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摇了摇头。“三年前没有。监控是前年才装的，装在前面大门口和餐厅那边。后面停车场到现在也没装。”
没有监控。没有灯。北侧是一条不会被人注意到的退出路线。
陆诚蹲下来，看着观景台地面。整改的时候换了木板，原来的痕迹不可能还在了。但他不是来找旧痕迹的——他是来看地形的。
“老马，我问你一个事。”他站起来，“陶正清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这边的常客，商会的活动经常在我们这边办。他这个人嘛……怎么说呢，挺随和的，跟谁都能聊两句。就是喝酒不太行，喝多了就话多，话多了就容易犯迷糊。”
“他上过观景台吗？之前。”
老马想了想。“以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出事前一年还是两年——商会聚餐的时候，有人提议上观景台看夜景。陶正清没去。我还记得他说了一句什么‘高处不胜寒’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去。”
“他恐高？”
“这个我不好说。但他确实没上去过。”
陆诚和赵宗华对视了一眼。
“出事那天晚上，”陆诚继续问，“他离开餐厅之后，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出来？”
老马使劲回忆。“这个……当时警察也问过我们。我那天不在，但老刘——就是那个保安——他跟我说过，好像陶老板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站起来了。但他不确定那个人是跟陶老板一起走的，还是去上厕所的。”
“那个人是谁？”
“老刘没认出来。那天晚上来的人他大部分不认识，都是老板和领导，他一个看门的哪记得住。”
“老刘现在还在这儿干吗？”
“不在了。山庄效益不好，前年就裁了一批人。老刘回老家了，听说去了浙省打工。”
线索到这里断了一截。
陆诚没有急。他在观景台上又转了一圈，用手机把各个角度的地形都拍了下来。然后他走到连接走廊的入口处，蹲下来看了看地面。
走廊是石板铺的。三年的风吹日晒，什么痕迹都不可能留下了。
但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走廊的入口处有三级石阶，连接观景台和山庄的主通道。石阶两侧有低矮的石墩，石墩上原来可能放着盆栽——现在是空的，只剩下两个圆形的灰白色印痕。
“这两个石墩上以前放的是什么？”
“花盆。两个大的青花瓷花盆，里面种的三角梅。”老马说，“出事之后都搬走了。”
“搬走之前拍过照吗？”
“应该拍过吧，当时警察来勘查的时候。”
陆诚点点头。他已经在案卷的照片里看到过那两个花盆。花盆很大，直径至少六十厘米，加上土和植物，分量不轻。
放在入口两侧的大花盆，对于一个喝醉了酒、走路不稳的人来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路障。
两个大花盆把入口收窄了。一个清醒的人可以轻松通过，但一个醉酒的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要走过这两个花盆之间的窄道，然后登上三级台阶，走到观景台上——
对一个恐高的人来说，在醉酒状态下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概率有多大？
不是零。但很低。
除非——有人带着他上去的。
陆诚站在石阶上，望着远处的青禾城区。秋天的阳光把山下的建筑镀上了一层金色，看起来安静祥和。
三年前的那个夜晚，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现在还不能确定。但那个“第三个巧合”——他觉得快找到了。
“走吧。”他对赵宗华说。
下山的路上，赵宗华问：“接下来查什么？”
“两件事。第一，找到陶正清的妻子，我要跟她谈谈。第二——”
他顿了一下。
“帮我查一下宋远征的遗孀。她还在青禾吗？”
“查这个干什么？”
“宋远征的遗书笔迹鉴定只用了三份比对样本。我想找他家属要更多的笔迹样本，重新做一次鉴定。”
赵宗华看了他一眼。“你怀疑那封遗书——”
“我什么都不怀疑。”陆诚说，“我只是想让证据说话。”
……
陶正清的妻子叫方敏华，五十三岁，住在城区南边的一个老小区里。
赵宗华查到她的地址并不难。陶正清出事后，正清建筑公司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合伙人撤资、项目停工、债务纠纷——最后名存实亡。方敏华从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的太太，变成了一个靠陶正清生前保险金和一些积蓄度日的中年妇女。
陆诚没有提前打电话。他和赵宗华直接去了。
开门的是方敏华本人。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但眼睛很亮，不像一个被生活压垮了的人。
“你们是……”
陆诚亮了工作证。“方女士，我是青禾分局重案组的。我姓陆。想跟您聊聊三年前您丈夫的事。”
方敏华看着那张工作证，身体微微晃了一下。
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
“进来吧。”
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沙发上有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毛毯，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陆诚瞟了一眼封面，是一本法律类的书籍，《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指南》。
方敏华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三年了，”她说，语气平静，“我一直在学这些。”
她给两人各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很直。
“方女士，”陆诚开口，“三年前您给分局提交过一封信——”
“你们终于看到那封信了。”方敏华打断了他。不是质问的语气——是一种憋了很久终于等到人听的语气。
“我看到了。”陆诚说，“信上写的——您丈夫恐高，不可能主动走上观景台。这件事我想跟您详细了解一下。”
方敏华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但她忍住了。
“正清恐高是从小的事。”她说，“他小时候爬树摔下来过一次，从那以后就怕高。我们家住在三楼——买房的时候他专门选的低楼层。出去旅游，坐缆车他不坐，玻璃栈道他不走，高层酒店的阳台他不出去。”
“生活中有没有例外？比如喝了酒之后——”
“没有。”方敏华的语气很肯定。“正清喝了酒之后更怕。有一次我们去朋友家吃饭，朋友家住十五楼，正清喝完酒说什么都不肯去阳台上站——他说一站就头晕。”
“您有没有跟当时负责案子的警察说过这些？”
“说了。我说了很多遍。”方敏华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我跟他们说正清不可能自己走到那个观景台上去。他们说——‘人喝醉了什么事都可能做’。我说不可能，他们说‘您太激动了，等您冷静一下再说’。”
她停了一下。
