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14日，罗斯托夫中央市场。
那天是星期五，市场里人很多。摊位上堆着当季的蔬菜和水果，小贩们扯着嗓子吆喝，顾客在摊位之间挤来挤去。空气中混着黄瓜的清香、鱼摊的腥味和人群身上的汗味。
区段巡查员亚历山大·扎诺索夫斯基上尉穿着便服，在市场里转。他今年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在罗斯托夫市内务局干了十几年，对市场这一片很熟悉。
每到星期五下午，他都会来这儿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扒手、投机倒把的，或者别的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大约下午两点钟，扎诺索夫斯基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
那人五十岁上下，穿一件深灰色夹克，戴一副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老式公文包。他不在任何一个摊位前停下来买东西，而是在人群里来回走动，目光不断地扫向路过的年轻女人。
他试着跟几个女人搭话，有的女人白了他一眼走开了，有的加快了脚步。
他还跟一个看上去像是外地来的年轻女人在公交站台附近站了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凑得很近，手插在口袋里，姿态很不自然。
扎诺索夫斯基走过去，亮出了证件。
“同志，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
中年男人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他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给扎诺索夫斯基。工作证上写着：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罗斯托夫生产联合体“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供应科科长。
扎诺索夫斯基看了一眼工作证，又看了看这个人。一个供应科科长，为什么在工作日的下午跑到中央市场来，在女人堆里转悠？他决定把人带回局里问问。
奇卡提洛没有反抗。他很顺从地跟着扎诺索夫斯基穿过市场，走到附近的一个民警执勤点。
在执勤点的值班室里，扎诺索夫斯基打开了奇卡提洛的公文包。
包里的东西，他后来在报告里写得一清二楚：一把折叠刀，刀刃大约十厘米长；一罐凡士林，还剩大半罐；两卷绳子，每卷大约一米五长；一条叠好的毛巾；还有几份采购单和一本笔记本。
扎诺索夫斯基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他看了一眼奇卡提洛，奇卡提洛看着墙，什么也没说。
“这些东西，你带在身上干什么？”
“工作用的。”奇卡提洛说。
“刀和绳子也是工作用的？”
“我是采购员，有时候要去仓库，刀用来拆包装。绳子绑东西。”
扎诺索夫斯基没再追问。但他将信将疑，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着不像什么正经采购员该带的。他给局里打了电话，让派人来把人带走。
奇卡提洛于是被带到罗斯托夫市内务局的一个临时羁押室里。按照当时的程序，这种因为“可疑行为”被拘留的人，通常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决定是否立案。
但奇卡提洛的情况特殊，他身上带着刀和绳子，在公共场所骚扰女性，这些行为本身够不上刑事立案，但又不至于直接放走。
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内务局的一名侦查员，他翻了翻奇卡提洛的档案，发现这个人没有任何前科，工作单位是正经的国营企业，职务是供应科科长。档案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也没有任何精神病史的记载。
于是这名侦查员做了例行的询问笔录。奇卡提洛坚持自己只是去市场办事，那些东西是工作用的。他不承认骚扰任何女性，说那些女人“误会了”。
问完之后，侦查员决定做一件事。
按照专案组的规定，所有因可疑行为在火车站、公交站或市场附近被拘留的男性，只要符合年龄和体貌特征的，都要采集血样，送法医实验室比对。这是1982年那具十岁男孩尸体上发现精斑之后定下来的规矩。那具尸体上的精斑经鉴定为AB型，从那以后，AB型成了专案组排查嫌疑人的一个重要指标。
侦查员叫来了一名护士，从奇卡提洛的胳膊上抽了一管血，贴上标签，登记在册，然后送去了罗斯托夫州法医实验室。
血样送走之后，奇卡提洛被暂时关在羁押室里。他没有被正式逮捕，也没有被起诉，只是“拘留待查”。按照苏联的法律，这种状态最多只能维持三天。三天之内，要么找到证据立案，要么放人。
三天后，实验室的结果回来了。
报告上用打字机打着简短的结论：送检血液样本，血型为A型。
侦查员看了一眼报告，又翻了一下案卷。之前那具十岁男孩尸体上提取的精斑，血型物质为AB型。A型和AB型不符。按照当时的法医学理论，一个人的血液血型应该与体液血型一致。如果现场精斑是AB型，凶手的血液也应该是AB型。奇卡提洛是A型，不可能是凶手。
