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师文鸣升了厅长。
任命下来那天，厅里摆了两桌酒，苏春棠没去。那种场合，她不想凑。晚上九点多，她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师文鸣的声音，带着酒意，不高：“档案室还开着灯？”
“嗯，归完最后一柜。”
“忙完早点回。”电话挂了。
就这么两句话。苏春棠握着话筒，站了一会儿。这两年，他们的全部来往，就是这么两句话两句话地攒起来的。他从不多说一句，她从不多问一句。机关里传他们的闲话，传得天花乱坠，可机关里头的人精们背地里都纳罕：这两个人，连一顿饭都没单独吃过。
这恰恰是师文鸣的手段，也是苏春棠的段位。
她晓得他在等啥子。他在等她“自己走拢”。他不伸手，因为伸手的男人跌份；他要她心甘情愿走过去，那才叫收服。她也晓得自己在拖啥子——她还没想好，这个价，该咋个开。
可那年秋天，一件事，把这盘慢悠悠的棋，掀了。
厅里来了个港商，姓麦，要在成都投一个大项目。省里头重视，厅里陪得殷勤。接风宴摆在锦江宾馆，师文鸣出席，带了两个处长，还点了一个名字：
“档案室的苏春棠，把她喊上。”
处长愣了一下：“她……一个管档案的？”
“会务接待，档案室出人。”师文鸣说得公事公办，“她形象好，普通话也练出来了。”
苏春棠接到通知，站在通知单前，看了三分钟。
她晓得这是啥子。这种局，喊一个“形象好”的女干部上席，喊的不是会务，是摆设，是氛围，是男宾们酒酣耳热时候眼睛里的那点颜色。这一套，夜来香天天演。
可她现在不是海棠了，她是机关干部苏春棠。机关干部，不能不去。
她去了。穿的是最素的一套衣裳，头发一丝不苟，坐在下首，话不多，笑得浅，给客人布菜、添茶，分寸拿捏得刚刚好。这一套功夫，她十几年前在霓虹灯底下练过，如今拿到酒席上来，行云流水。
师文鸣在上首，看了她两眼。她读得懂那两眼：满意。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疼。
酒过三巡，麦老板喝高了。五十多岁，脖子上的金链子随着笑声一颠一颠。他讲香港的楼价，讲深圳的小姐，讲着讲着，手就从桌面上，滑到了桌面下。
苏春棠的腿上，多了一只手。
胖的，热的，戴着戒指的。
她没有躲。
她脸上还挂着那种浅浅的笑，给麦老板续了茶，顺手把椅子往旁边挪了一寸——就一寸，刚好让那只手落空，又刚好让满桌子人都看不出她躲了。麦老板嘿嘿一笑，手又跟过来。她起身，去给另一桌敬酒。回来，那只手还在那儿候着。
一整个晚上，桌上觥筹交错，桌下一场拉锯。
她挡得滴水不漏，脸上一丝都没崩。只有她自己晓得，每挡一下，心口就凉一分。不是凉麦老板——这种货色，她见得多了。凉的是师文鸣。
他坐在上首，看得清清楚楚。
他举杯，跟麦老板碰，谈笑风生。他的眼睛从她脸上扫过去，扫到桌子底下，又扫回来，像啥子都没看见。
苏春棠在那一瞬间，全明白了。
师文鸣不是不晓得。他是拿她试水深。麦老板这个项目要是谈成了，是大政绩；她苏春棠，是这张桌子上最不值钱的一件摆设。他不会为她翻脸的。永远不会。
这个道理，夜来香的妈咪教过她：“妹儿，记到，男人带你上桌，你就是菜。莫把自己当吃酒的。”
十几年过去，她从歌舞厅坐到了锦江宾馆，从海棠坐成了苏老师。
还是菜。
散席的时候，她扶着墙去了卫生间。
吐。
把一晚上的酒，一晚上的笑，一晚上的那只手，全部吐了出来。吐到最后是清水，是胆汁，苦得她蹲在瓷砖地上，半天起不来。
镜子里那个女人，妆没花，眼睛红得像染了。
她对着镜子看很久，忽然想起雷老虎。想起那个雨夜，李家沟，那条深沟。那一回，她把手伸出去了，把人推出去了，推完，天亮了，她还活着，活得一天比一天好。
十几年了。她以为她逃出来了。
原来没有。李家沟不在川南，李家沟在每一张酒桌子上，在每一个男人的手底下，在她自己的命里头。她走到哪儿，那条深沟就跟到哪儿。
