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去，临近开学。
镇长家的笑话在县城和乡镇持续了几天。
这年头没啥娱乐新闻，官老爷出的这点丑事成了八卦谈资，传得沸沸扬扬。
钟源母亲倒是心疼儿子不能再去补课。
一天二十块钱。
这种好活上哪找？
院子外面响起一连串的自行车铃。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喊，“钟源家是不是这儿？”
院门口来了三个人。
两个是镇上的干部，自称是镇团委的。
还有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穿件灰夹克，裤脚上已经沾了些泥，腋下夹着个黑色公文包。
镇团委的人先笑着问：
“钟源在家吧？”
母亲有点紧张。
“在。找他啥事？”
镇团委的人朝旁边介绍，“这是团县委下来的同志。你们村前阵子不是报了几户困难学生，申请希望工程吗？县里今天下来看看情况。”
钟源精神一振，跑出来问道：“已经批了？”
“哪有那么快，得先核实。”镇团委的人笑了笑，“听说这个事情最开始还是你提的？”
钟源摇头。
“我就听别人讲了个办法。材料是我爸和村干部弄的，镇上也是他们跑的。”
镇团委的人没再夸他，只是问：“村干部家知道怎么走吧？”
“知道。”
“带个路。”
钟源回屋拿了件外套，跟着就出去了。
麻姑村的路不好。
昨晚落了点小雨，土路上还有浅浅的泥。
钟源走在最前面，过村口时，一条黄狗从院子里冲出来，对着几个陌生人狂叫。
县里那个干部下意识停了一下。
钟源喊了声：
“大黄！”
狗看见他，尾巴立刻摇起来。
“回去。”
黄狗围着自行车转了一圈，还真慢慢回了院子。
县里干部笑道：
“你在村里挺熟。”
“从小长大的地方，自然熟了。”
到了老支书家，院门关着。
钟源也不用敲门，站门口喊：
“三爷爷！”
“县里来人啦！”
屋里很快响起动静。
老支书披着衣服出来，一看几个人，问明来意，连忙笑呵呵的把门打开，“这么快就来了？”
镇上干部进了屋，“材料报上去，总得下来看看。”
屋里凳子不够。
老支书正准备去隔壁借，钟源已经从墙边搬了两张矮木凳。
其中一张上面都是灰。
他拿袖子擦了擦。
自己没坐。
蹲在门边。
老支书把前阵子上报的材料翻出来。
纸不算多。
一共报了七户，都是村里最穷的。
家里什么情况，孩子几年级，大概写了个七七八八。
县里来的中年干部先从头看了一遍。
然后才说道：
“现在第一批能给麻姑村的名额，只有三个。”
老支书刚刚还挺高兴。
听到这句，脸上的笑少了一些。
“我们报了七个。”
“所以才下来核实。”
中年干部又补了一句：
“还有个事情先讲清楚。”
“这个不是把孩子以后读书的钱全包了。”
“目前一个名额，一学期补助二十块。”
屋里安静了一下。
老支书问：
“就二十？”
“嗯。”
钟源也愣了愣，没想到居然这么少。
可他刚上初中时，一学期学杂费十八块五。
母亲为了十八块五，背着鸡蛋和青菜去镇上赶集。
刘小军家拿不出十八块五，直接就没法继续读了。
现在麻姑村小学关了。
这些孩子去了镇上。
学杂费。
书本。
吃饭。
哪样都要钱。
老支书明显也在算。
过了一会儿，叹了声：
“二十也行，总比没有好。”
县里干部把材料合上。
“能帮一点是一点。”
“先看申请人家庭状况。”
第一户就在村东。
院墙很矮。
门口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
刚进去，一只老母鸡就在脚边乱窜。
钟源顺手把鸡赶出去，又把门边一张板凳搬过来。
家里只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两个孙子都在。
