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初夏，长江中下游的梅雨来得又急又密。
九江码头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雾里，雨水砸在铁皮屋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沈砚之站在“井国号”炮舰的甲板上，军装下摆早已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他却浑然不觉，只是握着栏杆的手背青筋暴起，目光死死盯着岸上那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
那些士兵臂缠白布，枪口统一斜指地面，站得笔直，却透着一股肃杀之气。领头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特务营的营长，正拦着登船的通道，与沈砚之的副官争执不休。
“放肆！”副官厉声喝道，“沈军长奉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之命，即刻赴南昌整肃部队，你们敢拦？”
那营长却是不卑不亢，从怀里掏出一纸公文，高声念道：“奉总司令手令，长江沿岸各港口，凡武汉方面党政军人员，一律暂留检视，非有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不得擅自东渡！沈军长若要过去，还请出示东征军总指挥部签发的护照！”
“东征军总指挥部？”副官冷笑，“如今北伐大业未竟，孙传芳残部还在苏皖一带负隅顽抗，蒋总司令不思合力北进，反倒要在后方设卡拦阻自己人？这到底是抗敌，还是内斗？”
营长面色一沉，将公文收回：“副官大人，卑职只是奉命行事。总司令有言，近日有少数跨党分子，假借革命之名，行分裂之实，九江乃军事重镇，不得不防。沈军长乃党国耆旧，总司令昔日便赞其‘北伐功高’，只要出示护照，卑职立刻放行。”
沈砚之缓缓走下舷梯，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淌下，流过他眼角那道旧伤疤——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川南被弹片划开的，如今在阴沉的天色下，更显狰狞。
“不必为难他。”沈砚之的声音不高，却压过了雨声，“你回去禀报蒋总司令，就说沈某此去南昌，只为整军，不为他事。若总司令信不过我，尽可派员随行监督。”
营长见他亲自开口，不敢再僵持，侧身让开半步：“军长见谅，卑职职责所在。只是这护照……”
沈砚之从大衣内袋里抽出一份文件，递了过去。那是武汉国民政府刚签发的委任状，盖着鲜红的印章。营长看了看，又抬眼看了看沈砚之，终于挥了挥手，身后的士兵让开一条路。
沈砚之踏上跳板，脚步沉稳。副官跟在身后，低声道：“军长，宁汉已然公开决裂，南京那边前日下了通缉令，第一批名单里就有您和谭延闿、程潜几位。咱们就这么过去，怕是进了龙潭虎穴。”
“龙潭虎穴也要闯。”沈砚之头也不回，“南昌那边，朱玉阶（朱德）的军官教育团，还有叶挺的二十四师，都是革命的本钱。若是被蒋某人的东征军裹挟了去，这北伐的果实，才算真真烂在了地里。”
他口中的“蒋某人”，自然是蒋介石。自上月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通电清党，武汉方面誓师继续北伐，两方隔江对峙，剑拔弩张。沈砚之的部队驻扎在鄂东，本是北伐军中的主力，因他素来治军严明，又屡有战功，成了双方都想拉拢的对象。南京方面许他上将军衔、江苏省**的肥缺，被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武汉方面则委他以重任，命他即刻赴南昌，稳定江西局势，以防东线生变。
马车在九江城里颠簸前行。街道两旁，清党的告示贴得触目惊心，红笔勾画的“**要犯”名单里，不乏沈砚之熟识的名字。一家名为“新新书店”的铺面被封，门板上还残留着砸毁的痕迹，几个孩童在旁边怯怯地张望。
“停车。”沈砚之忽然开口。
他撑着伞走下车，站在书店门前。雨水顺着伞骨流成一道水帘，他看着门楣上“新新书店”四个大字，想起去年冬天，他还在这里给店里的青年们讲过三民主义，那时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北伐胜利的希望，谁曾想，不过半年，便已同室操戈。
“军长，此地不宜久留。”副官在身后提醒，“南京的特务在城里到处抓人，万一被认出来……”
沈砚之点点头，正要转身，却见巷口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戴着礼帽，低着头，脚步匆匆，却掩不住袖口露出的一截灰布——那是地下党人的惯常打扮。
“跟上。”沈砚之低声道。
两人拐进巷子，那身影在一处偏院前停下，叩了三下门。门开了一条缝，那人闪身进去。沈砚之快步上前，在门上轻叩两下，停一秒，再叩一下。
门再次打开，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见是沈砚之，先是一惊，随即眼圈红了：“沈军长！您怎么来了？”
沈砚之走进院子，里面逼仄潮湿，堆着些杂物，几个年轻人正围在一张破桌子前，听见动静都站了起来，眼神里既有敬意，又有惶恐。
“我来找老林。”沈砚之直截了当。
