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海的老家在河南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
这是豫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子，有几百口人，住户大多姓杨。
村子不大，一条土路穿村而过，两边是土坯房，高矮不齐。村东头有一口老井，井口是石头砌的，被绳子磨出了一道一道的深沟。
全村人都从那儿挑水，每天天不亮，井边上就排起了队。
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有种小麦的、有种玉米的、还有种红薯的。一年到头，地里的活就没什么断的时候。村民们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
农民杨俊官夫妇就是这样一年到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平凡日子。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杨家生了第四个孩子，杨俊官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杨新海。
杨家在杨陶庄，是最穷的一户人家。
为什么穷？不是因为他们懒，主要是因为出身不好。
原来杨新海的爷爷，解放前是杨陶庄的地主。
他们家里当时有几十亩地，雇了两个长工，在村里算是数得上的有钱人家。那时候的杨家人丁兴旺，日子过得很不错，不说逢年过节，就算平日里也是有鱼有肉吃的人家。
可解放后一切都变了，在土改划成分的时候，杨新海的爷爷毫无疑问第被划为了地主阶层。
更严重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初，镇压反革命的的时候，他爷爷直接被拉到村东头的老井边上，给枪毙了。
他们家里的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
一夜之间，杨家从村里数得上的人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 "地主成分"。
杨新海爷爷被枪毙的时候，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官才十几岁。爹死了，娘也改嫁了，跟着别的男人走了。杨俊官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他从小没爹没妈，靠村里好心人家接济长大。东家给一口饭吃，西家给一件旧衣裳穿，就这么凑活着长大。
他饿过肚子，要过饭，给人打短活，割麦子、打柴、放牛，什么都干过。有时候在别人家的牛棚里缩一宿，有时候在麦秸堆里躲一夜。
他的这种出身，在那个年代，就是低人一等。
村里开会，杨家的人只能蹲在墙角，不能坐前排。分粮分东西，杨家永远是最后一个。平时走在路上，村里人都躲着杨家的人走，怕跟他们走太近惹上麻烦。
杨俊官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他倒没什么想法，认命了。穷就穷吧，能活着就行。
杨俊官长大以后，运气还不错，竟然娶到了媳妇。媳妇是附近村子的，家里也穷，嫁过来就跟着他受苦。
他们第一年生了个女儿，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第三年生了个儿子。
到一九六八年，第四个孩子杨新海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四张嘴等着吃饭了。
后来又生了两个，一共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六张嘴，全靠杨俊官夫妇在公社干活挣工分勉强养活。
家里穷得叮当响。全家挤在一间土坯茅草房里，房顶漏雨，一下雨就拿盆接。冬天透风，晚上冷得睡不着，一家老小就挤在一排土炕上，靠几床破棉被御寒。
所以杨新海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忍冬挨饿。
他和兄弟姐妹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吃饱饭。
红薯干、窝头、稀粥，天天就这些。肉？从来没见过。逢年过节吃顿白面馍，那就算过年了。平时能喝上一顿稠粥，就算改善伙食了。
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到杨新海这儿，早就补丁摞补丁了。鞋更是穿不上，大多时候是光着脚，冬天脚冻得裂口子。
因为爷爷是地主，杨家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
村里人都躲着杨家，怕跟他们走太近惹上麻烦。平时见面，没人愿意搭理杨家的人。村里分东西、派活，杨家永远是排在最后面。
村里的孩子也不跟杨新海玩。
他们骂杨新海是 "地主崽子"，是 "反动派的后代"。有的小孩捡石头砸他，边砸边骂。
在这种时候，杨新海不敢也不能还手，只好跑回家，关上门，一个人哭。
他爹杨俊官也不帮他出头。出什么头？你爹是地主，你和你儿子就是地主崽子，人家说的没错。
连村里的狗，见了杨家的人都叫得特别凶。好像连狗都知道，杨家的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
杨新海从小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变得很沉默，不怎么跟人说话，就一个人待着。有时候他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天，一看就是一下午。
他从小心里憋着一股气：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穷地方，再也不回来。
转眼杨新海到了七八岁，村里的孩子都去上学了。
学校就在村子西头，一间破庙改的，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
杨俊官开始不想让他去，觉得他读了也白读，不如去大队里干活挣工分，还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可杨新海不干，他跟他爹说："我要读书。"
杨俊官说："读那玩意有什么用？你爷爷是地主，你就算读书，又能怎么样？改得了你的身份吗？"
杨新海却说："我读书有出息，以后就能离开这个村子，别的地方的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爷爷以前是地主。"
杨俊官看着这个儿子说得认真，想想也有道理，就叹了口气说："去吧，要读就好好读，给我们老杨家争口气。"
杨新海就这么上了学。
他不知道的是，读书并没有让他走出那个穷村子。