大的十一岁。
小的八岁。
老太太耳朵有点背。
县里干部问：
“孩子父母呢？”
老太太没反应。
钟源站旁边，提高声音。
“三奶奶，问你儿子和媳妇在哪！”
老太太这才听见。
“外头。”
“去哪儿了？”
“不晓得。”
“什么时候走的？”
“过完年。”
“去年往家里寄过钱没有？”
这次老太太听见了。
想了很久。
“五十。”
三个干部低头记，又问了几句。
地多少。
有没有欠账。
孩子成绩怎么样。
老太太有些答得上。
有些根本答不上。
问一年收入多少，她更是满脸茫然。
“去年收了八担谷。”
“我是问钱。”
“没钱。”
老太太脑子已经不好使，回答问题得想老半天。
钟源蹲在旁边听。
偶尔帮忙把没听清的问题再说一遍。
走的时候，老太太站在门口，一直望着，直到钟源等人背影消失。
第二户家里男人四十岁上下。
腰有毛病。
但人看起来挺壮实。
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全是泥。
干部问：
“家里主要谁干活？”
“我。”
“身体怎么样？”
“还行。”
他老婆在旁边说道：
“他腰不好。”
男人立刻皱眉。
“以前扭过一下，早好了。”
“去年挑谷子都摔沟里了。”
“那是路滑。”
女人还想说。
男人已经有些不耐烦。
“行了行了。”
县里的人没追着问病。
继续问：
“出去做过工没有？”
“去年在县里砖厂干过。”
“多久？”
“一个多月。”
“挣了多少？”
“三十来块。”
“欠账没有？”
男人停了一下。
“有一点。”
“多少？”
“两百多。”
他老婆又在旁边说道：
“四百多。”
男人猛地转头。
“哪有四百？”
“前年买化肥还欠八十，你看腰借了一百五，去年妈看病又借了钱。”
“行了！”
男人脸有点红，既沮丧，又懊恼。
钟源蹲在旁边，没出声。
中年干部只是低头一笔一笔记。
过了一会儿才问：
“孩子成绩怎么样？”
男人刚才还有些挂不住脸。
一听这句，神情倒好了些。
“还行。”
“上学期多少？”
“数学七十多。”
旁边一直低着头的男孩小声说道：
“八十二。”
男人立刻点头。
“对，八十二。”
“数学还可以，语文差一点。”
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往墙边挪了挪。
钟源看着想笑，可嘴角咧咧，却始终没笑出来。
第三户人没在家。
院门锁着。
老支书说：“应该在后面地里。”
县里干部准备先去下一家。
钟源却已经推起自行车。
“我知道在哪。”
骑出去没几分钟。
很快把一家四口都喊了回来。
家里的女人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丈夫在外面做工。
有时候寄钱。
有时候几个月没消息。
干部问一年收入，她没文化，怎么都算不明白，只知道家里一泡烂糟。
钟源帮她把跑到泥水里的小孩拽回来。
三个小孩全跟泥猴似的，大冬天的鞋都没穿。
脚底全是泥，衣服也是湿漉漉的。
钟源都替他们冷，把人抱到石阶上。
“进去穿鞋，烤火。”
小孩就一句话。
“我没鞋。”
第四户。
第五户。
一户又一户。
一直走到中午。
钟源开始还有劲。
骑车带路。
敲门。
找人。
碰见老人耳朵背，就帮忙把问题大声重复一遍。
板凳不够，就去墙边搬。
有人家的狗一直叫，他也负责赶。
走到后面，话渐渐少了。
七户。
没有哪家情况一样。
又没有哪家真宽裕。
有人家里三个孩子同时读书。
有人老人长期吃药。
有的男人出去半年也赚不了几个钱。
有的家庭看着还有猪、有鸡、有粮。
可手里永远没有余钱。
县里下来的人倒很平静。
进屋。
问。
记。
看一眼孩子。
