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罗斯托夫下了第一场大雪。
莫斯科派来的侦查员科斯托耶夫站在州检察院会议室的窗前，看着雪花斜着落下来，把院子里那几辆公车盖了一层白。
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油墨味还没散。文件抬头印着一行字：森林地带案件——信息简报（第一期）。
这份简报是科斯托耶夫到了罗斯托夫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他在总检察院干了十几年，经手过各种大案，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凶手在同一个地区连续作案七年，杀了三十多个人，而各个部门之间几乎不交换信息。
铁路沿线的派出所不知道专案组在查什么，专案组的便衣警察不知道其他辖区发生过什么，法医的报告锁在不同的档案柜里，没有一个统一的地方能把所有线索拼在一起。
科斯托耶夫跟科斯季耶夫商量之后，决定印一份内部简报。简报的内容很简短，只有三页纸：
第一页是案件概述，写明从1978年12月到1985年11月，罗斯托夫州及周边地区已确认的系列谋杀案数量、受害者人数和基本特征；
第二页是凶手侧写，摘要了布哈诺夫斯基报告中的关键内容——年龄、职业特征、体貌特征、作案手法；
第三页是行动指引，告诉便衣警察在火车站和公交站蹲守时应该注意什么，发现可疑人员后应该怎么处理。
简报印了三百份，发给了罗斯托夫州内务局各分局、铁路沿线各派出所、以及参与布控的便衣警察。
科斯托耶夫还在简报末尾加了一行字：“本简报仅供内部工作参考，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内容。”
简报发下去之后，反应比科斯托耶夫预想的要好。好几个派出所的民警打电话来问，说以前只知道有个“森林地带案件”，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现在总算看明白了。
有个在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火车站蹲了两年的便衣警察说，他以前盯着人看的时候心里没底，不知道该盯谁，现在至少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人了。
1985年12月，代号“森林地带”的大规模行动正式启动。
这场行动的规模，在苏联刑侦史上罕见。
内务部从罗斯托夫州及邻近的几个州调集了超过两千名民警和志愿者，在铁路沿线的重点车站和公交站进行全天候布控。
行动持续了数个月，检查了超过二十万人，排查了数万名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对五千多人进行了登记和监控。
科斯托耶夫还做了一件以前没人做过的事。他让便衣警察扮成普通旅客，在火车上跟车巡逻。有些警察穿着工人的衣服，提着旧行李箱，在车厢里来回走动，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人跟独行的妇女或儿童搭话。
这个办法后来被证明有用，虽然没抓到凶手，但确实阻止了几起潜在的骚扰事件。
但这场行动也有它的代价。
行动期间，罗斯托夫州及周边地区有上千人被拘留审查，其中绝大多数跟森林地带案件毫无关系。有些人被关了两三天就放了，有些人被登记在册，有些人被单位知道了拘留记录，丢了工作或者被降了职。
行动的规模太大，涉及的人太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误伤。
科斯季耶夫后来在内部总结中承认，行动“在信息收集方面取得了成效，但在具体侦查方向上没有突破”。
换句话说，该做的都做了，人还是没抓到。
1986年，奇卡提洛没有杀人。
这一年，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的机车制造厂上班，做金属材料管理的工程师。他的工作内容跟以前差不多——管仓库、跑采购、偶尔出差。
厂里的同事对他的评价还是老样子：“话不多，办事还算靠谱。”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在罗斯托夫被拘留过，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公文包里曾经装过什么。
但1986年对奇卡提洛来说，并不是平静的一年。
那一年，他注意到了一些变化。火车站和公交站上的警察比以前多了，有些明显是便衣。
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看到过好几次民警拦住一个男人问话，检查证件，甚至把人带走。
他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森林地带案件”的简短消息，说警方正在全力侦破。那些消息写得很含糊，但奇卡提洛知道针对的就是他。
于是他变得谨慎了。
1986年全年，他没有再动手。出差的时候，他尽量选择白天出行，避免在傍晚和夜间出现在火车站附近。
他不再主动跟陌生人搭话，哪怕看到合适的目标，也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然后走开。
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也换了，那段时间，他只带采购单和笔记本，刀和绳子留在家里。
他跟自己说，也许应该停下来了，风险太大了，已经杀了那么多人，够了。
但这种克制没有持续太久。
1987年春天，奇卡提洛又开始出差了。
厂里需要他去几个地方催货，路线跟以前差不多：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几个城市。他收拾好行李，把采购单和现金装进公文包，坐上了火车。