青年们面面相觑，半晌，里屋的门帘掀开，一个穿着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正是中共江西区委的负责人林伯渠。
“砚之兄，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林伯渠笑着迎上来，握住他的手，掌心里全是汗。
“罗网再密，也网不住想做事的人。”沈砚之坐下，接过青年递来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温水，“南昌那边情况如何？”
林伯渠收起笑容，神色凝重：“糟得很。朱培德的第三军，赖世璜的第十四军，都已被南京方面收买，表面中立，实则观望。叶挺的二十四师是铁军，但孤掌难鸣。最麻烦的是，汪精卫在武汉虽然高喊东征，可底下的人心思浮动，不少人已经暗通南京。”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推到沈砚之面前：“这是恩来同志让我转交给你的。他现在在武汉，暂时脱不开身，但南昌的事，他时刻挂在心上。信里说了，当前的形势，退让只能葬送革命，必须有一支真正听党指挥的武装，在适当的时候，给反动派以迎头痛击。”
沈砚之拆开信，信纸上是周恩来熟悉的笔迹，言简意赅，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实力对比，指出了南昌作为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的战略意义，最后写道：“砚之兄旧部多在赣北，威望素著，若能在此刻挺身而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可保南昌无虞，更能为将来的革命保存火种。”
看完信，沈砚之沉默良久。他想起程振邦——那个在武昌城下为他挡了致命一枪的老兄弟，临终前抓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别让弟兄们的血白流。”他又想起护国战争时，蔡锷将军在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说：“共和二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要替我看下去。”
“伯渠兄，”沈砚之抬起头，目光灼灼，“我想见叶挺。”
林伯渠眼睛一亮：“你果然有此意！叶挺同志也正想见你。他现在在南昌城外的牛行车站驻防，那里是二十四师的防区，相对安全。”
“那便走。”沈砚之站起身，“不过，我需要一个身份，一个能让我在南昌城里自由走动，又不惹人怀疑的身份。”
林伯渠笑了：“这个好办。你不是要去‘整肃部队’吗？就以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进城。南京方面即便怀疑，也抓不到把柄。”
当天下午，沈砚之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那是历年征战得来的，每一枚都浸着战友的血。他乘坐着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派来的汽车，在特务营一个连的“护送”下，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南昌城。
南昌城里的气氛比九江更紧张。街道两旁站满了岗哨，墙上刷着“清党除奸”“拥护蒋总司令”的标语，偶尔能看到被五花大绑的“**嫌疑犯”被押赴刑场，路旁的百姓低着头，不敢多看一眼。
汽车停在都督府门前。沈砚之下车，早有官员迎上来，满脸堆笑：“沈军长一路辛苦！卑职是南昌市公安局长李尚庸，奉朱军长之命，在此恭候多时。”
沈砚之认得此人，原是孙传芳的旧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投降，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他敷衍地握了握手：“朱军长在吗？”
“朱军长去庐山开会了，留下话，请沈军长先到行辕歇息，明日再议整军事宜。”李尚庸一边引路，一边察言观色，“沈军长，如今宁汉对立，南昌地处要冲，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您初来乍到，还望……多加小心。”
沈砚之淡淡一笑：“小心什么？我沈某人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倒是李局长，守着这南昌城，可要睁大眼睛，别让革命的队伍里混进了蛀虫。”
李尚庸面色一僵，干笑两声，不再接话。
行辕安排在城西的江西大旅社，这是南昌城里最好的旅馆，如今被划为军事管制区。沈砚之入住后，立刻打发走了李尚庸派来的“勤务兵”，只留下自己的副官。
入夜，雨势稍歇。沈砚之换上便装，从旅社的后门溜出，沿着小巷，直奔牛行车站。
牛行车站位于赣江对岸，是南浔铁路的起点。沈砚之渡过江，远远便看见车站里灯火通明，岗哨林立，但士兵们的眼神里却没有那种肃杀之气，反而透着一股昂扬的斗志。
在车站指挥部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沈砚之见到了叶挺。
叶挺比他想象中还要年轻，三十出头，一身戎装，英气逼人。他见到沈砚之，立刻迎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沈军长！久仰大名！北伐路上，您老在汀泗桥、贺胜桥的仗打得漂亮，我叶挺佩服得很！”
