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天，礼拜三，早上七点五十。
月初。
三号楼每个月初下一次指标。
指标是从楼上下来的，一张表，上面写着这个月各组的总额。A 组、B 组、C 组，一组一行。
组长要在上面签字。
签完字，表交回组长台，月底照着这个数核。
七点四十五，付红英把这个月的指标表送到组长台。
陈九斤把它拿起来。
A 组那一行：一千一百八十万。
上个月是一千一百六十万。
涨了二十万。
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上个月的号源清单。
第二样是这个月的。
上个月，A 组拿到十四批号。
这个月，十二批。
少两批。
七点五十，四十个人站成四排。
陈九斤拿着那张指标表，从组长台上走下来。
他站在四十个人前面。
“这个月的指标下来了。”
“一千一百八十万。”
四十个人站着。
前排有人的肩膀塌了一下。
这个数每个人心里都会算。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十八个人在干活（有两个格子空着），一个人一个月三十一万。
上个月人均三十万五。
“号源清单我也拿到了。”陈九斤说。
“上个月十四批。”
“这个月十二批。”
大厅里静了一下。
“十二批号，”陈九斤说，“按上个月的成单率算，A 组这个月的天花板是一千零五十万。”
“不是我们不干。”
“是这十二批号里，能成的就这么多。”
第二排有人抬起头。
“指标是一千一百八十万。”陈九斤说。
“我们干到死，也是一千零五十万。”
“中间差一百三十万。”
“月底核出来，A 组不达标。”
杜大奎在第三排。
他开口了。
“不达标怎么办。”
这个问题这一层四十个人都知道答案。
“不达标，”陈九斤说，“下个月的号再减两成。”
“十二批变九批半。”
“九批半，下个月的天花板是八百四十万。”
“下个月的指标不会往下走。”
“再不达标，再减两成。”
他把那张表举起来。
“这是一个坑。”
“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三号楼 B 组去年就是这么下去的。B 组现在是四十二个人，做八百万。”
“他们不是不会干。”
“他们是三年前有一个月号少了，指标没减，之后一直减号。”
大厅里没有人说话。
“这个月的表，”陈九斤说，“我不签。”
有人的呼吸变了。
“我不签这个数。”
他从口袋里拿出笔。
“我改。”
他把那张指标表放在旁边一张空的工位桌上，弯下腰。
他在 A 组那一行上，把“一千一百八十万”划掉了。
他划了一道。
划得很实。
然后他在旁边写了一个数。
一千零六十万。
写完他直起身。
“下调一成。”他说。
四十个人看着他。
“这个数我签。”
他在下面那一栏签了字。
陈九斤。
签完他把笔放下。
“这张表要报上去。”
“报上去要写理由。”
他把表翻过来。
背面有一栏，叫备注。
三号楼的指标表，这一栏三年没有人写过字。
陈九斤把笔重新拿起来。
他在那一栏上写。
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四十个人站在那儿，看着他写。
他写完了。
他把那一栏念了一遍。
“本月 A 组号源十二批，较上月减少两批。”
“按上月成单率折算，本月上限一千零五十万。”
“指标一千一百八十万，无法完成。”
“申请下调至一千零六十万。”
他停了一下。
“申请查明本月号源减少两批的原因。”
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出声。
第四排最外面那个人往前挪了半步，又停住了。
那最后一句，这栋楼里三年没有人在纸上写过。
号源怎么分，是楼上的事。
这一层四十个人这三年拿到多少批就干多少批，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
问也没用。
问了也没有人答。
四天前，付红英上组长台来说过一句“梅姐说，这个月的号源少两批”。
那天陈九斤上去问了一次。
梅姐说了四个字：你问付姐。
那件事到那儿就断了。
一件断了的事，只在两个人的嘴里过了一趟，就没有了。
现在它在纸上。
写在这个月的指标表背面，备注那一栏里。
上面有一个签名。
第三排有人开口了。
是葛志国。
“陈组长。”
“葛哥。”
葛志国从队列里往前站了半步。
“前面那些我不说。”他说，“数是数，我们干不到那个数，这是明摆着的。”
“最后那一句。”
“申请查明本月号源减少两批的原因。”
他停了一下。
“这一句你别写。”
大厅里那四十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为什么。”陈九斤说。
“号怎么分是楼上的事。”葛志国说。
“这三年，B 组、C 组，哪个月号少了没少过？谁问过？”
“你把这句写在纸上，签上你的名。”
