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三月，博尧死了第二十七天。
那天下午，厂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把老周叫去了。
年轻人姓什么，老周忘了。
只记得三十出头。
穿一件很挺的白衬衫。
说话前先笑。
“周师傅，坐。”
老周坐了。
“厂里现在这个情况，您也看到了。”
“看到了。”
“您这个年纪，”年轻人说，“车间里的活，肯定干不动了吧。”
老周那年五十二。
他在车间站了三十年。
站到最后一年，腰椎间盘突出。
蹲下去要扶着东西才起得来。
他没说话。
“两个选择。”年轻人把一张纸推过来，“第一个，内退。按工龄算，一个月一千八百六，医保接着交，到六十岁办正式退休。”
“第二个呢。”
“第二个，去门口。”年轻人说，“传达室。一个月两千四，就是得倒班，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两点到十点。”
老周看着那张纸。
“我五十二。”
“是。”
“我还能干十年。”
年轻人笑了一下，没接话。
“周师傅，我不是跟您过不去。”他说，“是厂里现在这个样子，车间开不了几条线。您留着，也是站着。”
老周把纸拿起来看了看。
一千八百六，两千四。差五百四。
他老伴那时候已经查出来了，肺上那个结节，医生说要观察，半年做一次CT。
一次CT四百三。
他心里算了三秒。
“我去门口。”他说。
年轻人显然松了口气。他把另一张纸推过来。
“那您签个字。”
老周拿笔，手停住了。
“我有个问题。”他说。
“您问。”
“博尧那事，”老周说，“厂里怎么说的。”
年轻人的笑收了一点。
“违章操作，意外启动。”他说，“这个结论下来了。”
“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老周说，“我进过多少次二号车间，我数不清。我从来没见过那台机器自己启动。”
“周师傅，这个由专业部门认定。”
“我就是专业的。”
年轻人没说话。他把笔帽扣上了。
“周师傅，”他说，“您这话我听见了，我记着。可我得跟您说一句——结论下来了，就得认。您要是不认，您这三十年在厂里的名声，就全搭进去了。”
老周看着他。
“名声。”他说。
“是。”
老周笑了一下。
他把手里的笔放下，站起来。
“那我问最后一句。”他说，“我要是签了这个字，去看大门，我还能不能进二号车间。”
年轻人愣了一下。
“传达室不管车间。”
“我知道不管。”老周说，“我就问，我能不能进。”
年轻人想了想。
“能。”他说，“没人拦您。可车间封了。”
“封了也能进。”
“……能。”
老周把笔拿起来，签了字。
他去看大门，不是因为那五百四。
是因为门口能看见。
传达室在厂门口正中。
玻璃窗对着那条主通道。
所有进出的车，所有进出的人，都得从他窗前过。
谁什么时候来，谁什么时候走，谁跟谁一起走。
他坐在那儿。
一本本子，一支笔。
全记得下来。
车间封了不封，那是别人说的。门是他看的。
第一个月，他记了四百二十六条。
第二个月，四百一十一条。
第三个月，三百八十条——人少了。
开头两年很难熬。
最难熬的不是累，是叫人。
以前他带过的徒弟，有的现在是车间主任，有的自己开厂了。他们开车进出，摇下窗，喊一声“周师傅”。
喊得都很客气。
有时候还会递根烟。
老周接，也回话。
可他每次听见那声“周师傅”，心里都像被人拿指甲刮了一下。
不是他们不尊重他。
是他们喊得太自然了。就像他天生就该坐在这间屋子里，天生就该摊开一本本子，天生就该记谁几点进来几点出去。
有一回，一个他带过的徒弟开车进来。
摇下窗喊他。
然后从车后座拿了两盒茶叶递进来。
老周说：“不要。”
“周师傅，一点点意思。”
“我说不要。”
徒弟愣住了，把茶叶收回去，摇上车窗走了。
老周坐在窗里头，抽了那天的第五根烟。
抽完，他打开本子，把那辆车的进出时间记了一遍。
他记了八年。
他也想过走。
二〇一八年，他老伴肺上那个结节确认是良性的。那天他回家，坐在床边，跟老伴说了句：“要不我不干了。”
老伴说：“不干你干什么。”
“我五十四，还能干。”
“你去哪儿干。”
老周答不上来。
老伴说：“你在厂里干了三十年，除了机床你还会什么。”
老周说：“我会看门。”
老伴看了他一会儿，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没睡。
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他照常到传达室，照常给那盆薄荷浇水。
二〇一九年，厂里改制，名字改成“润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改完名的第二个月，人事科那个年轻人又来找他。
这回不是叫他去了，是在门口跟他说的。