1987年5月，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小城列夫达杀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奥列格·马卡连科夫。尸体被他藏在树林里，直到三年后才被发现。
同年7月，他在扎波罗热杀了一个男孩。
9月，又在列宁格勒杀了一个男孩。
这三起案件都发生在远离罗斯托夫的地方，跟森林地带案件的调查没有直接关联。
在罗斯托夫，专案组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凶手在1986年消停了一年，1987年也没有在罗斯托夫州作案。
有些人开始猜测，凶手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或者死了，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停止了。
科斯季耶夫不这么想。他在内部会议上说：“他没有停。他只是换了个地方。他不会停的。”
1987年4月，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召开了一次关于森林地带案件的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瓦西里·涅纳舍夫、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伊万·泽姆利亚努申，以及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和内务局的负责人。
会议的规格很高。涅纳舍夫在会上说：“森林地带案件处于所有上级机关的控制之下，包括苏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比森林地带更重要的案件了。”
这话传出去之后，专案组的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人手增加了一些，预算也恢复了一部分。便衣警察重新回到了十几个重点车站，布控的时间也延长了。
但科斯季耶夫心里清楚，这些改变来得太晚了。案子已经拖了九年，凶手还在外面。增加几个人，多盯几个月，未必能改变什么。
1987年夏天，罗斯托夫的地方报纸开始报道森林地带案件。
第一篇报道出现在《罗斯托夫晚报》上，标题叫《森林地带的阴影》。文章写得很谨慎，没有点明“连环杀手”这个词，但详细描述了近几年在铁路沿线发现的几具尸体，以及警方正在进行的排查工作。文章末尾引用了州检察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请公众保持冷静，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
这篇报道在罗斯托夫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打电话到报社询问详情，有人写信给检察院提供线索，也有人开始避免在傍晚乘坐火车。
但报道也引来了争议。内务局有人抱怨说，报道“打草惊蛇”，让凶手知道了警方在查什么。州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把科斯季耶夫叫去问了一顿话，问他有没有向记者透露过案件信息。科斯季耶夫说自己没有，报道里的内容都是从公开渠道能查到的。副检察长没再说什么，但脸色不太好看。
奇卡提洛也看到了这篇报道。
那天晚上，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家里，坐在厨房的桌子前，手里拿着那份《罗斯托夫晚报》。
他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折好报纸，放在一边。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费奥多西亚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尤里已经搬出去住了，家里很安静。
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那篇报道和他的关系。第二天，他照常去厂里上班。
1987年秋天，科斯托耶夫做了一件让专案组很多人不理解的事。
他把布哈诺夫斯基请到了罗斯托夫，让他跟专案组的侦查员们面对面交流了一次。布哈诺夫斯基坐在会议室的桌子后面，面前放着一摞案卷和几张现场照片，给在座的十几个人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讲的内容跟之前报告里写的差不多，关于凶手的年龄、职业、心理特征、日常表现。但口头讲出来，比读报告更具体，更有效果。
布哈诺夫斯基讲完之后，有个侦查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他还会继续杀人吗？”
布哈诺夫斯基想了想，说：“会。只要他觉得自己安全，他就会继续。你们抓不到他，他就不会停。”
那次交流之后，布哈诺夫斯基没有再参与专案组的工作。他回到了医学院，继续教他的课。
但他在罗斯托夫那几天，跟科斯季耶夫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后来被科斯季耶夫记在了笔记本里，没有对外公开。
布哈诺夫斯基说：“你们现在做的这些，布控、排查、发简报，都是对的。但这些工作只能增加他暴露的风险，不能直接抓到他。要抓到他，你们需要运气。”
科斯季耶夫问：“什么样的运气？”
布哈诺夫斯基说：“一个目击者。一个记得住他脸的人。一个能在事后说出‘我看见过他’的人。”
