤模式几乎一模一样。那份案卷是1984年夏天的一起案件，死者也是一个年轻女人，尸体在沙赫特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
这名侦查员把两份案卷放在一起，写了简要的报告，送到了罗斯托夫州检察院。报告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最后放到了科斯季耶夫的桌上。
科斯季耶夫看了那份报告，然后把两份案卷都调了过来。他花了半个下午比对时间、地点、伤口特征、受害者类型，最后确认这两起案件确实属于同一系列。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内务局刑侦处。
“沙赫特又出了一个。我这边确认了，跟之前的是一个系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知道了。”
“我需要更多的人。布控不能停。”
“预算的事，我再跟上面说说。”
电话挂了。
科斯季耶夫知道“再说说”是什么意思。他放下电话，把新案卷放进档案柜，然后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
1985年的秋天，专案组的处境比前一年更困难。
布控的便衣警察从十几个火车站缩减到了四个。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侦查员只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兼职的，大部分时间在忙别的案子。
但这一年秋天，专案组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吵。
起因是科斯托耶夫，那个从莫斯科调来的侦查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应该把案件信息向铁路沿线的所有派出所通报，包括凶手的体貌特征和作案手法，让每一个在火车站执勤的民警都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样的人。
科斯季耶夫同意这个想法。但专案组里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是内务局的一名副处长，他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他的理由是：如果信息扩散得太广，万一被记者知道了，或者被老百姓知道了，会引起恐慌。
而且，他说，凶手如果知道警方在重点排查什么样的人，他会改变手法，更难抓。
科斯托耶夫听了这话，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
“我们已经输了七年了，”他说，“不扩散信息，我们接着输。扩散信息，至少让所有人都知道该看什么。恐慌总比死人强。”
副处长脸色不太好看，但也不好再反对。
于是科斯季耶夫最后拍了板。信息简报印了出来，发给了一百多个相关单位和个人。简报上写了凶手的特征：男性，四十五到五十岁，有稳定工作，经常出差，穿深色外套，戴眼镜，走路时右脚或右腿可能有轻微的不便。简报上还写了作案地点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受害者多为独行的年轻女性和儿童。
这份简报在便衣警察中间传阅了一遍。有些人在火车站蹲了两年，第一次看到关于案子的完整信息。
1985年11月，苏联总检察院终于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科斯季耶夫是后来才知道会议详情的。他只知道，总检察院的高层听取了罗斯托夫方面的汇报，讨论了案件情况，并对下一步侦查工作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后，一份内部通报下发到了罗斯托夫州检察院。
通报说，总检察院决定将森林地带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由总检察院侦查总局直接指导，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具体执行。
同时，从莫斯科调派一名有经验的侦查员到罗斯托夫，协助专案组工作。
变化的第一个信号来自报纸。
以前地方报纸上关于刑事案件的报道极少，偶尔出现一条，也是简短的、含糊的，措辞永远是“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或者“犯罪分子已被绳之以法”。
但从1985年夏天开始，一些过去不会见报的东西开始露出来了。莫斯科的《消息报》和《文学报》上，出现了关于犯罪、腐败、官僚主义的深度报道。记者们开始写一些以前不敢写的题目，编辑们开始发一些以前不敢发的稿子。
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内部传达了上级的几份文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改进工作作风”，“清理积压案件”。
科斯季耶夫注意到，这些文件里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比以前高了很多：“透明度”。文件说要提高办案的透明度，要接受群众监督，要敢于揭露问题。
科斯季耶夫拿着文件去找了副检察长。
“森林地带案件，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往上推一推？”他问。
副检察长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支钢笔。他想了想，说：“你写份报告，我帮你递上去。”
科斯季耶夫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报告。他把专案组成立以来的工作做了总结：梳理了多少失踪人口档案，排查了多少名前科人员，布控了多少个火车站，发现了多少具尸体。
他在报告的最后一段写道：该系列案件自1978年首起发生至今，已逾七年，受害者人数持续增加，凶手仍在活动。现有侦查力量不足以应对，建议上级重新评估案件级别。
报告递上去之后，等了一个月。
回音来了，但跟科斯季耶夫期望的不太一样。州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副检察长的态度很客气，先说上级对专案组的工作是肯定的，同志们辛苦了。然后话锋一转，说目前州里财政紧张，各个部门都在压缩开支，专案组的预算暂时没办法增加。
至于案件级别，副检察长说，这个要慎重，因为一旦正式提升级别，就要向莫斯科报备，莫斯科那边可能会派人来，到时候很多事情就不是州里能决定的了。
科斯季耶夫听懂了。
“公开性”是针对那些可以公开的问题。一个连环杀手在罗斯托夫州杀了七年、杀了三十多个人还没抓到，这不是可以公开的问题。
从副检察长办公室出来，科斯季耶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把那份报告的底稿塞进了抽屉。