“周师傅，厂里现在要搞数字化，传达室准备上闸机。”
“什么叫闸机。”
“就是刷卡进出，不用你记了。”
老周“哦”了一声。
“那我干什么。”
“您还是看传达室。”年轻人说，“就是本子不用记了。”
老周点点头。
闸机装了一个月。
装完第一天，老周试着刷了一次卡，闸机开了。
第二天，他还是把本子摊开了。
有人问他：“周师傅，都刷卡了，你还记什么。”
老周说：“闸机记的是卡。我记的是人。”
那人不明白。
老周也没解释。
他记得有一年，有个人连续十一天没刷卡进厂，可他天天在厂里。
闸机上没有，老周本子上有。
现在，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一日。
老周在传达室坐了八年。
这八年里，厂里的人从四百多变成三十四。
这八年里，他记了七本登记簿。
七本都在他抽屉里，锁着。
钥匙挂在他裤腰上。
这八年里，他抽了大约一万四千根烟。
一天五根。
一年一千八百二十五根。
八年一万四千六。
他算过。
他今年六十。
按规矩，男的六十岁退休。
他生日是十二月十九，还有十个月。
厂里没人跟他提退休的事。
因为厂里现在只剩三十四个人，没人来接这个班。
那天下午，老周做了一件事。
他把抽屉里那七本登记簿拿出来，摊在桌上。
从第一本翻起。
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
那一页上，二月十九日，早上七点，进厂的人里有李博尧。
名字后面有个签名，是博尧自己签的。
那时候还没上闸机，进出都要签字。
老周的手指按在那个签名上。
签名下面，是出厂那一栏。
空的。
博尧那天没有出厂。
老周把七本本子一本一本翻过去，翻到最后一本，翻到今天这一页。
三十一个人。
他把七本本子摞好，抱在怀里，起身，走到传达室外面。
外面在下雨，二月的雨，很细。
他抱着本子站在雨里，站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他回屋，把本子放回抽屉，重新锁上。
他没带走。
晚上八点，方牧又来了。
这回他没站在门口，他进了屋。
屋子小，两个人站着，肩膀几乎碰着。
老周给他倒了杯水，杯子是搪瓷的，跟那盆一个花色。
“周师傅，”方牧说，“我今天不是来问您人的。”
“那你问什么。”
“我问一样东西。”方牧说，“您这八年记的登记簿。”
老周的手停了一下。
“你要那个干什么。”
“我要看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那一页，前后一个月。”
老周没说话。
他把水杯往方牧那边推了推，自己坐下。
“方先生。”
“您说。”
“我记了八年。”老周说，“我要是给你，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您认了。”
“不是认了。”老周说，“是我这八年没白坐。”
方牧等着。
“我这八年，”老周说，“天天有人跟我说——周师傅，您歇着吧，不用记了。闸机有，监控有，您记它干什么。”
他抬起头。
“我记，是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问。”
“那您给吗。”
老周把手放在抽屉上。钥匙就在他裤腰上挂着。
他坐着没动，坐了很久。
窗外的雨细得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
“给。”他说。
他把抽屉打开，把七本本子一本一本拿出来，放在桌上。
方牧一本一本翻。
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本的时候，他停住了。
老周在旁边看着他。
“你看什么。”老周说。
方牧把本子转过来，指着二月十九日那一页。
“周师傅，”他说，“这一页上，进厂的人里有李博尧。出厂那一栏是空的。”
“是。”
“那您记的这些，”方牧指着下面几行，“二月十九日下午，还有五个人进厂。这五个人是谁。”
老周看着那几行字。
看了很久。
“我只记得三个。”他说。
“哪三个。”
老周伸手，在纸上点了三下。
“这个是我。这个是厂办的小刘。这个是——”
他停住了。
“这个是谁。”方牧说。
老周把手收回来。
“这个，”他说，“我不敢认。”
方牧走的时候是九点四十。
老周送他到门口。
“周师傅。”
“嗯。”
“您说不敢认。”方牧说，“是怕认错人，还是怕认对了人。”
老周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雨还在下。
他没有马上答。
他转过身，走回窗前。
窗台上摆着一只搪瓷盆。
盆边上压着一块玻璃。
玻璃底下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发黄，卷了一点。
照片上的人二十三岁，站在厂门口。
胸前一朵大红花。
脸绷得很紧。
