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苏春棠从档案室调到了综合处。
这一步，又是师文鸣画的圈。但这一次，圈画得更有讲究——综合处管着文件运转、会议安排，是全厅的咽喉。消息灵，人头熟，哪个处要办啥子事，都要从这儿过一遍。师文鸣把她搁在这儿，像搁一个眼线，也像搁一颗棋子。
她都懂。她去了，干得比在档案室还出色。半年下来，全厅上下，没有人不晓得综合处有个苏老师：文件到她手上，错字都能给你挑出来；会议排到哪个会议室、哪个领导坐哪个位置，她心里一本账门清；各个处的处长来办事，先跟她笑，再开口。
蛇在暗处，盘着，不动。
直到那个姓骆的科长，撞进她的视野。
骆科长三十一岁，计委下面一个项目科的副科长，年轻，挺拔，讲话的时候眉毛一扬一扬的，是那种在单位里被夸“有前途”夸到发飘的男人。
他管的是物资调配的初审。
那年成都的建材紧俏得邪性。钢材、水泥、平板玻璃，价钱半个月一跳，有批文的是爷，没批文的连货毛都摸不到。苏春棠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在一份流转文件上：厅里一个协作单位申请平价钢材指标，骆科长在初审意见栏里写了四个字——“缓议，研究”。
缓议，研究。机关里的人都懂，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货在我手里卡着，来，跟我谈。
苏春棠看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山西矿上，管领抚恤金的那个小干事，也是这四个字，让多少寡妇给他送了腊肉和母鸡；想起雷老虎当年的记账法；想起她箱底那本账。
半个月后，她在一页废纸上，把这个科的情况摸清了：骆某，已婚，老婆是小学老师，娃儿三岁。爱慕虚荣，上个月刚买了件名牌夹克，逢人就说香港亲戚带的。最要紧的一条是他科里那个老科长，年底要退。
她把这页纸烧了。
然后她开始“顺手”。
第一步，是让骆科长注意到她。
这太容易了。综合处管文件流转，她有的是由头跟计委那边打交道。她从不主动，她只做三件事：他来送文件，她接待得比别人周到半分；他打电话来问流程，她答得比别人清楚三分；有一回他的文件出了错漏，处长要发作，她不动声色地把错揽到“流转环节”上，替他圆了过去。
圆完，她啥子都没说。连“你该谢我”的眼神都没给。
第二步，是让他觉得，是他自己走拢的。
一个月后，厅里和计委开联席会，散会时下大雨。骆科长没带伞，站在楼门口。苏春棠从楼里出来，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伞往他那边斜了斜：“顺路，走一段？”
雨很大，伞不大。一把伞底下，两个人挨得很近。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如兰似栀的体香，不施粉黛，头发一丝不乱。骆科长一路找话说，她话不多，只在他说到得意处，偏过头，笑一下。
那一下笑，她练了十几年。镜子前练过，霓虹灯下练过，山西的雪地里练过。火候刚好：三分暖，三分敬，剩下四分，是“我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又好像没有”。
走到路口，她把伞塞给他：“你打回去，明天还我就是。”
说完她走进雨里，步子不快。她晓得他站在后头看。她更晓得，男人在雨里头看一个女人的背影，最容易看出“心事”来，其实那背影里啥子都没有，只有算计。
明天还伞，就是明天见面。
蛇的第一步，从来不是咬。是把信子，轻轻吐一下。
后头的两个月，像一台照着谱子走的戏。
骆科长还伞，请她喝茶，谢她；她去了，坐半个钟头，只谈工作，走了。他再请，她推掉两次，第三次去了。他开始讲他老婆“不懂他”，讲他的抱负，讲老科长退了以后科里“还得靠我”。她听着，眼睛看着他，适时地叹一口气：“骆科长这样的人，可惜了。”
“可惜啥子？”
“可惜拴在一张办公桌上。”她端起茶，吹了吹，“我听说，外头有批文的人，一年挣的，顶你十年工资。”
这句话，她放得轻，放得随意，像闲聊。
骆科长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道：“批文是要担责任的……”
“所以我说可惜嘛。”她笑了，放下茶杯，不再往下说。
不说，比说狠。话头她递了，钩子她下了，咬不咬，是他的事。她等的，是他自己说服自己。