沈砚之也笑道：“叶团长过奖了。我不过是旧军人出身，哪比得上你这革命新锐。你那‘铁军’的名号，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两人落座，叶挺屏退左右，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沈军长，如今局势危急，南京方面已密令朱培德，要在三日内解除二十四师的武装，将我押送南京。武汉方面虽然下了东征令，可汪精卫、唐生智等人，首鼠两端，未必靠得住。”
“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办？”沈砚之问。
“反抗。”叶挺斩钉截铁，“恩来同志已在武汉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我们二十四师，加上贺龙二十军，还有朱德同志的军官教育团，兵力足以控制南昌城。现在缺的，是像您这样在军中威望高、能镇得住场子的老将。”
沈砚之沉默了。他并非没有想过起义，但此举意味着与武汉国民政府彻底决裂，意味着他半生经营的部队可能再次溃散，意味着他将背负“叛将”的骂名，被各方势力围剿。
“砚之兄，”叶挺看出他的犹豫，轻声道，“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可你看看现在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孙传芳、张作霖之流更是虎视眈眈。我们不打倒这些反动派，中国就没有出路，你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
沈砚之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漆黑的赣江。江水滔滔，不舍昼夜，就像这历史的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他想起了父亲沈鸿逵。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父亲作为义和团的大师兄，战死在天津城下，临终前留给他的那把大刀，如今还挂在他的书房里。父亲曾对他说：“我儿，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若有一日，你见这世道不公，便该拔刀而起，为苍生争一条活路。”
他又想起了陈明月——那个在北伐军中做护士的姑娘，去年在南昌城下，为了救一个受伤的士兵，被流弹击中，死在他的怀里。她最后说的话是：“师长，别停，往前打……”
“好。”沈砚之转过身，目光如炬，“我跟着你们干。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叶挺问。
“起义之后，这支部队必须接受地下党的领导。我沈砚之可以不当这个军长，但部队不能散，革命的火种不能灭。”
叶挺大喜过望，猛地站起来：“砚之兄放心！恩来同志说了，这次起义，就是要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只要您肯带头，未来的路，我们一定能走下去！”
两人连夜拟定计划。叶挺负责调动部队，控制南昌城的制高点和要害部门；沈砚之则利用自己的旧关系，秘密联络驻扎在九江、抚州一带的旧部，策应南昌起义。同时，他们决定派专人前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最新进展，并请求指示。
天快亮时，沈砚之才回到旅社。他刚躺下，门就被敲响了。副官匆匆进来，脸色难看：“军长，出事了。李尚庸带人包围了旅社，说奉了南京政府的密令，要搜查‘**要犯’。”
沈砚之霍然坐起，抓起枕头下的手枪：“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
他整理了一下军装，将那枚“青天白日”勋章别在胸前，大步走出房门。旅社的大堂里，李尚庸带着几十个警察和士兵，正翻箱倒柜地搜查，见沈砚之出来，先是一愣，随即皮笑肉不笑地说：“沈军长，打扰了。卑职奉命搜查**，还望军长见谅。”
“搜查**？”沈砚之冷笑，“李局长，我倒要问问，谁是**？是我这个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还是你这个孙传芳的旧部？”
李尚庸脸色一变：“沈军长，您这是何意？卑职只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沈砚之厉声打断，“奉南京的吗？我告诉你，我手里拿的是武汉军委会的委任状！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汗毛，信不信我立刻调二十四师过来，踏平你这公安局？”
李尚庸被他的气势镇住，一时语塞。他深知沈砚之在军中的威望，更知道叶挺的二十四师就在对岸，真要动起手来，他这几百号警察根本不够看。
正在僵持之际，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个传令兵飞奔而入，递上一封电报：“报告！庐山急电！”