莫斯科派来的侦查员科斯托耶夫站在州检察院会议室的窗前，看着雪花斜着落下来，把院子里那几辆公车盖了一层白。
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油墨味还没散。文件抬头印着一行字：森林地带案件——信息简报（第一期）。
这份简报是科斯托耶夫到了罗斯托夫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他在总检察院干了十几年，经手过各种大案，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凶手在同一个地区连续作案七年，杀了三十多个人，而各个部门之间几乎不交换信息。
铁路沿线的派出所不知道专案组在查什么，专案组的便衣警察不知道其他辖区发生过什么，法医的报告锁在不同的档案柜里，没有一个统一的地方能把所有线索拼在一起。
科斯托耶夫跟科斯季耶夫商量之后，决定印一份内部简报。简报的内容很简短，只有三页纸：
第一页是案件概述，写明从1978年12月到1985年11月，罗斯托夫州及周边地区已确认的系列谋杀案数量、受害者人数和基本特征；
第二页是凶手侧写，摘要了布哈诺夫斯基报告中的关键内容——年龄、职业特征、体貌特征、作案手法；
第三页是行动指引，告诉便衣警察在火车站和公交站蹲守时应该注意什么，发现可疑人员后应该怎么处理。
简报印了三百份，发给了罗斯托夫州内务局各分局、铁路沿线各派出所、以及参与布控的便衣警察。
科斯托耶夫还在简报末尾加了一行字：“本简报仅供内部工作参考，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内容。”
简报发下去之后，反应比科斯托耶夫预想的要好。好几个派出所的民警打电话来问，说以前只知道有个“森林地带案件”，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现在总算看明白了。
有个在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火车站蹲了两年的便衣警察说，他以前盯着人看的时候心里没底，不知道该盯谁，现在至少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人了。
1985年12月，代号“森林地带”的大规模行动正式启动。
这场行动的规模，在苏联刑侦史上罕见。
内务部从罗斯托夫州及邻近的几个州调集了超过两千名民警和志愿者，在铁路沿线的重点车站和公交站进行全天候布控。
行动持续了数个月，检查了超过二十万人，排查了数万名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员，对五千多人进行了登记和监控。
科斯托耶夫还做了一件以前没人做过的事。他让便衣警察扮成普通旅客，在火车上跟车巡逻。有些警察穿着工人的衣服，提着旧行李箱，在车厢里来回走动，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人跟独行的妇女或儿童搭话。
这个办法后来被证明有用，虽然没抓到凶手，但确实阻止了几起潜在的骚扰事件。
但这场行动也有它的代价。
行动期间，罗斯托夫州及周边地区有上千人被拘留审查，其中绝大多数跟森林地带案件毫无关系。有些人被关了两三天就放了，有些人被登记在册，有些人被单位知道了拘留记录，丢了工作或者被降了职。
行动的规模太大，涉及的人太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误伤。
科斯季耶夫后来在内部总结中承认，行动“在信息收集方面取得了成效，但在具体侦查方向上没有突破”。
换句话说，该做的都做了，人还是没抓到。
1986年，奇卡提洛没有杀人。
这一年，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的机车制造厂上班，做金属材料管理的工程师。他的工作内容跟以前差不多——管仓库、跑采购、偶尔出差。
厂里的同事对他的评价还是老样子：“话不多，办事还算靠谱。”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在罗斯托夫被拘留过，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公文包里曾经装过什么。
但1986年对奇卡提洛来说，并不是平静的一年。
那一年，他注意到了一些变化。火车站和公交站上的警察比以前多了，有些明显是便衣。
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看到过好几次民警拦住一个男人问话，检查证件，甚至把人带走。
他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森林地带案件”的简短消息，说警方正在全力侦破。那些消息写得很含糊，但奇卡提洛知道针对的就是他。
于是他变得谨慎了。
1986年全年，他没有再动手。出差的时候，他尽量选择白天出行，避免在傍晚和夜间出现在火车站附近。
他不再主动跟陌生人搭话，哪怕看到合适的目标，也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然后走开。
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也换了，那段时间，他只带采购单和笔记本，刀和绳子留在家里。
他跟自己说，也许应该停下来了，风险太大了，已经杀了那么多人，够了。
但这种克制没有持续太久。
1987年春天，奇卡提洛又开始出差了。
厂里需要他去几个地方催货，路线跟以前差不多：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几个城市。他收拾好行李，把采购单和现金装进公文包，坐上了火车。
