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的八月，热得跟蒸笼似的。
沈砚之站在指挥部二楼的窗口，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樟树。樟树叶子被太阳晒得耷拉下来，蔫蔫的，连蝉都懒得叫了。楼下操场上，几个士兵蹲在墙根底下乘凉，军装扣子解到胸口，帽子搁在膝盖上扇风，嘴里嘟囔着“热死个人”。院子外面的街上，挑担子卖凉粉的吆喝声有气无力，走两步歇三歇。
沈砚之把窗户推开一条缝，热浪扑面而来，带着南昌城特有的气味——瓦罐汤的油腻、赣江的水腥、街边炒粉的呛辣，混在一起，稠得能拧出汁。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又掐了。太热了，连烟都抽不下去。
程振邦牺牲之后，他戒烟戒了三个月。后来有一天夜里做梦，梦见程振邦坐在战壕里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暗，跟他说“你不抽一根？”他醒来之后，从抽屉里翻出半包受潮的烟，点了一根，呛得直咳嗽。从那以后，烟又抽上了。但抽得不多，三天一包，不像以前一天一包。
门外传来脚步声。沈砚之回过头，副官赵德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色不太好看。
“军长，总部的命令。”
沈砚之接过电报。电报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来的，抬头盖着“急密”的红戳。内容很短——命沈砚之部即刻开拔，沿赣江北上，配合友军攻打德安，截断南浔铁路，切断孙传芳部退路。落款是蒋介石。
沈砚之把电报看了两遍，放在桌上。“什么时候出发？”
“总部要求三天之内。”
“三天？”沈砚之皱了皱眉。部队在南昌休整不到十天，弹药还没补全，新兵训练没结束，伤员还有两百多号人在后方医院躺着。三天之内开拔，不是打仗，是赶鸭子上架。
“总部的参谋刚才打电话来，说这是蒋总司令亲自下的令，必须执行。”
沈砚之没接话。他走到墙上挂的军用地图前面，手指从南昌沿着赣江往上划，划到德安，停住了。德安在南昌北面，是南浔铁路上的关键节点。拿下德安，孙传芳的补给线就断了。从军事上讲，这步棋没错。但问题不在军事上。
问题在这封电报的背后。
半个月前，南昌城里的气氛就不对了。宁汉分裂的消息传过来之后，北伐军内部人心浮动。武汉方面和南京方面各说各话，一个要“继续容共”，一个要“清党**”。南昌驻军里，两派军官明里暗里较劲，开会的时候坐一张桌子，散会了各走各路。
沈砚之的部队在这件事上态度暧昧。他手下的军官有一半是地下党员，另一半是国民党左派，还有几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他自己是国民党，但不是蒋介石那一派的国民党。程振邦活着的时候，两人商量过这件事，程振邦说——“咱们不站队，站老百姓那边。”可现在程振邦死了，沈砚之一个人扛着。扛得住扛不住，他自己也不知道。
“赵德贵。”沈砚之把烟盒收起来。
“到。”
“通知各旅旅长、各团团长，明天上午九点，指挥部开会。议题只有一个——三天之内开拔，怎么走，怎么打，谁留谁走。”
“是。”赵德贵转身要走。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你再去打听一下，这两天南昌城里有什么动静。特别是我们防区外面，有没有新来的部队。”
赵德贵犹豫了一下。“军长，您是说——”
“我什么都没说。你去打听就是了。”
赵德贵走了。沈砚之回到窗口，把那根掐灭的烟又从烟灰缸里捡起来，重新点上。这回他抽完了。烟雾缭绕中，他看着院子里那棵樟树。樟树底下，一个年轻军官正在教几个新兵怎么打绑腿。军官的军装穿得规规矩矩，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热得满头大汗也不解。沈砚之认出了他——三团一营营长罗明远，黄埔四期的，地下党员，打仗不要命，平时话不多，但做事踏实。
罗明远教完了绑腿，抬头往指挥部这边看了一眼。沈砚之跟他的目光隔着窗户对上了。罗明远点了一下头，沈砚之也点了一下头。没有多余的动作，但沈砚之心里动了一下。
这个人，得先跟他谈。
第二天上午九点，指挥部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几条板凳，墙上挂着地图和孙中山遗像。遗像两边是一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是程振邦生前写的，字迹粗犷，墨色浓重，笔画收尾处常常用力过猛，把宣纸戳出窟窿。
程振邦写完这副对联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死在了武昌城下。
沈砚之坐在长条桌的主位，看着桌边坐着的七八个军官。有老有少，有的军装笔挺，有的灰头土脸。坐在他左手第一位的是副军长唐继尧，三十来岁，云南讲武堂出身，打过护国战争，老资格。右手第一位是参谋长周文渊，黄埔一期的，年轻，脑子快，写得一手好字。再往下是几个旅长、团长。