“这张表明天到楼上，后天到二楼，大后天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到哪儿都行。”葛志国说，“可它上头有你的名字。”
他往前又走了半步。
“你写前面那些，那是干活的事。”
“你写最后这一句，那是问人的事。”
“这两样不一样。”
陈九斤站在四十个人前面。
他把手里那支笔转了半圈。
“葛哥说得对。”他说。
“这两样不一样。”
四十个人站着。
“可我这个月不写，”陈九斤说，“下个月我还是不知道号为什么少。”
“下个月再少两批，我还是只能听人说一句‘少两批‘。”
“我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管四十个人。”
“我要是连这四十个人手上有多少号都问不出来，那我管的是什么。”
他把那张表举起来。
“上个礼拜我给自己定了一条。”
“要紧的事，当面问。”
“我上去问过了。”
“我没问出来。”
他把表放低了。
“问不出来的事，我写在纸上。”
“纸上这一句，跟嘴里那一句不一样。”
“嘴里那一句说完就没了。”
“纸上这一句，谁看见都能看见。”
“他们不答，那也是他们的事——可这张纸在那儿，上面写着日期。”
葛志国站在那儿。
他张了张嘴。
他退回队列里去了。
杜大奎在第三排开口了。
“那个数。”他说。
“哪个数。”
“你写的那个，一千零六十万。”
“嗯。”
“你刚才自己说，天花板是一千零五十万。”
“对。”
“你报一千零六十，比天花板还高十万。”
大厅里有几个人抬起头。
“对。”陈九斤说。
“那不还是完不成么。”
“完得成。”
陈九斤把那张表翻回正面。
“一千零五十万，是按上个月的成单率算的。”
“上个月成单率是百分之零点二二。”
“三年里最高的一个月是百分之零点二六。”
“我这个月要的是零点二二三。”
“比上个月高千分之三。”
“这千分之三，是三十八个人一个月多打大概两千通电话。”
“一个人一天多打两通。”
大厅里安静了两秒。
“我要是报一千零五十万，”陈九斤说，“那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数，中间出一点事就完不成。”
“有一个人病了，有一台机器坏了三天，这个月就砸了。”
“我报一千零六十。”
“比刚刚好高十万。”
“这十万是我留的。”
“留了这十万，中间出点事，还能兜住。”
杜大奎在第三排点了一下头。
他没有再说话。
陈九斤把笔盖上。
“这张表报上去，”他说，“上头可能不认。”
“不认怎么办。”有人问。
“不认就打回来。”陈九斤说，“打回来我再签一次，还是这个数。”
“再不认呢。”
“再不认，”陈九斤说，“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
“备注那一栏是我写的，字是我的字，名是我的名。”
“这张表上没有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大厅里安静了很久。
四十个人站在那儿。
没有一个人鼓掌。
这栋楼里也没有人会为这种事鼓掌。
可是也没有一个人走。
早会散了以后，通常会有人先往格子那边挪。今天没有。四十个人在原地站着，等到陈九斤把那张表折好，转身往组长台走，他们才动。
八点十分，付红英上组长台来拿表。
她把那张表拿起来。
她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
她看那一栏看了大概五秒。
看完她抬起头。
她看了陈九斤一眼。
然后她低头，把表夹进自己那个本子里，转身下了台阶。
走到台阶底下，她停住了。
她回过头，又看了他一眼。
这一次她的嘴动了一下。
她什么也没有说，走了。
那天下午，大厅里有一件小事。
五点下班的时候，有六个人没有走。
杜大奎没有走。娄小飞没有走。岑立春没有走。还有三个陈九斤叫不出全名的。
他们坐在自己格子里，送话器还在耳朵上。
五点二十，还在打。
五点四十，还在打。
六点整，六个人陆续挂了送话器，收东西，走了。
他们谁也没有跟谁说什么，也没有跟陈九斤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通话量表交上来。
那六个人昨天的时长，比平时多了一个钟头。
多出来的那一个钟头，没有一笔成单。
陈九斤把这六行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八点，他上组长台交东西。
小隔间的布帘掀着。
林素梅坐在里面。
桌上摊着那张指标表。
她把它翻过来了，背面朝上。
她在看那一栏。
陈九斤站在布帘外面。
林素梅看完了。
她把那张表拿起来，对折。
她没有说话。
她把桌上那两个本子拿过来。
红的一本，蓝的一本。
指标表是要交上去的东西。三号楼三年来每个月的指标表，签完字，都是月初随着别的报表一块儿送上楼的。
那是红本这条线上的东西。
林素梅把那张对折的表拿在手里。
她把红本推到一边。
她翻开蓝本。
她把那张表夹了进去。
然后她合上蓝本，放在桌角。
她从头到尾没有说一个字。
陈九斤站在布帘外面。
