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五十。
方牧提着箱子，站在二号车间门口。
车间门锁着，锁是新的，铁链从两个门鼻子里穿过去。
门框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灰。
窗户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打印的：危房，禁止入内。
风从两栋楼之间穿过来，很硬。
方牧把箱子放在脚边，搓了搓手。
八点五十八分，老周来了。
老周今天没穿制服。
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袖口磨白了，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头发梳过。
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还套了一个布袋。
方牧看着他。
“周师傅。”
“嗯。”
“您今天不像上班。”
老周把两个袋子换了只手。
“我今天不上班。”他说，“我请了半天假。我跟主任说我去医院。”
方牧没接话。
老周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扇门。
两个人站了一会儿。
“就是这儿。”老周说。
“嗯。”
“二号车间。”老周说，“八年前这里头有十一台机器，二十三个人。现在里头还有六台，没人。”
他顿了顿。
“你那个箱子，”他说，“带来了？”
“带来了。”
老周低头看了看脚边那个铁箱子。
他没伸手。
“我能听一句吗。”他说。
“能。”
方牧把箱子放在水泥台阶上，打开。
屏幕亮起来。红色的数字在跳。
80 : 11 : 26 : 40
老周看了一眼那个数字，没问是什么。
方牧点了几下。
博尧的声音出来了。
那天录音里背景很吵，是车间的声音。
八年后，站在同一栋楼门口，那个声音和风声混在一起。
“今天是一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四十。我在二号车间。”
老周站着没动。
“WH-01 今天做了一次‘检修’。记录上写的是各项指标正常。实际上没有检修。”
老周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把帽子摘了。
方牧没有看他。
他把声音又放了一段。
“有人不想要这个数。”
“因为零点五意味着这台机器能接德国人的单子，能接医疗器械的单子。接了这种单子，润丰就不是一家等着被拆的厂子了。”
“他们要的是润丰等着被拆。”
录音放完了。
老周还站着。
风把塑料袋吹得响了一声。
他把帽子捏在手里，捏了很久，才开口。
“他那时候，”老周说，“就知道会死。”
“他知道有人要动他。”方牧说，“他不一定知道自己会死。”
老周摇头。
“他知道。”他说，“他要不知道，他不会把话留在这儿。”
方牧把箱子合上。
老周蹲下去，把外面的布袋解开，再解开里面的黑塑料袋。
他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用一块旧的蓝布包着。
他把蓝布掀开。
是一本册子。
红色封皮，硬纸板，边角卷了。
封面上没有字。
只在右下角贴了一小块白胶布。
胶布上用铅笔写了两个字。
现场。
方牧看着那本册子。
“这是……”
“他的。”老周说。
“哪儿来的。”
“他工具箱里。”老周说。
老周把册子递过来，又从袋子里拿出两样东西。
一支铅笔，笔尖断过，削了很多次，已经很短了。
一把小的游标卡尺，漆掉了一半，尺身上刻着“0—150”。
“就这三样。”老周说。
“您什么时候拿的。”
“二〇一六年三月。”老周说，“厂里要清二号车间，让我看着。我看了三天。”
“您拿了。”
“我拿了。”老周说，“我没敢看。我拿回家，塞在床底下。我老婆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厂里的废纸。”
方牧翻开那本红皮册子。
第一页的日期，是二〇一五年九月。
往后翻，一页一天，全是数字。
十月三日。端面 +0.52 / -0.48。超差 0.02。磨头换。
十月四日。端面 +0.49 / -0.50。达标。
十月九日。端面 +0.61 / -0.55。超差。主轴温升 4 度。
字很小，很挤，每一行都写着日期、数值、结论，有的后面跟着一句“问吴师傅”。
方牧一页一页往后翻。
翻到十二月，翻到一月。
“周师傅。”他说。
“嗯。”
“这八年来，”方牧说，“您一次都没翻开过？”
老周看着地上。
“翻开过。”他说，“翻开一回，我看不懂，我又合上了。”
“为什么不给我。”
“我不敢。”老周说，“我给了你，就是我把你带进去的。我说了这话了。”
“那今天为什么敢。”
老周抬起头。
“因为你昨天给我听了一句。”
他顿了一下。
“我听了八年他的名字，昨天我才听见他说话。”
方牧没说话。
他把红皮册子合上，从背包里拿出另一本。
蓝色的，封面上用铅笔写着“WH-01”。
老周看着那本。
“这也是他的。”
“是。”方牧说，“这本是二〇一六年寄给我的。”
“谁寄的。”
“不知道。”方牧说，“寄到纽约，邮戳是上海，落款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姓。我查过，那个名字是假的。”
他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水泥台阶上。
