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秋天，科斯季耶夫做了一件专案组成立以来一直有人提议、但始终没有落实的事。
他把罗斯托夫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请到了办公室。
这件事在专案组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不理解，说一个研究精神病和性倒错的医生，跟抓杀人犯有什么关系。有人不反对，但也不觉得能有什么用。
科斯季耶夫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手头能用的办法已经试得差不多了，再试一个也无妨。
布哈诺夫斯基那年四十七岁，身材微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轻轻敲桌面。他在罗斯托夫出生长大，医学院毕业后在北方舰队当过两年军医，后来回到罗斯托夫，一直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
1977年他拿到副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家庭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特征。在专业圈子里，他的研究方向偏冷门，是性功能障碍、性倒错、同性恋和变性人的心理评估。
这些题目在当时的苏联精神病学界不算主流，愿意做的人不多。
科斯季耶夫是通过州检察院的一个同事认识布哈诺夫斯基的。那个同事说，布哈诺夫斯基这个人脑子很细，看案子跟一般医生不一样，不光看症状，还看人。
布哈诺夫斯基来到专案组办公室，在科斯季耶夫的桌子对面坐下，听科斯季耶夫把案件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没有打断，也没有做笔记，只是偶尔点一下头。
科斯季耶夫讲完之后，布哈诺夫斯基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具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尸体是什么状态，后面几具呢。他还问了几起案件之间有没有目击者，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是什么样子。
科斯季耶夫一一回答了。有些问题他答得上来，有些答不上来。
布哈诺夫斯基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说，给我十天时间。他需要看案卷，看尸检报告，看现场照片。科斯季耶夫说行。
布哈诺夫斯基花了十天，把专案组手头所有的案卷材料都看了一遍。尸检报告、现场勘查记录、证人证言、失踪人口档案，还有之前侦查员做的那份初步分析。
他把几个关键案件的时间、地点、受害者情况列在一张纸上，跟科斯季耶夫之前做的那张差不多，但多了一些东西。
他在每个案件旁边写了几行小字，那些字写得很潦草，密密麻麻地挤在纸边，像医生开的处方。
十天之后，他带着一份报告回到了专案组办公室。
报告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有八十多页。布哈诺夫斯基把它放在科斯季耶夫的桌子上，说：“这是我对凶手的分析。你可以看看，不一定对。”
科斯季耶夫后来把这份报告称为“专案组最有用的一份文件”。
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里，对凶手的描述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年龄。
布哈诺夫斯基估计凶手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判断的依据是，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78年，凶手当时应该已经成年并且有稳定的行为模式。
一个能够持续作案、不断改进手法、并且长期不被抓获的人，不可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一定的经济能力、一定的移动自由。
这些东西通常来自一个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在体制内有一定位置的中年人。
布哈诺夫斯基算了一下，如果凶手在第一起案件时是四十岁上下，那么到1984年，他大概就是四十五到五十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奇卡提洛1978年时四十二岁，1984年时四十八岁。
其次是职业。
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凶手有一份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这一点从作案地点的分布可以看出来。凶手能够在罗斯托夫州和邻近地区之间移动，能够在不同的城市和城镇之间选择目标，说明他的工作允许他在苏联的铁路网络上自由往来。
布哈诺夫斯基列举了几种可能性：采购员、供销员、货运调度员、铁路系统的员工。
他还提到，凶手可能利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因为他的作案地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
“他不是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作案，”布哈诺夫斯基在报告里写道，“他在移动中寻找猎物。火车站和公交站是他的狩猎场，因为那里的人都是流动的，不容易被记住，也不容易形成稳定的目击网络。”
第三是心理特征。
这是布哈诺夫斯基报告里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让科斯季耶夫在意的部分。
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凶手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没有妄想，没有幻觉，没有丧失对现实的判断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那是错的，知道如果被抓会有什么后果。他的行为不是出于疯狂，而是出于一种他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欲望。
“凶手在性心理发育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布哈诺夫斯基写道，“他无法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获得满足。这种偏差可能源于童年的创伤、长期的性压抑，或者某种生理上的缺陷。
无论如何，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替代性的性满足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核心是暴力。”