他站了两秒，把布帘放下了。
月初。
三号楼每个月初下一次指标。
指标是从楼上下来的，一张表，上面写着这个月各组的总额。A 组、B 组、C 组，一组一行。
组长要在上面签字。
签完字，表交回组长台，月底照着这个数核。
七点四十五，付红英把这个月的指标表送到组长台。
陈九斤把它拿起来。
A 组那一行：一千一百八十万。
上个月是一千一百六十万。
涨了二十万。
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上个月的号源清单。
第二样是这个月的。
上个月，A 组拿到十四批号。
这个月，十二批。
少两批。
七点五十，四十个人站成四排。
陈九斤拿着那张指标表，从组长台上走下来。
他站在四十个人前面。
“这个月的指标下来了。”
“一千一百八十万。”
四十个人站着。
前排有人的肩膀塌了一下。
这个数每个人心里都会算。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十八个人在干活（有两个格子空着），一个人一个月三十一万。
上个月人均三十万五。
“号源清单我也拿到了。”陈九斤说。
“上个月十四批。”
“这个月十二批。”
大厅里静了一下。
“十二批号，”陈九斤说，“按上个月的成单率算，A 组这个月的天花板是一千零五十万。”
“不是我们不干。”
“是这十二批号里，能成的就这么多。”
第二排有人抬起头。
“指标是一千一百八十万。”陈九斤说。
“我们干到死，也是一千零五十万。”
“中间差一百三十万。”
“月底核出来，A 组不达标。”
杜大奎在第三排。
他开口了。
“不达标怎么办。”
这个问题这一层四十个人都知道答案。
“不达标，”陈九斤说，“下个月的号再减两成。”
“十二批变九批半。”
“九批半，下个月的天花板是八百四十万。”
“下个月的指标不会往下走。”
“再不达标，再减两成。”
他把那张表举起来。
“这是一个坑。”
“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三号楼 B 组去年就是这么下去的。B 组现在是四十二个人，做八百万。”
“他们不是不会干。”
“他们是三年前有一个月号少了，指标没减，之后一直减号。”
大厅里没有人说话。
“这个月的表，”陈九斤说，“我不签。”
有人的呼吸变了。
“我不签这个数。”
他从口袋里拿出笔。
“我改。”
他把那张指标表放在旁边一张空的工位桌上，弯下腰。
他在 A 组那一行上，把“一千一百八十万”划掉了。
他划了一道。
划得很实。
然后他在旁边写了一个数。
一千零六十万。
写完他直起身。
“下调一成。”他说。
四十个人看着他。
“这个数我签。”
他在下面那一栏签了字。
陈九斤。
签完他把笔放下。
“这张表要报上去。”
“报上去要写理由。”
他把表翻过来。
背面有一栏，叫备注。
三号楼的指标表，这一栏三年没有人写过字。
陈九斤把笔重新拿起来。
他在那一栏上写。
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四十个人站在那儿，看着他写。
他写完了。
他把那一栏念了一遍。
“本月 A 组号源十二批，较上月减少两批。”
“按上月成单率折算，本月上限一千零五十万。”
“指标一千一百八十万，无法完成。”
“申请下调至一千零六十万。”
他停了一下。
“申请查明本月号源减少两批的原因。”
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出声。
第四排最外面那个人往前挪了半步，又停住了。
那最后一句，这栋楼里三年没有人在纸上写过。
号源怎么分，是楼上的事。
这一层四十个人这三年拿到多少批就干多少批，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
问也没用。
问了也没有人答。
四天前，付红英上组长台来说过一句“梅姐说，这个月的号源少两批”。
那天陈九斤上去问了一次。
梅姐说了四个字：你问付姐。
那件事到那儿就断了。
一件断了的事，只在两个人的嘴里过了一趟，就没有了。
现在它在纸上。
写在这个月的指标表背面，备注那一栏里。
上面有一个签名。
第三排有人开口了。
是葛志国。
“陈组长。”
“葛哥。”
葛志国从队列里往前站了半步。
“前面那些我不说。”他说，“数是数，我们干不到那个数，这是明摆着的。”
“最后那一句。”
“申请查明本月号源减少两批的原因。”
他停了一下。
“这一句你别写。”
大厅里那四十个人一块儿看过来。
“为什么。”陈九斤说。
“号怎么分是楼上的事。”葛志国说。
“这三年，B 组、C 组，哪个月号少了没少过？谁问过？”
“你把这句写在纸上，签上你的名。”
“这张表明天到楼上，后天到二楼，大后天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到哪儿都行。”葛志国说，“可它上头有你的名字。”
他往前又走了半步。
“你写前面那些，那是干活的事。”
“你写最后这一句，那是问人的事。”