“博尧记了两本。”方牧说。
“两本？”
“这本蓝的，”方牧指着，“他带回家记。这本红的，他锁在车间的工具箱里。”
“为什么要记两本。”
方牧翻到红皮册子的一月，又翻到蓝皮的一月。
“您看。”
老周蹲下去。
两本册子摊在他面前，翻在同一天。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蓝皮那一页写着：
一月十九日。端面 +0.47 / -0.51。超差 0.01。未达标，待复查。主轴无异响。
红皮那一页写着：
一月十九日。端面 +0.97 / -0.91。合格，可交付。主轴无异响。
老周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这不对。”他说。
“哪儿不对。”
“这两个数，”老周伸手指着，“不一样。”
“差多少。”
“……一个四十七，一个九十七。”老周说，“后头那个，一个五十一，一个九十一。”
“对。”方牧说，“差五十。”
老周抬起头。
“一本是错的？”
“不是一本是错的。”方牧说，“是同一天，他不可能记出两个数。”
老周看着那两页，看了很久。
他慢慢明白过来。
“有一本是假的。”他说。
“不是假的。”方牧说，“是有一本，被人改过。”
风又过来了。
红皮册子的纸被翻过去一页，方牧伸手按住。
老周蹲在地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什么时候改的。”他说。
“我不知道。”方牧说，“但我知道最早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二月十九日以后。”
老周愣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一月十九日这天，李博尧还活着。”方牧说，“他活着，就没人敢在他眼皮底下改他的册子。”
老周的嘴张了一下。
“你是说……”
“我是说，”方牧说，“改这个字的人，是在他死了以后，进的二号车间，打开了他的工具箱，改完了，又放回去。”
老周撑着膝盖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
“那天。”他说。
“哪天。”
“二月二十号。”老周说，“厂里来人清现场，我不让进。后来裘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开。”
“您开了。”
“我开了。”老周说，“我不开，我就不是我了。”
他站起来。
“方先生。”
“您说。”
“我那本登记簿，”老周说，“二月二十号那一页，我记得。”
两人往门房走。
方牧提着箱子，老周走在前面，走得很快。
进了门房，老周把抽屉拉开，拿出那七本本子，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本。
他手指顺着往下。
找到了。
二月二十日。阴。清二号车间。进三人：厂办小刘、设备科张德海、裘主任。
老周把本子转过来，推给方牧。
方牧看着那三个名字。
看了大概十秒钟。
“周师傅。”他说。
“嗯。”
“这三个人，”方牧说，“您都看见进去了？”
“看见进去了。”老周说，“出来的时候我只看清两个。”
“哪一个没看清。”
老周没答。
方牧也没催。
窗外的风把门房的玻璃吹得响了一下。
过了很久，老周说：
“小刘进去的时候手里拿了个相机，出来的时候相机没了。”
“张德海拿了个包。”
“裘主任空着手进去，空着手出来。”
他抬起眼。
“就他空着手。”老周说。
方牧把这一页拍了照。
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房门口，回头问了一句。
“周师傅。”
“嗯。”
“那本红的，”他说，“您借我三天。我给您写交接条。”
老周摆了摆手。
“不用写。”他说，“你拿着。”
“您不要条子了？”
“我这回不要。”老周说，“我上回要了八年，我才明白——条子是给不敢信的人写的。”
他顿了顿。
“我现在不是不敢信。”他说，“我是等不及了。”
回到弄堂，方牧给吴师傅打了个电话。
“吴师傅，公证处改到下午两点。我上午过不去。”
“出事了？”
“没有。”方牧说，“我拿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本册子。”方牧说，“吴师傅，博尧记了两本。”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两本。”吴师傅说。
“是。”
“那本假的，”吴师傅说，“是从我签的那份上抄过去的？”
“不是。”方牧说，“是从他那本真的上，改过去的。”
吴师傅在那头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
“方先生，我下午两点到。”
中午，方牧把两本册子并排摊在桌上，拍了照，一张一张放大。
文嫂下班回来，看见桌上摊着两本，站在门口没进来。
“那是什么。”她问。
“博尧的字。”
文嫂把菜放在地上，走过来。
她站在桌边，低头看。
她看的是右边那本，红皮的。
她看了大概半分钟。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他写的。”
方牧抬起头。
“文嫂？”
文嫂伸出手，指在那一行数字上，指尖点着其中一个字。
“这个。”她说，“不是他的。”
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
79 : 22 : 41 : 08
方牧坐在灯下，把文嫂指的那个字，扫进了电脑。
