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说：
“申请人方，出示你的比对结果。”
方牧把一份材料递上去。
十二页。
第一页是两张图。
并排。
左边一张，右边一张。
都是那种上下起伏的彩色条纹。
书记员把它们放在投影仪下面。
屏幕上出现了两片花纹。
审判长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频谱图。”
“说明。”
方牧走到屏幕旁边。
“声音，”他说，“可以拆开来看。”
他用手指点着屏幕。
“这张，”他说，“是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职工大会上的那段讲话。”
“说话的人，是钱正兴。”
他移到右边。
“这张，是录音带里那四十七秒。”
他停了一下。
“两张图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频率。”他说，“颜色越亮，那个频率上的能量越强。”
审判长说：
“说结论。”
方牧说：
“结论是，这两个人的声音，”他说，“在九个特征点上重合。”
法庭里安静了。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
“你说。”
“我方请求说明，”他说，“哪九个特征点。”
方牧说：
“基频范围。共振峰的第一、第二、第三峰值位置。语速分布。停顿习惯。送气音的时长。尾音衰减曲线。鼻音能量占比。以及一个——”
他停了一下。
“一个习惯性的喉音。”他说。
审判长抬起头。
“喉音。”
方牧说：
“是。”他说，“这个人每说三到五个字，喉咙里会有一次很轻的摩擦。”
他把两张图上同一个位置圈出来。
“这里。”他说，“两张图上，位置一样，间隔一样。”
陈慎之站在那儿。
他看着屏幕。
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
“审判长。”
“你说。”
“申请人方的这个比对，”他说，“是谁做的。”
方牧说：
“我做的。”
“你的专业资质。”
方牧说：
“我没有声纹鉴定资质。”
法庭里有人笑了一下。
陈慎之没有笑。
他说：
“那么，”他说，“这份材料，不是鉴定意见。”
“不是。”方牧说。
“它是什么。”
方牧说：
“它是申请。”
陈慎之看着他。
方牧说：
“陈律师。”他说，“我没有把它当鉴定意见。”
他转过身，看着审判长。
“审判长，”他说，“我方正式申请司法鉴定。”
“鉴定事项：这段四十七秒录音中的男声，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职工大会讲话人，是否同一人。”
他停了一下。
“我方不要求法庭采信我自己做的比对。”
“我方只要求，”他说，“把这个比对，作为申请鉴定的理由。”
审判长翻着那十二页。
他翻得很慢。
翻完，他抬起头。
“对方意见。”他说。
陈慎之站着。
他今天站的时间，比过去两天加起来都长。
他说：
“审判长。”
“你说。”
“关于声纹鉴定，”他说，“我方不持异议。”
旁听席上，何斌的笔停住了。
这是今天的第四次。
陈慎之接着说：
“但是，”他说，“我方要提请法庭注意一点。”
他抬起头。
“即便鉴定结论是同一人，”他说，“也不等于录音内容指向的是本设备。”
他往前走了两步。
“录音里说，‘零点五’。”他说，“我方请问：零点五什么？”
他停了一下。
“零点五毫米？零点五个百分点？零点五吨？零点五个人？”
他把两只手摊开。
“录音里没有说。”
方牧站在那儿。
陈慎之说的，又是对的。
“而且，”陈慎之说，“录音里说‘德国人’。”
他转过身。
“申请人方主张，”他说，“这台设备是卖给德国人的。”
他停了一下。
“可是二〇一六年一月那份合同上，”他说，“买方注册地，不在德国。”
法庭里动了一下。
方牧抬起头。
“买方注册地，”他说，“在开曼。”
“对。”陈慎之说。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一个注册在开曼的买方，”他说，“和‘德国人’有什么关系，请申请人方说明。”
方牧没有马上答。
因为他不知道。
那份合同他看过很多遍。
买方是一个英文名字，注册地在开曼。
他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壳。
壳的后面是谁，他不知道。
这时候，旁听席最后一排，有人举起了一只手。
书记员说：
“旁听人员，请放下。”
那只手没有放。
何斌转过头。
举手的是文嫂。
审判长看见了。
他说：
“那位旁听人员。”
文嫂站起来。
她说：
“审判长。”
“你说。”
文嫂说：
“我能不能说一句话。”
审判长说：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
文嫂说：
“我知道。”
她把两只手放在前面那排椅子的靠背上。
“我男人，”她说，“死之前两个月，跟我念过一个词。”
审判长看着她。
“什么词。”他说。
文嫂说：
“我不认识字。”她说，“我只会念音。”
她抬起头。
“那个词，”她说，“听起来像‘奥格斯堡’。”
