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天，晚上七点二十。
三号楼一层大厅。
下班已经两个钟头了。
大厅里的灯只开着靠东那一盏。四十一个格子空着，隔断在半暗里一排一排立着。
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最东头那个格子里。
那个格子是他现在的位子——不对，他现在的位子在二层。这个格子是空的，机器早搬走了。
他坐在这儿，因为这儿最靠边。
桌上摆着两样东西。
一支圆珠笔，蓝的。
一根缝衣针。
针是他下午跟食堂后厨要的。他去还饭盒的时候，跟洗菜的那个人要了一根。那个人从围裙口袋里摸出来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有三根，他挑了最粗的那根给他。
七点二十五，脚步声。
杜大奎从玻璃门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布袋子。
那个袋子鼓着。
他走到最后一排，把袋子放在桌上。
“都在这儿。”
“多少块。”
“三十九。”
“少一块。”
“付姐那块。”杜大奎说，“她说她自己拿过来。”
陈九斤把那个布袋子打开。
里面是工牌。
一块一块塑料片，黑绳缠在上面，堆成一小堆。
“杜哥，您跟他们怎么说的。”
“我说组长要收工牌。”
“我不是组长了。”
“我知道。”杜大奎说。
“我跟他们说的时候，说的是‘组长‘。”
“四十个人没有一个问我是哪个组长。”
他站在桌子旁边。
“小陈。”
“杜哥。”
“你收这个干什么。”
陈九斤把手伸进袋子里，摸出最上面那一块。
塑料片，凉的。
正面：三号楼，A 组，编号，名字。
他把它翻过来。
背面有三个字。
被人用刀尖划过，划了很多道。
字还在。
“杜哥，这块是谁的。”
杜大奎凑过来看正面。
“罗炳生。”
“他背面这三个字，昨天他跟我说过。”
陈九斤从口袋里拿出本子，翻开。
四十行。
他找到罗炳生那一行，看了一眼。
跟他昨天写下来的一样。
“杜哥，您看这块。”
他把工牌举起来。
“背面这三个字是划掉的。”
“是。”
“划掉的那个人，现在不在这栋楼里。”
“不在。”
“这块工牌上，”陈九斤说，“有他的名字，划掉了。”
“也有罗炳生的名字，印在正面。”
他把工牌放在桌上。
“正面那个是编号加名字。”
“那是园区发的。”
“园区哪天想收回去，收回去就是了。”
他把那根针拿起来。
“这块牌子上，罗炳生自己写的东西，一个字也没有。”
杜大奎站在旁边。
他没有说话。
陈九斤把那块工牌按在桌面上，背面朝上。
他把针尖落在那三个划掉的字下面。
那儿还有一块空的地方。
他开始划。
针尖在塑料上走，划出一道浅浅的白痕。
他划得很慢。
一笔一笔。
三个字划完，他把针放下。
他拿起那支蓝色的圆珠笔。
他顺着那些划痕描过去。
蓝墨嵌进划痕里。
描完他用拇指在上面抹了一下。
字没有掉。
他把工牌举起来看了看。
背面现在有两样东西。
上面那三个字被划得看不清，是别人的名字。
下面那三个字是新的，蓝的，刻进塑料里。
罗炳生。
“杜哥。”
“嗯。”
“您把这块给他。”
杜大奎把工牌接过去。
他没有立刻走。
他把那块工牌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两遍。
“小陈。”
“杜哥。”
“这个……这个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那你——”
“杜哥，”陈九斤说，“三年半以前，付姐第一天到这栋楼。”
“发工牌的人从盒子里拿了一块给她。”
“当着她的面，用刀尖把背面那三个字划了。”
“她站在旁边看着他划完。”
他把手里那根针举起来。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手。”
“他们用它抹。”
“我用它写。”
杜大奎捏着那块工牌。
他站了大概五秒。
然后他转身出去了。
七点四十，第二块。
七点五十，第五块。
八点二十，第十一块。
划三个字，描三个字，抹一下，交出去。
一块大概六七分钟。
八点四十，玻璃门开了。
罗炳生回来了。
他没有说话，走到桌子旁边，伸手从袋子里拿了一块。
“我帮你递。”
八点五十，娄小飞也来了。
九点，大厅里站了六个人。
他们不说话，一人拿一块，等着，写完接过去，出门送。
九点二十，第一个来看的人到了。
那是罗炳生自己。
他半个钟头前拿到的那块工牌，现在挂在他脖子上。