再出去。
三个人中午掏几毛钱，在钟家吃的饭。
钟家现在算村里‘首富’了，可中午也就吃个青菜鸡蛋豆腐啥的，算是顶好的伙食。
“先垫垫吧。”三个干部也没客气，坐下来就吃。
钟源陪着他们一起。
听见镇团委的人低声说道：
“这村里几家都难。”
县里那个中年干部喝了口菜汤。
“那个村子不难啊？！”
“名额太少了。”
“哪年不少？上头就拨那么点钱，到县里还要东扣西扣的。”
三个干部边吃边聊，一肚子牢骚。
下午三点多。
七户终于全部走完。
几个人重新回到老支书家。
裤腿上全是泥。
钟源鞋边更是糊了一圈。
县团委来的干部坐下来，把材料从头翻一遍。
有两户补了些情况。
有一户跟上报写得不太一样。
三个名额还是没有当场决定。
“我们回去再综合看看。”
老支书问：
“大概什么时候有消息？”
“开学前尽量定。”
“一个学期二十，是吧？”
“嗯。”
“那也好。”
老支书泡了壶野茶，粗陋的茶杯递过去。
“总比没有强。”
三个干部接过来喝了两口。
把材料收进公文包。
起身告辞。
回镇上还要一段路。
几个人推着自行车出了村。
钟源送到村口。
镇团委的人说道：
“行了，你回去吧。”
“嗯。”
钟源站路边。
看着他们推车往外走。
天色已经有些暗。
早春的风吹过田野，还是凉。
前面的村道上，慢慢走来一个瘦瘦的姑娘。
十二三岁左右。
头发乱糟糟的。
衣服上全是灰和泥。
背后压着一只比她人还大的竹背篓。
里面塞满了刚割的猪草。
右手还拎着一把镰刀。
她走得很慢。
经过几名干部身边时，抬起头，看了看这些从镇上、县里来的陌生人。
双方对视了几眼。
没人停下来。
姑娘很快低下头。
背着那满满一篓猪草，从他们旁边走了过去。
一步一步。
慢慢往村里走。
直到钟源看到这姑娘，惊觉的喊道：“阿妹，申报名单上为什么没有你？”
镇长家的笑话在县城和乡镇持续了几天。
这年头没啥娱乐新闻，官老爷出的这点丑事成了八卦谈资，传得沸沸扬扬。
钟源母亲倒是心疼儿子不能再去补课。
一天二十块钱。
这种好活上哪找？
院子外面响起一连串的自行车铃。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喊，“钟源家是不是这儿？”
院门口来了三个人。
两个是镇上的干部，自称是镇团委的。
还有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穿件灰夹克，裤脚上已经沾了些泥，腋下夹着个黑色公文包。
镇团委的人先笑着问：
“钟源在家吧？”
母亲有点紧张。
“在。找他啥事？”
镇团委的人朝旁边介绍，“这是团县委下来的同志。你们村前阵子不是报了几户困难学生，申请希望工程吗？县里今天下来看看情况。”
钟源精神一振，跑出来问道：“已经批了？”
“哪有那么快，得先核实。”镇团委的人笑了笑，“听说这个事情最开始还是你提的？”
钟源摇头。
“我就听别人讲了个办法。材料是我爸和村干部弄的，镇上也是他们跑的。”
镇团委的人没再夸他，只是问：“村干部家知道怎么走吧？”
“知道。”
“带个路。”
钟源回屋拿了件外套，跟着就出去了。
麻姑村的路不好。
昨晚落了点小雨，土路上还有浅浅的泥。
钟源走在最前面，过村口时，一条黄狗从院子里冲出来，对着几个陌生人狂叫。
县里那个干部下意识停了一下。
钟源喊了声：
“大黄！”
狗看见他，尾巴立刻摇起来。
“回去。”
黄狗围着自行车转了一圈，还真慢慢回了院子。
县里干部笑道：
“你在村里挺熟。”
“从小长大的地方，自然熟了。”
到了老支书家，院门关着。
钟源也不用敲门，站门口喊：
“三爷爷！”
“县里来人啦！”
屋里很快响起动静。
老支书披着衣服出来，一看几个人，问明来意，连忙笑呵呵的把门打开，“这么快就来了？”