法庭里安静得没有人呼吸。
方牧猛地转过身。
奥格斯堡。
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
那座城市里，有一家做了九十年的机床厂。
审判长说：
“你确定这个词吗。”
文嫂说：
“确定。”她说，“他念了很多遍。”
“他什么时候念的。”
文嫂说：
“他抄东西的时候。”
她停了一下。
“他一边抄，一边念。”她说，“我听不懂，我就问他。”
“他怎么说的。”
文嫂说：
“他说，这是个地名。”
她顿了一下。
“他说，那台机器，本来是要去那里的。”
下午五点四十，退庭。
何斌在走廊上，几乎是小跑着追上来的。
“方先生！”他说，“奥格斯堡！我查过！那家厂叫——”
方牧抬起手。
“我知道。”他说。
何斌站住了。
“您知道？”
方牧说：
“二〇一六年一月，”他说，“润丰和那家厂的谈判，进行到最后一轮。”
他停了一下。
“后来断了。”
“为什么断的。”
方牧说：
“不知道。”
他往前走。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说。
“什么。”
方牧说：
“那家厂的技术标准，是零点五毫米。”
晚上八点。
一间屋子里。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沙发上。
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屏幕上是三条消息。
一、钱正兴今日出庭，主动表示同意鉴定。
二、申请人方提交声纹比对，指向钱正兴。
三、沈文华当庭提出“奥格斯堡”。
男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
比我算的，早了三天。
他发过去。
对方回得很快。
那怎么办。
男人想了一下。
他打：
收。
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
8 : 22 : 14 : 36
方牧坐在灯下。
白板上，今天添了三行。
线：捻向 + 断口半毫米。对方不持异议。
册：压痕是叉。钱正兴说：鉴。
带：皮鞋。声纹指向钱正兴。文嫂说：奥格斯堡。
他看着最后那一行。
看了很久。
何斌在旁边说：
“方先生。”
“嗯。”
“文嫂今天，”他说，“开口了。”
方牧没有回头。
“是。”他说。
“她昨天还说怕。”
方牧说：
“她今天还是怕。”
他放下笔。
“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他说，“手没有抖。”
“申请人方，出示你的比对结果。”
方牧把一份材料递上去。
十二页。
第一页是两张图。
并排。
左边一张，右边一张。
都是那种上下起伏的彩色条纹。
书记员把它们放在投影仪下面。
屏幕上出现了两片花纹。
审判长说：
“这是什么。”
方牧说：
“频谱图。”
“说明。”
方牧走到屏幕旁边。
“声音，”他说，“可以拆开来看。”
他用手指点着屏幕。
“这张，”他说，“是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职工大会上的那段讲话。”
“说话的人，是钱正兴。”
他移到右边。
“这张，是录音带里那四十七秒。”
他停了一下。
“两张图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频率。”他说，“颜色越亮，那个频率上的能量越强。”
审判长说：
“说结论。”
方牧说：
“结论是，这两个人的声音，”他说，“在九个特征点上重合。”
法庭里安静了。
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
“你说。”
“我方请求说明，”他说，“哪九个特征点。”
方牧说：
“基频范围。共振峰的第一、第二、第三峰值位置。语速分布。停顿习惯。送气音的时长。尾音衰减曲线。鼻音能量占比。以及一个——”
他停了一下。
“一个习惯性的喉音。”他说。
审判长抬起头。
“喉音。”
方牧说：
“是。”他说，“这个人每说三到五个字，喉咙里会有一次很轻的摩擦。”
他把两张图上同一个位置圈出来。
“这里。”他说，“两张图上，位置一样，间隔一样。”
陈慎之站在那儿。
他看着屏幕。
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
“审判长。”
“你说。”
“申请人方的这个比对，”他说，“是谁做的。”
方牧说：
“我做的。”
“你的专业资质。”
方牧说：
“我没有声纹鉴定资质。”
法庭里有人笑了一下。
陈慎之没有笑。
他说：
“那么，”他说，“这份材料，不是鉴定意见。”
“不是。”方牧说。
“它是什么。”
方牧说：
“它是申请。”
陈慎之看着他。
方牧说：
“陈律师。”他说，“我没有把它当鉴定意见。”
他转过身，看着审判长。
“审判长，”他说，“我方正式申请司法鉴定。”
“鉴定事项：这段四十七秒录音中的男声，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职工大会讲话人，是否同一人。”
他停了一下。