他走到桌子旁边站住。
他伸手把那块工牌从脖子上取下来，翻过来，看了一眼，又挂回去。
他刚才在门外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九斤哥。”
“嗯。”
“我这块背面上头那三个字。”
“嗯。”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那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
罗炳生站在那儿。
“可你把我的名字刻在他底下了。”
“对。”
“为什么。”
陈九斤把手里那块工牌划完最后一笔。
“因为这块牌子将来还要被收回去。”
大厅里那六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这块牌子收回去，”陈九斤说，“他们要划掉一个名字。”
“从今天起，他们得划两个。”
罗炳生站在原地。
他把手伸到胸口，隔着衣服把那块工牌按住了。
他按了一会儿。
然后他退开半步，靠着隔断站着，没有走。
十点，第二十七块。
十点二十，第三十三块。
十点四十，第三十九块。
袋子空了。
大厅里那会儿站着十几个人。
有的靠着隔断，有的坐在别人格子的椅子上。谁也没有回宿舍。
十点五十，玻璃门开了。
付红英进来了。
她怀里抱着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她走到最后一排，把手伸进口袋。
她拿出两块工牌。
她把它们放在桌上。
第一块，正面：三号楼，A 组，付红英。
第二块，正面：三号楼，A 组，陈九斤。
陈九斤看着第二块。
那是他两天前放在组长台台阶上那一块。
“我收着的。”付红英说。
“谢了。”
陈九斤先拿起她那一块。
他翻过来。
背面那三个字他前天看过——刀尖划得很狠，纸片起了毛，字的骨头还在。
他把针尖落在下面那块空地上。
他划了三个字。
付红英。
他描完，抹了一下，把工牌递回去。
付红英接过去。
她没有立刻挂上。
她把它捏在手里，低头看。
她看了很久。
她看的不是自己那三个字。
她看的是上面那三个被划掉的。
“他叫这个名字。”她说。
“三年半，我一直记着。”
“可是这三年半，这三个字从来没有跟别的字待在一块儿过。”
她把工牌翻过来又翻回去。
“现在它底下有一个。”
她抬起头。
“这块牌子往后收回去，”她说，“他们要划两个。”
“对。”
付红英把那块工牌挂回脖子上。
她把它按在胸口，按了一下。
“陈九斤。”
“付姐。”
“明天要干什么。”
大厅里那十几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陈九斤把桌上最后那一块工牌拿起来。
那是他自己的。
“明天早上七点半。”他说。
“早会。”
“就这个？”
“就这个。”
付红英站在那儿。
她看了他两秒，转身走了。
她走到玻璃门那儿停了一下，回过头。
“梅姐不知道。”她说。
“她知道明天早会要宣布换人。”
“别的她不知道。”
她出去了。
十一点二十，大厅里的人陆续走了。
罗炳生最后一个走。他走的时候把桌上那根针捡起来，放在陈九斤手边上，才走的。
十一点四十，大厅里只剩一个人。
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最东头那个格子里。
桌上摆着一块工牌。
正面：三号楼，A 组，编号，陈九斤。
他把它翻过来了。
背面有三个字。
被人用刀尖划过。
这块工牌他挂了四十六天。
他从一号楼调过来那天领的。他领的时候看了一眼正面，把它挂在脖子上，就没有再动过。
四十六天，他一次也没有把它翻过来看过。
他这九十六天在这个园区里翻过很多东西。
旧簿子翻了两天。黄联翻了一上午。三十六张存根一张一张翻。六十四页流水簿翻了四十分钟。
这一块塑料片，两拃见方，他没有翻过。
现在他翻过来了。
那三个字被划得很狠。
横的竖的，划了十几道。
可是字还在。
划得再狠，那三个字的骨头还在那儿。
陈九斤把它举到那盏灯底下。
他看清了。
他看了很久。
他把它放回桌上。
他把那根针拿起来。
他把针尖落在那三个字下面那块空地上。
他没有立刻划。
他坐在那儿，手里捏着针。
大厅里那盏灯在头顶上。
窗户外面是黑的。这个点发电机还没有响。
他坐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他划了第一笔。
三号楼一层大厅。
下班已经两个钟头了。