侦查员在报告上签了字，然后把案卷合上了。
奇卡提洛于是被释放了。
后来有资料显示，奇卡提洛在被释放的当天并没有直接回家。他在罗斯托夫市区待了一段时间，去了一趟工厂，处理了几份采购单，然后坐晚班火车回了家。他的妻子费奥多西亚问他这两天去哪儿了，他说出差了。她也没有多问。
专案组那边，事情是按另一种方式处理的。
那份血型比对报告被送到了科斯季耶夫的办公室。科斯季耶夫当时正在处理另外几起案件的文书工作，桌上堆着一摞案卷。侦查员把报告放在他桌上，说了一句：“中央市场那边送来的，排除了。”
科斯季耶夫拿起报告看了一眼。A型。跟AB型不符。他把报告放在一边，继续看手头的案卷。
他没有看到那份报告的附件。附件里有一份简短的拘留记录，上面写着：奇卡提洛，安德烈·罗曼诺维奇，1936年生，罗斯托夫“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供应科科长。因在中央市场骚扰女性被拘留，随身携带折叠刀、凡士林、绳子。血型A型，排除嫌疑。
科斯季耶夫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时回忆，他当时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份报告。专案组成立以来，被排查、被抽血、被排除的人太多了。每个月都有几十份这样的报告送到他桌上，每一份都是A型、B型、O型，跟AB型不符。他不可能每一份都仔细看，更不可能记住每一个被排除的名字。
但那份报告里有一句话，如果被仔细看的话，会让人停下来多想一下。那句话写在拘留记录的末尾，是侦查员随手记下的：“该人在中央市场及公交站台附近多次主动接近年轻女性，行为可疑。”
一个供应科科长，在工作日的下午，带着刀、凡士林和绳子，在中央市场附近接近年轻女性。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可疑了。但在1984年9月，在罗斯托夫，这样的可疑行为并没有被跟“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
因为血型不对。
科斯季耶夫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们放走的供应科科长，在过去六年里杀了三十二个人。他更不知道的是，从那天起到1990年11月，奇卡提洛还会再杀二十个人。
奇卡提洛被释放之后，生活表面上恢复了正常。
1984年10月，他继续在“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上班，继续出差，继续拿着采购单和现金在苏联各地的火车站和公交站之间往来。
他的工作表现没什么问题，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话不多，但办事还算靠谱”。没有人知道他刚刚在罗斯托夫市内务局的羁押室里待了三天，也没有人知道他随身带着的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但纸包不住火，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件事——1984年12月，奇卡提洛被单位通知，他被开除了党籍。
这件事的起因是他在中央市场被拘留的记录被转到了单位。那个年代，苏联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对职工的“道德面貌”有要求，一个被警察拘留过的人，哪怕没有被定罪，也会被党组织找去谈话。
奇卡提洛被叫到厂里的党委办公室，问了一通话。他解释说自己只是去市场办事，被误会了。但党委的人不太相信，最后还是做了决定：开除党籍，留厂察看一年。
奇卡提洛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一直是个不怎么显眼的人。他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冲突，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但这次被拘留和开除党籍的事，让他心里很不痛快。
他没有跟妻子说这件事，也没有跟任何同事提起。他只是继续上班，继续出差，继续在每一个出差的夜晚消失在火车站的站台上。
1985年1月，他申请调到了新切尔卡斯克。那是一个距离罗斯托夫大约四十公里的小城，有一家大型的机车制造厂。奇卡提洛通过关系在厂里谋了一个工程师的职位，负责金属材料管理。
他跟妻子说罗斯托夫那边的工作不太顺心，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费奥多西亚同意了。一家人搬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住进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
在新切尔卡斯克，没有人知道奇卡提洛在罗斯托夫被拘留过。他的档案上写的是“因个人原因调动工作”，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他在新厂里从头开始，继续做他的工程师，继续拿着采购单出差，继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寻找目标。