沈砚之没有寒暄。“总部命令三天之内开拔，北上打德安。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
唐继尧第一个开口，语气慢吞吞的，像在嚼橄榄。“三天太急了。弹药还差两个基数，新兵连枪都没摸熟，伤员没地方安置。硬要走，走不动。”
周文渊翻着笔记本说：“从南昌到德安，沿赣江水路走，顺水两天能到。但孙传芳在德安放了一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至少一万五千人。我们满打满算七千出头，正面硬攻不划算。得想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唐继尧偏过头看他。
周文渊合上笔记本。“声东击西。派一支部队走陆路佯攻，主力走水路绕到德安侧后。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足够的船。”
“船的事我来解决。”沈砚之开口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南昌港有七八条小火轮，再加几十条民船，装一个师没问题。但我担心的不是船。”
他停了一下。
“我担心的是，我们打德安的时候，背后会不会有人捅刀子。”
会议室安静了。唐继尧的橄榄不嚼了。周文渊把笔记本合上又翻开。几个旅长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沈砚之的目光从左到右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南昌城里，除了我们，还有谁？”
周文渊低声说：“朱培德的第三军一部，驻在城东。还有新编的独立旅，驻在城北。都是总部直属。”
“他们什么态度？”
周文渊犹豫了一下。“独立旅的旅长何国璋，前天去了一趟南京。回来之后，部队就开始收拾行装，不知道是要走还是要留。”
沈砚之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何国璋。这个人他认识，以前是孙传芳的部下，后来倒戈投了北伐军，被蒋介石收编之后给了个独立旅的番号。此人反复无常，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主义。
“何国璋的防区跟我们的防区交界。”沈砚之慢慢地说，“我们走了之后，城里就剩他一家独大。万一他动了什么心思——”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
唐继尧把橄榄咽下去，声音有些发紧。“军长，你是说何国璋可能要对我们下手？”
“我没说他要下手。我说的是，我们走了之后，南昌城里的事，我们管不了。伤员管不了，家属管不了，留下的地下组织管不了。何国璋想干什么，我们只能看着。”
会议室又安静了。墙上的孙中山遗像看着他们，目光沉沉。程振邦写的对联在风里微微晃动，墨迹粗重，像一道道未干的血痕。
散会之后，沈砚之把罗明远单独留了下来。
罗明远站在桌前，军装依然穿得规规矩矩，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额头上的汗顺着鼻梁往下淌，他也不擦。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毛巾扔给他。
“擦擦。”
罗明远接过毛巾，擦了一把脸，又规规矩矩放回桌上。
“明远，你坐。”
罗明远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沈砚之看着他。“你是地下党员。”
罗明远愣了一下。“是。”
“我手下有多少地下党员，你心里有数吗？”
罗明远沉默了几秒。“大概有数。”
“大概是多少？”
“营级以上军官，大概二十来个。士兵里面，可能更多。具体数字我不掌握，我们不开会，不登记，不横向联系。”
沈砚之点了点头。这是规矩，他定的。地下党员在部队里不能公开活动，不能拉帮结派，不能横向串联。打仗就是打仗，党派的事打完仗再说。
“我现在要你做一件事。”沈砚之说。
“军长请讲。”
“三天后主力北上打德安。我不打算带全部人走。我留一个营在南昌，对外说是守备营，实际上是留一手。万一何国璋动了歪心思，这支部队就是钉子，钉在城里，让他不敢乱动。”
罗明远听到这里，眼睛亮了一下。
“这个守备营，我想让你当营长。”
罗明远站起来。“保证完成任务。”
“你先别急着保证。”沈砚之抬手压了压，让他坐下，“留守南昌，比打仗还难。第一，何国璋的兵力比你多十倍，他要是硬来，你挡不住。第二，你留在城里，政治上敏感，搞不好会被扣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第三——”
沈砚之停了一下。
“第三，你跟城里地下党的关系，得断干净。一个都不能联系。你能做到吗？”
罗明远看着沈砚之的眼睛。两个人之间隔着桌子，桌上摊着地图和电报，还有半包受潮的烟。罗明远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蝉重新叫起来，一声接一声，聒噪得像在催人。
“能做到。”他说。
沈砚之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去。“这是给你的密令。什么时候拆，上面写了。现在不要看。”