大厅里的灯只开着靠东那一盏。四十一个格子空着，隔断在半暗里一排一排立着。
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最东头那个格子里。
那个格子是他现在的位子——不对，他现在的位子在二层。这个格子是空的，机器早搬走了。
他坐在这儿，因为这儿最靠边。
桌上摆着两样东西。
一支圆珠笔，蓝的。
一根缝衣针。
针是他下午跟食堂后厨要的。他去还饭盒的时候，跟洗菜的那个人要了一根。那个人从围裙口袋里摸出来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有三根，他挑了最粗的那根给他。
七点二十五，脚步声。
杜大奎从玻璃门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布袋子。
那个袋子鼓着。
他走到最后一排，把袋子放在桌上。
“都在这儿。”
“多少块。”
“三十九。”
“少一块。”
“付姐那块。”杜大奎说，“她说她自己拿过来。”
陈九斤把那个布袋子打开。
里面是工牌。
一块一块塑料片，黑绳缠在上面，堆成一小堆。
“杜哥，您跟他们怎么说的。”
“我说组长要收工牌。”
“我不是组长了。”
“我知道。”杜大奎说。
“我跟他们说的时候，说的是‘组长‘。”
“四十个人没有一个问我是哪个组长。”
他站在桌子旁边。
“小陈。”
“杜哥。”
“你收这个干什么。”
陈九斤把手伸进袋子里，摸出最上面那一块。
塑料片，凉的。
正面：三号楼，A 组，编号，名字。
他把它翻过来。
背面有三个字。
被人用刀尖划过，划了很多道。
字还在。
“杜哥，这块是谁的。”
杜大奎凑过来看正面。
“罗炳生。”
“他背面这三个字，昨天他跟我说过。”
陈九斤从口袋里拿出本子，翻开。
四十行。
他找到罗炳生那一行，看了一眼。
跟他昨天写下来的一样。
“杜哥，您看这块。”
他把工牌举起来。
“背面这三个字是划掉的。”
“是。”
“划掉的那个人，现在不在这栋楼里。”
“不在。”
“这块工牌上，”陈九斤说，“有他的名字，划掉了。”
“也有罗炳生的名字，印在正面。”
他把工牌放在桌上。
“正面那个是编号加名字。”
“那是园区发的。”
“园区哪天想收回去，收回去就是了。”
他把那根针拿起来。
“这块牌子上，罗炳生自己写的东西，一个字也没有。”
杜大奎站在旁边。
他没有说话。
陈九斤把那块工牌按在桌面上，背面朝上。
他把针尖落在那三个划掉的字下面。
那儿还有一块空的地方。
他开始划。
针尖在塑料上走，划出一道浅浅的白痕。
他划得很慢。
一笔一笔。
三个字划完，他把针放下。
他拿起那支蓝色的圆珠笔。
他顺着那些划痕描过去。
蓝墨嵌进划痕里。
描完他用拇指在上面抹了一下。
字没有掉。
他把工牌举起来看了看。
背面现在有两样东西。
上面那三个字被划得看不清，是别人的名字。
下面那三个字是新的，蓝的，刻进塑料里。
罗炳生。
“杜哥。”
“嗯。”
“您把这块给他。”
杜大奎把工牌接过去。
他没有立刻走。
他把那块工牌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两遍。
“小陈。”
“杜哥。”
“这个……这个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那你——”
“杜哥，”陈九斤说，“三年半以前，付姐第一天到这栋楼。”
“发工牌的人从盒子里拿了一块给她。”
“当着她的面，用刀尖把背面那三个字划了。”
“她站在旁边看着他划完。”
他把手里那根针举起来。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手。”
“他们用它抹。”
“我用它写。”
杜大奎捏着那块工牌。
他站了大概五秒。
然后他转身出去了。
七点四十，第二块。
七点五十，第五块。
八点二十，第十一块。
划三个字，描三个字，抹一下，交出去。
一块大概六七分钟。
八点四十，玻璃门开了。
罗炳生回来了。
他没有说话，走到桌子旁边，伸手从袋子里拿了一块。
“我帮你递。”
八点五十，娄小飞也来了。
九点，大厅里站了六个人。
他们不说话，一人拿一块，等着，写完接过去，出门送。
九点二十，第一个来看的人到了。
那是罗炳生自己。
他半个钟头前拿到的那块工牌，现在挂在他脖子上。
他走到桌子旁边站住。
他伸手把那块工牌从脖子上取下来，翻过来，看了一眼，又挂回去。
