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真正暖起来以后，初三下学期也像突然被谁按快了一档。教室后面的倒计时从一百天变成九十天、八十天，黑板旁边贴着各科目标，老师上课时开始频繁说“中考”，连陈野都不再每天惦记放学后去哪儿，而是偶尔会在晚自习结束以后多坐二十分钟。学校原本那些竞赛、社团和活动一点点停下来，顾老师的棋室原既白也去得少了，江遥的数学训练则被高老师压缩到每周一次，理由很直接：中考不考你能不能自己猜出一个漂亮结构，只考该拿的分能不能全部拿到。
江遥最烦的正是这句话。
三月第一次月考，她数学仍然第一，物理几乎满分，可语文阅读扣了十一分，英语完形又错了一串，化学还因为把一个极简单的单位写错丢了两分。总分出来以后，她从年级第三掉到第九。这个成绩放在任何班都算很好，高老师却在试卷讲评后把她留下来，说她的问题不是不会，而是太随意，简单题错得比难题多，再这样下去，“聪明”最后反而会成为包袱。
江遥最开始还认真听，直到高老师说：“你这种学生我见过，脑子快，喜欢难题，觉得基础训练没意思，最后真正的大考试反而输给那些比你笨、但稳的人。”她脸上的表情慢慢淡下来。老师后面讲的内容其实没有错，错题本、限时训练、检查步骤，每一样都能提高分数，可“比你笨、但稳”几个字卡在她脑子里，让后面的建议都像隔着一层东西。她不是因为老师说别人可能超过自己而不高兴，而是讨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几句话里突然被压成一种老师见过很多次的“类型”。
她从办公室出来时，原既白正靠在走廊窗边等她。他这次总分第二，只比季闻少四分，数学没有江遥高，其他科却几乎没有明显短板。看见她出来，他把手里两张卷子递过去，说自己已经把她那几道失分题看过，有两处其实只要在最后留五分钟检查就能避免。江遥原本并没打算把气撒在他身上，可“留五分钟检查”恰好和高老师刚才说的一模一样，于是她接过试卷，问：“你们是不是提前串过供？”
原既白没听出火气，只说没有，又认真讲起她那道化学题：“这里不是知识问题，你写完以后如果把单位代回去——”
“我知道。”
江遥把卷子折起来。
原既白停了一下，终于看出她不想听。他问高老师说了什么，江遥说没什么，只是告诉她以后别太聪明，最好笨一点。原既白皱眉，说老师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江遥立刻反问：“你怎么知道？”这句话出来以后，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明显变了一点。原既白还想解释，高老师说“聪明会成为包袱”其实是在讲稳定性，而不是让她变笨；江遥却已经不想再听一个人替另一个人翻译，拿着卷子转身下楼。
她走出教学楼时就后悔了一点。
不是后悔顶原既白，而是知道自己其实在生别的气。她当然知道那些简单题不该错，也知道原既白说的办法有效。真正让她难受的不是第九名，而是某种她最近越来越常遇到的感觉：所有成年人都在把她往一条更窄的路上推。省城学校说她应该去更大的平台，高老师说她应该把每一分都变得稳定，母亲则已经把中考后的学校列成表格，甚至连原既白也会下意识告诉她怎么减少错误。每个人都像在帮她，可所有帮助加在一起，忽然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被修成一个更标准、更可靠的版本。
她没有回教室，而是绕到实验楼后面坐了十几分钟。那里有几棵刚抽芽的梧桐，墙边堆着体育课坏掉的旧器材。她从书包里拿出绿色笔记本，本来想写什么，最后只画了一只长着很多箭头的猫。箭头从四面八方指向它：省城、月考、中考、竞赛、重点高中、稳定、检查、认真。猫蹲在中间，表情被她画得极凶，尾巴却不知为什么耷拉着。
画完以后，她自己笑了一下，心情稍微好些。
可回到教室，原既白已经不在座位上。
晚自习结束以后，他也没有像平常一样在楼梯口等。江遥一路走回宿舍，开始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她当然可以告诉自己，原既白可能去找老师、去图书馆、或者提前回了宿舍，可这种解释只维持了不到五分钟。她最终还是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你死哪儿去了？”