又过了一个月，某一天下班，骆科长在她办公室门口徘徊。她晓得时候到了。她收拾东西，起身，关灯，从他身边走过，淡淡地说：“还没走？”
“苏姐……”他喉咙动了动，“我请你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晚。饭后他送她，送到楼下，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终于伸出手，来拉她的手。
她让他拉了。
第二天清晨，她先醒的。她侧过身，看着身边这个男人熟睡的脸，眉毛睡着的时候还扬着，一脸的志得意满。她看了很久，眼睛里一点温度都没有。
她想：夜来香的妈咪说得对，男人睡了觉的脸，最老实。这张脸上写的不是情，是“到手了”。
她轻手轻脚地起来，穿衣裳，梳头，在镜子前把领口理平。镜子里，她的腰脊挺得笔直——蛇盘在那儿，贴着骨头，她甚至觉得它隐隐地发热。
不是情的烫。是开工的信号，是获取猎物的信号。
三个月后，骆科长初审“缓议”的那批平价钢材，批了。批给了厅里那个协作单位——当然，少不了他在意见栏里重新写的四个字：“情况属实，拟同意。”
协作单位私下匀出两成指标，转手到了市场上。钱分下来，苏春棠拿了一份：一万二。
她把这一万二，原封不动存进银行，存折塞进箱底，挨着那本账。她在账上写：
“一九九六年。第一笔。猎物一，骆。”
写完她合上本子，忽然觉得恶心。
不是为钱恶心。她为钱杀人都不恶心。她恶心的是——太容易了。
骆科长这样的男人，她要多少有多少。一件名牌夹克就能试出深浅，一句“可惜了”就能点着火，一把雨里的伞就能让他觉得是“缘分”。他们都一样：给点甜头就摇尾巴，尾巴摇完了，还以为是自己英明神武。
这就是她恨了半辈子的男人。这就是推她下李家沟的、摸她大腿的、把她当菜的一样的男人。
原来都这么贱。
贱到她连恨，都觉得不值。
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在台灯底下，翻开日记。她写：“原来男人都一样，给点甜头就摇尾巴。”
笔尖停住了。
停了很久，她添了一句：
“龙青九，你会不会也这样？”
写完，她盯着这行字，忽然自己跟自己生气了。她想把它撕掉，手举起来，又放下。
不会。她晓得他不会。他就是饿死了，也是把尾巴夹紧，转身走掉的那种狗。
正因为晓得他不会，她才更不敢想他。
她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越干净，她越不敢想。
骆科长的下场，来得很快。
批文一到手，苏春棠就凉了。不是翻脸那种凉——翻脸会结仇，她不要仇，她只要了断。她是“渐凉”：电话接得慢了，茶不喝了，路上碰见，还是那个笑，三分暖减到一分，三分敬照旧，四分心事则收得干干净净。
骆科长慌了。他堵过她两次，第一次她客客气气，第二次，她在楼梯口停下来，看着他，轻声说：
“骆科长，你是成了家的人。”
“苏姐，我对你是真的——”
“真的？”她笑了一下。这一笑，他从来没见过，冷得像井水里浸过的刀，“骆科长，你科里那批钢材，初审意见从‘缓议’变成‘同意’，是好久改的？要我帮你回忆不？”
骆科长的脸，唰地白了。
“我啥子都不晓得。”她把声音放得更轻，轻得像掸灰，“我就是提醒你：往后走路，看脚下。你的下盘，不稳。”
说完她上楼，哒哒哒，脚步声不快不慢。
骆科长在楼梯口站了很久，从此再没来找过她。后来他见了她，绕着走。又过了两年，他因为另一笔批文的事栽了，判了三年——那是他自己贪的，跟她没关系，她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蛇咬人，从来只咬七寸，咬完就走，伤口都不留她的牙印。
他最难堪的那段日子，有人看见他喝多了在街边哭。苏春棠听说了，面无表情。
倒是有天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李家沟的沟边上，往下一看，沟底没有雷老虎，躺着的是一排男人：麦老板，骆科长，还有好多看不清脸的，一个一个，仰面朝天。
她站在沟沿上，腰脊发热，热得发烫。
醒来，一身冷汗。她摸了摸腰上的蛇，鳞片的边缘在指腹底下微微凸起，像活的。
“急啥子。”她在黑暗里，对它说，也对自己，“才第一个。”
窗外，成都的夜深得看不见底。
同一座城的另一头，城南工地上，龙青九的楼起了一层又一层。他最近也有了新烦恼：有领导递话过来，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副市长的千金，留学回来的，人漂亮得很”。
他蹲在工地的脚手架上，抽着烟，没接话。