罗明远把信封收进口袋。
“还有一件事。”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口。院子里那棵樟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太阳偏西了，热浪还没退。几个新兵在树底下练刺杀，喊杀声有气无力。
“你留下之后，帮我盯一个人。”
“谁？”
“何国璋。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跟谁见面，说什么话，我都要知道。”
罗明远皱了皱眉。“这个难度很大。何国璋的旅部戒备森严，我的人进不去。”
“不用进去。”沈砚之转过身，“你在外面盯着就行。他出门，你跟着。他见客，你记下客人的样貌。他如果往南京打电话，你查电话线是从哪条线路走的。”
罗明远想了想。“明白。”
“还有——”沈砚之顿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副对联上，停了两秒。程振邦的字，程振邦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程振邦不在了，剩下的人得把这句话扛下去。
“还有，你注意一下城里的地下党。不要联系，但要注意。如果何国璋对他们动手，第一时间告诉我。”
罗明远站起来，敬了个礼。“是。”
他走到门口，沈砚之叫住他。
“明远。”
“军长还有什么吩咐？”
沈砚之看着他年轻的、汗津津的脸。这张脸让他想起程振邦刚来投奔他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也是这股劲。后来程振邦死在了武昌城下，炮弹落下来的时候，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留下。
“活着。”沈砚之说，“不管发生什么，活着。活着才有以后。”
罗明远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得很短，但很真。“军长放心。我命硬。”
他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沈砚之重新坐到桌前，拿起那封总部的电报又看了一遍。蒋介石的命令，措辞严厉，不留余地。三天之内开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拿起笔，在电报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遗像前，看着孙中山的眼睛。画像上的孙中山目光平静，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沈砚之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放在遗像前面的香炉里。香炉里积满了烟灰，程振邦在的时候，每天早晚各点三炷香。程振邦死了以后，香就断了。今天沈砚之重新点上了，用的是烟，不是香。
“先生，”他低声说，“北伐还没完，自己人先闹起来了。你说这仗怎么打？”
孙中山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看着远方，看着一个沈砚之看不见的地方。
窗外，南昌城的暮色渐渐浓了。赣江上的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星星点点的，像散落在水面上的萤火。远处传来驻军的号声，悠长的，低沉的，一个接一个地响着。沈砚之站在窗前，听着那些号声，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山海关的雪夜，想起南京的临时政府，想起武昌城下的炮火，想起程振邦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那是武昌围城战的第三天。程振邦来指挥部开会，开完会没走，坐在门槛上抽烟。沈砚之问他怎么了。程振邦说——“打完这一仗，我想回老家看看。我娘七十了，三年没见了。”沈砚之说明年春天我陪你去。程振邦笑了笑，没说话。第二天他就死了。
沈砚之把烟掐灭，回到桌前。他铺开一张纸，开始写命令。命令的内容很简短——全军三天后开拔，北上德安，留三团一营守备南昌。落款签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一滴墨落在“沈砚之”三个字旁边，洇开一小团黑。
他把那滴墨划掉，重新签了名。
窗外，南昌城的夜彻底黑了。蝉声歇了，蛙声起了。远处的赣江在黑夜里无声地流着，往北，往德安，往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他知道这仗不好打。外有孙传芳，内有何国璋，上面还有两道互相矛盾的军令。但他是军人，他只能往前走。
程振邦说过——“打完这一仗，我想回老家看看。”
沈砚之替他打。替他看完这一仗，替他回老家看看。替他活着，替他守着这支部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副对联挂在墙上，墨迹粗重，像一道道未干的血痕。但血痕上面，有光。