过了很久，对方才回：“棋室。”
江遥盯着两个字，心里又冒出一点火。她本来想问这么晚跑棋室干什么，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于是把手机扣在桌上。十分钟后，原既白第二条消息来了：“刚才我说多了。不是所有问题都要马上解决。”
江遥看了很久。
火没有完全消，却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方向。
她回：“知道就好。”
几秒后又补了一句：“高老师说我聪明会害死我。”
原既白回：“这句话确实不好。”
江遥盯着屏幕笑了。她想，原既白有时候最烦的地方，是他总要先想清楚再说；可有时候最好的一点也在这里，他真的会回去想，而且不太怕承认自己前面不对。她没有继续聊月考，只问他棋室有没有猫。原既白说没有。江遥回了一个嫌弃的表情，话题就这样结束。
第二天开始，她却真的按高老师说的做了。
不是因为被说服，而是她想验证。
她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很怪的检查方法：每次做完试卷，不从第一题往后看，而是先找“最像自己会犯错的地方”。比如写得特别顺的计算、看起来完全不需要检查的单位、凭感觉选出来的英语答案。她甚至在草稿纸上给错误分类，不叫“粗心”，而是自己起名字：跑太快、想当然、懒得证、看见一半就猜完。
原既白看到以后觉得这些名字不够严格，江遥立刻说不许改。她需要的不是一个漂亮分类系统，而是自己能记住。
第二次周测，她简单题几乎没再丢分，总分回到年级第四。
高老师很满意，说这就对了。江遥听完却没有特别高兴，她很清楚自己只是证明了一件事：稳定性确实可以训练。但“可以训练”并不自动等于“以后所有时间都应该拿来训练它”。她开始第一次认真区分两种事情：一种是自己的弱点，一种是别人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前者值得修，后者未必。
原既白则在另一件事情上遇到了麻烦。
四月市里组织一次中学生数学邀请赛，学校可以报五个人。按过去成绩，江遥、原既白、季闻几乎没有悬念。高老师却把大部分训练时间放在江遥和季闻身上，对原既白只说了一句：“你最近中考复习别受影响，这次能去就去，别太投入。”
原既白有些意外。
过去老师对竞赛的态度一直是他和江遥并列重点，现在却明显发生了变化。直到名单公布后，他才从另一位老师那里知道，市里的竞赛教练看过他们几次成绩，判断江遥的上限最高，季闻的竞赛经验最稳定，而原既白的特点更适合体系化学习，不一定适合这种短时间陌生题型。
这判断其实有依据。
县里那次比赛，他就因为卡在一道没有现成高阶结构可依赖的题上，只拿了第十一。后来虽然进步很多，可江遥面对新结构时仍然更容易先长出一个方向，季闻则见过的竞赛套路更多。原既白如果客观分析，很难说老师完全错。
可他还是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和江遥前几周很像，只是方向相反。江遥讨厌别人把她定义成“聪明但不稳”，原既白则第一次被定义成“适合体系，不够竞赛”。一个评价如果完全错误，反而容易反驳；真正麻烦的是，它说中了你的一部分，然后开始假装那就是全部。
训练那天下午，高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陌生的数论题。条件不复杂，却几乎看不出应该调用哪个已有定理。江遥先从几个小数字试，季闻则立刻联想到一个经典构造。原既白坐在后排，看着两个人很快动笔，自己却迟迟没有开始。
过去遇到这种时刻，他本能会搜索“更高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更一般的结论，能把眼前这个问题装进去。这一次他仍然这样做，却找不到。十分钟过去，黑板上的条件还是那些条件，纸上只有几行被划掉的式子。
他忽然烦躁起来。
不是因为题难，而是因为那句“不一定适合陌生题型”开始像一道声音一样不断回来。越想证明这个判断错，越急着找到一个漂亮的高层结构，脑子反而越窄。
江遥在前面已经写到第二页。
她回头时恰好看见原既白盯着草稿纸发呆。
以前通常是他从上面往下拆，她从下面往上长；可她很少见原既白真正卡在“没有上面”时是什么样。县里比赛那一次只是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现在她第一次从旁边看着他在那个位置里待着。
