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十分。
文嫂去学校接小宝。
小宝读三年级。
放学铃响，别的孩子往外冲，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在队伍最后面。
他走不快，走快了胸口就发闷，得停一会儿。
从学校到弄堂一千一百米，正常走十五分钟。
他们走二十六分钟，中间停了两次。
第二次停的时候，小宝扶着一棵树，低着头喘。
文嫂站在旁边等，没扶他。
她不是不心疼。
她是早就明白了：这孩子得自己喘过来。
她要是每次都扶，他就永远觉得自己是个不能走路的。
喘了一分钟，小宝直起腰。
“好了。”
“走。”
弄堂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文嫂老远就看见了。
她没在意。
这条弄堂里最近来了不少车。
有看房的。
有打听的。
还有扛着机器来拍的。
走到近前，车门开了。
下来一个人，三十七八岁，穿黑西装，没打领带。
他绕到车后面站着，等他们走近。
“沈文华女士？”
文嫂站住了。
她把小宝往身后拉了半步。
“我是。”
“您好。”那人递上一张名片，双手，“我姓林，弘盛集团总裁办公室。”
文嫂没接名片。
她不识多少字，但“弘盛”两个字她认得。这两个字在她本子上出现过四百多次。
“什么事。”
“我们想跟您谈一件事。”林先生说，“方便吗？”
“不方便。”
林先生顿了一下，还是笑着。
“那就在这儿说也行。”他说，“是好事。”
文嫂没说话。
林先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这里面是一份医疗方案。”他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外科，周主任主刀。孩子这个病，周主任一年做两百多台，成功率百分之九十八点六。”
文嫂的手在口袋里攥了一下。
“费用呢。”
“全部由弘盛公益承担。”林先生说，“手术费、术后用药、住院、以及术后两年的随访复查，全部。您一分钱不用出。”
弄堂里很安静。
小宝从文嫂身后探出半个头。
“妈，”他小声说，“我是不是能跑了？”
文嫂没回答他。
她看着那个信封。
她没接。
“为什么。”她说。
林先生笑了笑。
“沈女士，这家公司做公益，不需要理由。”
“那为什么是我。”
“因为您在名单上。”
“什么名单。”
“弘盛帮扶职工家属名单。”林先生说，“李博尧同志是我们润丰的老职工，他的家属，我们一直记着。”
“钱从哪儿出。”
“弘盛公益基金会。”林先生说，“独立的法人，独立的账。”
“独立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说，“每一笔支出都要过审计。”
“审什么。”
“审两样。”林先生说，“钱给了谁。这个人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不能有纠纷。”他说，“受助人要是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纠纷里，这笔钱在账上就叫利益输送。”
“输送什么。”
“输送利益。”林先生说，“这个词一出来，基金会明年就办不下去。”
文嫂没有接话。
文嫂看着他。
她看了大概五秒钟。
“你说了三句话。”她说，“第一句是好事，第二句是不要钱，第三句是不要理由。”
“是。”
“你这三年话里，”文嫂说，“缺了一句。”
林先生的笑淡了一点。
“您说。”
“你要我做什么。”
弄堂口的路灯刚好亮了。
林先生把信封往前又递了一寸。
“不急。”他说，“您先看方案。里面有一页，是给医院的预排床申请。床位很紧，周主任那组，排队排到今年九月。”
“那为什么要等到九月。”
“因为排到九月了。”林先生说，“这份方案里，我们把您排在四月。中间差的五个月，是我们额外争取的。”
他停了一下。
“这份方案，今晚十二点前有效。”
文嫂看着他。
“为什么是十二点。”
“因为医院那边明天上午要最终确认排床名单。”林先生说，“过了今晚，这个床就给别人了。”
“给别人。”
“是。”林先生说，“这不是逼您签和解，是医院那边要排床。要不要用，您自己决定。”
和解。
这个词他说出来了。
文嫂站在那儿，一动没动。
她认得这两个字。
二〇一六年，厂办给她的那一沓纸里，最后一张就是这两个字。
她当时没签，因为赵律师拦住了她。
赵律师说，这个字一签，往后就翻不了了。
八年过去了。
这两个字换了个样子，又回来了。
这回它裹在一张医疗方案里。
“妈。”小宝在后头拉她的衣角。
文嫂没回头。
“林先生。”她说。
“您说。”
“我要是签了，”文嫂说，“博尧那件事，是不是就永远是事故了。”
林先生没马上答。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公文包，又抬起来。