李尚庸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脸色便白了。他抬头看向沈砚之，眼神复杂，半晌，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沈军长，误会，都是误会。朱军长来电，说沈军长是党国柱石，让卑职好生招待。刚才的搜查，就此作罢。”
沈砚之心中冷笑，知道是叶挺那边已经动了手，控制了庐山通往南昌的电话线，朱培德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也不点破，只是淡淡地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散了吧。我累了，要休息。”
李尚庸如蒙大赦，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副官关上门，长舒一口气：“军长，好险。”
沈砚之走到窗前，看着东方泛起的一抹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南昌城，也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传我的命令，”他对副官说，“通知各团营长，明日一早，到旅社开会。另外，给武汉发报，就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副官领命而去。沈砚之独自站在窗前，从怀里掏出那张女儿的照片——那是他离家时，妻子塞给他的。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笑得像个小太阳。
“晓棠，”他轻声说，“爸爸又要打仗了。这一次，是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窗外，雨停了。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在赣江的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远处，牛行车站的军号声隐约可闻，那是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开始。
而在武汉，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刻找到了张国焘、李立三等人，紧急磋商。经过一夜的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同意南昌起义计划，由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全权负责起义事宜。
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发出了沉重的轰鸣。
（本章完）
九江码头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雾里，雨水砸在铁皮屋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沈砚之站在“井国号”炮舰的甲板上，军装下摆早已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他却浑然不觉，只是握着栏杆的手背青筋暴起，目光死死盯着岸上那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
那些士兵臂缠白布，枪口统一斜指地面，站得笔直，却透着一股肃杀之气。领头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特务营的营长，正拦着登船的通道，与沈砚之的副官争执不休。
“放肆！”副官厉声喝道，“沈军长奉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之命，即刻赴南昌整肃部队，你们敢拦？”
那营长却是不卑不亢，从怀里掏出一纸公文，高声念道：“奉总司令手令，长江沿岸各港口，凡武汉方面党政军人员，一律暂留检视，非有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不得擅自东渡！沈军长若要过去，还请出示东征军总指挥部签发的护照！”
“东征军总指挥部？”副官冷笑，“如今北伐大业未竟，孙传芳残部还在苏皖一带负隅顽抗，蒋总司令不思合力北进，反倒要在后方设卡拦阻自己人？这到底是抗敌，还是内斗？”
营长面色一沉，将公文收回：“副官大人，卑职只是奉命行事。总司令有言，近日有少数跨党分子，假借革命之名，行分裂之实，九江乃军事重镇，不得不防。沈军长乃党国耆旧，总司令昔日便赞其‘北伐功高’，只要出示护照，卑职立刻放行。”
沈砚之缓缓走下舷梯，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淌下，流过他眼角那道旧伤疤——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川南被弹片划开的，如今在阴沉的天色下，更显狰狞。
“不必为难他。”沈砚之的声音不高，却压过了雨声，“你回去禀报蒋总司令，就说沈某此去南昌，只为整军，不为他事。若总司令信不过我，尽可派员随行监督。”
营长见他亲自开口，不敢再僵持，侧身让开半步：“军长见谅，卑职职责所在。只是这护照……”