这一步，又是师文鸣画的圈。但这一次，圈画得更有讲究——综合处管着文件运转、会议安排，是全厅的咽喉。消息灵，人头熟，哪个处要办啥子事，都要从这儿过一遍。师文鸣把她搁在这儿，像搁一个眼线，也像搁一颗棋子。
她都懂。她去了，干得比在档案室还出色。半年下来，全厅上下，没有人不晓得综合处有个苏老师：文件到她手上，错字都能给你挑出来；会议排到哪个会议室、哪个领导坐哪个位置，她心里一本账门清；各个处的处长来办事，先跟她笑，再开口。
蛇在暗处，盘着，不动。
直到那个姓骆的科长，撞进她的视野。
骆科长三十一岁，计委下面一个项目科的副科长，年轻，挺拔，讲话的时候眉毛一扬一扬的，是那种在单位里被夸“有前途”夸到发飘的男人。
他管的是物资调配的初审。
那年成都的建材紧俏得邪性。钢材、水泥、平板玻璃，价钱半个月一跳，有批文的是爷，没批文的连货毛都摸不到。苏春棠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在一份流转文件上：厅里一个协作单位申请平价钢材指标，骆科长在初审意见栏里写了四个字——“缓议，研究”。
缓议，研究。机关里的人都懂，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货在我手里卡着，来，跟我谈。
苏春棠看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山西矿上，管领抚恤金的那个小干事，也是这四个字，让多少寡妇给他送了腊肉和母鸡；想起雷老虎当年的记账法；想起她箱底那本账。
半个月后，她在一页废纸上，把这个科的情况摸清了：骆某，已婚，老婆是小学老师，娃儿三岁。爱慕虚荣，上个月刚买了件名牌夹克，逢人就说香港亲戚带的。最要紧的一条是他科里那个老科长，年底要退。
她把这页纸烧了。
然后她开始“顺手”。
第一步，是让骆科长注意到她。
这太容易了。综合处管文件流转，她有的是由头跟计委那边打交道。她从不主动，她只做三件事：他来送文件，她接待得比别人周到半分；他打电话来问流程，她答得比别人清楚三分；有一回他的文件出了错漏，处长要发作，她不动声色地把错揽到“流转环节”上，替他圆了过去。
圆完，她啥子都没说。连“你该谢我”的眼神都没给。
第二步，是让他觉得，是他自己走拢的。
一个月后，厅里和计委开联席会，散会时下大雨。骆科长没带伞，站在楼门口。苏春棠从楼里出来，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伞往他那边斜了斜：“顺路，走一段？”
雨很大，伞不大。一把伞底下，两个人挨得很近。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如兰似栀的体香，不施粉黛，头发一丝不乱。骆科长一路找话说，她话不多，只在他说到得意处，偏过头，笑一下。
那一下笑，她练了十几年。镜子前练过，霓虹灯下练过，山西的雪地里练过。火候刚好：三分暖，三分敬，剩下四分，是“我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又好像没有”。
走到路口，她把伞塞给他：“你打回去，明天还我就是。”
说完她走进雨里，步子不快。她晓得他站在后头看。她更晓得，男人在雨里头看一个女人的背影，最容易看出“心事”来，其实那背影里啥子都没有，只有算计。
明天还伞，就是明天见面。
蛇的第一步，从来不是咬。是把信子，轻轻吐一下。
后头的两个月，像一台照着谱子走的戏。
骆科长还伞，请她喝茶，谢她；她去了，坐半个钟头，只谈工作，走了。他再请，她推掉两次，第三次去了。他开始讲他老婆“不懂他”，讲他的抱负，讲老科长退了以后科里“还得靠我”。她听着，眼睛看着他，适时地叹一口气：“骆科长这样的人，可惜了。”
“可惜啥子？”
“可惜拴在一张办公桌上。”她端起茶，吹了吹，“我听说，外头有批文的人，一年挣的，顶你十年工资。”
这句话，她放得轻，放得随意，像闲聊。
骆科长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道：“批文是要担责任的……”
“所以我说可惜嘛。”她笑了，放下茶杯，不再往下说。
不说，比说狠。话头她递了，钩子她下了，咬不咬，是他的事。她等的，是他自己说服自己。
又过了一个月，某一天下班，骆科长在她办公室门口徘徊。她晓得时候到了。她收拾东西，起身，关灯，从他身边走过，淡淡地说：“还没走？”