“沈女士，”他说，“我不跟您律。我只跟您说一件事——这份和解确认，写的是双方对事故定性无异议。您签了，往后这件事就按这个定性走。您不签，往后这件事也还是这个定性。”
“那我签不签，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林先生说，“签了，孩子的床排在四月。不签，排在九月。”
他把信封放在弄堂口的石墩上。
“我不催您。”他说，“您慢慢看。十二点以前给我回话就行。”
“怎么回。”
“打这个电话。”林先生把名片也放在信封上，“二十四小时有人接。”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沈女士。”
“嗯。”
“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林先生说，“这份方案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钱总不知道我今天来。”
文嫂抬起眼。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林先生说，“我今天来，是我自己看了那份名单。我也有孩子。”
他说完就上车了。
车开走的时候没有鸣笛。
文嫂站在石墩前，站了很久。
小宝在旁边拽她的袖子。
“妈，那是什么。”
“没什么。”
“我能看看吗。”
“不能。”
她把信封拿起来，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像抱一件会跑掉的东西。
母女俩——母子俩往家走。
走到楼下，文嫂停住了。
她蹲下来，看着小宝。
“小宝。”
“嗯。”
“你先上去。”她说，“妈在外面站一会儿。”
“你干嘛。”
“我抽根烟。”
“你不抽烟。”
文嫂愣了一下。
“那我站一会儿。”她说。
小宝上楼了。
文嫂一个人站在弄堂里，抱着那个信封，站到天完全黑下来。
方牧来的时候是七点二十。
他进门先看了一眼桌上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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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看见文嫂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个拆开的牛皮纸信封。
“什么东西。”
“你念。”文嫂说。
方牧坐下，把里面几页纸抽出来。
第一页是医院的名字、科室、主刀医生的名字。
还有一行加粗的黑体字。
预排床日期：四月十六日。
第二页是费用明细。
一共七行。
最后一行是合计数：人民币肆拾柒万叁仟元整。
下面有一行小字。
由上海弘盛公益基金会全额承担。
第三页是一张表。
表名是：《关于李博尧同志不幸去世一事的谅解与和解确认书》。
方牧的手停住了。
他把第三页从头看到尾。
看完了，他没说话，把纸放下。
“念。”文嫂说。
方牧念了。
念到“双方确认，李博尧同志于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在工作中发生的意外，属生产安全事故，双方对该定性无异议”这一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文嫂抬起头。
“往下念。”
“就这些。”
“后面呢。”
“后面是签字栏。”方牧说，“两栏。一栏是家属，一栏是公司。”
“没了？”
“没了。”
文嫂把那三页纸拿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她看不懂字。
但她看懂了格式。
哪一页厚，哪一页薄。
哪一页上有个方框，等着人往里填名字。
她把第三页单独抽出来，压在桌面玻璃底下。
“这一页，”她说，“是骨头。”
“什么意思。”
“你吃鱼，”文嫂说，“肉是肉，刺是刺。这一页是刺。”
方牧看着她。
“文嫂，”他说，“这不是威胁。”
“我知道。”
“这是测试。”
方牧把三页纸并排铺开。
“第一页是医院，第二页是钱，第三页是和解。”他说，“他把和解放在第三页，不是夹在中间——他不怕你看。”
“那他是老实？”
“不怕你看，是因为他想好了你看完以后会怎么办。”方牧说，“你只有两条路：签，孩子的病治了，博尧的事永远是事故；不签，床从四月排到九月。”
“我要是不签呢。”
“不签，他还有下一招。”方牧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招。我只知道今天这招的用处——”
他把手指按在第三页上。
“他在试你会不会屈服。”
方牧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今天派人来，说的是‘钱总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出来了——说出来就是留退路。你签了，他说是公司帮扶；你不签，他说是员工个人行为。”