那天是星期五，市场里人很多。摊位上堆着当季的蔬菜和水果，小贩们扯着嗓子吆喝，顾客在摊位之间挤来挤去。空气中混着黄瓜的清香、鱼摊的腥味和人群身上的汗味。
区段巡查员亚历山大·扎诺索夫斯基上尉穿着便服，在市场里转。他今年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在罗斯托夫市内务局干了十几年，对市场这一片很熟悉。
每到星期五下午，他都会来这儿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扒手、投机倒把的，或者别的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大约下午两点钟，扎诺索夫斯基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
那人五十岁上下，穿一件深灰色夹克，戴一副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老式公文包。他不在任何一个摊位前停下来买东西，而是在人群里来回走动，目光不断地扫向路过的年轻女人。
他试着跟几个女人搭话，有的女人白了他一眼走开了，有的加快了脚步。
他还跟一个看上去像是外地来的年轻女人在公交站台附近站了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凑得很近，手插在口袋里，姿态很不自然。
扎诺索夫斯基走过去，亮出了证件。
“同志，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
中年男人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他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给扎诺索夫斯基。工作证上写着：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罗斯托夫生产联合体“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供应科科长。
扎诺索夫斯基看了一眼工作证，又看了看这个人。一个供应科科长，为什么在工作日的下午跑到中央市场来，在女人堆里转悠？他决定把人带回局里问问。
奇卡提洛没有反抗。他很顺从地跟着扎诺索夫斯基穿过市场，走到附近的一个民警执勤点。
在执勤点的值班室里，扎诺索夫斯基打开了奇卡提洛的公文包。
包里的东西，他后来在报告里写得一清二楚：一把折叠刀，刀刃大约十厘米长；一罐凡士林，还剩大半罐；两卷绳子，每卷大约一米五长；一条叠好的毛巾；还有几份采购单和一本笔记本。
扎诺索夫斯基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他看了一眼奇卡提洛，奇卡提洛看着墙，什么也没说。
“这些东西，你带在身上干什么？”
“工作用的。”奇卡提洛说。
“刀和绳子也是工作用的？”
“我是采购员，有时候要去仓库，刀用来拆包装。绳子绑东西。”
扎诺索夫斯基没再追问。但他将信将疑，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着不像什么正经采购员该带的。他给局里打了电话，让派人来把人带走。
奇卡提洛于是被带到罗斯托夫市内务局的一个临时羁押室里。按照当时的程序，这种因为“可疑行为”被拘留的人，通常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决定是否立案。
但奇卡提洛的情况特殊，他身上带着刀和绳子，在公共场所骚扰女性，这些行为本身够不上刑事立案，但又不至于直接放走。
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内务局的一名侦查员，他翻了翻奇卡提洛的档案，发现这个人没有任何前科，工作单位是正经的国营企业，职务是供应科科长。档案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也没有任何精神病史的记载。
于是这名侦查员做了例行的询问笔录。奇卡提洛坚持自己只是去市场办事，那些东西是工作用的。他不承认骚扰任何女性，说那些女人“误会了”。
问完之后，侦查员决定做一件事。
按照专案组的规定，所有因可疑行为在火车站、公交站或市场附近被拘留的男性，只要符合年龄和体貌特征的，都要采集血样，送法医实验室比对。这是1982年那具十岁男孩尸体上发现精斑之后定下来的规矩。那具尸体上的精斑经鉴定为AB型，从那以后，AB型成了专案组排查嫌疑人的一个重要指标。
侦查员叫来了一名护士，从奇卡提洛的胳膊上抽了一管血，贴上标签，登记在册，然后送去了罗斯托夫州法医实验室。
血样送走之后，奇卡提洛被暂时关在羁押室里。他没有被正式逮捕，也没有被起诉，只是“拘留待查”。按照苏联的法律，这种状态最多只能维持三天。三天之内，要么找到证据立案，要么放人。
三天后，实验室的结果回来了。
报告上用打字机打着简短的结论：送检血液样本，血型为A型。
侦查员看了一眼报告，又翻了一下案卷。之前那具十岁男孩尸体上提取的精斑，血型物质为AB型。A型和AB型不符。按照当时的法医学理论，一个人的血液血型应该与体液血型一致。如果现场精斑是AB型，凶手的血液也应该是AB型。奇卡提洛是A型，不可能是凶手。
侦查员在报告上签了字，然后把案卷合上了。
奇卡提洛于是被释放了。