他刚才在门外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九斤哥。”
“嗯。”
“我这块背面上头那三个字。”
“嗯。”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那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
罗炳生站在那儿。
“可你把我的名字刻在他底下了。”
“对。”
“为什么。”
陈九斤把手里那块工牌划完最后一笔。
“因为这块牌子将来还要被收回去。”
大厅里那六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这块牌子收回去，”陈九斤说，“他们要划掉一个名字。”
“从今天起，他们得划两个。”
罗炳生站在原地。
他把手伸到胸口，隔着衣服把那块工牌按住了。
他按了一会儿。
然后他退开半步，靠着隔断站着，没有走。
十点，第二十七块。
十点二十，第三十三块。
十点四十，第三十九块。
袋子空了。
大厅里那会儿站着十几个人。
有的靠着隔断，有的坐在别人格子的椅子上。谁也没有回宿舍。
十点五十，玻璃门开了。
付红英进来了。
她怀里抱着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她走到最后一排，把手伸进口袋。
她拿出两块工牌。
她把它们放在桌上。
第一块，正面：三号楼，A 组，付红英。
第二块，正面：三号楼，A 组，陈九斤。
陈九斤看着第二块。
那是他两天前放在组长台台阶上那一块。
“我收着的。”付红英说。
“谢了。”
陈九斤先拿起她那一块。
他翻过来。
背面那三个字他前天看过——刀尖划得很狠，纸片起了毛，字的骨头还在。
他把针尖落在下面那块空地上。
他划了三个字。
付红英。
他描完，抹了一下，把工牌递回去。
付红英接过去。
她没有立刻挂上。
她把它捏在手里，低头看。
她看了很久。
她看的不是自己那三个字。
她看的是上面那三个被划掉的。
“他叫这个名字。”她说。
“三年半，我一直记着。”
“可是这三年半，这三个字从来没有跟别的字待在一块儿过。”
她把工牌翻过来又翻回去。
“现在它底下有一个。”
她抬起头。
“这块牌子往后收回去，”她说，“他们要划两个。”
“对。”
付红英把那块工牌挂回脖子上。
她把它按在胸口，按了一下。
“陈九斤。”
“付姐。”
“明天要干什么。”
大厅里那十几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陈九斤把桌上最后那一块工牌拿起来。
那是他自己的。
“明天早上七点半。”他说。
“早会。”
“就这个？”
“就这个。”
付红英站在那儿。
她看了他两秒，转身走了。
她走到玻璃门那儿停了一下，回过头。
“梅姐不知道。”她说。
“她知道明天早会要宣布换人。”
“别的她不知道。”
她出去了。
十一点二十，大厅里的人陆续走了。
罗炳生最后一个走。他走的时候把桌上那根针捡起来，放在陈九斤手边上，才走的。
十一点四十，大厅里只剩一个人。
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最东头那个格子里。
桌上摆着一块工牌。
正面：三号楼，A 组，编号，陈九斤。
他把它翻过来了。
背面有三个字。
被人用刀尖划过。
这块工牌他挂了四十六天。
他从一号楼调过来那天领的。他领的时候看了一眼正面，把它挂在脖子上，就没有再动过。
四十六天，他一次也没有把它翻过来看过。
他这九十六天在这个园区里翻过很多东西。
旧簿子翻了两天。黄联翻了一上午。三十六张存根一张一张翻。六十四页流水簿翻了四十分钟。
这一块塑料片，两拃见方，他没有翻过。
现在他翻过来了。
那三个字被划得很狠。
横的竖的，划了十几道。
可是字还在。
划得再狠，那三个字的骨头还在那儿。
陈九斤把它举到那盏灯底下。
他看清了。
他看了很久。
他把它放回桌上。
他把那根针拿起来。
他把针尖落在那三个字下面那块空地上。
他没有立刻划。
他坐在那儿，手里捏着针。
大厅里那盏灯在头顶上。
窗户外面是黑的。这个点发电机还没有响。
他坐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他划了第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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