布哈诺夫斯基指出，凶手对受害者的伤害方式，比如扼颈、刀刺、肢解、摘取器官，这些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固定模式的。每一次作案都在强化这种模式，每一次得手都在加深他的依赖。他杀人不是为了仇恨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累积了多年的冲动。
“他没有选择，”布哈诺夫斯基写道，“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他可能曾经试图停止，但每一次克制都会让下一次冲动更强烈。到后来，他已经不再试图克制了。”
第四是日常表现。
这一点是布哈诺夫斯基报告中让科斯季耶夫印象最深的地方。
“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布哈诺夫斯基写道，“他有家庭，有工作，有邻居，有同事。邻居不会觉得他可疑，同事不会觉得他奇怪。
他可能在工厂里或者某个机关里有一份稳定的差事，按时上下班，偶尔跟同事喝一杯，周末带家人去公园。他
的妻子和孩子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把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一个在白天过正常的生活，一个在夜晚或者出差的路上做那些事。”
布哈诺夫斯基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凶手在作案之后，会回到正常生活中去，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他不会因为杀了人而惶恐不安，不会因为害怕被抓而改变生活轨迹。他有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机制，能够把那些行为跟自己的日常生活隔离开来。
“如果你们找到他，”布哈诺夫斯基在报告的末尾写道，“你们会发现，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科斯季耶夫把这份报告读了不止十遍。
他把关键段落抄在了一个笔记本上，随身带着。他知道这份报告不能直接用来抓人，它没有提供具体的姓名和地址，没有物证，没有目击者。但它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比之前所有侦查员凭直觉拼凑出来的方向更清晰、更系统的方向。
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在专案组内部传阅了一遍。几个侦查员看了之后，反应不一。有人觉得有道理，有人觉得太抽象，有人觉得“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具体怎么用还得再想”。
科斯季耶夫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份报告。他只是把它放在了案卷里，跟那些失踪人口档案和尸检报告放在一起。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在1984年底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那份报告更长，更细，涉及凶手可能的生活习惯、可能选择的作案时间、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他甚至推测了凶手可能携带的工具：一把刀、一条绳子或者一根铁丝、一个用来装东西的袋子或者提包。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他的判断。奇卡提洛作案时随身携带的，正是一把刀、一个帆布包，有时候还带着绳子。
但这份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84年秋天，专案组的布控正在收窄，预算在被削减，莫斯科来的专家陆续回去了。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被塞进了档案柜，跟其他材料放在一起。偶尔有人翻出来看一眼，然后又放回去。
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修改布控方案，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重新筛查前科人员的名单，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调整审讯的策略。
在1984年的罗斯托夫，一个精神病学教授写的关于凶手心理特征的分析报告，在官僚系统的优先级列表上，排得并不靠前。
布哈诺夫斯基自己后来很少提起这件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很简短的话：“我做了我能做的。剩下的，是别人的事。”
1984年9月，奇卡提洛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火车站被便衣警察盘查、抽血、释放的那一天，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已经在科斯季耶夫的档案柜里躺了将近一个月。
那份报告里有一句话，科斯季耶夫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的时候提到过。那句话写的是：“凶手可能已经被你们盘查过，但因为某个技术性的原因被排除了嫌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重新审视排除的依据。”
科斯季耶夫当时看了这句话，没有多想。血型比对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奇卡提洛是A型，现场精斑是AB型。这是“技术性的原因”，而且看起来无可辩驳。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无可辩驳”的技术判断，让奇卡提洛又多活了六年。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参与审讯奇卡提洛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冬天了。他在审讯室里跟奇卡提洛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看着奇卡提洛的脸，想起了自己六年前写的那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
他想起自己写过“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想起自己写过“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他坐在那里，看着对面那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疏的、面容疲惫的中年男人，心里想的是：报告没有写错。
但报告里没有办法提前写的是，那个“普通人”在六年的时间里，又杀死了二十多个人。