镇上干部进了屋，“材料报上去，总得下来看看。”
屋里凳子不够。
老支书正准备去隔壁借，钟源已经从墙边搬了两张矮木凳。
其中一张上面都是灰。
他拿袖子擦了擦。
自己没坐。
蹲在门边。
老支书把前阵子上报的材料翻出来。
纸不算多。
一共报了七户，都是村里最穷的。
家里什么情况，孩子几年级，大概写了个七七八八。
县里来的中年干部先从头看了一遍。
然后才说道：
“现在第一批能给麻姑村的名额，只有三个。”
老支书刚刚还挺高兴。
听到这句，脸上的笑少了一些。
“我们报了七个。”
“所以才下来核实。”
中年干部又补了一句：
“还有个事情先讲清楚。”
“这个不是把孩子以后读书的钱全包了。”
“目前一个名额，一学期补助二十块。”
屋里安静了一下。
老支书问：
“就二十？”
“嗯。”
钟源也愣了愣，没想到居然这么少。
可他刚上初中时，一学期学杂费十八块五。
母亲为了十八块五，背着鸡蛋和青菜去镇上赶集。
刘小军家拿不出十八块五，直接就没法继续读了。
现在麻姑村小学关了。
这些孩子去了镇上。
学杂费。
书本。
吃饭。
哪样都要钱。
老支书明显也在算。
过了一会儿，叹了声：
“二十也行，总比没有好。”
县里干部把材料合上。
“能帮一点是一点。”
“先看申请人家庭状况。”
第一户就在村东。
院墙很矮。
门口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
刚进去，一只老母鸡就在脚边乱窜。
钟源顺手把鸡赶出去，又把门边一张板凳搬过来。
家里只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两个孙子都在。
大的十一岁。
小的八岁。
老太太耳朵有点背。
县里干部问：
“孩子父母呢？”
老太太没反应。
钟源站旁边，提高声音。
“三奶奶，问你儿子和媳妇在哪！”
老太太这才听见。
“外头。”
“去哪儿了？”
“不晓得。”
“什么时候走的？”
“过完年。”
“去年往家里寄过钱没有？”
这次老太太听见了。
想了很久。
“五十。”
三个干部低头记，又问了几句。
地多少。
有没有欠账。
孩子成绩怎么样。
老太太有些答得上。
有些根本答不上。
问一年收入多少，她更是满脸茫然。
“去年收了八担谷。”
“我是问钱。”
“没钱。”
老太太脑子已经不好使，回答问题得想老半天。
钟源蹲在旁边听。
偶尔帮忙把没听清的问题再说一遍。
走的时候，老太太站在门口，一直望着，直到钟源等人背影消失。
第二户家里男人四十岁上下。
腰有毛病。
但人看起来挺壮实。
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全是泥。
干部问：
“家里主要谁干活？”
“我。”
“身体怎么样？”
“还行。”
他老婆在旁边说道：
“他腰不好。”
男人立刻皱眉。
“以前扭过一下，早好了。”
“去年挑谷子都摔沟里了。”
“那是路滑。”
女人还想说。
男人已经有些不耐烦。
“行了行了。”
县里的人没追着问病。
继续问：
“出去做过工没有？”
“去年在县里砖厂干过。”
“多久？”
“一个多月。”
“挣了多少？”
“三十来块。”
“欠账没有？”
男人停了一下。
“有一点。”
“多少？”
“两百多。”
他老婆又在旁边说道：
“四百多。”
男人猛地转头。
“哪有四百？”
“前年买化肥还欠八十，你看腰借了一百五，去年妈看病又借了钱。”
“行了！”
男人脸有点红，既沮丧，又懊恼。
钟源蹲在旁边，没出声。
中年干部只是低头一笔一笔记。
过了一会儿才问：
“孩子成绩怎么样？”
男人刚才还有些挂不住脸。
一听这句，神情倒好了些。
“还行。”