他回过头。
“他今天什么都没冒。”方牧说，“他只是放了个饵，看你咬不咬。”
“我要是咬了呢。”
“你咬了，他就知道你是个可以谈的人。可以谈，就好办了。”
“我要是不咬呢。”
“不咬，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不好谈。”方牧说，“不好谈，他就得换法子。”
“什么法子。”
“更硬的。”
屋里静下来。
桌上的箱子，屏幕一直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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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嫂把手放在那个信封上。
她放了很久。
然后她开口，说了一句方牧没想到的话。
“方先生。”
“嗯。”
“那个排床，”她说，“四月十六。”
“是。”
“小宝的病，”文嫂说，“医生说最好在学龄前做掉。他今年九岁。”
“我知道。”
“医生说再拖下去，窗口就关了。”文嫂说，“什么叫窗口就关了？”
方牧没马上答。
他坐下来。
“就是心脏长大到一定程度，”他说，“有些修补就做不了了。不是不能开刀，是开完以后，他这辈子还是跑不动。”
文嫂点点头。
“那就是说，”她说，“九月也是窗口。”
“九月也是。”
“那四月和九月，”文嫂说，“差五个月。”
“差五个月。”
文嫂把手从信封上拿开。
“我这八年，”她说，“等了八年了。”
方牧看着她。
“五年我等得起。”文嫂说。
她把第三页从玻璃底下抽出来，撕了。
撕成四片，又撕了一遍，撕成十六片。
撕完她把纸屑拢在一起，塞进信封里。
“这个你拿走。”她说。
“拿去哪儿。”
“还给那个林先生。”文嫂说，“你跟他说，前两页我留下了，第三页我还给他。”
方牧没动。
“文嫂，”他说，“你留着前两页，就等于收了他的钱。”
“我不收钱。”
“那是什么。”
“是证据。”文嫂说。
方牧愣了一下。
“这上面写着四月十六，写着四十七万三，写着弘盛公益。”文嫂说，“这些字是他自己写上去的，是他自己送过来的。”
她把手按在桌上。
“他今天来找我，这个事就发生了。”她说，“发生了，就得抄下来。”
方牧走了以后，文嫂打开本子。
她今天要抄的很多。
她抄了医院的名字——不认识的字照着画，画得歪歪扭扭。
她抄了周主任的名字，抄了四月十六，抄了四十七万三。
抄完她停住笔，想了一会儿，在后面添了三行：
今天有人来给我送钱。
钱是真钱，医院是真医院。
他不是来害我的。他是来买我的。
写完她看着这三行，又添了一句：
我没卖。
同一天晚上，十一点四十。
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
林先生站在桌前打电话。
“没有。”
“她怎么说。”
“她把第三页撕了。”林先生说，“撕成十六片。前两页留下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了一句。”林先生说，“她让那个人带话回来——前两页她留下了，第三页还给我们。”
“还有呢。”
“没了。”
电话那头又静了几秒。
然后那边的人说：
“明天你不用去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不用我们催。”那个人说。
“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个人说，“她既然留下了前两页，说明她懂了。一个懂了的人，比一个不懂的人难对付得多。”
林先生握着电话，没说话。
“你做得没错。”那个人说，“该说的都说了，一句违法的话都没说。”
“是。”
“那就这样。”
“钱总，”林先生说，“我有一句不该问的。”
“你问。”
“她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林先生说，“她怎么看出第三页是刺的？”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久到林先生以为断了。
然后那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因为她吃过亏。”他说，“吃过亏的人，看纸看得比看人准。”
电话挂了。
钱正兴把手机放在桌上。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陆家嘴的夜，灯一直排到很远。
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
他一年只抽十二根烟，一个月一根。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
二月这一根，他提前了九天。
他抽了一口，看着窗外。
