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下午五点十分。
证人席。
陶岚坐下。
她把那支笔摆正，笔尖朝里。
书记员说：
“证人，年龄。”
“三十七。”
“职业。”
陶岚说：
“资产评估师。”
她停了一下。
“曾经是。”
法庭里安静了一下。
方牧走到证人席前面。
“证人。”他说。
“嗯。”
“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六年，”他说，“你在哪里工作。”
陶岚说：
“上海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职务。”
“复核岗。”她说。
“复核什么。”
陶岚说：
“经手人做完的报告，我复核。”她说，“看假设、看参数、看成新率、看结论。”
她停了一下。
“看完，签两个字或者三个字。”
方牧说：
“哪三个字。”
陶岚说：
“无异议。”
法庭里没有人动。
方牧说：
“这四年里，”他说，“你复核了多少份。”
陶岚想了一下。
“一百六十份。”她说。
方牧说：
“证人，”他说，“你面前放了一支笔。”
陶岚低头看了一眼。
“是。”她说。
“这支笔，”方牧说，“用了多久。”
陶岚说：
“七年。”
她伸出手，用指尖碰了一下笔帽。
“二〇一九年买的。”她说，“三十四块。”
“在哪里用。”
陶岚说：
“远岱资本，八楼。”
她停了一下。
“我的工位在走廊尽头，”她说，“看得见江。”
“这支笔，”方牧说，“写过什么。”
陶岚说：
“写了很多东西。”她说，“改了很多东西。”
她抬起头。
“也签了很多东西。”
方牧说：
“今天为什么带来。”
陶岚看着那支笔。
过了一会儿，她说：
“因为我签过的那些字，”她说，“今天都要被拿出来看。”
她停了一下。
“我想让它也在场。”
“其中涉及润丰机械的，”方牧说，“有几份。”
陶岚说：
“四份。”
“请你说出日期。”
陶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她念：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机器设备评估，初评。”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同批设备，复评。”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整体资产评估。”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处置前评估。”
她把纸放下。
“最后一份，”她说，“是我签的。”
方牧说：
“二〇一九年，”他说，“你去了远岱。”
“是。”
“远岱做什么。”
陶岚说：
“特殊资产。”她说，“买不良，买债，买别人不要的东西。”
“二〇一七年，”方牧说，“远岱买过润丰的债吗。”
陶岚停了一下。
“买过。”她说。
“多少。”
陶岚说：
“本金四千二百万。”她说，“三折。”
她抬起头。
“一千二百六十万。”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气。
方牧说：
“谁经手的。”
陶岚说：
“我做的尽调。”她说，“我签的字。”
她停了一下。
“那一年，我不知道润丰是什么。”她说，“我只知道那是一笔债。”
方牧说：
“最后一份，”他说，“报告编号是多少。”
陶岚说：
“恒评字〔2016〕第 087 号。”
“你在上面签了什么。”
陶岚说：
“无异议。”
她抬起头。
“在第十七页。”她说。
方牧把那份报告递上去。
书记员翻到第十七页。
审判长低头看。
那一页右下角，有三个字。
无异议。
字迹很轻。
但是很清楚。
审判长抬起头。
“这三个字，”他说，“是你写的？”
陶岚说：
“是我写的。”
方牧说：
“证人。”他说。
“嗯。”
“这份报告，”他说，“最后有一行字，是你写的吗。”
陶岚停住了。
她看着方牧。
看了两秒。
然后她说：
“不是。”
法庭里动了一下。
方牧说：
“哪一页。”
陶岚说：
“第二十三页。”她说，“最后一段，二十三个字。”
“内容。”
陶岚说：
“‘本次评估结论仅适用于处置目的，不适用于其他用途。’”她说，“大概是这样，我记不全。”
她停了一下。
“那二十三个字，”她说，“不是我写的。”
“你签的时候有吗。”
陶岚说：
“没有。”
“你怎么确定。”
陶岚把手放在那支笔上。
她说：
“因为我签完以后，”她说，“把报告合上了。”
她抬起头。
“我合上以后，他坐在办公室里，”她说，“加了二十三个字。”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
方牧说：
“他。”
陶岚说：
“他。”
“他是谁。”
陶岚看着方牧。
她说：
“我们组长。”她说，“郑立群的副手。”
她停了一下。
“姓裘。”
旁听席最后一排。
何斌的笔停住了。
裘。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进过三号车间的三个人里——
有一个姓裘。
方牧站在那儿。
他慢慢转过身。
他看了陈慎之一眼。
陈慎之坐在那儿。
他的手放在桌上。
他没有动。
方牧说：
“审判长。”
“你说。”
“我方请求，”他说，“把证人刚才的这段陈述，逐字记录。”
审判长说：
“记录在案。”