她扶着洗手台站直，把脸洗干净，把口红补好，走出去，对守在外头的司机说：“送麦老板回宾馆了吗？好。那我回家了。”
声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
回到家，赵思远睡了。她给他掖了被子，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她进了卫生间，锁门，脱衣裳，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腿——膝盖上侧，今晚那只手停留的地方。
皮肤是干净的。啥子都没有。
可她觉得那儿烂了。
她打开热水器，拿毛巾，蘸着肥皂，一遍一遍地搓。搓到皮肤发红，发烫，搓到破皮，水珠子底下渗起细细的红。
她停下来，看着自己。
“苏春棠，”她对着镜子，无声地说，“你逃不脱的。”
“既然逃不脱——”
她的眼睛，在镜子里，一点一点地冷下去，像两口井，井水沉底。
“那就莫逃了。”
第二天，她请了假。
纹身店在老南门一条巷子里，招牌都没有，是当年夜来香一个姐妹的男人开的店。现在姐妹在店里成了师傅。姐妹见了她，愣了半天：“海棠——不，苏姐？你咋个来了？”
“纹个东西。”
姐妹把她让进里间，问她纹啥子，纹哪儿。
苏春棠从包里拿出一张纸。纸上是她自己画的，画了一个通宵：一条蛇，蛇身细长，鳞片一片压着一片，蛇身大部分在腰上，盘过腰，缠过胯，越盘越细，一直盘进看不见的地方去。蛇头在她背上昂着，露出信子。
姐妹看呆了：“苏姐，这个……纹这么大，疼得很。而且纹在这些地方，哪个看得到嘛？”
“不用哪个看得到。”苏春棠说，“我自己看得到。”
“图啥子意思呢？”
苏春棠沉默了一会儿。
“冷血。”她说，“隐忍。致命。蜕皮重生。”
她趴在纹身的床上，听见机器嗡嗡地响起来。第一针扎进皮肤的时候，她疼得浑身一绷，随即又松下来。疼好，她想，疼好。疼了，就记得住。
她记着昨夜那只手，记着上首那双视而不见的眼睛，记着自己蹲在瓷砖地上吐出来的苦水。一针一针，这些东西全被扎进了她的皮肤里，变成鳞片，变成信子，变成一条贴着骨头生长的蛇。
蛇是啥子？蛇不走直线，蛇不硬碰，蛇贴地而行，专找人的下盘。人的上身全副武装，下盘全是空门。男人的下盘，尤其是。
四个钟头。姐妹的手都酸了。完事的时候，天黑了。
苏春棠站在镜子前，侧过身。
一条青蛇，伏在她的腰脊上。从尾椎到背脊，冷冷的，静静的，像从她骨头里长出来的。
“好看。”姐妹轻声说，“苏姐，就是看着……有点吓人。”
“吓人就对了。”
苏春棠穿好衣裳，把钱付了，多付了一倍，说了句：“嘴巴闭严。”姐妹连连点头。
走出巷子，成都的夜刚刚上灯。她沿着街慢慢走，腰上的皮肤火烧火燎地疼，疼得她脊背挺得笔直。
从今往后，她身上有了两个苏春棠。衣裳外头那个，是机关干部，是苏老师，是赵思远的妈；衣裳底下这个，盘着一条蛇，冷血，隐忍，致命。
她不打算再逃了。逃了十几年，逃累了。
往后的路，她要换一条走法：不是别人伸手，她躲；是她出手，别人躲。
锦江宾馆那张桌子教会她最后一课：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要不当菜，就只有一条路——当那个布菜的人。
她回到家，翻开账本，在新的一页上写：
“一九九五年秋。蛇上身。从今往后，账本的算法变了：以前是人家欠我，我记到；从今往后，是我欠人家的——”
笔尖一顿。
“一笔一笔，不知要不要还。”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纹身的这四个钟头里，城南那块荒地上，龙青九的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进去了。奠基的鞭炮炸响的时候，他正在跟人碰杯，酒杯举到一半，忽然没来由地心口一凉。
像被啥子东西，隔着一座城，轻轻咬了一口。
他放下杯子，摸了摸心口。
“咋了哥？”龙青林问。
“莫得事。”他说，“酒喝急了。”