沈砚之站在指挥部二楼的窗口，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樟树。樟树叶子被太阳晒得耷拉下来，蔫蔫的，连蝉都懒得叫了。楼下操场上，几个士兵蹲在墙根底下乘凉，军装扣子解到胸口，帽子搁在膝盖上扇风，嘴里嘟囔着“热死个人”。院子外面的街上，挑担子卖凉粉的吆喝声有气无力，走两步歇三歇。
沈砚之把窗户推开一条缝，热浪扑面而来，带着南昌城特有的气味——瓦罐汤的油腻、赣江的水腥、街边炒粉的呛辣，混在一起，稠得能拧出汁。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又掐了。太热了，连烟都抽不下去。
程振邦牺牲之后，他戒烟戒了三个月。后来有一天夜里做梦，梦见程振邦坐在战壕里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暗，跟他说“你不抽一根？”他醒来之后，从抽屉里翻出半包受潮的烟，点了一根，呛得直咳嗽。从那以后，烟又抽上了。但抽得不多，三天一包，不像以前一天一包。
门外传来脚步声。沈砚之回过头，副官赵德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色不太好看。
“军长，总部的命令。”
沈砚之接过电报。电报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来的，抬头盖着“急密”的红戳。内容很短——命沈砚之部即刻开拔，沿赣江北上，配合友军攻打德安，截断南浔铁路，切断孙传芳部退路。落款是蒋介石。
沈砚之把电报看了两遍，放在桌上。“什么时候出发？”
“总部要求三天之内。”
“三天？”沈砚之皱了皱眉。部队在南昌休整不到十天，弹药还没补全，新兵训练没结束，伤员还有两百多号人在后方医院躺着。三天之内开拔，不是打仗，是赶鸭子上架。
“总部的参谋刚才打电话来，说这是蒋总司令亲自下的令，必须执行。”
沈砚之没接话。他走到墙上挂的军用地图前面，手指从南昌沿着赣江往上划，划到德安，停住了。德安在南昌北面，是南浔铁路上的关键节点。拿下德安，孙传芳的补给线就断了。从军事上讲，这步棋没错。但问题不在军事上。
问题在这封电报的背后。
半个月前，南昌城里的气氛就不对了。宁汉分裂的消息传过来之后，北伐军内部人心浮动。武汉方面和南京方面各说各话，一个要“继续容共”，一个要“清党**”。南昌驻军里，两派军官明里暗里较劲，开会的时候坐一张桌子，散会了各走各路。
沈砚之的部队在这件事上态度暧昧。他手下的军官有一半是地下党员，另一半是国民党左派，还有几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他自己是国民党，但不是蒋介石那一派的国民党。程振邦活着的时候，两人商量过这件事，程振邦说——“咱们不站队，站老百姓那边。”可现在程振邦死了，沈砚之一个人扛着。扛得住扛不住，他自己也不知道。
“赵德贵。”沈砚之把烟盒收起来。
“到。”
“通知各旅旅长、各团团长，明天上午九点，指挥部开会。议题只有一个——三天之内开拔，怎么走，怎么打，谁留谁走。”
“是。”赵德贵转身要走。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你再去打听一下，这两天南昌城里有什么动静。特别是我们防区外面，有没有新来的部队。”
赵德贵犹豫了一下。“军长，您是说——”
“我什么都没说。你去打听就是了。”
赵德贵走了。沈砚之回到窗口，把那根掐灭的烟又从烟灰缸里捡起来，重新点上。这回他抽完了。烟雾缭绕中，他看着院子里那棵樟树。樟树底下，一个年轻军官正在教几个新兵怎么打绑腿。军官的军装穿得规规矩矩，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热得满头大汗也不解。沈砚之认出了他——三团一营营长罗明远，黄埔四期的，地下党员，打仗不要命，平时话不多，但做事踏实。
罗明远教完了绑腿，抬头往指挥部这边看了一眼。沈砚之跟他的目光隔着窗户对上了。罗明远点了一下头，沈砚之也点了一下头。没有多余的动作，但沈砚之心里动了一下。
这个人，得先跟他谈。
第二天上午九点，指挥部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几条板凳，墙上挂着地图和孙中山遗像。遗像两边是一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是程振邦生前写的，字迹粗犷，墨色浓重，笔画收尾处常常用力过猛，把宣纸戳出窟窿。
程振邦写完这副对联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死在了武昌城下。
沈砚之坐在长条桌的主位，看着桌边坐着的七八个军官。有老有少，有的军装笔挺，有的灰头土脸。坐在他左手第一位的是副军长唐继尧，三十来岁，云南讲武堂出身，打过护国战争，老资格。右手第一位是参谋长周文渊，黄埔一期的，年轻，脑子快，写得一手好字。再往下是几个旅长、团长。
沈砚之没有寒暄。“总部命令三天之内开拔，北上打德安。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