“沈文华。”他说。
没有人应。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
“你不卖，”他说，“那就只能让你拿不出来。”
文嫂去学校接小宝。
小宝读三年级。
放学铃响，别的孩子往外冲，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在队伍最后面。
他走不快，走快了胸口就发闷，得停一会儿。
从学校到弄堂一千一百米，正常走十五分钟。
他们走二十六分钟，中间停了两次。
第二次停的时候，小宝扶着一棵树，低着头喘。
文嫂站在旁边等，没扶他。
她不是不心疼。
她是早就明白了：这孩子得自己喘过来。
她要是每次都扶，他就永远觉得自己是个不能走路的。
喘了一分钟，小宝直起腰。
“好了。”
“走。”
弄堂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文嫂老远就看见了。
她没在意。
这条弄堂里最近来了不少车。
有看房的。
有打听的。
还有扛着机器来拍的。
走到近前，车门开了。
下来一个人，三十七八岁，穿黑西装，没打领带。
他绕到车后面站着，等他们走近。
“沈文华女士？”
文嫂站住了。
她把小宝往身后拉了半步。
“我是。”
“您好。”那人递上一张名片，双手，“我姓林，弘盛集团总裁办公室。”
文嫂没接名片。
她不识多少字，但“弘盛”两个字她认得。这两个字在她本子上出现过四百多次。
“什么事。”
“我们想跟您谈一件事。”林先生说，“方便吗？”
“不方便。”
林先生顿了一下，还是笑着。
“那就在这儿说也行。”他说，“是好事。”
文嫂没说话。
林先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这里面是一份医疗方案。”他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外科，周主任主刀。孩子这个病，周主任一年做两百多台，成功率百分之九十八点六。”
文嫂的手在口袋里攥了一下。
“费用呢。”
“全部由弘盛公益承担。”林先生说，“手术费、术后用药、住院、以及术后两年的随访复查，全部。您一分钱不用出。”
弄堂里很安静。
小宝从文嫂身后探出半个头。
“妈，”他小声说，“我是不是能跑了？”
文嫂没回答他。
她看着那个信封。
她没接。
“为什么。”她说。
林先生笑了笑。
“沈女士，这家公司做公益，不需要理由。”
“那为什么是我。”
“因为您在名单上。”
“什么名单。”
“弘盛帮扶职工家属名单。”林先生说，“李博尧同志是我们润丰的老职工，他的家属，我们一直记着。”
“钱从哪儿出。”
“弘盛公益基金会。”林先生说，“独立的法人，独立的账。”
“独立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说，“每一笔支出都要过审计。”
“审什么。”
“审两样。”林先生说，“钱给了谁。这个人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不能有纠纷。”他说，“受助人要是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纠纷里，这笔钱在账上就叫利益输送。”
“输送什么。”
“输送利益。”林先生说，“这个词一出来，基金会明年就办不下去。”
文嫂没有接话。
文嫂看着他。
她看了大概五秒钟。
“你说了三句话。”她说，“第一句是好事，第二句是不要钱，第三句是不要理由。”
“是。”
“你这三年话里，”文嫂说，“缺了一句。”
林先生的笑淡了一点。
“您说。”
“你要我做什么。”
弄堂口的路灯刚好亮了。
林先生把信封往前又递了一寸。
“不急。”他说，“您先看方案。里面有一页，是给医院的预排床申请。床位很紧，周主任那组，排队排到今年九月。”
“那为什么要等到九月。”
“因为排到九月了。”林先生说，“这份方案里，我们把您排在四月。中间差的五个月，是我们额外争取的。”
他停了一下。
“这份方案，今晚十二点前有效。”
文嫂看着他。
“为什么是十二点。”
“因为医院那边明天上午要最终确认排床名单。”林先生说，“过了今晚，这个床就给别人了。”
“给别人。”
“是。”林先生说，“这不是逼您签和解，是医院那边要排床。要不要用，您自己决定。”
和解。
这个词他说出来了。
文嫂站在那儿，一动没动。
她认得这两个字。
二〇一六年，厂办给她的那一沓纸里，最后一张就是这两个字。
她当时没签，因为赵律师拦住了她。
赵律师说，这个字一签，往后就翻不了了。
八年过去了。
这两个字换了个样子，又回来了。
这回它裹在一张医疗方案里。
“妈。”小宝在后头拉她的衣角。
文嫂没回头。
“林先生。”她说。
“您说。”
“我要是签了，”文嫂说，“博尧那件事，是不是就永远是事故了。”
林先生没马上答。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公文包，又抬起来。