“苏姐……”他喉咙动了动，“我请你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晚。饭后他送她，送到楼下，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终于伸出手，来拉她的手。
她让他拉了。
第二天清晨，她先醒的。她侧过身，看着身边这个男人熟睡的脸，眉毛睡着的时候还扬着，一脸的志得意满。她看了很久，眼睛里一点温度都没有。
她想：夜来香的妈咪说得对，男人睡了觉的脸，最老实。这张脸上写的不是情，是“到手了”。
她轻手轻脚地起来，穿衣裳，梳头，在镜子前把领口理平。镜子里，她的腰脊挺得笔直——蛇盘在那儿，贴着骨头，她甚至觉得它隐隐地发热。
不是情的烫。是开工的信号，是获取猎物的信号。
三个月后，骆科长初审“缓议”的那批平价钢材，批了。批给了厅里那个协作单位——当然，少不了他在意见栏里重新写的四个字：“情况属实，拟同意。”
协作单位私下匀出两成指标，转手到了市场上。钱分下来，苏春棠拿了一份：一万二。
她把这一万二，原封不动存进银行，存折塞进箱底，挨着那本账。她在账上写：
“一九九六年。第一笔。猎物一，骆。”
写完她合上本子，忽然觉得恶心。
不是为钱恶心。她为钱杀人都不恶心。她恶心的是——太容易了。
骆科长这样的男人，她要多少有多少。一件名牌夹克就能试出深浅，一句“可惜了”就能点着火，一把雨里的伞就能让他觉得是“缘分”。他们都一样：给点甜头就摇尾巴，尾巴摇完了，还以为是自己英明神武。
这就是她恨了半辈子的男人。这就是推她下李家沟的、摸她大腿的、把她当菜的一样的男人。
原来都这么贱。
贱到她连恨，都觉得不值。
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在台灯底下，翻开日记。她写：“原来男人都一样，给点甜头就摇尾巴。”
笔尖停住了。
停了很久，她添了一句：
“龙青九，你会不会也这样？”
写完，她盯着这行字，忽然自己跟自己生气了。她想把它撕掉，手举起来，又放下。
不会。她晓得他不会。他就是饿死了，也是把尾巴夹紧，转身走掉的那种狗。
正因为晓得他不会，她才更不敢想他。
她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越干净，她越不敢想。
骆科长的下场，来得很快。
批文一到手，苏春棠就凉了。不是翻脸那种凉——翻脸会结仇，她不要仇，她只要了断。她是“渐凉”：电话接得慢了，茶不喝了，路上碰见，还是那个笑，三分暖减到一分，三分敬照旧，四分心事则收得干干净净。
骆科长慌了。他堵过她两次，第一次她客客气气，第二次，她在楼梯口停下来，看着他，轻声说：
“骆科长，你是成了家的人。”
“苏姐，我对你是真的——”
“真的？”她笑了一下。这一笑，他从来没见过，冷得像井水里浸过的刀，“骆科长，你科里那批钢材，初审意见从‘缓议’变成‘同意’，是好久改的？要我帮你回忆不？”
骆科长的脸，唰地白了。
“我啥子都不晓得。”她把声音放得更轻，轻得像掸灰，“我就是提醒你：往后走路，看脚下。你的下盘，不稳。”
说完她上楼，哒哒哒，脚步声不快不慢。
骆科长在楼梯口站了很久，从此再没来找过她。后来他见了她，绕着走。又过了两年，他因为另一笔批文的事栽了，判了三年——那是他自己贪的，跟她没关系，她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蛇咬人，从来只咬七寸，咬完就走，伤口都不留她的牙印。
他最难堪的那段日子，有人看见他喝多了在街边哭。苏春棠听说了，面无表情。
倒是有天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李家沟的沟边上，往下一看，沟底没有雷老虎，躺着的是一排男人：麦老板，骆科长，还有好多看不清脸的，一个一个，仰面朝天。
她站在沟沿上，腰脊发热，热得发烫。
醒来，一身冷汗。她摸了摸腰上的蛇，鳞片的边缘在指腹底下微微凸起，像活的。
“急啥子。”她在黑暗里，对它说，也对自己，“才第一个。”
窗外，成都的夜深得看不见底。
同一座城的另一头，城南工地上，龙青九的楼起了一层又一层。他最近也有了新烦恼：有领导递话过来，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副市长的千金，留学回来的，人漂亮得很”。
他蹲在工地的脚手架上，抽着烟，没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