沈砚之从大衣内袋里抽出一份文件，递了过去。那是武汉国民政府刚签发的委任状，盖着鲜红的印章。营长看了看，又抬眼看了看沈砚之，终于挥了挥手，身后的士兵让开一条路。
沈砚之踏上跳板，脚步沉稳。副官跟在身后，低声道：“军长，宁汉已然公开决裂，南京那边前日下了通缉令，第一批名单里就有您和谭延闿、程潜几位。咱们就这么过去，怕是进了龙潭虎穴。”
“龙潭虎穴也要闯。”沈砚之头也不回，“南昌那边，朱玉阶（朱德）的军官教育团，还有叶挺的二十四师，都是革命的本钱。若是被蒋某人的东征军裹挟了去，这北伐的果实，才算真真烂在了地里。”
他口中的“蒋某人”，自然是蒋介石。自上月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通电清党，武汉方面誓师继续北伐，两方隔江对峙，剑拔弩张。沈砚之的部队驻扎在鄂东，本是北伐军中的主力，因他素来治军严明，又屡有战功，成了双方都想拉拢的对象。南京方面许他上将军衔、江苏省**的肥缺，被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武汉方面则委他以重任，命他即刻赴南昌，稳定江西局势，以防东线生变。
马车在九江城里颠簸前行。街道两旁，清党的告示贴得触目惊心，红笔勾画的“**要犯”名单里，不乏沈砚之熟识的名字。一家名为“新新书店”的铺面被封，门板上还残留着砸毁的痕迹，几个孩童在旁边怯怯地张望。
“停车。”沈砚之忽然开口。
他撑着伞走下车，站在书店门前。雨水顺着伞骨流成一道水帘，他看着门楣上“新新书店”四个大字，想起去年冬天，他还在这里给店里的青年们讲过三民主义，那时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北伐胜利的希望，谁曾想，不过半年，便已同室操戈。
“军长，此地不宜久留。”副官在身后提醒，“南京的特务在城里到处抓人，万一被认出来……”
沈砚之点点头，正要转身，却见巷口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戴着礼帽，低着头，脚步匆匆，却掩不住袖口露出的一截灰布——那是地下党人的惯常打扮。
“跟上。”沈砚之低声道。
两人拐进巷子，那身影在一处偏院前停下，叩了三下门。门开了一条缝，那人闪身进去。沈砚之快步上前，在门上轻叩两下，停一秒，再叩一下。
门再次打开，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见是沈砚之，先是一惊，随即眼圈红了：“沈军长！您怎么来了？”
沈砚之走进院子，里面逼仄潮湿，堆着些杂物，几个年轻人正围在一张破桌子前，听见动静都站了起来，眼神里既有敬意，又有惶恐。
“我来找老林。”沈砚之直截了当。
青年们面面相觑，半晌，里屋的门帘掀开，一个穿着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正是中共江西区委的负责人林伯渠。
“砚之兄，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林伯渠笑着迎上来，握住他的手，掌心里全是汗。
“罗网再密，也网不住想做事的人。”沈砚之坐下，接过青年递来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温水，“南昌那边情况如何？”
林伯渠收起笑容，神色凝重：“糟得很。朱培德的第三军，赖世璜的第十四军，都已被南京方面收买，表面中立，实则观望。叶挺的二十四师是铁军，但孤掌难鸣。最麻烦的是，汪精卫在武汉虽然高喊东征，可底下的人心思浮动，不少人已经暗通南京。”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推到沈砚之面前：“这是恩来同志让我转交给你的。他现在在武汉，暂时脱不开身，但南昌的事，他时刻挂在心上。信里说了，当前的形势，退让只能葬送革命，必须有一支真正听党指挥的武装，在适当的时候，给反动派以迎头痛击。”
沈砚之拆开信，信纸上是周恩来熟悉的笔迹，言简意赅，分析了宁汉双方的实力对比，指出了南昌作为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的战略意义，最后写道：“砚之兄旧部多在赣北，威望素著，若能在此刻挺身而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可保南昌无虞，更能为将来的革命保存火种。”
看完信，沈砚之沉默良久。他想起程振邦——那个在武昌城下为他挡了致命一枪的老兄弟，临终前抓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别让弟兄们的血白流。”他又想起护国战争时，蔡锷将军在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说：“共和二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要替我看下去。”
“伯渠兄，”沈砚之抬起头，目光灼灼，“我想见叶挺。”
林伯渠眼睛一亮：“你果然有此意！叶挺同志也正想见你。他现在在南昌城外的牛行车站驻防，那里是二十四师的防区，相对安全。”
“那便走。”沈砚之站起身，“不过，我需要一个身份，一个能让我在南昌城里自由走动，又不惹人怀疑的身份。”
林伯渠笑了：“这个好办。你不是要去‘整肃部队’吗？就以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进城。南京方面即便怀疑，也抓不到把柄。”