他把罗斯托夫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请到了办公室。
这件事在专案组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不理解，说一个研究精神病和性倒错的医生，跟抓杀人犯有什么关系。有人不反对，但也不觉得能有什么用。
科斯季耶夫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手头能用的办法已经试得差不多了，再试一个也无妨。
布哈诺夫斯基那年四十七岁，身材微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轻轻敲桌面。他在罗斯托夫出生长大，医学院毕业后在北方舰队当过两年军医，后来回到罗斯托夫，一直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
1977年他拿到副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家庭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特征。在专业圈子里，他的研究方向偏冷门，是性功能障碍、性倒错、同性恋和变性人的心理评估。
这些题目在当时的苏联精神病学界不算主流，愿意做的人不多。
科斯季耶夫是通过州检察院的一个同事认识布哈诺夫斯基的。那个同事说，布哈诺夫斯基这个人脑子很细，看案子跟一般医生不一样，不光看症状，还看人。
布哈诺夫斯基来到专案组办公室，在科斯季耶夫的桌子对面坐下，听科斯季耶夫把案件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没有打断，也没有做笔记，只是偶尔点一下头。
科斯季耶夫讲完之后，布哈诺夫斯基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具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尸体是什么状态，后面几具呢。他还问了几起案件之间有没有目击者，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是什么样子。
科斯季耶夫一一回答了。有些问题他答得上来，有些答不上来。
布哈诺夫斯基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说，给我十天时间。他需要看案卷，看尸检报告，看现场照片。科斯季耶夫说行。
布哈诺夫斯基花了十天，把专案组手头所有的案卷材料都看了一遍。尸检报告、现场勘查记录、证人证言、失踪人口档案，还有之前侦查员做的那份初步分析。
他把几个关键案件的时间、地点、受害者情况列在一张纸上，跟科斯季耶夫之前做的那张差不多，但多了一些东西。
他在每个案件旁边写了几行小字，那些字写得很潦草，密密麻麻地挤在纸边，像医生开的处方。
十天之后，他带着一份报告回到了专案组办公室。
报告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有八十多页。布哈诺夫斯基把它放在科斯季耶夫的桌子上，说：“这是我对凶手的分析。你可以看看，不一定对。”
科斯季耶夫后来把这份报告称为“专案组最有用的一份文件”。
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里，对凶手的描述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年龄。
布哈诺夫斯基估计凶手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判断的依据是，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78年，凶手当时应该已经成年并且有稳定的行为模式。
一个能够持续作案、不断改进手法、并且长期不被抓获的人，不可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一定的经济能力、一定的移动自由。
这些东西通常来自一个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在体制内有一定位置的中年人。
布哈诺夫斯基算了一下，如果凶手在第一起案件时是四十岁上下，那么到1984年，他大概就是四十五到五十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奇卡提洛1978年时四十二岁，1984年时四十八岁。
其次是职业。
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凶手有一份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这一点从作案地点的分布可以看出来。凶手能够在罗斯托夫州和邻近地区之间移动，能够在不同的城市和城镇之间选择目标，说明他的工作允许他在苏联的铁路网络上自由往来。
布哈诺夫斯基列举了几种可能性：采购员、供销员、货运调度员、铁路系统的员工。
他还提到，凶手可能利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因为他的作案地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
“他不是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作案，”布哈诺夫斯基在报告里写道，“他在移动中寻找猎物。火车站和公交站是他的狩猎场，因为那里的人都是流动的，不容易被记住，也不容易形成稳定的目击网络。”
第三是心理特征。
这是布哈诺夫斯基报告里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让科斯季耶夫在意的部分。
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凶手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没有妄想，没有幻觉，没有丧失对现实的判断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那是错的，知道如果被抓会有什么后果。他的行为不是出于疯狂，而是出于一种他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欲望。
“凶手在性心理发育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布哈诺夫斯基写道，“他无法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获得满足。这种偏差可能源于童年的创伤、长期的性压抑，或者某种生理上的缺陷。
无论如何，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替代性的性满足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核心是暴力。”
布哈诺夫斯基指出，凶手对受害者的伤害方式，比如扼颈、刀刺、肢解、摘取器官，这些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有固定模式的。每一次作案都在强化这种模式，每一次得手都在加深他的依赖。他杀人不是为了仇恨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累积了多年的冲动。