后来有资料显示，奇卡提洛在被释放的当天并没有直接回家。他在罗斯托夫市区待了一段时间，去了一趟工厂，处理了几份采购单，然后坐晚班火车回了家。他的妻子费奥多西亚问他这两天去哪儿了，他说出差了。她也没有多问。
专案组那边，事情是按另一种方式处理的。
那份血型比对报告被送到了科斯季耶夫的办公室。科斯季耶夫当时正在处理另外几起案件的文书工作，桌上堆着一摞案卷。侦查员把报告放在他桌上，说了一句：“中央市场那边送来的，排除了。”
科斯季耶夫拿起报告看了一眼。A型。跟AB型不符。他把报告放在一边，继续看手头的案卷。
他没有看到那份报告的附件。附件里有一份简短的拘留记录，上面写着：奇卡提洛，安德烈·罗曼诺维奇，1936年生，罗斯托夫“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供应科科长。因在中央市场骚扰女性被拘留，随身携带折叠刀、凡士林、绳子。血型A型，排除嫌疑。
科斯季耶夫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时回忆，他当时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份报告。专案组成立以来，被排查、被抽血、被排除的人太多了。每个月都有几十份这样的报告送到他桌上，每一份都是A型、B型、O型，跟AB型不符。他不可能每一份都仔细看，更不可能记住每一个被排除的名字。
但那份报告里有一句话，如果被仔细看的话，会让人停下来多想一下。那句话写在拘留记录的末尾，是侦查员随手记下的：“该人在中央市场及公交站台附近多次主动接近年轻女性，行为可疑。”
一个供应科科长，在工作日的下午，带着刀、凡士林和绳子，在中央市场附近接近年轻女性。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可疑了。但在1984年9月，在罗斯托夫，这样的可疑行为并没有被跟“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
因为血型不对。
科斯季耶夫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们放走的供应科科长，在过去六年里杀了三十二个人。他更不知道的是，从那天起到1990年11月，奇卡提洛还会再杀二十个人。
奇卡提洛被释放之后，生活表面上恢复了正常。
1984年10月，他继续在“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上班，继续出差，继续拿着采购单和现金在苏联各地的火车站和公交站之间往来。
他的工作表现没什么问题，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话不多，但办事还算靠谱”。没有人知道他刚刚在罗斯托夫市内务局的羁押室里待了三天，也没有人知道他随身带着的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但纸包不住火，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件事——1984年12月，奇卡提洛被单位通知，他被开除了党籍。
这件事的起因是他在中央市场被拘留的记录被转到了单位。那个年代，苏联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对职工的“道德面貌”有要求，一个被警察拘留过的人，哪怕没有被定罪，也会被党组织找去谈话。
奇卡提洛被叫到厂里的党委办公室，问了一通话。他解释说自己只是去市场办事，被误会了。但党委的人不太相信，最后还是做了决定：开除党籍，留厂察看一年。
奇卡提洛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一直是个不怎么显眼的人。他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冲突，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但这次被拘留和开除党籍的事，让他心里很不痛快。
他没有跟妻子说这件事，也没有跟任何同事提起。他只是继续上班，继续出差，继续在每一个出差的夜晚消失在火车站的站台上。
1985年1月，他申请调到了新切尔卡斯克。那是一个距离罗斯托夫大约四十公里的小城，有一家大型的机车制造厂。奇卡提洛通过关系在厂里谋了一个工程师的职位，负责金属材料管理。
他跟妻子说罗斯托夫那边的工作不太顺心，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费奥多西亚同意了。一家人搬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住进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
在新切尔卡斯克，没有人知道奇卡提洛在罗斯托夫被拘留过。他的档案上写的是“因个人原因调动工作”，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他在新厂里从头开始，继续做他的工程师，继续拿着采购单出差，继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寻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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