当天下午，沈砚之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那是历年征战得来的，每一枚都浸着战友的血。他乘坐着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派来的汽车，在特务营一个连的“护送”下，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南昌城。
南昌城里的气氛比九江更紧张。街道两旁站满了岗哨，墙上刷着“清党除奸”“拥护蒋总司令”的标语，偶尔能看到被五花大绑的“**嫌疑犯”被押赴刑场，路旁的百姓低着头，不敢多看一眼。
汽车停在都督府门前。沈砚之下车，早有官员迎上来，满脸堆笑：“沈军长一路辛苦！卑职是南昌市公安局长李尚庸，奉朱军长之命，在此恭候多时。”
沈砚之认得此人，原是孙传芳的旧部，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投降，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他敷衍地握了握手：“朱军长在吗？”
“朱军长去庐山开会了，留下话，请沈军长先到行辕歇息，明日再议整军事宜。”李尚庸一边引路，一边察言观色，“沈军长，如今宁汉对立，南昌地处要冲，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您初来乍到，还望……多加小心。”
沈砚之淡淡一笑：“小心什么？我沈某人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倒是李局长，守着这南昌城，可要睁大眼睛，别让革命的队伍里混进了蛀虫。”
李尚庸面色一僵，干笑两声，不再接话。
行辕安排在城西的江西大旅社，这是南昌城里最好的旅馆，如今被划为军事管制区。沈砚之入住后，立刻打发走了李尚庸派来的“勤务兵”，只留下自己的副官。
入夜，雨势稍歇。沈砚之换上便装，从旅社的后门溜出，沿着小巷，直奔牛行车站。
牛行车站位于赣江对岸，是南浔铁路的起点。沈砚之渡过江，远远便看见车站里灯火通明，岗哨林立，但士兵们的眼神里却没有那种肃杀之气，反而透着一股昂扬的斗志。
在车站指挥部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沈砚之见到了叶挺。
叶挺比他想象中还要年轻，三十出头，一身戎装，英气逼人。他见到沈砚之，立刻迎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沈军长！久仰大名！北伐路上，您老在汀泗桥、贺胜桥的仗打得漂亮，我叶挺佩服得很！”
沈砚之也笑道：“叶团长过奖了。我不过是旧军人出身，哪比得上你这革命新锐。你那‘铁军’的名号，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两人落座，叶挺屏退左右，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沈军长，如今局势危急，南京方面已密令朱培德，要在三日内解除二十四师的武装，将我押送南京。武汉方面虽然下了东征令，可汪精卫、唐生智等人，首鼠两端，未必靠得住。”
“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办？”沈砚之问。
“反抗。”叶挺斩钉截铁，“恩来同志已在武汉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我们二十四师，加上贺龙二十军，还有朱德同志的军官教育团，兵力足以控制南昌城。现在缺的，是像您这样在军中威望高、能镇得住场子的老将。”
沈砚之沉默了。他并非没有想过起义，但此举意味着与武汉国民政府彻底决裂，意味着他半生经营的部队可能再次溃散，意味着他将背负“叛将”的骂名，被各方势力围剿。
“砚之兄，”叶挺看出他的犹豫，轻声道，“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可你看看现在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孙传芳、张作霖之流更是虎视眈眈。我们不打倒这些反动派，中国就没有出路，你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
沈砚之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漆黑的赣江。江水滔滔，不舍昼夜，就像这历史的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他想起了父亲沈鸿逵。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父亲作为义和团的大师兄，战死在天津城下，临终前留给他的那把大刀，如今还挂在他的书房里。父亲曾对他说：“我儿，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若有一日，你见这世道不公，便该拔刀而起，为苍生争一条活路。”
他又想起了陈明月——那个在北伐军中做护士的姑娘，去年在南昌城下，为了救一个受伤的士兵，被流弹击中，死在他的怀里。她最后说的话是：“师长，别停，往前打……”