下课后，她没有问“做出来没有”，只把自己的草稿纸推过去。
原既白看了一眼，没有接。
“我还没想完。”
“我知道。”
“那你给我干什么？”
“我卡过的地方在上面。”
原既白这才低头。江遥不是把完整解答递给他，而是在第一页保留了最开始几个失败尝试：从1、2、3、4试，猜出一个规律；后来发现第五个例子不对，于是把猜想推翻；再重新换一种表示。那些过程很乱，甚至有几个箭头连她自己都未必记得是什么意思。
原既白看了一会儿，问：“你一开始也不知道往哪走？”
江遥差点被他气笑。
“废话。我又不是神。”
“但你看起来很快。”
“因为我乱试得快。”
她说完，又觉得“乱试”不准确，于是拿回草稿，在第一行画了个圈：“我先允许自己不知道结构是什么。你总想先找到它。”
原既白沉默。
“那如果一直找不到呢？”
“先造个假的。”
“假的？”
“猜一个。错了就拆。”
原既白几乎本能地觉得这种方法不可靠。
江遥看见他的表情，知道他在想什么，便说：“你最大的毛病不是怕错，是你不喜欢站在一个还不知道对不对的东西上。”
这句话击中了他。
原既白没有反驳。
他过去看高等数学、看职业棋谱、看更高层的理论时，很快，因为那些高处已经有人搭好。他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理解复杂结构，而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先容忍一个不完整、甚至可能错误的东西出现。江遥却恰好相反，她经常先把半成品扔出来，再一路修改。
训练结束后，原既白没有把那道题带回宿舍继续死磕。
他和江遥去了操场。
两个人绕跑道慢慢走，原既白忽然问：“如果一个人最擅长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限制，那怎么办？”
江遥知道他不是只在问题。
她想了很久才回答：“换一只手。”
原既白没听懂。
江遥举起自己的右手，说如果一个人右手特别厉害，所有事情都用右手，那左手当然越来越没用；真正的问题不是把右手砍掉，而是偶尔逼自己用左手。她说自己最近检查卷子就是左手，因为那种重复、核对、耐心本来不是她喜欢的东西；原既白现在可能也需要一只“先猜错再说”的左手。
原既白笑：“你这个比喻不严谨。”
“所以才是我的。”
他们又走了一圈。
第二天，原既白重新做那道题时，第一次强迫自己不去找总结构。他从最小情况开始，把几个看起来很笨的例子一个个列出来，又故意写下三种未证明的猜想。第一种十分钟后就被反例推翻，第二种走到一半断掉，第三种却慢慢长出一个他此前完全没想到的方向。等真正看见规律以后，他熟悉的能力才重新回来——把这个局部猜想抬到更高层，再从上面向下压。
最后的证明比江遥那份更短。
可真正新的地方，不是证明。
而是他第一次自己搭出了那一级台阶。
市赛结果出来时，江遥一等奖第三名，季闻一等奖第八名，原既白二等奖第一名，离一等奖只差两分。若按名次看，原既白仍然没有超过另外两人。他拿到成绩单以后却并不失落，甚至觉得这次比县里第十一那次重要得多，因为有一道全场做对率不到百分之十的题，他用的正是那种先从小情况乱中找形、再把结构往上提的方法。
江遥看完成绩，只问：“左手怎么样？”
原既白说：“很难用。”
“废话。”
“但能用。”
这次两个人都笑了。
五月第二次月考，江遥总分年级第二，原既白第三，季闻第一。三个人分数只差六分。陈野在成绩榜前站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季闻才是最危险的那种人，因为平时看起来既不争也不抢，最后总在榜上面。季闻听完说谢谢夸奖。陈野说不是夸奖，是战略预警。
周宁这次排到年级二十六。
她自己很满意。
陈野却盯着她语文成绩看了半天，说你作文又是全班最高，为什么不考虑靠作文把其他科全部带起来。周宁说因为数学不接受文学感染。陈野觉得教育制度缺乏想象力。
放学以后，五个人一起去小卖部买汽水。
成绩榜、竞赛、重点高中、中考倒计时都还挂在身后那栋楼里，谁也没有真正摆脱它们。可走到校门外以后，陈野因为抽中瓶盖“再来一瓶”高兴得像中了大奖，季闻嫌自己的橘子汽水太甜，周宁和他换了一半，江遥则把冰凉的瓶子贴到脸上，问原既白以后如果左手练得比右手还厉害怎么办。
原既白想了想。