陈慎之站起来。
他今天站起来的时候，第一次先看了一眼自己的本子。
“审判长。”他说。
“你说。”
“关于证人刚才提到的‘裘’，”他说，“我方请求说明：这个名字，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方牧说：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他说，“有三个人进入过三号车间。”
他停了一下。
“其中一个人，姓裘。”
陈慎之说：
“依据。”
方牧说：
“润丰的门禁记录。”他说，“我方已申请调取。”
陈慎之点了点头。
他坐下。
五点四十。
陈慎之站起来。
他走到证人席前面。
他今天第一次，走得这么近。
“证人。”他说。
“嗯。”
“你在恒信工作了几年。”
陶岚说：
“四年。”
“离职原因。”
陶岚说：
“二〇一六年七月，公司撤销复核岗。”她说，“我拿了补偿，走了。”
“走的时候，”陈慎之说，“你带走了什么。”
陶岚看着他。
她说：
“一支笔。”
法庭里静了两秒。
陈慎之说：
“还有呢。”
陶岚说：
“还有一个硬盘。”
“硬盘里有什么。”
陶岚说：
“一百四十七个文件。”
她停了一下。
“从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二四年。”
“八年。”
陈慎之点了点头。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走到一半，他停下。
他转过身。
“证人。”他说。
“嗯。”
“这八年里，”他说，“你有没有一天，想过要把这些东西交出去。”
陶岚坐在那儿。
她说：
“想过。”
“多少次。”
陶岚说：
“很多次。”
“为什么没交。”
陶岚没有答。
陈慎之也没有再问。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
审判长说：
“对方是否发问。”
陈慎之站起来。
他说：
“审判长，”他说，“在发问之前，我想先请证人自己说一件事。”
审判长抬起头。
“什么事。”
陈慎之说：
“证人，”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要来。”
陶岚坐在证人席上。
她没有马上回答。
她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那支笔就在她面前。
然后她说：
“审判长。”
“你说。”
“我有话要说。”她说，“不是回答提问。是我自己要说。”
审判长看着她。
“你说。”他说。
陶岚抬起头。
她说：
“我交出这些东西，”她说，“不是因为我是好人。”
旁听席上有人吸了一口气。
证人席。
陶岚坐下。
她把那支笔摆正，笔尖朝里。
书记员说：
“证人，年龄。”
“三十七。”
“职业。”
陶岚说：
“资产评估师。”
她停了一下。
“曾经是。”
法庭里安静了一下。
方牧走到证人席前面。
“证人。”他说。
“嗯。”
“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六年，”他说，“你在哪里工作。”
陶岚说：
“上海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职务。”
“复核岗。”她说。
“复核什么。”
陶岚说：
“经手人做完的报告，我复核。”她说，“看假设、看参数、看成新率、看结论。”
她停了一下。
“看完，签两个字或者三个字。”
方牧说：
“哪三个字。”
陶岚说：
“无异议。”
法庭里没有人动。
方牧说：
“这四年里，”他说，“你复核了多少份。”
陶岚想了一下。
“一百六十份。”她说。
方牧说：
“证人，”他说，“你面前放了一支笔。”
陶岚低头看了一眼。
“是。”她说。
“这支笔，”方牧说，“用了多久。”
陶岚说：
“七年。”
她伸出手，用指尖碰了一下笔帽。
“二〇一九年买的。”她说，“三十四块。”
“在哪里用。”
陶岚说：
“远岱资本，八楼。”
她停了一下。
“我的工位在走廊尽头，”她说，“看得见江。”
“这支笔，”方牧说，“写过什么。”
陶岚说：
“写了很多东西。”她说，“改了很多东西。”
她抬起头。
“也签了很多东西。”
方牧说：
“今天为什么带来。”
陶岚看着那支笔。
过了一会儿，她说：
“因为我签过的那些字，”她说，“今天都要被拿出来看。”
她停了一下。
“我想让它也在场。”
“其中涉及润丰机械的，”方牧说，“有几份。”
陶岚说：
“四份。”
“请你说出日期。”
陶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她念：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机器设备评估，初评。”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同批设备，复评。”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整体资产评估。”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处置前评估。”
她把纸放下。
“最后一份，”她说，“是我签的。”
方牧说：
“二〇一九年，”他说，“你去了远岱。”
“是。”
“远岱做什么。”
陶岚说：