“好。”沈砚之转过身，目光如炬，“我跟着你们干。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叶挺问。
“起义之后，这支部队必须接受地下党的领导。我沈砚之可以不当这个军长，但部队不能散，革命的火种不能灭。”
叶挺大喜过望，猛地站起来：“砚之兄放心！恩来同志说了，这次起义，就是要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只要您肯带头，未来的路，我们一定能走下去！”
两人连夜拟定计划。叶挺负责调动部队，控制南昌城的制高点和要害部门；沈砚之则利用自己的旧关系，秘密联络驻扎在九江、抚州一带的旧部，策应南昌起义。同时，他们决定派专人前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最新进展，并请求指示。
天快亮时，沈砚之才回到旅社。他刚躺下，门就被敲响了。副官匆匆进来，脸色难看：“军长，出事了。李尚庸带人包围了旅社，说奉了南京政府的密令，要搜查‘**要犯’。”
沈砚之霍然坐起，抓起枕头下的手枪：“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
他整理了一下军装，将那枚“青天白日”勋章别在胸前，大步走出房门。旅社的大堂里，李尚庸带着几十个警察和士兵，正翻箱倒柜地搜查，见沈砚之出来，先是一愣，随即皮笑肉不笑地说：“沈军长，打扰了。卑职奉命搜查**，还望军长见谅。”
“搜查**？”沈砚之冷笑，“李局长，我倒要问问，谁是**？是我这个武汉国民政府特派员，还是你这个孙传芳的旧部？”
李尚庸脸色一变：“沈军长，您这是何意？卑职只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沈砚之厉声打断，“奉南京的吗？我告诉你，我手里拿的是武汉军委会的委任状！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汗毛，信不信我立刻调二十四师过来，踏平你这公安局？”
李尚庸被他的气势镇住，一时语塞。他深知沈砚之在军中的威望，更知道叶挺的二十四师就在对岸，真要动起手来，他这几百号警察根本不够看。
正在僵持之际，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个传令兵飞奔而入，递上一封电报：“报告！庐山急电！”
李尚庸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脸色便白了。他抬头看向沈砚之，眼神复杂，半晌，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沈军长，误会，都是误会。朱军长来电，说沈军长是党国柱石，让卑职好生招待。刚才的搜查，就此作罢。”
沈砚之心中冷笑，知道是叶挺那边已经动了手，控制了庐山通往南昌的电话线，朱培德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也不点破，只是淡淡地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散了吧。我累了，要休息。”
李尚庸如蒙大赦，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副官关上门，长舒一口气：“军长，好险。”
沈砚之走到窗前，看着东方泛起的一抹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南昌城，也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传我的命令，”他对副官说，“通知各团营长，明日一早，到旅社开会。另外，给武汉发报，就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副官领命而去。沈砚之独自站在窗前，从怀里掏出那张女儿的照片——那是他离家时，妻子塞给他的。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笑得像个小太阳。
“晓棠，”他轻声说，“爸爸又要打仗了。这一次，是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窗外，雨停了。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在赣江的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远处，牛行车站的军号声隐约可闻，那是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开始。
而在武汉，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刻找到了张国焘、李立三等人，紧急磋商。经过一夜的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同意南昌起义计划，由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全权负责起义事宜。
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发出了沉重的轰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