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四十。继续开庭。审判长先处理上午没完的事。
“申请人方，”他说，
“对方请求就付款凭证另行举证，你是否同意。”方牧站起来。
“同意。”旁听席动了一下。何斌在最后一排，抓了抓头发。他又同意了。
审判长点了点头。
“举证期限五日。”他说。
“是。”方牧坐下。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
“你说。”
“在就实体问题举证之前，”陈慎之说，
“我方先提三个问题。”审判长抬起头。
“关于什么。”陈慎之说：“关于申请人提交的那九份材料。”他转过身，看着方牧。
“能不能上这张桌子。”第一类。
“保管链。”陈慎之说。他把手放在桌沿上。
“这九样东西，”他说，
“二〇一六年至今，八年。”
“中间经过多少人的手。”
“有没有第三方封存。”
“有没有交接记录。”
“有没有公证。”他每说一句，停一下。
“今天摆在法庭上的，”他说，
“是李博尧先生的遗物，还是八年里任何人可以替换的物件？”他开始一件一件数。
“登记册。”他说，
“由润丰门卫周某某，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交给申请人。中间八年，在周某某手里。”
“周某某是什么身份。”他说，
“他是润丰的员工，也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
“录音带。”他说，
“现存四十七秒。原带被剪断过，后来又接上。谁剪的，什么时候剪的，接上以后有没有动过，全部不清楚。”
“硬件钱包。”他说，
“申请人称，是在一个更衣柜里找到的。”他停了一下。
“一个更衣柜。”他说，
“躺了八年。”
“第一件，线头。”他说，
“二〇一六年二月寄到申请人纽约的办公室。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谁寄的，不清楚。”
“第六件，评估报告。”他说，
“来自案外人陶岚。陶岚女士与弘盛之间存在劳动争议，正在另案处理。她是利害关系人。”
“第七件，合同。”他说，
“骑缝章缺一角。申请人自己承认，无法确认附件是否被抽取。”
“第二件，登记册。”他说，
“来自门卫周某某。周某某在本案中，是申请人一方的证人。”他抬起头。
“审判长，”他说，
“这八件东西的来源人，一共四个。”
“一个是申请人的证人。”
“一个是另案当事人。”
“一个是死者的配偶。”
“还有一个不明。”他把本子合上一半。
“没有一个是中立的第三方。”他翻过一页。
“还有一样，”他说，
“我最不明白。”他抬起头。
“申请人自己说，博尧先生留了九件东西。”他说，
“今天这张桌子上，只有八件。”方牧的笔停了一下。陈慎之说：“第九件在哪里。”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方牧没有抬头。审判长看着他。
“申请人方，”他说，
“第九件。”方牧站起来。
“第九件，”他说，
“尚未取得。”
“尚未取得，”陈慎之说，
“还是不存在。”方牧说：“存在。”
“在何处。”方牧停了一下。
“在权利人手上。”他说。陈慎之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他只是说：“一件申请人自己都没有拿到的东西，”他说，
“今天被写进了主张，也被写进了清单。”他坐下。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陈慎之把本子合上。
“这九样东西里，”他说，
“没有一样，有完整的保管链。”方牧坐在那儿。他在纸上写字。他没有抬头。
何斌在后面看着，急得脸都涨红了。赵振声伸手，按住他的胳膊。第二类。
“语境完整性。”陈慎之说。
“录音带，现存四十七秒。”他说，
“剪掉的那部分说了什么，在座没有一个人知道。”
“登记册，两本，蓝色和红色。”他说，
“全册在何处，不清楚。申请人提交的是节选，还是全部，不清楚。”
“清算清单，复印件。”
“评估报告，有v1、v2两版。”他说，
“v0在哪里，不清楚。”他抬起头。
“一份被剪过的录音，”他说，
“它证明了什么，不取决于留下来的这四十七秒。”他停了一下。
“取决于被剪掉的那部分说了什么。”
“而那部分，”他说，
“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听过。”他走到桌子前面。
“我举个例子。”他说。
“这四十七秒里，”他说，
“有一句话：不能落到德国人手里。”他抬起头。
“申请人告诉法庭，这句话证明的是有人不想要这台机器做到零点五毫米。”
“可是，”他说，
“假如这四十七秒前面，还有三分半钟。”他停了一下。
“假如那三分半钟里，说的是另一台设备呢。”他把本子放下。
“那么这四十七秒的意思，”他说，
“就完全变了。”他转过身。
“申请人能不能告诉我们，”他说，
“那三分半钟说了什么。”方牧没有回答。他在纸上写。写的是：他没有听过那三分半。
方牧还在写。第三类。审判长翻了一页材料。
“陈律师，”他说，
“你方第一点、第二点，本庭听清了。”
“是。”
“继续。”陈慎之翻了一页。
“第三，”他说，
“关于申请人代理人方牧先生的身份。”他停了一下。
“前两点针对的是物。”他说，
“这一点针对的是人。”何斌的拳头攥紧了。陈慎之说：“方先生与委托人之间，是否签有风险代理条款。”他抬起头。