方牧提着箱子，站在二号车间门口。
车间门锁着，锁是新的，铁链从两个门鼻子里穿过去。
门框上的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灰。
窗户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打印的：危房，禁止入内。
风从两栋楼之间穿过来，很硬。
方牧把箱子放在脚边，搓了搓手。
八点五十八分，老周来了。
老周今天没穿制服。
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袖口磨白了，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头发梳过。
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还套了一个布袋。
方牧看着他。
“周师傅。”
“嗯。”
“您今天不像上班。”
老周把两个袋子换了只手。
“我今天不上班。”他说，“我请了半天假。我跟主任说我去医院。”
方牧没接话。
老周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扇门。
两个人站了一会儿。
“就是这儿。”老周说。
“嗯。”
“二号车间。”老周说，“八年前这里头有十一台机器，二十三个人。现在里头还有六台，没人。”
他顿了顿。
“你那个箱子，”他说，“带来了？”
“带来了。”
老周低头看了看脚边那个铁箱子。
他没伸手。
“我能听一句吗。”他说。
“能。”
方牧把箱子放在水泥台阶上，打开。
屏幕亮起来。红色的数字在跳。
80 : 11 : 26 : 40
老周看了一眼那个数字，没问是什么。
方牧点了几下。
博尧的声音出来了。
那天录音里背景很吵，是车间的声音。
八年后，站在同一栋楼门口，那个声音和风声混在一起。
“今天是一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四十。我在二号车间。”
老周站着没动。
“WH-01 今天做了一次‘检修’。记录上写的是各项指标正常。实际上没有检修。”
老周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把帽子摘了。
方牧没有看他。
他把声音又放了一段。
“有人不想要这个数。”
“因为零点五意味着这台机器能接德国人的单子，能接医疗器械的单子。接了这种单子，润丰就不是一家等着被拆的厂子了。”
“他们要的是润丰等着被拆。”
录音放完了。
老周还站着。
风把塑料袋吹得响了一声。
他把帽子捏在手里，捏了很久，才开口。
“他那时候，”老周说，“就知道会死。”
“他知道有人要动他。”方牧说，“他不一定知道自己会死。”
老周摇头。
“他知道。”他说，“他要不知道，他不会把话留在这儿。”
方牧把箱子合上。
老周蹲下去，把外面的布袋解开，再解开里面的黑塑料袋。
他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用一块旧的蓝布包着。
他把蓝布掀开。
是一本册子。
红色封皮，硬纸板，边角卷了。
封面上没有字。
只在右下角贴了一小块白胶布。
胶布上用铅笔写了两个字。
现场。
方牧看着那本册子。
“这是……”
“他的。”老周说。
“哪儿来的。”
“他工具箱里。”老周说。
老周把册子递过来，又从袋子里拿出两样东西。
一支铅笔，笔尖断过，削了很多次，已经很短了。
一把小的游标卡尺，漆掉了一半，尺身上刻着“0—150”。
“就这三样。”老周说。
“您什么时候拿的。”
“二〇一六年三月。”老周说，“厂里要清二号车间，让我看着。我看了三天。”
“您拿了。”
“我拿了。”老周说，“我没敢看。我拿回家，塞在床底下。我老婆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厂里的废纸。”
方牧翻开那本红皮册子。
第一页的日期，是二〇一五年九月。
往后翻，一页一天，全是数字。
十月三日。端面 +0.52 / -0.48。超差 0.02。磨头换。
十月四日。端面 +0.49 / -0.50。达标。
十月九日。端面 +0.61 / -0.55。超差。主轴温升 4 度。
字很小，很挤，每一行都写着日期、数值、结论，有的后面跟着一句“问吴师傅”。
方牧一页一页往后翻。
翻到十二月，翻到一月。
“周师傅。”他说。
“嗯。”
“这八年来，”方牧说，“您一次都没翻开过？”
老周看着地上。
“翻开过。”他说，“翻开一回，我看不懂，我又合上了。”
“为什么不给我。”
“我不敢。”老周说，“我给了你，就是我把你带进去的。我说了这话了。”
“那今天为什么敢。”
老周抬起头。
“因为你昨天给我听了一句。”
他顿了一下。
“我听了八年他的名字，昨天我才听见他说话。”
方牧没说话。
他把红皮册子合上，从背包里拿出另一本。
蓝色的，封面上用铅笔写着“WH-01”。
老周看着那本。
“这也是他的。”
“是。”方牧说，“这本是二〇一六年寄给我的。”
“谁寄的。”
“不知道。”方牧说，“寄到纽约，邮戳是上海，落款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姓。我查过，那个名字是假的。”
他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水泥台阶上。
“博尧记了两本。”方牧说。
“两本？”
“这本蓝的，”方牧指着，“他带回家记。这本红的，他锁在车间的工具箱里。”
