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结论很明确：奇卡提洛的血型与犯罪现场提取的AB型精斑不符，可以直接排除嫌疑。
那份检测报告被放进案卷，然后案卷被归档。奇卡提洛在车站派出所待了两天，被盘问了几次，最后被释放了。
释放他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抓他，也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放他。他就那样走出了派出所，回到了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回了家。
科斯季耶夫是在几天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一个便衣警察向他汇报了在火车站盘查奇卡提洛的经过，把那份血型比对报告放在了他桌上。科斯季耶夫看了一眼报告，叹了口气。
“又一个排除了。”
他没有多问。专案组成立以来，被盘查、被抽血、被排除嫌疑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个。奇卡提洛只是其中一个名字，一个普通的采购员，血型不对，放了。
但科斯季耶夫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说不上来，只是一种直觉。
那个便衣警察汇报的时候提到，奇卡提洛在火车站转了两圈，专门盯着一个小女孩看。这个细节让科斯季耶夫在意了一会，但很快就被别的案子盖过去了。
他当时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们放走的采购员，在过去六年里至少杀了二十个人。
他更不知道的是，那个采购员的血型确实很特殊——他的精液是AB型，但血液是A型，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
当时的苏联法医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实验室的检测人员在比对数据的时候，默认了一个前提：人的体液血型应该与血液血型一致。
这个前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奇卡提洛身上却不成立。
后来有专家在讨论这起案件时，把这称为“奇卡提洛现象”，即一个人的血液和精液血型不一致。但在1984年，没有人知道这个词，也没有人想到去验证这个可能性。
奇卡提洛被释放后，回到了罗斯托夫。
他并没有这次意外而收敛。1984年秋天，他又杀了两个人。1985年，又杀了三个。1986年，杀了两个。
每一次作案之后，他都回到家里，回到工厂，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他照常上班，照常出差，照常在邻居面前点头打招呼。
而专案组的地图上，红色图钉一颗一颗地增加。
1985年初，专案组的预算被进一步削减。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侦查员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减少到五六个，布控的范围从十几个火车站缩小到三四个重点车站。便衣警察们还在蹲着，但轮班的间隔越来越长，有时候一个人要在站台上站一整天，连个换班的人都没有。
那年冬天，科斯季耶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我们在找一个不存在的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似乎很平静，但屋子里的人都听出了里面的意思。专案组已经成立将近两年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凶手还在作案。每次发现新的尸体，他们都要重新梳理一遍线索，重新排查一遍嫌疑人，但每次都走进死胡同。
1985年8月，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在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的火车站附近失踪。几天后，她的尸体在郊外的树林里被发现。死因是颈部被扼压，尸体上有十几处刀伤，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
法医在报告里写了和以前一样的结论：作案手法与前几起案件高度相似。
科斯季耶夫把那份报告放进档案柜，然后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人在赶路，有人在闲逛，有人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普通，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可能是凶手。
他拿起电话，打给内务局刑侦处。
“布控还要继续。告诉他们，再坚持一段时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预算不够了。”
“我知道。”科斯季耶夫说，“但案子还在。凶手还没落网，我们不能停。”
电话挂了。科斯季耶夫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景。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洒在潮湿的路面上。
与此同时，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另一头，奇卡提洛正坐在自家的厨房里吃晚饭。妻子费奥多西亚在灶台边洗碗，儿子尤里在客厅里看电视，女儿柳德米拉已经出嫁了，偶尔回来看看。
饭桌上是简单的菜——土豆汤，黑面包，一小碟腌黄瓜。
奇卡提洛吃得不多。他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杯子，杯子里是茶。他望着窗外的夜色，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费奥多西亚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累了。
他确实累了。这些年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杀，一直在骗。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在走钢丝，底下是深渊，但他从来不看下面。
他喝完茶，站起身来，把杯子放进水池里。然后他走进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那副金属框眼镜的镜片已经磨损了，但他一直留着。
他拿起眼镜，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镜片上映出他自己的脸，普通的、疲惫的、五十岁男人的脸。
