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天,下午三点。

  组长台后面有一间小隔间。

  那不算屋子,是用两块高隔板在墙角围出来的一块地方,两米见方,里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三号楼的人管它叫“里头”。

  上午十一点,付红英过来跟他说:“梅姐让你三点到里头。”

  三点差两分,陈九斤绕过组长台,掀开那块挡在门口的布帘。

  林素梅坐在桌子后面。

  桌上摊着两个本子。红的那个合着,蓝的那个开着。

  她手里拿着蓝笔。

  “坐。”

  这是她对他说的第二句话。

  第一句是六天前那七个字。

  陈九斤坐下了。

  隔间的布帘外面有脚步声。付红英和岑立春站在帘子外头——不是偷听,是被叫来的。三号楼的规矩,里头说事,外面得有两个人站着。

  林素梅把蓝笔别回本子边上。

  “下个月起,”她说,“A 组的表你签。”

  陈九斤没有出声。

  “副组长。”她说。

  隔间里安静了两秒。

  “梅姐。”

  “嗯。”

  “我问三句话。”

  林素梅看着他。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她把手放在桌上。

  那就是问。

  “第一句。”陈九斤说,“副组长要在什么东西上签字。”

  “月表。”林素梅说,“通话量表。调岗单。”

  “还有呢。”

  “出勤。”

  “就这四样?”

  “就这四样。”

  “第二句。”陈九斤说。

  “每个月核完,垫底那三个,谁报上去。”

  林素梅的手在桌上没有动。

  “组长台。”她说。

  “组长台是您。”

  “对。”

  “第三句。”

  陈九斤把身子往前挪了一点。

  “报上去以后,二号楼开出货单。”

  “出货单上有三样。开单人签,经手人签,登记处盖讫。”

  “经手人那一栏,写谁的名字。”

  隔间里没有声音。

  外面大厅里那四十个格子的动静隔着两块隔板传进来,很闷。

  林素梅坐在桌子后面。

  她这一次停了。

  停了大概三秒。

  这三秒里她没有看别的地方,她一直看着陈九斤。

  “副组长。”她说。

  陈九斤把这三个字接住了。

  他这十天做的所有事情——蹲在水泥管子后面数箱子、拎着汽水去值班室、把十四个月的编号一个一个抄下来、当着六十个人把一块砖压在三张纸上——绕了一大圈,最后绕回到这一栏上。

  出货单上,经手人那一栏。

  从下个月起,那一栏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每个月三个人。

  他签一次,三个人上车。

  一年十二次,三十六个人。

  他坐在这把椅子上,把这笔账算完了。

  算完他往下算了第二笔。

  这一栏是三签之一。

  出货三签:开单人签,经手人签,登记处盖讫。三样齐了,人才能出园区。

  昨天他站在阮玉兰那张桌子前面,问的是第三样。

  他问:要是您不盖,会怎么样。

  阮玉兰答:单子退回去,重开。

  三年前退过一次,隔了一天。去年冬天退过一次,隔了六天。

  那一天,那六天,人还在园区里。

  那是第三样。

  现在他手上要来的,是第二样。

  一张出货单,要三个人点头才能走。

  其中一个人,从下个月起是他。

  他不签,单子就不齐。

  单子不齐,人就不上车。

  陈九斤在椅子上坐着,把这两笔账并在一起。

  他要的不是不签。

  一个月三个人,他要是一次都不签,这栋楼下个月就换人当副组长。换的那个人会签,签得比谁都痛快。

  他要的是那支笔在自己手上。

  笔在自己手上,就有两样东西是他的。

  第一样:他知道每一张单子什么时候开、开给谁、编号是多少。

  第二样:他可以慢。

  一张单子在他手上压三天,跟压三个钟头,纸上看不出区别。

  十天前他站在二号楼门口,靠的是三张纸和一块砖。

  那三张纸是他从抽屉里翻出来的,从打印机出纸口抽走的,从旧簿子里扒出来的。

  从下个月起,那些纸从他手上过。

  他抬起头。

  “梅姐。”

  “嗯。”

  “我要一样东西。”

  “你说。”

  “调动权。”

  林素梅的手指在桌面上动了一下。

  “哪一种。”

  “三种。”陈九斤说。

  “第一种,工位。这一层四十个格子,谁坐哪儿,我排。”

  “第二种,进人。往后 A 组要补人,从哪个楼调、调谁,我说了算。”