“上学期多少？”
“数学七十多。”
旁边一直低着头的男孩小声说道：
“八十二。”
男人立刻点头。
“对，八十二。”
“数学还可以，语文差一点。”
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往墙边挪了挪。
钟源看着想笑，可嘴角咧咧，却始终没笑出来。
第三户人没在家。
院门锁着。
老支书说：“应该在后面地里。”
县里干部准备先去下一家。
钟源却已经推起自行车。
“我知道在哪。”
骑出去没几分钟。
很快把一家四口都喊了回来。
家里的女人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丈夫在外面做工。
有时候寄钱。
有时候几个月没消息。
干部问一年收入，她没文化，怎么都算不明白，只知道家里一泡烂糟。
钟源帮她把跑到泥水里的小孩拽回来。
三个小孩全跟泥猴似的，大冬天的鞋都没穿。
脚底全是泥，衣服也是湿漉漉的。
钟源都替他们冷，把人抱到石阶上。
“进去穿鞋，烤火。”
小孩就一句话。
“我没鞋。”
第四户。
第五户。
一户又一户。
一直走到中午。
钟源开始还有劲。
骑车带路。
敲门。
找人。
碰见老人耳朵背，就帮忙把问题大声重复一遍。
板凳不够，就去墙边搬。
有人家的狗一直叫，他也负责赶。
走到后面，话渐渐少了。
七户。
没有哪家情况一样。
又没有哪家真宽裕。
有人家里三个孩子同时读书。
有人老人长期吃药。
有的男人出去半年也赚不了几个钱。
有的家庭看着还有猪、有鸡、有粮。
可手里永远没有余钱。
县里下来的人倒很平静。
进屋。
问。
记。
看一眼孩子。
再出去。
三个人中午掏几毛钱，在钟家吃的饭。
钟家现在算村里‘首富’了，可中午也就吃个青菜鸡蛋豆腐啥的，算是顶好的伙食。
“先垫垫吧。”三个干部也没客气，坐下来就吃。
钟源陪着他们一起。
听见镇团委的人低声说道：
“这村里几家都难。”
县里那个中年干部喝了口菜汤。
“那个村子不难啊？！”
“名额太少了。”
“哪年不少？上头就拨那么点钱，到县里还要东扣西扣的。”
三个干部边吃边聊，一肚子牢骚。
下午三点多。
七户终于全部走完。
几个人重新回到老支书家。
裤腿上全是泥。
钟源鞋边更是糊了一圈。
县团委来的干部坐下来，把材料从头翻一遍。
有两户补了些情况。
有一户跟上报写得不太一样。
三个名额还是没有当场决定。
“我们回去再综合看看。”
老支书问：
“大概什么时候有消息？”
“开学前尽量定。”
“一个学期二十，是吧？”
“嗯。”
“那也好。”
老支书泡了壶野茶，粗陋的茶杯递过去。
“总比没有强。”
三个干部接过来喝了两口。
把材料收进公文包。
起身告辞。
回镇上还要一段路。
几个人推着自行车出了村。
钟源送到村口。
镇团委的人说道：
“行了，你回去吧。”
“嗯。”
钟源站路边。
看着他们推车往外走。
天色已经有些暗。
早春的风吹过田野，还是凉。
前面的村道上，慢慢走来一个瘦瘦的姑娘。
十二三岁左右。
头发乱糟糟的。
衣服上全是灰和泥。
背后压着一只比她人还大的竹背篓。
里面塞满了刚割的猪草。
右手还拎着一把镰刀。
她走得很慢。
经过几名干部身边时，抬起头，看了看这些从镇上、县里来的陌生人。
双方对视了几眼。
没人停下来。
姑娘很快低下头。
背着那满满一篓猪草，从他们旁边走了过去。
一步一步。
慢慢往村里走。
直到钟源看到这姑娘，惊觉的喊道：“阿妹，申报名单上为什么没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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