“我方不要求法庭采信我自己做的比对。”
“我方只要求，”他说，“把这个比对，作为申请鉴定的理由。”
审判长翻着那十二页。
他翻得很慢。
翻完，他抬起头。
“对方意见。”他说。
陈慎之站着。
他今天站的时间，比过去两天加起来都长。
他说：
“审判长。”
“你说。”
“关于声纹鉴定，”他说，“我方不持异议。”
旁听席上，何斌的笔停住了。
这是今天的第四次。
陈慎之接着说：
“但是，”他说，“我方要提请法庭注意一点。”
他抬起头。
“即便鉴定结论是同一人，”他说，“也不等于录音内容指向的是本设备。”
他往前走了两步。
“录音里说，‘零点五’。”他说，“我方请问：零点五什么？”
他停了一下。
“零点五毫米？零点五个百分点？零点五吨？零点五个人？”
他把两只手摊开。
“录音里没有说。”
方牧站在那儿。
陈慎之说的，又是对的。
“而且，”陈慎之说，“录音里说‘德国人’。”
他转过身。
“申请人方主张，”他说，“这台设备是卖给德国人的。”
他停了一下。
“可是二〇一六年一月那份合同上，”他说，“买方注册地，不在德国。”
法庭里动了一下。
方牧抬起头。
“买方注册地，”他说，“在开曼。”
“对。”陈慎之说。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一个注册在开曼的买方，”他说，“和‘德国人’有什么关系，请申请人方说明。”
方牧没有马上答。
因为他不知道。
那份合同他看过很多遍。
买方是一个英文名字，注册地在开曼。
他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壳。
壳的后面是谁，他不知道。
这时候，旁听席最后一排，有人举起了一只手。
书记员说：
“旁听人员，请放下。”
那只手没有放。
何斌转过头。
举手的是文嫂。
审判长看见了。
他说：
“那位旁听人员。”
文嫂站起来。
她说：
“审判长。”
“你说。”
文嫂说：
“我能不能说一句话。”
审判长说：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
文嫂说：
“我知道。”
她把两只手放在前面那排椅子的靠背上。
“我男人，”她说，“死之前两个月，跟我念过一个词。”
审判长看着她。
“什么词。”他说。
文嫂说：
“我不认识字。”她说，“我只会念音。”
她抬起头。
“那个词，”她说，“听起来像‘奥格斯堡’。”
法庭里安静得没有人呼吸。
方牧猛地转过身。
奥格斯堡。
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
那座城市里，有一家做了九十年的机床厂。
审判长说：
“你确定这个词吗。”
文嫂说：
“确定。”她说，“他念了很多遍。”
“他什么时候念的。”
文嫂说：
“他抄东西的时候。”
她停了一下。
“他一边抄，一边念。”她说，“我听不懂，我就问他。”
“他怎么说的。”
文嫂说：
“他说，这是个地名。”
她顿了一下。
“他说，那台机器，本来是要去那里的。”
下午五点四十，退庭。
何斌在走廊上，几乎是小跑着追上来的。
“方先生！”他说，“奥格斯堡！我查过！那家厂叫——”
方牧抬起手。
“我知道。”他说。
何斌站住了。
“您知道？”
方牧说：
“二〇一六年一月，”他说，“润丰和那家厂的谈判，进行到最后一轮。”
他停了一下。
“后来断了。”
“为什么断的。”
方牧说：
“不知道。”
他往前走。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说。
“什么。”
方牧说：
“那家厂的技术标准，是零点五毫米。”
晚上八点。
一间屋子里。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沙发上。
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屏幕上是三条消息。
一、钱正兴今日出庭，主动表示同意鉴定。
二、申请人方提交声纹比对，指向钱正兴。
三、沈文华当庭提出“奥格斯堡”。
男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手机，打了一行字。
比我算的，早了三天。
他发过去。
对方回得很快。
那怎么办。
男人想了一下。
他打：
收。
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
8 : 22 : 14 : 36
方牧坐在灯下。
白板上，今天添了三行。
线：捻向 + 断口半毫米。对方不持异议。
册：压痕是叉。钱正兴说：鉴。
带：皮鞋。声纹指向钱正兴。文嫂说：奥格斯堡。
他看着最后那一行。
看了很久。
何斌在旁边说：
“方先生。”
“嗯。”
“文嫂今天，”他说，“开口了。”
方牧没有回头。
“是。”他说。
“她昨天还说怕。”
方牧说：
“她今天还是怕。”
他放下笔。
“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他说，“手没有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