  “第三种——”

  他停了半秒。

  “出人。”

  “A 组的人往外调,得我签字。”

  “调到 B 组、C 组,调回一号楼,调去别的楼,都算。”

  “没有我的字,调不走。”

  隔间外面,付红英那边的地上有一声很轻的响——是她换了下重心。

  林素梅低下头。

  她把桌上那个蓝本子往自己面前挪了一寸。

  她抽出蓝笔,在本子上写了两行。

  写完她把笔放下。

  “行。”

  陈九斤没有动。

  “梅姐。”

  “嗯。”

  “这三样,您就这么给了。”

  “对。”

  “三种里头,”陈九斤说,“第三种最重。”

  “我知道。”

  “您要是给了我第三种,”他说,“往后 A 组的人,谁也调不走。”

  “我知道。”

  “连您也调不走。”

  林素梅抬起眼睛。

  “我知道。”

  隔间里安静了。

  陈九斤在椅子上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这五天在这栋楼里跟这个人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字。

  她说过七个字,一个“坐”,一个“行”。

  现在他要了三样东西,她一样也没有推。

  她甚至没有问他要这三样干什么。

  “梅姐。”

  “嗯。”

  “我最后问一句。”

  “你问。”

  “您手底下这四十个人,”陈九斤说,“上一个副组长是谁。”

  外面付红英的脚在地上又蹭了一下。

  林素梅把那个蓝本子合上了。

  她没有答这个问题。

  她把两个本子摞在一起,红的在下面,蓝的在上面。

  “下个月一号。”她说,“你去把这个月的表核完。”

  “核完签字。”

  “行。”

  陈九斤站起来。

  他走到布帘那儿,掀开。

  付红英和岑立春站在外头。

  付红英手里抱着自己那个磨圆了角的本子。她看见他出来,往旁边让了半步。

  岑立春没有让。

  他站在那儿,看着陈九斤。

  他今年二十七,来这园区一年零三个月。上个月他成了两笔,这个月到今天成了一笔。

  他就是陈九斤写在那张纸上的第一个名字。

  “陈组长。”岑立春说。

  这三个字他叫得很生硬。

  “嗯。”

  “听说下个月起,垫底的名单您签。”

  “对。”

  岑立春看着他。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我这个月一笔。”他说。

  陈九斤看着他。

  “我知道。”

  岑立春把眼睛转开了。

  他往自己格子那边走了。

  付红英站在原地。

  她抱着那个本子,往隔间那边看了一眼——布帘已经放下来了。

  她压低了声音。

  “九斤。”

  “付姐。”

  “上一个副组长。”

  “您说。”

  付红英把本子往怀里抱紧了一点。

  “姓吕。”

  “他人呢。”

  “调走了。”

  “调哪儿了。”

  付红英没有说话。

  她的眼睛往东边那面墙上抬了一下,又收回来。

  那面墙贴着这个月的表,表的下面是空地,空地过去是玻璃门,玻璃门外面往东南是一条路。

  那条路的尽头是二号楼。

  “他签了几个月的字。”陈九斤问。

  “四个月。”

  “第五个月呢。”

  付红英把嘴闭上了。

  她转身回自己格子去了。

  陈九斤站在组长台旁边。

  他往一排第二那个格子看了一眼。

  高凯坐在那儿,送话器在耳朵上。

  他把手插进口袋。

  刚才在隔间里,他把那三样要下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一件事。

  第三种最重。

  有了第三种,A 组的人谁也带不走。二号楼下个月来提人,得先过他这一关。

  这是他要的。

  现在他站在这儿,把这件事翻过来想了一遍。

  第三种确实最重。

  可她给得太快了。

  一个人守着一样东西六年,红笔写一本蓝笔写一本,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这样一个人,把手里的三样东西给出去,连问都不问一句。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她本来就打算给。

  第二种:这三样东西,在她手里已经不值钱了。

  陈九斤站在大厅里。

  他想起刚才那一栏。

  出货单,经手人。

  从下个月起,那一栏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上一个在那一栏上写名字的人,写了四个月。

  第五个月他就不在这栋楼里了。

  调动权在他手上。

  那一栏也在他手上。

  这两样是一块儿来的。

  陈九斤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

  他往一排第一那个格子走。

  他坐下的时候,隔壁格子里高凯正好把送话器挂回挂钩。

  那一声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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