任命下来那天，厅里摆了两桌酒，苏春棠没去。那种场合，她不想凑。晚上九点多，她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师文鸣的声音，带着酒意，不高：“档案室还开着灯？”
“嗯，归完最后一柜。”
“忙完早点回。”电话挂了。
就这么两句话。苏春棠握着话筒，站了一会儿。这两年，他们的全部来往，就是这么两句话两句话地攒起来的。他从不多说一句，她从不多问一句。机关里传他们的闲话，传得天花乱坠，可机关里头的人精们背地里都纳罕：这两个人，连一顿饭都没单独吃过。
这恰恰是师文鸣的手段，也是苏春棠的段位。
她晓得他在等啥子。他在等她“自己走拢”。他不伸手，因为伸手的男人跌份；他要她心甘情愿走过去，那才叫收服。她也晓得自己在拖啥子——她还没想好，这个价，该咋个开。
可那年秋天，一件事，把这盘慢悠悠的棋，掀了。
厅里来了个港商，姓麦，要在成都投一个大项目。省里头重视，厅里陪得殷勤。接风宴摆在锦江宾馆，师文鸣出席，带了两个处长，还点了一个名字：
“档案室的苏春棠，把她喊上。”
处长愣了一下：“她……一个管档案的？”
“会务接待，档案室出人。”师文鸣说得公事公办，“她形象好，普通话也练出来了。”
苏春棠接到通知，站在通知单前，看了三分钟。
她晓得这是啥子。这种局，喊一个“形象好”的女干部上席，喊的不是会务，是摆设，是氛围，是男宾们酒酣耳热时候眼睛里的那点颜色。这一套，夜来香天天演。
可她现在不是海棠了，她是机关干部苏春棠。机关干部，不能不去。
她去了。穿的是最素的一套衣裳，头发一丝不苟，坐在下首，话不多，笑得浅，给客人布菜、添茶，分寸拿捏得刚刚好。这一套功夫，她十几年前在霓虹灯底下练过，如今拿到酒席上来，行云流水。
师文鸣在上首，看了她两眼。她读得懂那两眼：满意。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疼。
酒过三巡，麦老板喝高了。五十多岁，脖子上的金链子随着笑声一颠一颠。他讲香港的楼价，讲深圳的小姐，讲着讲着，手就从桌面上，滑到了桌面下。
苏春棠的腿上，多了一只手。
胖的，热的，戴着戒指的。
她没有躲。
她脸上还挂着那种浅浅的笑，给麦老板续了茶，顺手把椅子往旁边挪了一寸——就一寸，刚好让那只手落空，又刚好让满桌子人都看不出她躲了。麦老板嘿嘿一笑，手又跟过来。她起身，去给另一桌敬酒。回来，那只手还在那儿候着。
一整个晚上，桌上觥筹交错，桌下一场拉锯。
她挡得滴水不漏，脸上一丝都没崩。只有她自己晓得，每挡一下，心口就凉一分。不是凉麦老板——这种货色，她见得多了。凉的是师文鸣。
他坐在上首，看得清清楚楚。
他举杯，跟麦老板碰，谈笑风生。他的眼睛从她脸上扫过去，扫到桌子底下，又扫回来，像啥子都没看见。
苏春棠在那一瞬间，全明白了。
师文鸣不是不晓得。他是拿她试水深。麦老板这个项目要是谈成了，是大政绩；她苏春棠，是这张桌子上最不值钱的一件摆设。他不会为她翻脸的。永远不会。
这个道理，夜来香的妈咪教过她：“妹儿，记到，男人带你上桌，你就是菜。莫把自己当吃酒的。”
十几年过去，她从歌舞厅坐到了锦江宾馆，从海棠坐成了苏老师。
还是菜。
散席的时候，她扶着墙去了卫生间。
吐。
把一晚上的酒，一晚上的笑，一晚上的那只手，全部吐了出来。吐到最后是清水，是胆汁，苦得她蹲在瓷砖地上，半天起不来。
镜子里那个女人，妆没花，眼睛红得像染了。
她对着镜子看很久，忽然想起雷老虎。想起那个雨夜，李家沟，那条深沟。那一回，她把手伸出去了，把人推出去了，推完，天亮了，她还活着，活得一天比一天好。
十几年了。她以为她逃出来了。
原来没有。李家沟不在川南，李家沟在每一张酒桌子上，在每一个男人的手底下，在她自己的命里头。她走到哪儿，那条深沟就跟到哪儿。
她扶着洗手台站直，把脸洗干净，把口红补好，走出去，对守在外头的司机说：“送麦老板回宾馆了吗？好。那我回家了。”