“这两样不一样。”
陈九斤站在四十个人前面。
他把手里那支笔转了半圈。
“葛哥说得对。”他说。
“这两样不一样。”
四十个人站着。
“可我这个月不写，”陈九斤说，“下个月我还是不知道号为什么少。”
“下个月再少两批，我还是只能听人说一句‘少两批‘。”
“我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管四十个人。”
“我要是连这四十个人手上有多少号都问不出来，那我管的是什么。”
他把那张表举起来。
“上个礼拜我给自己定了一条。”
“要紧的事，当面问。”
“我上去问过了。”
“我没问出来。”
他把表放低了。
“问不出来的事，我写在纸上。”
“纸上这一句，跟嘴里那一句不一样。”
“嘴里那一句说完就没了。”
“纸上这一句，谁看见都能看见。”
“他们不答，那也是他们的事——可这张纸在那儿，上面写着日期。”
葛志国站在那儿。
他张了张嘴。
他退回队列里去了。
杜大奎在第三排开口了。
“那个数。”他说。
“哪个数。”
“你写的那个，一千零六十万。”
“嗯。”
“你刚才自己说，天花板是一千零五十万。”
“对。”
“你报一千零六十，比天花板还高十万。”
大厅里有几个人抬起头。
“对。”陈九斤说。
“那不还是完不成么。”
“完得成。”
陈九斤把那张表翻回正面。
“一千零五十万，是按上个月的成单率算的。”
“上个月成单率是百分之零点二二。”
“三年里最高的一个月是百分之零点二六。”
“我这个月要的是零点二二三。”
“比上个月高千分之三。”
“这千分之三，是三十八个人一个月多打大概两千通电话。”
“一个人一天多打两通。”
大厅里安静了两秒。
“我要是报一千零五十万，”陈九斤说，“那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数，中间出一点事就完不成。”
“有一个人病了，有一台机器坏了三天，这个月就砸了。”
“我报一千零六十。”
“比刚刚好高十万。”
“这十万是我留的。”
“留了这十万，中间出点事，还能兜住。”
杜大奎在第三排点了一下头。
他没有再说话。
陈九斤把笔盖上。
“这张表报上去，”他说，“上头可能不认。”
“不认怎么办。”有人问。
“不认就打回来。”陈九斤说，“打回来我再签一次，还是这个数。”
“再不认呢。”
“再不认，”陈九斤说，“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
“备注那一栏是我写的，字是我的字，名是我的名。”
“这张表上没有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大厅里安静了很久。
四十个人站在那儿。
没有一个人鼓掌。
这栋楼里也没有人会为这种事鼓掌。
可是也没有一个人走。
早会散了以后，通常会有人先往格子那边挪。今天没有。四十个人在原地站着，等到陈九斤把那张表折好，转身往组长台走，他们才动。
八点十分，付红英上组长台来拿表。
她把那张表拿起来。
她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
她看那一栏看了大概五秒。
看完她抬起头。
她看了陈九斤一眼。
然后她低头，把表夹进自己那个本子里，转身下了台阶。
走到台阶底下，她停住了。
她回过头，又看了他一眼。
这一次她的嘴动了一下。
她什么也没有说，走了。
那天下午，大厅里有一件小事。
五点下班的时候，有六个人没有走。
杜大奎没有走。娄小飞没有走。岑立春没有走。还有三个陈九斤叫不出全名的。
他们坐在自己格子里，送话器还在耳朵上。
五点二十，还在打。
五点四十，还在打。
六点整，六个人陆续挂了送话器，收东西，走了。
他们谁也没有跟谁说什么，也没有跟陈九斤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通话量表交上来。
那六个人昨天的时长，比平时多了一个钟头。
多出来的那一个钟头，没有一笔成单。
陈九斤把这六行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八点，他上组长台交东西。
小隔间的布帘掀着。
林素梅坐在里面。
桌上摊着那张指标表。
她把它翻过来了，背面朝上。
她在看那一栏。
陈九斤站在布帘外面。
林素梅看完了。
她把那张表拿起来，对折。
她没有说话。
她把桌上那两个本子拿过来。
红的一本，蓝的一本。
指标表是要交上去的东西。三号楼三年来每个月的指标表，签完字，都是月初随着别的报表一块儿送上楼的。
那是红本这条线上的东西。
林素梅把那张对折的表拿在手里。
她把红本推到一边。
她翻开蓝本。
她把那张表夹了进去。
然后她合上蓝本，放在桌角。
她从头到尾没有说一个字。
陈九斤站在布帘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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