“特殊资产。”她说，“买不良，买债，买别人不要的东西。”
“二〇一七年，”方牧说，“远岱买过润丰的债吗。”
陶岚停了一下。
“买过。”她说。
“多少。”
陶岚说：
“本金四千二百万。”她说，“三折。”
她抬起头。
“一千二百六十万。”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气。
方牧说：
“谁经手的。”
陶岚说：
“我做的尽调。”她说，“我签的字。”
她停了一下。
“那一年，我不知道润丰是什么。”她说，“我只知道那是一笔债。”
方牧说：
“最后一份，”他说，“报告编号是多少。”
陶岚说：
“恒评字〔2016〕第 087 号。”
“你在上面签了什么。”
陶岚说：
“无异议。”
她抬起头。
“在第十七页。”她说。
方牧把那份报告递上去。
书记员翻到第十七页。
审判长低头看。
那一页右下角，有三个字。
无异议。
字迹很轻。
但是很清楚。
审判长抬起头。
“这三个字，”他说，“是你写的？”
陶岚说：
“是我写的。”
方牧说：
“证人。”他说。
“嗯。”
“这份报告，”他说，“最后有一行字，是你写的吗。”
陶岚停住了。
她看着方牧。
看了两秒。
然后她说：
“不是。”
法庭里动了一下。
方牧说：
“哪一页。”
陶岚说：
“第二十三页。”她说，“最后一段，二十三个字。”
“内容。”
陶岚说：
“‘本次评估结论仅适用于处置目的，不适用于其他用途。’”她说，“大概是这样，我记不全。”
她停了一下。
“那二十三个字，”她说，“不是我写的。”
“你签的时候有吗。”
陶岚说：
“没有。”
“你怎么确定。”
陶岚把手放在那支笔上。
她说：
“因为我签完以后，”她说，“把报告合上了。”
她抬起头。
“我合上以后，他坐在办公室里，”她说，“加了二十三个字。”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
方牧说：
“他。”
陶岚说：
“他。”
“他是谁。”
陶岚看着方牧。
她说：
“我们组长。”她说，“郑立群的副手。”
她停了一下。
“姓裘。”
旁听席最后一排。
何斌的笔停住了。
裘。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进过三号车间的三个人里——
有一个姓裘。
方牧站在那儿。
他慢慢转过身。
他看了陈慎之一眼。
陈慎之坐在那儿。
他的手放在桌上。
他没有动。
方牧说：
“审判长。”
“你说。”
“我方请求，”他说，“把证人刚才的这段陈述，逐字记录。”
审判长说：
“记录在案。”
陈慎之站起来。
他今天站起来的时候，第一次先看了一眼自己的本子。
“审判长。”他说。
“你说。”
“关于证人刚才提到的‘裘’，”他说，“我方请求说明：这个名字，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方牧说：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他说，“有三个人进入过三号车间。”
他停了一下。
“其中一个人，姓裘。”
陈慎之说：
“依据。”
方牧说：
“润丰的门禁记录。”他说，“我方已申请调取。”
陈慎之点了点头。
他坐下。
五点四十。
陈慎之站起来。
他走到证人席前面。
他今天第一次，走得这么近。
“证人。”他说。
“嗯。”
“你在恒信工作了几年。”
陶岚说：
“四年。”
“离职原因。”
陶岚说：
“二〇一六年七月，公司撤销复核岗。”她说，“我拿了补偿，走了。”
“走的时候，”陈慎之说，“你带走了什么。”
陶岚看着他。
她说：
“一支笔。”
法庭里静了两秒。
陈慎之说：
“还有呢。”
陶岚说：
“还有一个硬盘。”
“硬盘里有什么。”
陶岚说：
“一百四十七个文件。”
她停了一下。
“从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二四年。”
“八年。”
陈慎之点了点头。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走到一半，他停下。
他转过身。
“证人。”他说。
“嗯。”
“这八年里，”他说，“你有没有一天，想过要把这些东西交出去。”
陶岚坐在那儿。
她说：
“想过。”
“多少次。”
陶岚说：
“很多次。”
“为什么没交。”
陶岚没有答。
陈慎之也没有再问。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
审判长说：
“对方是否发问。”
陈慎之站起来。
他说：
“审判长，”他说，“在发问之前，我想先请证人自己说一件事。”
审判长抬起头。
“什么事。”
陈慎之说：
“证人，”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要来。”
陶岚坐在证人席上。
她没有马上回答。
她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那支笔就在她面前。
然后她说：
“审判长。”
“你说。”
“我有话要说。”她说，“不是回答提问。是我自己要说。”
审判长看着她。
“你说。”他说。
陶岚抬起头。
她说：
“我交出这些东西，”她说，“不是因为我是好人。”
旁听席上有人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