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老周伸出手指，在玻璃上按了一下。
按在那朵红花上。
他的手指很粗。指关节有点变形。
指甲缝里是黑的，洗不掉。
他按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把手收回来。
“我五十二那年，”他说，“人事科那个年轻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结论下来了，就得认。”老周说，“我要是不认，我三十年的名声就全搭进去了。”
他顿了顿。
“我今年六十了。”他说，“我这三十年的名声，还剩十个月。”
方牧没说话。
老周把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拍了拍门框。
“你明天来。”他说。
“来干什么。”
“明天我告诉你那个人是谁。”老周说，“你把你那个盒子带来。”
方牧走了。
老周关上门，坐回窗前。
他把今天第五根烟点上，抽了一口，又摁灭了。
今天只抽了四根半。
他打开本子，翻到今天这一页。
写：
二月十一日。三十一人。方先生来了两趟。
写完他停了一下。
他又添了一行：
明天说。
那天夜里，老周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二〇一四年夏天。
博尧把那盆薄荷搬到传达室窗台上。
那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当时没在意。
现在他忽然想起来了。
博尧说的是：
“周叔，你要是哪天看见点什么，你别当场说。你记下来。”
老周当时问他：“记下来干什么。”
博尧说：“记下来，它就在纸上了。纸上的东西，比嘴里的活得久。”
老周睁开眼，看着天花板。
窗外厂门口那盏路灯，把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线。
他躺了很久，才翻身睡去。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二十三岁，站在厂门口。
胸前戴着大红花。
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脸绷得很紧。
照片咔嚓一响。
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那天下午，厂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把老周叫去了。
年轻人姓什么，老周忘了。
只记得三十出头。
穿一件很挺的白衬衫。
说话前先笑。
“周师傅，坐。”
老周坐了。
“厂里现在这个情况，您也看到了。”
“看到了。”
“您这个年纪，”年轻人说，“车间里的活，肯定干不动了吧。”
老周那年五十二。
他在车间站了三十年。
站到最后一年，腰椎间盘突出。
蹲下去要扶着东西才起得来。
他没说话。
“两个选择。”年轻人把一张纸推过来，“第一个，内退。按工龄算，一个月一千八百六，医保接着交，到六十岁办正式退休。”
“第二个呢。”
“第二个，去门口。”年轻人说，“传达室。一个月两千四，就是得倒班，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两点到十点。”
老周看着那张纸。
“我五十二。”
“是。”
“我还能干十年。”
年轻人笑了一下，没接话。
“周师傅，我不是跟您过不去。”他说，“是厂里现在这个样子，车间开不了几条线。您留着，也是站着。”
老周把纸拿起来看了看。
一千八百六，两千四。差五百四。
他老伴那时候已经查出来了，肺上那个结节，医生说要观察，半年做一次CT。
一次CT四百三。
他心里算了三秒。
“我去门口。”他说。
年轻人显然松了口气。他把另一张纸推过来。
“那您签个字。”
老周拿笔，手停住了。
“我有个问题。”他说。
“您问。”
“博尧那事，”老周说，“厂里怎么说的。”
年轻人的笑收了一点。
“违章操作，意外启动。”他说，“这个结论下来了。”
“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老周说，“我进过多少次二号车间，我数不清。我从来没见过那台机器自己启动。”
“周师傅，这个由专业部门认定。”
“我就是专业的。”
年轻人没说话。他把笔帽扣上了。
“周师傅，”他说，“您这话我听见了，我记着。可我得跟您说一句——结论下来了，就得认。您要是不认，您这三十年在厂里的名声，就全搭进去了。”
老周看着他。
“名声。”他说。
“是。”
老周笑了一下。
他把手里的笔放下，站起来。
“那我问最后一句。”他说，“我要是签了这个字，去看大门，我还能不能进二号车间。”
年轻人愣了一下。
“传达室不管车间。”