“那就再长一只。”
江遥笑得差点把汽水喷出来。
那天下午风很大，路边刚长出来的树叶被吹得翻来翻去，一会儿深绿，一会儿浅绿。几个人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谁都没有讨论三个月以后会去哪所高中。
至少那一个下午，没有。
江遥最烦的正是这句话。
三月第一次月考，她数学仍然第一，物理几乎满分，可语文阅读扣了十一分，英语完形又错了一串，化学还因为把一个极简单的单位写错丢了两分。总分出来以后，她从年级第三掉到第九。这个成绩放在任何班都算很好，高老师却在试卷讲评后把她留下来，说她的问题不是不会，而是太随意，简单题错得比难题多，再这样下去，“聪明”最后反而会成为包袱。
江遥最开始还认真听，直到高老师说：“你这种学生我见过，脑子快，喜欢难题，觉得基础训练没意思，最后真正的大考试反而输给那些比你笨、但稳的人。”她脸上的表情慢慢淡下来。老师后面讲的内容其实没有错，错题本、限时训练、检查步骤，每一样都能提高分数，可“比你笨、但稳”几个字卡在她脑子里，让后面的建议都像隔着一层东西。她不是因为老师说别人可能超过自己而不高兴，而是讨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几句话里突然被压成一种老师见过很多次的“类型”。
她从办公室出来时，原既白正靠在走廊窗边等她。他这次总分第二，只比季闻少四分，数学没有江遥高，其他科却几乎没有明显短板。看见她出来，他把手里两张卷子递过去，说自己已经把她那几道失分题看过，有两处其实只要在最后留五分钟检查就能避免。江遥原本并没打算把气撒在他身上，可“留五分钟检查”恰好和高老师刚才说的一模一样，于是她接过试卷，问：“你们是不是提前串过供？”
原既白没听出火气，只说没有，又认真讲起她那道化学题：“这里不是知识问题，你写完以后如果把单位代回去——”
“我知道。”
江遥把卷子折起来。
原既白停了一下，终于看出她不想听。他问高老师说了什么，江遥说没什么，只是告诉她以后别太聪明，最好笨一点。原既白皱眉，说老师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江遥立刻反问：“你怎么知道？”这句话出来以后，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明显变了一点。原既白还想解释，高老师说“聪明会成为包袱”其实是在讲稳定性，而不是让她变笨；江遥却已经不想再听一个人替另一个人翻译，拿着卷子转身下楼。
她走出教学楼时就后悔了一点。
不是后悔顶原既白，而是知道自己其实在生别的气。她当然知道那些简单题不该错，也知道原既白说的办法有效。真正让她难受的不是第九名，而是某种她最近越来越常遇到的感觉：所有成年人都在把她往一条更窄的路上推。省城学校说她应该去更大的平台，高老师说她应该把每一分都变得稳定，母亲则已经把中考后的学校列成表格，甚至连原既白也会下意识告诉她怎么减少错误。每个人都像在帮她，可所有帮助加在一起，忽然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被修成一个更标准、更可靠的版本。
她没有回教室，而是绕到实验楼后面坐了十几分钟。那里有几棵刚抽芽的梧桐，墙边堆着体育课坏掉的旧器材。她从书包里拿出绿色笔记本，本来想写什么，最后只画了一只长着很多箭头的猫。箭头从四面八方指向它：省城、月考、中考、竞赛、重点高中、稳定、检查、认真。猫蹲在中间，表情被她画得极凶，尾巴却不知为什么耷拉着。
画完以后，她自己笑了一下，心情稍微好些。
可回到教室，原既白已经不在座位上。
晚自习结束以后，他也没有像平常一样在楼梯口等。江遥一路走回宿舍，开始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她当然可以告诉自己，原既白可能去找老师、去图书馆、或者提前回了宿舍，可这种解释只维持了不到五分钟。她最终还是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你死哪儿去了？”
过了很久，对方才回：“棋室。”
江遥盯着两个字，心里又冒出一点火。她本来想问这么晚跑棋室干什么，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于是把手机扣在桌上。十分钟后，原既白第二条消息来了：“刚才我说多了。不是所有问题都要马上解决。”