“如果有，”他说，
“那么他在庭上的每一句陈述，都存在经济动机。”他停了一下。
“如果没有，”他说，
“那么他八年——不，四年。”他看着本子。
“二〇二〇年三月，”他说，
“那只箱子寄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
“二〇二四年一月，他回国。”他抬起头。
“四年。”他说。法庭里安静得像没有人。
“一个替人讨公道的人，”陈慎之说，
“为什么要等四年。”他走回自己的桌子。
“还有一件事，”他说，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他拿起一张纸。
“申请人不是本案当事人。”他说，
“也不是死者的近亲属。”他把纸放下。
“他甚至，”他说，
“不认识李博尧。”法庭里安静下来。陈慎之说：“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他说，
“为什么要把八年里的每一天，都花在这件事上。”方牧坐在那儿。他说不出话。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答。是因为他自己，也答不上来。其实他有一个答案。
那个答案只有一句话。可是那句话，跟这台机器没有关系，跟权属没有关系，跟今天这张桌子上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没有关系。
所以他不能在这里说。何斌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他转过头，看赵振声。
赵振声的脸色没变。他只是把两只手放在桌上，看着陈慎之。何斌压低声音：“赵老师。”
“嗯。”
“他说方先生不认识博尧。”赵振声没有回头。
“我知道。”他说。
“那怎么办。”赵振声说：“这话，”他说，
“不用方牧答。”审判长把笔放下。
“陈律师。”他说。
“审判长。”
“你方这三点，”他说，
“是关于证据能力，还是关于证明力。”陈慎之说：“关于能力。”他说，
“能力不成立，就不必谈证明力。”审判长点了点头。
“本庭记录在案。”他说。他抬起头。
“申请人方，是否回应。”方牧的笔停住了。他抬起头。他看着陈慎之。
两个人隔着两张桌子，对看了三秒。陈慎之先移开了眼睛。方牧低下头。
他把笔放下。纸上，只有四个字。他把那张纸，沿着桌面，慢慢推过去。
推到赵振声面前。赵振声低头看。他看了很久。久到何斌在后面开始数自己的心跳。
方牧站起来。
“不需要。”他说。他把那张纸推过去。推给赵振声。赵振声低头看了一眼。
他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
“审判长。”
“申请人方，”他说，
“对方请求就付款凭证另行举证，你是否同意。”方牧站起来。
“同意。”旁听席动了一下。何斌在最后一排，抓了抓头发。他又同意了。
审判长点了点头。
“举证期限五日。”他说。
“是。”方牧坐下。陈慎之站起来。
“审判长。”
“你说。”
“在就实体问题举证之前，”陈慎之说，
“我方先提三个问题。”审判长抬起头。
“关于什么。”陈慎之说：“关于申请人提交的那九份材料。”他转过身，看着方牧。
“能不能上这张桌子。”第一类。
“保管链。”陈慎之说。他把手放在桌沿上。
“这九样东西，”他说，
“二〇一六年至今，八年。”
“中间经过多少人的手。”
“有没有第三方封存。”
“有没有交接记录。”
“有没有公证。”他每说一句，停一下。
“今天摆在法庭上的，”他说，
“是李博尧先生的遗物，还是八年里任何人可以替换的物件？”他开始一件一件数。
“登记册。”他说，
“由润丰门卫周某某，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交给申请人。中间八年，在周某某手里。”
“周某某是什么身份。”他说，
“他是润丰的员工，也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
“录音带。”他说，
“现存四十七秒。原带被剪断过，后来又接上。谁剪的，什么时候剪的，接上以后有没有动过，全部不清楚。”
“硬件钱包。”他说，
“申请人称，是在一个更衣柜里找到的。”他停了一下。
“一个更衣柜。”他说，
“躺了八年。”
“第一件，线头。”他说，
“二〇一六年二月寄到申请人纽约的办公室。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谁寄的，不清楚。”
“第六件，评估报告。”他说，
“来自案外人陶岚。陶岚女士与弘盛之间存在劳动争议，正在另案处理。她是利害关系人。”
“第七件，合同。”他说，
“骑缝章缺一角。申请人自己承认，无法确认附件是否被抽取。”
“第二件，登记册。”他说，
“来自门卫周某某。周某某在本案中，是申请人一方的证人。”他抬起头。
“审判长，”他说，
“这八件东西的来源人，一共四个。”
“一个是申请人的证人。”
“一个是另案当事人。”
“一个是死者的配偶。”
“还有一个不明。”他把本子合上一半。
“没有一个是中立的第三方。”他翻过一页。
“还有一样，”他说，
“我最不明白。”他抬起头。
“申请人自己说，博尧先生留了九件东西。”他说，
“今天这张桌子上，只有八件。”方牧的笔停了一下。陈慎之说：“第九件在哪里。”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方牧没有抬头。审判长看着他。