“沈女士，”他说，“我不跟您律。我只跟您说一件事——这份和解确认，写的是双方对事故定性无异议。您签了，往后这件事就按这个定性走。您不签，往后这件事也还是这个定性。”
“那我签不签，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林先生说，“签了，孩子的床排在四月。不签，排在九月。”
他把信封放在弄堂口的石墩上。
“我不催您。”他说，“您慢慢看。十二点以前给我回话就行。”
“怎么回。”
“打这个电话。”林先生把名片也放在信封上，“二十四小时有人接。”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沈女士。”
“嗯。”
“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林先生说，“这份方案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钱总不知道我今天来。”
文嫂抬起眼。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林先生说，“我今天来，是我自己看了那份名单。我也有孩子。”
他说完就上车了。
车开走的时候没有鸣笛。
文嫂站在石墩前，站了很久。
小宝在旁边拽她的袖子。
“妈，那是什么。”
“没什么。”
“我能看看吗。”
“不能。”
她把信封拿起来，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像抱一件会跑掉的东西。
母女俩——母子俩往家走。
走到楼下，文嫂停住了。
她蹲下来，看着小宝。
“小宝。”
“嗯。”
“你先上去。”她说，“妈在外面站一会儿。”
“你干嘛。”
“我抽根烟。”
“你不抽烟。”
文嫂愣了一下。
“那我站一会儿。”她说。
小宝上楼了。
文嫂一个人站在弄堂里，抱着那个信封，站到天完全黑下来。
方牧来的时候是七点二十。
他进门先看了一眼桌上的箱子。
84 : 02 : 11 : 09
然后他看见文嫂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个拆开的牛皮纸信封。
“什么东西。”
“你念。”文嫂说。
方牧坐下，把里面几页纸抽出来。
第一页是医院的名字、科室、主刀医生的名字。
还有一行加粗的黑体字。
预排床日期：四月十六日。
第二页是费用明细。
一共七行。
最后一行是合计数：人民币肆拾柒万叁仟元整。
下面有一行小字。
由上海弘盛公益基金会全额承担。
第三页是一张表。
表名是：《关于李博尧同志不幸去世一事的谅解与和解确认书》。
方牧的手停住了。
他把第三页从头看到尾。
看完了，他没说话，把纸放下。
“念。”文嫂说。
方牧念了。
念到“双方确认，李博尧同志于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在工作中发生的意外，属生产安全事故，双方对该定性无异议”这一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文嫂抬起头。
“往下念。”
“就这些。”
“后面呢。”
“后面是签字栏。”方牧说，“两栏。一栏是家属，一栏是公司。”
“没了？”
“没了。”
文嫂把那三页纸拿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她看不懂字。
但她看懂了格式。
哪一页厚，哪一页薄。
哪一页上有个方框，等着人往里填名字。
她把第三页单独抽出来，压在桌面玻璃底下。
“这一页，”她说，“是骨头。”
“什么意思。”
“你吃鱼，”文嫂说，“肉是肉，刺是刺。这一页是刺。”
方牧看着她。
“文嫂，”他说，“这不是威胁。”
“我知道。”
“这是测试。”
方牧把三页纸并排铺开。
“第一页是医院，第二页是钱，第三页是和解。”他说，“他把和解放在第三页，不是夹在中间——他不怕你看。”
“那他是老实？”
“不怕你看，是因为他想好了你看完以后会怎么办。”方牧说，“你只有两条路：签，孩子的病治了，博尧的事永远是事故；不签，床从四月排到九月。”
“我要是不签呢。”
“不签，他还有下一招。”方牧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招。我只知道今天这招的用处——”
他把手指按在第三页上。
“他在试你会不会屈服。”
方牧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今天派人来，说的是‘钱总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出来了——说出来就是留退路。你签了，他说是公司帮扶；你不签，他说是员工个人行为。”
他回过头。
“他今天什么都没冒。”方牧说，“他只是放了个饵，看你咬不咬。”
“我要是咬了呢。”