“为什么要记两本。”
方牧翻到红皮册子的一月，又翻到蓝皮的一月。
“您看。”
老周蹲下去。
两本册子摊在他面前，翻在同一天。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蓝皮那一页写着：
一月十九日。端面 +0.47 / -0.51。超差 0.01。未达标，待复查。主轴无异响。
红皮那一页写着：
一月十九日。端面 +0.97 / -0.91。合格，可交付。主轴无异响。
老周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这不对。”他说。
“哪儿不对。”
“这两个数，”老周伸手指着，“不一样。”
“差多少。”
“……一个四十七，一个九十七。”老周说，“后头那个，一个五十一，一个九十一。”
“对。”方牧说，“差五十。”
老周抬起头。
“一本是错的？”
“不是一本是错的。”方牧说，“是同一天，他不可能记出两个数。”
老周看着那两页，看了很久。
他慢慢明白过来。
“有一本是假的。”他说。
“不是假的。”方牧说，“是有一本，被人改过。”
风又过来了。
红皮册子的纸被翻过去一页，方牧伸手按住。
老周蹲在地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什么时候改的。”他说。
“我不知道。”方牧说，“但我知道最早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二月十九日以后。”
老周愣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一月十九日这天，李博尧还活着。”方牧说，“他活着，就没人敢在他眼皮底下改他的册子。”
老周的嘴张了一下。
“你是说……”
“我是说，”方牧说，“改这个字的人，是在他死了以后，进的二号车间，打开了他的工具箱，改完了，又放回去。”
老周撑着膝盖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
“那天。”他说。
“哪天。”
“二月二十号。”老周说，“厂里来人清现场，我不让进。后来裘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开。”
“您开了。”
“我开了。”老周说，“我不开，我就不是我了。”
他站起来。
“方先生。”
“您说。”
“我那本登记簿，”老周说，“二月二十号那一页，我记得。”
两人往门房走。
方牧提着箱子，老周走在前面，走得很快。
进了门房，老周把抽屉拉开，拿出那七本本子，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本。
他手指顺着往下。
找到了。
二月二十日。阴。清二号车间。进三人：厂办小刘、设备科张德海、裘主任。
老周把本子转过来，推给方牧。
方牧看着那三个名字。
看了大概十秒钟。
“周师傅。”他说。
“嗯。”
“这三个人，”方牧说，“您都看见进去了？”
“看见进去了。”老周说，“出来的时候我只看清两个。”
“哪一个没看清。”
老周没答。
方牧也没催。
窗外的风把门房的玻璃吹得响了一下。
过了很久，老周说：
“小刘进去的时候手里拿了个相机，出来的时候相机没了。”
“张德海拿了个包。”
“裘主任空着手进去，空着手出来。”
他抬起眼。
“就他空着手。”老周说。
方牧把这一页拍了照。
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房门口，回头问了一句。
“周师傅。”
“嗯。”
“那本红的，”他说，“您借我三天。我给您写交接条。”
老周摆了摆手。
“不用写。”他说，“你拿着。”
“您不要条子了？”
“我这回不要。”老周说，“我上回要了八年，我才明白——条子是给不敢信的人写的。”
他顿了顿。
“我现在不是不敢信。”他说，“我是等不及了。”
回到弄堂，方牧给吴师傅打了个电话。
“吴师傅，公证处改到下午两点。我上午过不去。”
“出事了？”
“没有。”方牧说，“我拿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本册子。”方牧说，“吴师傅，博尧记了两本。”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两本。”吴师傅说。
“是。”
“那本假的，”吴师傅说，“是从我签的那份上抄过去的？”
“不是。”方牧说，“是从他那本真的上，改过去的。”
吴师傅在那头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
“方先生，我下午两点到。”
中午，方牧把两本册子并排摊在桌上，拍了照，一张一张放大。
文嫂下班回来，看见桌上摊着两本，站在门口没进来。
“那是什么。”她问。
“博尧的字。”
文嫂把菜放在地上，走过来。
她站在桌边，低头看。
她看的是右边那本，红皮的。
她看了大概半分钟。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他写的。”
方牧抬起头。
“文嫂？”
文嫂伸出手，指在那一行数字上，指尖点着其中一个字。
“这个。”她说，“不是他的。”
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
79 : 22 : 41 : 08
方牧坐在灯下，把文嫂指的那个字，扫进了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