唐继尧第一个开口，语气慢吞吞的，像在嚼橄榄。“三天太急了。弹药还差两个基数，新兵连枪都没摸熟，伤员没地方安置。硬要走，走不动。”
周文渊翻着笔记本说：“从南昌到德安，沿赣江水路走，顺水两天能到。但孙传芳在德安放了一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至少一万五千人。我们满打满算七千出头，正面硬攻不划算。得想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唐继尧偏过头看他。
周文渊合上笔记本。“声东击西。派一支部队走陆路佯攻，主力走水路绕到德安侧后。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足够的船。”
“船的事我来解决。”沈砚之开口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南昌港有七八条小火轮，再加几十条民船，装一个师没问题。但我担心的不是船。”
他停了一下。
“我担心的是，我们打德安的时候，背后会不会有人捅刀子。”
会议室安静了。唐继尧的橄榄不嚼了。周文渊把笔记本合上又翻开。几个旅长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沈砚之的目光从左到右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南昌城里，除了我们，还有谁？”
周文渊低声说：“朱培德的第三军一部，驻在城东。还有新编的独立旅，驻在城北。都是总部直属。”
“他们什么态度？”
周文渊犹豫了一下。“独立旅的旅长何国璋，前天去了一趟南京。回来之后，部队就开始收拾行装，不知道是要走还是要留。”
沈砚之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何国璋。这个人他认识，以前是孙传芳的部下，后来倒戈投了北伐军，被蒋介石收编之后给了个独立旅的番号。此人反复无常，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主义。
“何国璋的防区跟我们的防区交界。”沈砚之慢慢地说，“我们走了之后，城里就剩他一家独大。万一他动了什么心思——”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
唐继尧把橄榄咽下去，声音有些发紧。“军长，你是说何国璋可能要对我们下手？”
“我没说他要下手。我说的是，我们走了之后，南昌城里的事，我们管不了。伤员管不了，家属管不了，留下的地下组织管不了。何国璋想干什么，我们只能看着。”
会议室又安静了。墙上的孙中山遗像看着他们，目光沉沉。程振邦写的对联在风里微微晃动，墨迹粗重，像一道道未干的血痕。
散会之后，沈砚之把罗明远单独留了下来。
罗明远站在桌前，军装依然穿得规规矩矩，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额头上的汗顺着鼻梁往下淌，他也不擦。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毛巾扔给他。
“擦擦。”
罗明远接过毛巾，擦了一把脸，又规规矩矩放回桌上。
“明远，你坐。”
罗明远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沈砚之看着他。“你是地下党员。”
罗明远愣了一下。“是。”
“我手下有多少地下党员，你心里有数吗？”
罗明远沉默了几秒。“大概有数。”
“大概是多少？”
“营级以上军官，大概二十来个。士兵里面，可能更多。具体数字我不掌握，我们不开会，不登记，不横向联系。”
沈砚之点了点头。这是规矩，他定的。地下党员在部队里不能公开活动，不能拉帮结派，不能横向串联。打仗就是打仗，党派的事打完仗再说。
“我现在要你做一件事。”沈砚之说。
“军长请讲。”
“三天后主力北上打德安。我不打算带全部人走。我留一个营在南昌，对外说是守备营，实际上是留一手。万一何国璋动了歪心思，这支部队就是钉子，钉在城里，让他不敢乱动。”
罗明远听到这里，眼睛亮了一下。
“这个守备营，我想让你当营长。”
罗明远站起来。“保证完成任务。”
“你先别急着保证。”沈砚之抬手压了压，让他坐下，“留守南昌，比打仗还难。第一，何国璋的兵力比你多十倍，他要是硬来，你挡不住。第二，你留在城里，政治上敏感，搞不好会被扣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第三——”
沈砚之停了一下。
“第三，你跟城里地下党的关系，得断干净。一个都不能联系。你能做到吗？”
罗明远看着沈砚之的眼睛。两个人之间隔着桌子，桌上摊着地图和电报，还有半包受潮的烟。罗明远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蝉重新叫起来，一声接一声，聒噪得像在催人。
“能做到。”他说。
沈砚之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去。“这是给你的密令。什么时候拆，上面写了。现在不要看。”
罗明远把信封收进口袋。