声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
回到家，赵思远睡了。她给他掖了被子，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她进了卫生间，锁门，脱衣裳，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腿——膝盖上侧，今晚那只手停留的地方。
皮肤是干净的。啥子都没有。
可她觉得那儿烂了。
她打开热水器，拿毛巾，蘸着肥皂，一遍一遍地搓。搓到皮肤发红，发烫，搓到破皮，水珠子底下渗起细细的红。
她停下来，看着自己。
“苏春棠，”她对着镜子，无声地说，“你逃不脱的。”
“既然逃不脱——”
她的眼睛，在镜子里，一点一点地冷下去，像两口井，井水沉底。
“那就莫逃了。”
第二天，她请了假。
纹身店在老南门一条巷子里，招牌都没有，是当年夜来香一个姐妹的男人开的店。现在姐妹在店里成了师傅。姐妹见了她，愣了半天：“海棠——不，苏姐？你咋个来了？”
“纹个东西。”
姐妹把她让进里间，问她纹啥子，纹哪儿。
苏春棠从包里拿出一张纸。纸上是她自己画的，画了一个通宵：一条蛇，蛇身细长，鳞片一片压着一片，蛇身大部分在腰上，盘过腰，缠过胯，越盘越细，一直盘进看不见的地方去。蛇头在她背上昂着，露出信子。
姐妹看呆了：“苏姐，这个……纹这么大，疼得很。而且纹在这些地方，哪个看得到嘛？”
“不用哪个看得到。”苏春棠说，“我自己看得到。”
“图啥子意思呢？”
苏春棠沉默了一会儿。
“冷血。”她说，“隐忍。致命。蜕皮重生。”
她趴在纹身的床上，听见机器嗡嗡地响起来。第一针扎进皮肤的时候，她疼得浑身一绷，随即又松下来。疼好，她想，疼好。疼了，就记得住。
她记着昨夜那只手，记着上首那双视而不见的眼睛，记着自己蹲在瓷砖地上吐出来的苦水。一针一针，这些东西全被扎进了她的皮肤里，变成鳞片，变成信子，变成一条贴着骨头生长的蛇。
蛇是啥子？蛇不走直线，蛇不硬碰，蛇贴地而行，专找人的下盘。人的上身全副武装，下盘全是空门。男人的下盘，尤其是。
四个钟头。姐妹的手都酸了。完事的时候，天黑了。
苏春棠站在镜子前，侧过身。
一条青蛇，伏在她的腰脊上。从尾椎到背脊，冷冷的，静静的，像从她骨头里长出来的。
“好看。”姐妹轻声说，“苏姐，就是看着……有点吓人。”
“吓人就对了。”
苏春棠穿好衣裳，把钱付了，多付了一倍，说了句：“嘴巴闭严。”姐妹连连点头。
走出巷子，成都的夜刚刚上灯。她沿着街慢慢走，腰上的皮肤火烧火燎地疼，疼得她脊背挺得笔直。
从今往后，她身上有了两个苏春棠。衣裳外头那个，是机关干部，是苏老师，是赵思远的妈；衣裳底下这个，盘着一条蛇，冷血，隐忍，致命。
她不打算再逃了。逃了十几年，逃累了。
往后的路，她要换一条走法：不是别人伸手，她躲；是她出手，别人躲。
锦江宾馆那张桌子教会她最后一课：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要不当菜，就只有一条路——当那个布菜的人。
她回到家，翻开账本，在新的一页上写：
“一九九五年秋。蛇上身。从今往后，账本的算法变了：以前是人家欠我，我记到；从今往后，是我欠人家的——”
笔尖一顿。
“一笔一笔，不知要不要还。”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纹身的这四个钟头里，城南那块荒地上，龙青九的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进去了。奠基的鞭炮炸响的时候，他正在跟人碰杯，酒杯举到一半，忽然没来由地心口一凉。
像被啥子东西，隔着一座城，轻轻咬了一口。
他放下杯子，摸了摸心口。
“咋了哥？”龙青林问。
“莫得事。”他说，“酒喝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