1985年7月31日，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机场附近。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纳塔利娅·波赫利斯托娃，从机场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被两个采蘑菇的人发现。她躺在灌木丛后面，身上的衣服被撕开，尸体上有三十八处刀伤。她的眼睛被什么东西反复戳刺过。
波赫利斯托娃有智力障碍，在一所特殊学校读过书，后来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清洁工。她性格温和，不太会跟人吵架。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晚上，她从家里出来之后就再没有回去。
莫斯科州的侦查员赶到了现场，做了现场勘查，拍了照片，提取了物证。法医在报告里写下了死亡原因和伤口特征。案卷被归入莫斯科州的未破案卷。
莫斯科那边没有人把这个案子跟罗斯托夫的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距离太远，管辖不同，档案不通。
而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个五十四岁的男人，从罗斯托夫的工厂出差到莫斯科，在机场附近的电气火车上跟一个女孩搭上了话。那个男人在莫斯科办完了事，坐火车回了罗斯托夫。他没有在莫斯科多停留，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他在机场附近做了什么。
三个星期后，1985年8月27日，罗斯托夫州沙赫特市。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伊琳娜·古利亚耶娃，在市郊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她是流浪者，没有固定住处，经常在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过夜。尸体上有多处刀伤，颈部有扼压痕迹，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
沙赫特分局的侦查员看了现场，拍了照片，写了报告。但这份报告在沙赫特分局的案卷柜里躺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有人把它跟之前那些积压的未破案卷放在一起比对。
比对的结果让沙赫特分局的一名侦查员停了下来。他把古利亚耶娃案的现场照片跟一年前另一份案卷里的照片放在一起，发现两者的伤口分布和眼窝损伤模式几乎一模一样。那份案卷是1984年夏天的一起案件，死者也是一个年轻女人，尸体在沙赫特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
这名侦查员把两份案卷放在一起，写了简要的报告，送到了罗斯托夫州检察院。报告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最后放到了科斯季耶夫的桌上。
科斯季耶夫看了那份报告，然后把两份案卷都调了过来。他花了半个下午比对时间、地点、伤口特征、受害者类型，最后确认这两起案件确实属于同一系列。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内务局刑侦处。
“沙赫特又出了一个。我这边确认了，跟之前的是一个系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知道了。”
“我需要更多的人。布控不能停。”
“预算的事，我再跟上面说说。”
电话挂了。
科斯季耶夫知道“再说说”是什么意思。他放下电话，把新案卷放进档案柜，然后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
1985年的秋天，专案组的处境比前一年更困难。
布控的便衣警察从十几个火车站缩减到了四个。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侦查员只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兼职的，大部分时间在忙别的案子。
但这一年秋天，专案组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吵。
起因是科斯托耶夫，那个从莫斯科调来的侦查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应该把案件信息向铁路沿线的所有派出所通报，包括凶手的体貌特征和作案手法，让每一个在火车站执勤的民警都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样的人。
科斯季耶夫同意这个想法。但专案组里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是内务局的一名副处长，他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他的理由是：如果信息扩散得太广，万一被记者知道了，或者被老百姓知道了，会引起恐慌。
而且，他说，凶手如果知道警方在重点排查什么样的人，他会改变手法，更难抓。
科斯托耶夫听了这话，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
“我们已经输了七年了，”他说，“不扩散信息，我们接着输。扩散信息，至少让所有人都知道该看什么。恐慌总比死人强。”
副处长脸色不太好看，但也不好再反对。
于是科斯季耶夫最后拍了板。信息简报印了出来，发给了一百多个相关单位和个人。简报上写了凶手的特征：男性，四十五到五十岁，有稳定工作，经常出差，穿深色外套，戴眼镜，走路时右脚或右腿可能有轻微的不便。简报上还写了作案地点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受害者多为独行的年轻女性和儿童。
这份简报在便衣警察中间传阅了一遍。有些人在火车站蹲了两年，第一次看到关于案子的完整信息。
1985年11月，苏联总检察院终于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科斯季耶夫是后来才知道会议详情的。他只知道，总检察院的高层听取了罗斯托夫方面的汇报，讨论了案件情况，并对下一步侦查工作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后，一份内部通报下发到了罗斯托夫州检察院。
通报说，总检察院决定将森林地带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由总检察院侦查总局直接指导，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具体执行。
同时，从莫斯科调派一名有经验的侦查员到罗斯托夫，协助专案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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