“他没有选择，”布哈诺夫斯基写道，“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他可能曾经试图停止，但每一次克制都会让下一次冲动更强烈。到后来，他已经不再试图克制了。”
第四是日常表现。
这一点是布哈诺夫斯基报告中让科斯季耶夫印象最深的地方。
“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布哈诺夫斯基写道，“他有家庭，有工作，有邻居，有同事。邻居不会觉得他可疑，同事不会觉得他奇怪。
他可能在工厂里或者某个机关里有一份稳定的差事，按时上下班，偶尔跟同事喝一杯，周末带家人去公园。他
的妻子和孩子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把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一个在白天过正常的生活，一个在夜晚或者出差的路上做那些事。”
布哈诺夫斯基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凶手在作案之后，会回到正常生活中去，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他不会因为杀了人而惶恐不安，不会因为害怕被抓而改变生活轨迹。他有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机制，能够把那些行为跟自己的日常生活隔离开来。
“如果你们找到他，”布哈诺夫斯基在报告的末尾写道，“你们会发现，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科斯季耶夫把这份报告读了不止十遍。
他把关键段落抄在了一个笔记本上，随身带着。他知道这份报告不能直接用来抓人，它没有提供具体的姓名和地址，没有物证，没有目击者。但它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比之前所有侦查员凭直觉拼凑出来的方向更清晰、更系统的方向。
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在专案组内部传阅了一遍。几个侦查员看了之后，反应不一。有人觉得有道理，有人觉得太抽象，有人觉得“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具体怎么用还得再想”。
科斯季耶夫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份报告。他只是把它放在了案卷里，跟那些失踪人口档案和尸检报告放在一起。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在1984年底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那份报告更长，更细，涉及凶手可能的生活习惯、可能选择的作案时间、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他甚至推测了凶手可能携带的工具：一把刀、一条绳子或者一根铁丝、一个用来装东西的袋子或者提包。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他的判断。奇卡提洛作案时随身携带的，正是一把刀、一个帆布包，有时候还带着绳子。
但这份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84年秋天，专案组的布控正在收窄，预算在被削减，莫斯科来的专家陆续回去了。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被塞进了档案柜，跟其他材料放在一起。偶尔有人翻出来看一眼，然后又放回去。
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修改布控方案，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重新筛查前科人员的名单，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调整审讯的策略。
在1984年的罗斯托夫，一个精神病学教授写的关于凶手心理特征的分析报告，在官僚系统的优先级列表上，排得并不靠前。
布哈诺夫斯基自己后来很少提起这件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很简短的话：“我做了我能做的。剩下的，是别人的事。”
1984年9月，奇卡提洛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火车站被便衣警察盘查、抽血、释放的那一天，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已经在科斯季耶夫的档案柜里躺了将近一个月。
那份报告里有一句话，科斯季耶夫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的时候提到过。那句话写的是：“凶手可能已经被你们盘查过，但因为某个技术性的原因被排除了嫌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重新审视排除的依据。”
科斯季耶夫当时看了这句话，没有多想。血型比对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奇卡提洛是A型，现场精斑是AB型。这是“技术性的原因”，而且看起来无可辩驳。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无可辩驳”的技术判断，让奇卡提洛又多活了六年。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参与审讯奇卡提洛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冬天了。他在审讯室里跟奇卡提洛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看着奇卡提洛的脸，想起了自己六年前写的那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
他想起自己写过“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想起自己写过“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他坐在那里，看着对面那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疏的、面容疲惫的中年男人，心里想的是：报告没有写错。
但报告里没有办法提前写的是，那个“普通人”在六年的时间里，又杀死了二十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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