江遥看了很久。
火没有完全消，却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方向。
她回：“知道就好。”
几秒后又补了一句：“高老师说我聪明会害死我。”
原既白回：“这句话确实不好。”
江遥盯着屏幕笑了。她想，原既白有时候最烦的地方，是他总要先想清楚再说；可有时候最好的一点也在这里，他真的会回去想，而且不太怕承认自己前面不对。她没有继续聊月考，只问他棋室有没有猫。原既白说没有。江遥回了一个嫌弃的表情，话题就这样结束。
第二天开始，她却真的按高老师说的做了。
不是因为被说服，而是她想验证。
她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很怪的检查方法：每次做完试卷，不从第一题往后看，而是先找“最像自己会犯错的地方”。比如写得特别顺的计算、看起来完全不需要检查的单位、凭感觉选出来的英语答案。她甚至在草稿纸上给错误分类，不叫“粗心”，而是自己起名字：跑太快、想当然、懒得证、看见一半就猜完。
原既白看到以后觉得这些名字不够严格，江遥立刻说不许改。她需要的不是一个漂亮分类系统，而是自己能记住。
第二次周测，她简单题几乎没再丢分，总分回到年级第四。
高老师很满意，说这就对了。江遥听完却没有特别高兴，她很清楚自己只是证明了一件事：稳定性确实可以训练。但“可以训练”并不自动等于“以后所有时间都应该拿来训练它”。她开始第一次认真区分两种事情：一种是自己的弱点，一种是别人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前者值得修，后者未必。
原既白则在另一件事情上遇到了麻烦。
四月市里组织一次中学生数学邀请赛，学校可以报五个人。按过去成绩，江遥、原既白、季闻几乎没有悬念。高老师却把大部分训练时间放在江遥和季闻身上，对原既白只说了一句：“你最近中考复习别受影响，这次能去就去，别太投入。”
原既白有些意外。
过去老师对竞赛的态度一直是他和江遥并列重点，现在却明显发生了变化。直到名单公布后，他才从另一位老师那里知道，市里的竞赛教练看过他们几次成绩，判断江遥的上限最高，季闻的竞赛经验最稳定，而原既白的特点更适合体系化学习，不一定适合这种短时间陌生题型。
这判断其实有依据。
县里那次比赛，他就因为卡在一道没有现成高阶结构可依赖的题上，只拿了第十一。后来虽然进步很多，可江遥面对新结构时仍然更容易先长出一个方向，季闻则见过的竞赛套路更多。原既白如果客观分析，很难说老师完全错。
可他还是不舒服。
这种不舒服和江遥前几周很像，只是方向相反。江遥讨厌别人把她定义成“聪明但不稳”，原既白则第一次被定义成“适合体系，不够竞赛”。一个评价如果完全错误，反而容易反驳；真正麻烦的是，它说中了你的一部分，然后开始假装那就是全部。
训练那天下午，高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陌生的数论题。条件不复杂，却几乎看不出应该调用哪个已有定理。江遥先从几个小数字试，季闻则立刻联想到一个经典构造。原既白坐在后排，看着两个人很快动笔，自己却迟迟没有开始。
过去遇到这种时刻，他本能会搜索“更高的东西”——有没有一个更一般的结论，能把眼前这个问题装进去。这一次他仍然这样做，却找不到。十分钟过去，黑板上的条件还是那些条件，纸上只有几行被划掉的式子。
他忽然烦躁起来。
不是因为题难，而是因为那句“不一定适合陌生题型”开始像一道声音一样不断回来。越想证明这个判断错，越急着找到一个漂亮的高层结构，脑子反而越窄。
江遥在前面已经写到第二页。
她回头时恰好看见原既白盯着草稿纸发呆。
以前通常是他从上面往下拆，她从下面往上长；可她很少见原既白真正卡在“没有上面”时是什么样。县里比赛那一次只是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现在她第一次从旁边看着他在那个位置里待着。
下课后，她没有问“做出来没有”，只把自己的草稿纸推过去。
原既白看了一眼，没有接。
“我还没想完。”
“我知道。”
“那你给我干什么？”
“我卡过的地方在上面。”
原既白这才低头。江遥不是把完整解答递给他，而是在第一页保留了最开始几个失败尝试：从1、2、3、4试，猜出一个规律；后来发现第五个例子不对，于是把猜想推翻；再重新换一种表示。那些过程很乱，甚至有几个箭头连她自己都未必记得是什么意思。