“申请人方，”他说，
“第九件。”方牧站起来。
“第九件，”他说，
“尚未取得。”
“尚未取得，”陈慎之说，
“还是不存在。”方牧说：“存在。”
“在何处。”方牧停了一下。
“在权利人手上。”他说。陈慎之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他只是说：“一件申请人自己都没有拿到的东西，”他说，
“今天被写进了主张，也被写进了清单。”他坐下。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陈慎之把本子合上。
“这九样东西里，”他说，
“没有一样，有完整的保管链。”方牧坐在那儿。他在纸上写字。他没有抬头。
何斌在后面看着，急得脸都涨红了。赵振声伸手，按住他的胳膊。第二类。
“语境完整性。”陈慎之说。
“录音带，现存四十七秒。”他说，
“剪掉的那部分说了什么，在座没有一个人知道。”
“登记册，两本，蓝色和红色。”他说，
“全册在何处，不清楚。申请人提交的是节选，还是全部，不清楚。”
“清算清单，复印件。”
“评估报告，有v1、v2两版。”他说，
“v0在哪里，不清楚。”他抬起头。
“一份被剪过的录音，”他说，
“它证明了什么，不取决于留下来的这四十七秒。”他停了一下。
“取决于被剪掉的那部分说了什么。”
“而那部分，”他说，
“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听过。”他走到桌子前面。
“我举个例子。”他说。
“这四十七秒里，”他说，
“有一句话：不能落到德国人手里。”他抬起头。
“申请人告诉法庭，这句话证明的是有人不想要这台机器做到零点五毫米。”
“可是，”他说，
“假如这四十七秒前面，还有三分半钟。”他停了一下。
“假如那三分半钟里，说的是另一台设备呢。”他把本子放下。
“那么这四十七秒的意思，”他说，
“就完全变了。”他转过身。
“申请人能不能告诉我们，”他说，
“那三分半钟说了什么。”方牧没有回答。他在纸上写。写的是：他没有听过那三分半。
方牧还在写。第三类。审判长翻了一页材料。
“陈律师，”他说，
“你方第一点、第二点，本庭听清了。”
“是。”
“继续。”陈慎之翻了一页。
“第三，”他说，
“关于申请人代理人方牧先生的身份。”他停了一下。
“前两点针对的是物。”他说，
“这一点针对的是人。”何斌的拳头攥紧了。陈慎之说：“方先生与委托人之间，是否签有风险代理条款。”他抬起头。
“如果有，”他说，
“那么他在庭上的每一句陈述，都存在经济动机。”他停了一下。
“如果没有，”他说，
“那么他八年——不，四年。”他看着本子。
“二〇二〇年三月，”他说，
“那只箱子寄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
“二〇二四年一月，他回国。”他抬起头。
“四年。”他说。法庭里安静得像没有人。
“一个替人讨公道的人，”陈慎之说，
“为什么要等四年。”他走回自己的桌子。
“还有一件事，”他说，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他拿起一张纸。
“申请人不是本案当事人。”他说，
“也不是死者的近亲属。”他把纸放下。
“他甚至，”他说，
“不认识李博尧。”法庭里安静下来。陈慎之说：“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他说，
“为什么要把八年里的每一天，都花在这件事上。”方牧坐在那儿。他说不出话。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答。是因为他自己，也答不上来。其实他有一个答案。
那个答案只有一句话。可是那句话，跟这台机器没有关系，跟权属没有关系，跟今天这张桌子上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没有关系。
所以他不能在这里说。何斌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他转过头，看赵振声。
赵振声的脸色没变。他只是把两只手放在桌上，看着陈慎之。何斌压低声音：“赵老师。”
“嗯。”
“他说方先生不认识博尧。”赵振声没有回头。
“我知道。”他说。
“那怎么办。”赵振声说：“这话，”他说，
“不用方牧答。”审判长把笔放下。
“陈律师。”他说。
“审判长。”
“你方这三点，”他说，
“是关于证据能力，还是关于证明力。”陈慎之说：“关于能力。”他说，
“能力不成立，就不必谈证明力。”审判长点了点头。
“本庭记录在案。”他说。他抬起头。
“申请人方，是否回应。”方牧的笔停住了。他抬起头。他看着陈慎之。
两个人隔着两张桌子，对看了三秒。陈慎之先移开了眼睛。方牧低下头。
他把笔放下。纸上，只有四个字。他把那张纸，沿着桌面，慢慢推过去。
推到赵振声面前。赵振声低头看。他看了很久。久到何斌在后面开始数自己的心跳。
方牧站起来。
“不需要。”他说。他把那张纸推过去。推给赵振声。赵振声低头看了一眼。
他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
“审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