“我知道不管。”老周说，“我就问，我能不能进。”
年轻人想了想。
“能。”他说，“没人拦您。可车间封了。”
“封了也能进。”
“……能。”
老周把笔拿起来，签了字。
他去看大门，不是因为那五百四。
是因为门口能看见。
传达室在厂门口正中。
玻璃窗对着那条主通道。
所有进出的车，所有进出的人，都得从他窗前过。
谁什么时候来，谁什么时候走，谁跟谁一起走。
他坐在那儿。
一本本子，一支笔。
全记得下来。
车间封了不封，那是别人说的。门是他看的。
第一个月，他记了四百二十六条。
第二个月，四百一十一条。
第三个月，三百八十条——人少了。
开头两年很难熬。
最难熬的不是累，是叫人。
以前他带过的徒弟，有的现在是车间主任，有的自己开厂了。他们开车进出，摇下窗，喊一声“周师傅”。
喊得都很客气。
有时候还会递根烟。
老周接，也回话。
可他每次听见那声“周师傅”，心里都像被人拿指甲刮了一下。
不是他们不尊重他。
是他们喊得太自然了。就像他天生就该坐在这间屋子里，天生就该摊开一本本子，天生就该记谁几点进来几点出去。
有一回，一个他带过的徒弟开车进来。
摇下窗喊他。
然后从车后座拿了两盒茶叶递进来。
老周说：“不要。”
“周师傅，一点点意思。”
“我说不要。”
徒弟愣住了，把茶叶收回去，摇上车窗走了。
老周坐在窗里头，抽了那天的第五根烟。
抽完，他打开本子，把那辆车的进出时间记了一遍。
他记了八年。
他也想过走。
二〇一八年，他老伴肺上那个结节确认是良性的。那天他回家，坐在床边，跟老伴说了句：“要不我不干了。”
老伴说：“不干你干什么。”
“我五十四，还能干。”
“你去哪儿干。”
老周答不上来。
老伴说：“你在厂里干了三十年，除了机床你还会什么。”
老周说：“我会看门。”
老伴看了他一会儿，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没睡。
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他照常到传达室，照常给那盆薄荷浇水。
二〇一九年，厂里改制，名字改成“润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改完名的第二个月，人事科那个年轻人又来找他。
这回不是叫他去了，是在门口跟他说的。
“周师傅，厂里现在要搞数字化，传达室准备上闸机。”
“什么叫闸机。”
“就是刷卡进出，不用你记了。”
老周“哦”了一声。
“那我干什么。”
“您还是看传达室。”年轻人说，“就是本子不用记了。”
老周点点头。
闸机装了一个月。
装完第一天，老周试着刷了一次卡，闸机开了。
第二天，他还是把本子摊开了。
有人问他：“周师傅，都刷卡了，你还记什么。”
老周说：“闸机记的是卡。我记的是人。”
那人不明白。
老周也没解释。
他记得有一年，有个人连续十一天没刷卡进厂，可他天天在厂里。
闸机上没有，老周本子上有。
现在，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一日。
老周在传达室坐了八年。
这八年里，厂里的人从四百多变成三十四。
这八年里，他记了七本登记簿。
七本都在他抽屉里，锁着。
钥匙挂在他裤腰上。
这八年里，他抽了大约一万四千根烟。
一天五根。
一年一千八百二十五根。
八年一万四千六。
他算过。
他今年六十。
按规矩，男的六十岁退休。
他生日是十二月十九，还有十个月。
厂里没人跟他提退休的事。
因为厂里现在只剩三十四个人，没人来接这个班。
那天下午，老周做了一件事。
他把抽屉里那七本登记簿拿出来，摊在桌上。
从第一本翻起。
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
那一页上，二月十九日，早上七点，进厂的人里有李博尧。
名字后面有个签名，是博尧自己签的。
那时候还没上闸机，进出都要签字。
老周的手指按在那个签名上。
签名下面，是出厂那一栏。
空的。
博尧那天没有出厂。
老周把七本本子一本一本翻过去，翻到最后一本，翻到今天这一页。
三十一个人。
他把七本本子摞好，抱在怀里，起身，走到传达室外面。
外面在下雨，二月的雨，很细。
他抱着本子站在雨里，站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他回屋，把本子放回抽屉，重新锁上。
他没带走。
晚上八点，方牧又来了。
这回他没站在门口，他进了屋。
屋子小，两个人站着，肩膀几乎碰着。
老周给他倒了杯水，杯子是搪瓷的，跟那盆一个花色。
“周师傅，”方牧说，“我今天不是来问您人的。”
“那你问什么。”
“我问一样东西。”方牧说，“您这八年记的登记簿。”
老周的手停了一下。
“你要那个干什么。”
“我要看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那一页，前后一个月。”