“还有一件事。”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口。院子里那棵樟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太阳偏西了，热浪还没退。几个新兵在树底下练刺杀，喊杀声有气无力。
“你留下之后，帮我盯一个人。”
“谁？”
“何国璋。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跟谁见面，说什么话，我都要知道。”
罗明远皱了皱眉。“这个难度很大。何国璋的旅部戒备森严，我的人进不去。”
“不用进去。”沈砚之转过身，“你在外面盯着就行。他出门，你跟着。他见客，你记下客人的样貌。他如果往南京打电话，你查电话线是从哪条线路走的。”
罗明远想了想。“明白。”
“还有——”沈砚之顿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副对联上，停了两秒。程振邦的字，程振邦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程振邦不在了，剩下的人得把这句话扛下去。
“还有，你注意一下城里的地下党。不要联系，但要注意。如果何国璋对他们动手，第一时间告诉我。”
罗明远站起来，敬了个礼。“是。”
他走到门口，沈砚之叫住他。
“明远。”
“军长还有什么吩咐？”
沈砚之看着他年轻的、汗津津的脸。这张脸让他想起程振邦刚来投奔他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也是这股劲。后来程振邦死在了武昌城下，炮弹落下来的时候，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留下。
“活着。”沈砚之说，“不管发生什么，活着。活着才有以后。”
罗明远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得很短，但很真。“军长放心。我命硬。”
他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沈砚之重新坐到桌前，拿起那封总部的电报又看了一遍。蒋介石的命令，措辞严厉，不留余地。三天之内开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拿起笔，在电报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遗像前，看着孙中山的眼睛。画像上的孙中山目光平静，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沈砚之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放在遗像前面的香炉里。香炉里积满了烟灰，程振邦在的时候，每天早晚各点三炷香。程振邦死了以后，香就断了。今天沈砚之重新点上了，用的是烟，不是香。
“先生，”他低声说，“北伐还没完，自己人先闹起来了。你说这仗怎么打？”
孙中山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看着远方，看着一个沈砚之看不见的地方。
窗外，南昌城的暮色渐渐浓了。赣江上的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星星点点的，像散落在水面上的萤火。远处传来驻军的号声，悠长的，低沉的，一个接一个地响着。沈砚之站在窗前，听着那些号声，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山海关的雪夜，想起南京的临时政府，想起武昌城下的炮火，想起程振邦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那是武昌围城战的第三天。程振邦来指挥部开会，开完会没走，坐在门槛上抽烟。沈砚之问他怎么了。程振邦说——“打完这一仗，我想回老家看看。我娘七十了，三年没见了。”沈砚之说明年春天我陪你去。程振邦笑了笑，没说话。第二天他就死了。
沈砚之把烟掐灭，回到桌前。他铺开一张纸，开始写命令。命令的内容很简短——全军三天后开拔，北上德安，留三团一营守备南昌。落款签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一滴墨落在“沈砚之”三个字旁边，洇开一小团黑。
他把那滴墨划掉，重新签了名。
窗外，南昌城的夜彻底黑了。蝉声歇了，蛙声起了。远处的赣江在黑夜里无声地流着，往北，往德安，往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他知道这仗不好打。外有孙传芳，内有何国璋，上面还有两道互相矛盾的军令。但他是军人，他只能往前走。
程振邦说过——“打完这一仗，我想回老家看看。”
沈砚之替他打。替他看完这一仗，替他回老家看看。替他活着，替他守着这支部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副对联挂在墙上，墨迹粗重，像一道道未干的血痕。但血痕上面，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