原既白看了一会儿，问：“你一开始也不知道往哪走？”
江遥差点被他气笑。
“废话。我又不是神。”
“但你看起来很快。”
“因为我乱试得快。”
她说完，又觉得“乱试”不准确，于是拿回草稿，在第一行画了个圈：“我先允许自己不知道结构是什么。你总想先找到它。”
原既白沉默。
“那如果一直找不到呢？”
“先造个假的。”
“假的？”
“猜一个。错了就拆。”
原既白几乎本能地觉得这种方法不可靠。
江遥看见他的表情，知道他在想什么，便说：“你最大的毛病不是怕错，是你不喜欢站在一个还不知道对不对的东西上。”
这句话击中了他。
原既白没有反驳。
他过去看高等数学、看职业棋谱、看更高层的理论时，很快，因为那些高处已经有人搭好。他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理解复杂结构，而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先容忍一个不完整、甚至可能错误的东西出现。江遥却恰好相反，她经常先把半成品扔出来，再一路修改。
训练结束后，原既白没有把那道题带回宿舍继续死磕。
他和江遥去了操场。
两个人绕跑道慢慢走，原既白忽然问：“如果一个人最擅长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限制，那怎么办？”
江遥知道他不是只在问题。
她想了很久才回答：“换一只手。”
原既白没听懂。
江遥举起自己的右手，说如果一个人右手特别厉害，所有事情都用右手，那左手当然越来越没用；真正的问题不是把右手砍掉，而是偶尔逼自己用左手。她说自己最近检查卷子就是左手，因为那种重复、核对、耐心本来不是她喜欢的东西；原既白现在可能也需要一只“先猜错再说”的左手。
原既白笑：“你这个比喻不严谨。”
“所以才是我的。”
他们又走了一圈。
第二天，原既白重新做那道题时，第一次强迫自己不去找总结构。他从最小情况开始，把几个看起来很笨的例子一个个列出来，又故意写下三种未证明的猜想。第一种十分钟后就被反例推翻，第二种走到一半断掉，第三种却慢慢长出一个他此前完全没想到的方向。等真正看见规律以后，他熟悉的能力才重新回来——把这个局部猜想抬到更高层，再从上面向下压。
最后的证明比江遥那份更短。
可真正新的地方，不是证明。
而是他第一次自己搭出了那一级台阶。
市赛结果出来时，江遥一等奖第三名，季闻一等奖第八名，原既白二等奖第一名，离一等奖只差两分。若按名次看，原既白仍然没有超过另外两人。他拿到成绩单以后却并不失落，甚至觉得这次比县里第十一那次重要得多，因为有一道全场做对率不到百分之十的题，他用的正是那种先从小情况乱中找形、再把结构往上提的方法。
江遥看完成绩，只问：“左手怎么样？”
原既白说：“很难用。”
“废话。”
“但能用。”
这次两个人都笑了。
五月第二次月考，江遥总分年级第二，原既白第三，季闻第一。三个人分数只差六分。陈野在成绩榜前站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季闻才是最危险的那种人，因为平时看起来既不争也不抢，最后总在榜上面。季闻听完说谢谢夸奖。陈野说不是夸奖，是战略预警。
周宁这次排到年级二十六。
她自己很满意。
陈野却盯着她语文成绩看了半天，说你作文又是全班最高，为什么不考虑靠作文把其他科全部带起来。周宁说因为数学不接受文学感染。陈野觉得教育制度缺乏想象力。
放学以后，五个人一起去小卖部买汽水。
成绩榜、竞赛、重点高中、中考倒计时都还挂在身后那栋楼里，谁也没有真正摆脱它们。可走到校门外以后，陈野因为抽中瓶盖“再来一瓶”高兴得像中了大奖，季闻嫌自己的橘子汽水太甜，周宁和他换了一半，江遥则把冰凉的瓶子贴到脸上，问原既白以后如果左手练得比右手还厉害怎么办。
原既白想了想。
“那就再长一只。”
江遥笑得差点把汽水喷出来。
那天下午风很大，路边刚长出来的树叶被吹得翻来翻去，一会儿深绿，一会儿浅绿。几个人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谁都没有讨论三个月以后会去哪所高中。
至少那一个下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