老周没说话。
他把水杯往方牧那边推了推，自己坐下。
“方先生。”
“您说。”
“我记了八年。”老周说，“我要是给你，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您认了。”
“不是认了。”老周说，“是我这八年没白坐。”
方牧等着。
“我这八年，”老周说，“天天有人跟我说——周师傅，您歇着吧，不用记了。闸机有，监控有，您记它干什么。”
他抬起头。
“我记，是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问。”
“那您给吗。”
老周把手放在抽屉上。钥匙就在他裤腰上挂着。
他坐着没动，坐了很久。
窗外的雨细得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
“给。”他说。
他把抽屉打开，把七本本子一本一本拿出来，放在桌上。
方牧一本一本翻。
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本的时候，他停住了。
老周在旁边看着他。
“你看什么。”老周说。
方牧把本子转过来，指着二月十九日那一页。
“周师傅，”他说，“这一页上，进厂的人里有李博尧。出厂那一栏是空的。”
“是。”
“那您记的这些，”方牧指着下面几行，“二月十九日下午，还有五个人进厂。这五个人是谁。”
老周看着那几行字。
看了很久。
“我只记得三个。”他说。
“哪三个。”
老周伸手，在纸上点了三下。
“这个是我。这个是厂办的小刘。这个是——”
他停住了。
“这个是谁。”方牧说。
老周把手收回来。
“这个，”他说，“我不敢认。”
方牧走的时候是九点四十。
老周送他到门口。
“周师傅。”
“嗯。”
“您说不敢认。”方牧说，“是怕认错人，还是怕认对了人。”
老周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雨还在下。
他没有马上答。
他转过身，走回窗前。
窗台上摆着一只搪瓷盆。
盆边上压着一块玻璃。
玻璃底下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发黄，卷了一点。
照片上的人二十三岁，站在厂门口。
胸前一朵大红花。
脸绷得很紧。
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老周伸出手指，在玻璃上按了一下。
按在那朵红花上。
他的手指很粗。指关节有点变形。
指甲缝里是黑的，洗不掉。
他按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把手收回来。
“我五十二那年，”他说，“人事科那个年轻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结论下来了，就得认。”老周说，“我要是不认，我三十年的名声就全搭进去了。”
他顿了顿。
“我今年六十了。”他说，“我这三十年的名声，还剩十个月。”
方牧没说话。
老周把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拍了拍门框。
“你明天来。”他说。
“来干什么。”
“明天我告诉你那个人是谁。”老周说，“你把你那个盒子带来。”
方牧走了。
老周关上门，坐回窗前。
他把今天第五根烟点上，抽了一口，又摁灭了。
今天只抽了四根半。
他打开本子，翻到今天这一页。
写：
二月十一日。三十一人。方先生来了两趟。
写完他停了一下。
他又添了一行：
明天说。
那天夜里，老周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二〇一四年夏天。
博尧把那盆薄荷搬到传达室窗台上。
那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当时没在意。
现在他忽然想起来了。
博尧说的是：
“周叔，你要是哪天看见点什么，你别当场说。你记下来。”
老周当时问他：“记下来干什么。”
博尧说：“记下来，它就在纸上了。纸上的东西，比嘴里的活得久。”
老周睁开眼，看着天花板。
窗外厂门口那盏路灯，把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线。
他躺了很久，才翻身睡去。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二十三岁，站在厂门口。
胸前戴着大红花。
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脸绷得很紧。
照片咔嚓一响。
他就再也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