“你咬了，他就知道你是个可以谈的人。可以谈，就好办了。”
“我要是不咬呢。”
“不咬，他就知道这个女人不好谈。”方牧说，“不好谈，他就得换法子。”
“什么法子。”
“更硬的。”
屋里静下来。
桌上的箱子，屏幕一直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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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嫂把手放在那个信封上。
她放了很久。
然后她开口，说了一句方牧没想到的话。
“方先生。”
“嗯。”
“那个排床，”她说，“四月十六。”
“是。”
“小宝的病，”文嫂说，“医生说最好在学龄前做掉。他今年九岁。”
“我知道。”
“医生说再拖下去，窗口就关了。”文嫂说，“什么叫窗口就关了？”
方牧没马上答。
他坐下来。
“就是心脏长大到一定程度，”他说，“有些修补就做不了了。不是不能开刀，是开完以后，他这辈子还是跑不动。”
文嫂点点头。
“那就是说，”她说，“九月也是窗口。”
“九月也是。”
“那四月和九月，”文嫂说，“差五个月。”
“差五个月。”
文嫂把手从信封上拿开。
“我这八年，”她说，“等了八年了。”
方牧看着她。
“五年我等得起。”文嫂说。
她把第三页从玻璃底下抽出来，撕了。
撕成四片，又撕了一遍，撕成十六片。
撕完她把纸屑拢在一起，塞进信封里。
“这个你拿走。”她说。
“拿去哪儿。”
“还给那个林先生。”文嫂说，“你跟他说，前两页我留下了，第三页我还给他。”
方牧没动。
“文嫂，”他说，“你留着前两页，就等于收了他的钱。”
“我不收钱。”
“那是什么。”
“是证据。”文嫂说。
方牧愣了一下。
“这上面写着四月十六，写着四十七万三，写着弘盛公益。”文嫂说，“这些字是他自己写上去的，是他自己送过来的。”
她把手按在桌上。
“他今天来找我，这个事就发生了。”她说，“发生了，就得抄下来。”
方牧走了以后，文嫂打开本子。
她今天要抄的很多。
她抄了医院的名字——不认识的字照着画，画得歪歪扭扭。
她抄了周主任的名字，抄了四月十六，抄了四十七万三。
抄完她停住笔，想了一会儿，在后面添了三行：
今天有人来给我送钱。
钱是真钱，医院是真医院。
他不是来害我的。他是来买我的。
写完她看着这三行，又添了一句：
我没卖。
同一天晚上，十一点四十。
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
林先生站在桌前打电话。
“没有。”
“她怎么说。”
“她把第三页撕了。”林先生说，“撕成十六片。前两页留下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了一句。”林先生说，“她让那个人带话回来——前两页她留下了，第三页还给我们。”
“还有呢。”
“没了。”
电话那头又静了几秒。
然后那边的人说：
“明天你不用去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不用我们催。”那个人说。
“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个人说，“她既然留下了前两页，说明她懂了。一个懂了的人，比一个不懂的人难对付得多。”
林先生握着电话，没说话。
“你做得没错。”那个人说，“该说的都说了，一句违法的话都没说。”
“是。”
“那就这样。”
“钱总，”林先生说，“我有一句不该问的。”
“你问。”
“她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林先生说，“她怎么看出第三页是刺的？”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久到林先生以为断了。
然后那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因为她吃过亏。”他说，“吃过亏的人，看纸看得比看人准。”
电话挂了。
钱正兴把手机放在桌上。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陆家嘴的夜，灯一直排到很远。
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
他一年只抽十二根烟，一个月一根。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
二月这一根，他提前了九天。
他抽了一口，看着窗外。
“沈文华。”他说。
没有人应。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
“你不卖，”他说，“那就只能让你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