1987年5月，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小城列夫达杀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奥列格·马卡连科夫。尸体被他藏在树林里，直到三年后才被发现。
同年7月，他在扎波罗热杀了一个男孩。
9月，又在列宁格勒杀了一个男孩。
这三起案件都发生在远离罗斯托夫的地方，跟森林地带案件的调查没有直接关联。
在罗斯托夫，专案组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凶手在1986年消停了一年，1987年也没有在罗斯托夫州作案。
有些人开始猜测，凶手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或者死了，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停止了。
科斯季耶夫不这么想。他在内部会议上说：“他没有停。他只是换了个地方。他不会停的。”
1987年4月，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召开了一次关于森林地带案件的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瓦西里·涅纳舍夫、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伊万·泽姆利亚努申，以及罗斯托夫州检察院和内务局的负责人。
会议的规格很高。涅纳舍夫在会上说：“森林地带案件处于所有上级机关的控制之下，包括苏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比森林地带更重要的案件了。”
这话传出去之后，专案组的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人手增加了一些，预算也恢复了一部分。便衣警察重新回到了十几个重点车站，布控的时间也延长了。
但科斯季耶夫心里清楚，这些改变来得太晚了。案子已经拖了九年，凶手还在外面。增加几个人，多盯几个月，未必能改变什么。
1987年夏天，罗斯托夫的地方报纸开始报道森林地带案件。
第一篇报道出现在《罗斯托夫晚报》上，标题叫《森林地带的阴影》。文章写得很谨慎，没有点明“连环杀手”这个词，但详细描述了近几年在铁路沿线发现的几具尸体，以及警方正在进行的排查工作。文章末尾引用了州检察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请公众保持冷静，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
这篇报道在罗斯托夫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打电话到报社询问详情，有人写信给检察院提供线索，也有人开始避免在傍晚乘坐火车。
但报道也引来了争议。内务局有人抱怨说，报道“打草惊蛇”，让凶手知道了警方在查什么。州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把科斯季耶夫叫去问了一顿话，问他有没有向记者透露过案件信息。科斯季耶夫说自己没有，报道里的内容都是从公开渠道能查到的。副检察长没再说什么，但脸色不太好看。
奇卡提洛也看到了这篇报道。
那天晚上，他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家里，坐在厨房的桌子前，手里拿着那份《罗斯托夫晚报》。
他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折好报纸，放在一边。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费奥多西亚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尤里已经搬出去住了，家里很安静。
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那篇报道和他的关系。第二天，他照常去厂里上班。
1987年秋天，科斯托耶夫做了一件让专案组很多人不理解的事。
他把布哈诺夫斯基请到了罗斯托夫，让他跟专案组的侦查员们面对面交流了一次。布哈诺夫斯基坐在会议室的桌子后面，面前放着一摞案卷和几张现场照片，给在座的十几个人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讲的内容跟之前报告里写的差不多，关于凶手的年龄、职业、心理特征、日常表现。但口头讲出来，比读报告更具体，更有效果。
布哈诺夫斯基讲完之后，有个侦查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他还会继续杀人吗？”
布哈诺夫斯基想了想，说：“会。只要他觉得自己安全，他就会继续。你们抓不到他，他就不会停。”
那次交流之后，布哈诺夫斯基没有再参与专案组的工作。他回到了医学院，继续教他的课。
但他在罗斯托夫那几天，跟科斯季耶夫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后来被科斯季耶夫记在了笔记本里，没有对外公开。
布哈诺夫斯基说：“你们现在做的这些，布控、排查、发简报，都是对的。但这些工作只能增加他暴露的风险，不能直接抓到他。要抓到他，你们需要运气。”
科斯季耶夫问：“什么样的运气？”
布哈诺夫斯基说：“一个目击者。一个记得住他脸的人。一个能在事后说出‘我看见过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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