那份检测报告被放进案卷，然后案卷被归档。奇卡提洛在车站派出所待了两天，被盘问了几次，最后被释放了。
释放他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抓他，也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放他。他就那样走出了派出所，回到了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回了家。
科斯季耶夫是在几天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一个便衣警察向他汇报了在火车站盘查奇卡提洛的经过，把那份血型比对报告放在了他桌上。科斯季耶夫看了一眼报告，叹了口气。
“又一个排除了。”
他没有多问。专案组成立以来，被盘查、被抽血、被排除嫌疑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个。奇卡提洛只是其中一个名字，一个普通的采购员，血型不对，放了。
但科斯季耶夫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他说不上来，只是一种直觉。
那个便衣警察汇报的时候提到，奇卡提洛在火车站转了两圈，专门盯着一个小女孩看。这个细节让科斯季耶夫在意了一会，但很快就被别的案子盖过去了。
他当时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们放走的采购员，在过去六年里至少杀了二十个人。
他更不知道的是，那个采购员的血型确实很特殊——他的精液是AB型，但血液是A型，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
当时的苏联法医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实验室的检测人员在比对数据的时候，默认了一个前提：人的体液血型应该与血液血型一致。
这个前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奇卡提洛身上却不成立。
后来有专家在讨论这起案件时，把这称为“奇卡提洛现象”，即一个人的血液和精液血型不一致。但在1984年，没有人知道这个词，也没有人想到去验证这个可能性。
奇卡提洛被释放后，回到了罗斯托夫。
他并没有这次意外而收敛。1984年秋天，他又杀了两个人。1985年，又杀了三个。1986年，杀了两个。
每一次作案之后，他都回到家里，回到工厂，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他照常上班，照常出差，照常在邻居面前点头打招呼。
而专案组的地图上，红色图钉一颗一颗地增加。
1985年初，专案组的预算被进一步削减。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侦查员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减少到五六个，布控的范围从十几个火车站缩小到三四个重点车站。便衣警察们还在蹲着，但轮班的间隔越来越长，有时候一个人要在站台上站一整天，连个换班的人都没有。
那年冬天，科斯季耶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我们在找一个不存在的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似乎很平静，但屋子里的人都听出了里面的意思。专案组已经成立将近两年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凶手还在作案。每次发现新的尸体，他们都要重新梳理一遍线索，重新排查一遍嫌疑人，但每次都走进死胡同。
1985年8月，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在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的火车站附近失踪。几天后，她的尸体在郊外的树林里被发现。死因是颈部被扼压，尸体上有十几处刀伤，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
法医在报告里写了和以前一样的结论：作案手法与前几起案件高度相似。
科斯季耶夫把那份报告放进档案柜，然后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人在赶路，有人在闲逛，有人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普通，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可能是凶手。
他拿起电话，打给内务局刑侦处。
“布控还要继续。告诉他们，再坚持一段时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预算不够了。”
“我知道。”科斯季耶夫说，“但案子还在。凶手还没落网，我们不能停。”
电话挂了。科斯季耶夫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景。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洒在潮湿的路面上。
与此同时，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另一头，奇卡提洛正坐在自家的厨房里吃晚饭。妻子费奥多西亚在灶台边洗碗，儿子尤里在客厅里看电视，女儿柳德米拉已经出嫁了，偶尔回来看看。
饭桌上是简单的菜——土豆汤，黑面包，一小碟腌黄瓜。
奇卡提洛吃得不多。他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杯子，杯子里是茶。他望着窗外的夜色，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费奥多西亚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累了。
他确实累了。这些年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杀，一直在骗。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在走钢丝，底下是深渊，但他从来不看下面。
他喝完茶，站起身来，把杯子放进水池里。然后他走进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那副金属框眼镜的镜片已经磨损了，但他一直留着。
他拿起眼镜，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镜片上映出他自己的脸，普通的、疲惫的、五十岁男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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