反而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路。
这是豫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子，有几百口人，住户大多姓杨。
村子不大，一条土路穿村而过，两边是土坯房，高矮不齐。村东头有一口老井，井口是石头砌的，被绳子磨出了一道一道的深沟。
全村人都从那儿挑水，每天天不亮，井边上就排起了队。
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有种小麦的、有种玉米的、还有种红薯的。一年到头，地里的活就没什么断的时候。村民们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
农民杨俊官夫妇就是这样一年到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平凡日子。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杨家生了第四个孩子，杨俊官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杨新海。
杨家在杨陶庄，是最穷的一户人家。
为什么穷？不是因为他们懒，主要是因为出身不好。
原来杨新海的爷爷，解放前是杨陶庄的地主。
他们家里当时有几十亩地，雇了两个长工，在村里算是数得上的有钱人家。那时候的杨家人丁兴旺，日子过得很不错，不说逢年过节，就算平日里也是有鱼有肉吃的人家。
可解放后一切都变了，在土改划成分的时候，杨新海的爷爷毫无疑问第被划为了地主阶层。
更严重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初，镇压反革命的的时候，他爷爷直接被拉到村东头的老井边上，给枪毙了。
他们家里的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
一夜之间，杨家从村里数得上的人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 "地主成分"。
杨新海爷爷被枪毙的时候，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官才十几岁。爹死了，娘也改嫁了，跟着别的男人走了。杨俊官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他从小没爹没妈，靠村里好心人家接济长大。东家给一口饭吃，西家给一件旧衣裳穿，就这么凑活着长大。
他饿过肚子，要过饭，给人打短活，割麦子、打柴、放牛，什么都干过。有时候在别人家的牛棚里缩一宿，有时候在麦秸堆里躲一夜。
他的这种出身，在那个年代，就是低人一等。
村里开会，杨家的人只能蹲在墙角，不能坐前排。分粮分东西，杨家永远是最后一个。平时走在路上，村里人都躲着杨家的人走，怕跟他们走太近惹上麻烦。
杨俊官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他倒没什么想法，认命了。穷就穷吧，能活着就行。
杨俊官长大以后，运气还不错，竟然娶到了媳妇。媳妇是附近村子的，家里也穷，嫁过来就跟着他受苦。
他们第一年生了个女儿，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第三年生了个儿子。
到一九六八年，第四个孩子杨新海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四张嘴等着吃饭了。
后来又生了两个，一共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六张嘴，全靠杨俊官夫妇在公社干活挣工分勉强养活。
家里穷得叮当响。全家挤在一间土坯茅草房里，房顶漏雨，一下雨就拿盆接。冬天透风，晚上冷得睡不着，一家老小就挤在一排土炕上，靠几床破棉被御寒。
所以杨新海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忍冬挨饿。
他和兄弟姐妹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吃饱饭。
红薯干、窝头、稀粥，天天就这些。肉？从来没见过。逢年过节吃顿白面馍，那就算过年了。平时能喝上一顿稠粥，就算改善伙食了。
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到杨新海这儿，早就补丁摞补丁了。鞋更是穿不上，大多时候是光着脚，冬天脚冻得裂口子。
因为爷爷是地主，杨家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
村里人都躲着杨家，怕跟他们走太近惹上麻烦。平时见面，没人愿意搭理杨家的人。村里分东西、派活，杨家永远是排在最后面。
村里的孩子也不跟杨新海玩。
他们骂杨新海是 "地主崽子"，是 "反动派的后代"。有的小孩捡石头砸他，边砸边骂。
在这种时候，杨新海不敢也不能还手，只好跑回家，关上门，一个人哭。
他爹杨俊官也不帮他出头。出什么头？你爹是地主，你和你儿子就是地主崽子，人家说的没错。
连村里的狗，见了杨家的人都叫得特别凶。好像连狗都知道，杨家的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
杨新海从小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变得很沉默，不怎么跟人说话，就一个人待着。有时候他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天，一看就是一下午。
他从小心里憋着一股气：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穷地方，再也不回来。
转眼杨新海到了七八岁，村里的孩子都去上学了。
学校就在村子西头，一间破庙改的，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
杨俊官开始不想让他去，觉得他读了也白读，不如去大队里干活挣工分，还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可杨新海不干，他跟他爹说："我要读书。"
杨俊官说："读那玩意有什么用？你爷爷是地主，你就算读书，又能怎么样？改得了你的身份吗？"
杨新海却说："我读书有出息，以后就能离开这个村子，别的地方的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爷爷以前是地主。"
杨俊官看着这个儿子说得认真，想想也有道理，就叹了口气说："去吧，要读就好好读，给我们老杨家争口气。"
杨新海就这么上了学。
他不知道的是，读书并没有让他走出那个穷村子。
反而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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