“后来我写了那封信，交到了分局。信交上去之后，有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不是警察，是分局的一个什么科室的人——跟我说，案件已经定性了，勘查结论和尸检结论都支持意外事故的认定，如果我有异议可以走法律途径。”
“走法律途径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去告。告谁？告山庄？我告了。山庄赔了我一笔钱。但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有人查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觉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方敏华沉默了几秒。
“正清出事之前那段时间，状态很不对。”她说，“大概是出事前两三个月开始的。他经常失眠，半夜起来在客厅坐着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有一次我半夜醒了，听到他在书房打电话，声音很低，但我听到了几个字——‘不能再查了’‘收手’。”
“‘不能再查了，收手’？他在跟谁说？”
“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挂了。我问他跟谁打电话，他说是公司的事。”
“出事之前，他有没有提到过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让他特别紧张？”
方敏华想了很久。“有一件事。出事前大概一个星期，他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脸色很难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那个学校的事可能要翻出来了。’”
学校。
青禾区第三中学综合教学楼。
陆诚和赵宗华对视了一眼。
“他没有再说更多？”
“没有。他不跟我说生意上的事。但我知道三中那个项目出过问题——有人投诉说工程质量不合格，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了。”
“那天晚上的聚餐，您丈夫去之前心情怎么样？”
“不好。他说不想去，但不能不去——商会的活动，不到场面子上过不去。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方敏华的嘴唇颤了一下。
“他说——‘敏华，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不要信别人说的。你记住，我不会做傻事。’”
陆诚的手停了一下。
“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原话。一个字不差。这三年我每天都在想这句话。每天。”
方敏华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但她的腰依然挺得很直，声音也没有断。
“陆警官，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重新翻出了这个案子。但我等了三年。如果你们能查出真相——不管那个真相是什么——我都感谢你们。”
“如果查出来就是意外呢？”陆诚看着她的眼睛问。
方敏华擦了一下眼泪。
“如果真是意外，我认。但我要看到能说服我的证据。三年前那份报告说服不了我。一个恐高的人不会自己走到悬崖边上——这不需要当警察也知道。”
陆诚站起来。
“方女士，我有一个请求。您丈夫生前穿的那双鞋——出事那天穿的黑色皮鞋——您还有吗？”
方敏华愣了一下。“鞋？那双鞋在他出事之后就被……被收走了。是你们分局收走的——说是物证。后来还给我了。”
“还在吗？”
“在。我什么都没扔。他所有的东西我都留着。”
“我能看看吗？”
方敏华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鞋盒。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双黑色皮鞋。鞋面有磨损，鞋底有泥。
陆诚戴上手套，把鞋翻过来。
鞋底的纹路已经磨得不太清楚了，但在鞋底前端的凹槽里，嵌着一些干燥的泥土和细小的碎石。
“这双鞋还给您之后，您穿过吗？”
“没有。我是女的，穿不了男鞋。”
“其他人碰过吗？”
“没有。一直在鞋盒里放着。”
陆诚把鞋放回盒子里。
“方女士，这双鞋我需要带回去做一下检测。会给您打一张物品暂扣的收条。”
方敏华看着那个鞋盒，点了点头。
“你们该拿就拿。只要能查出真相。”
离开方敏华家之后，赵宗华开着车在路上。
“鞋底的泥？”他问。
“鹤鸣山庄的观景台是防腐木地板，走廊是石板路。这两种地面不会在鞋底留下泥土。”陆诚说。
“但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踩到了泥——”
“可能。所以要做土壤检测。如果鞋底的泥土成分跟观景台附近的土壤不一致，而跟别的地方一致——比如停车场旁边的山坡——那就说明他最后落脚的地方不是观景台，而是另一个地点。”
赵宗华的手握紧了方向盘。
“但也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三年了，鞋底的泥——”
“三年的泥土，如果保存在密封鞋盒里，矿物成分不会发生本质变化。”陆诚说，“这是地质学的基本常识。”
赵宗华不说话了。他知道陆诚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不是随便看看了。这是在正式查一桩三年前被盖棺定论的案子。
而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意外——那当年把它定性为意外的人，就有大问题了。
那个“分管领导”——许卫中说已经调走了的那个人——是谁？
赵宗华没敢问。
但他知道，陆诚早晚会查到那个名字的。
……
宋远征的遗孀叫陈素兰，六十一岁，现在一个人住在翠湖苑。
赵宗华查到她的电话后，陆诚亲自打了过去。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但清醒。
“宋远征案？”陈素兰的语气很平淡。“不是说结了吗。”
“陈阿姨，我是分局新到任的。有一些旧案在做例行复核，想跟您聊几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来吧。”
翠湖苑是个老式住宅小区，建于十几年前，六层楼梯房，没有电梯。宋远征生前住在四楼。陆诚和赵宗华爬上楼的时候，门已经开了。
陈素兰站在门口，个子不高，头发全白了，但站得很直。她的眼睛在看到陆诚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打量——不是普通老人那种好奇的打量，而是一种带着判断力的审视。
退休干部的妻子，见过世面的人。
“进来坐。”
客厅布置得很简朴。最显眼的是一个大书架，靠着整面墙，上面满满当当全是书。陆诚扫了一眼——大部分是政策法规类、城市规划类和历史类的书籍。
“这些都是老宋的。”陈素兰顺着他的目光说，“他这辈子就好这个。退休之后没别的事，就是看书、写字、下棋。”
“写字？宋老生前喜欢书法吗？”
“不是书法。就是写东西。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天不写就浑身不自在。”
陆诚的眼睛微微一亮。
“陈阿姨，宋老的日记——还在吗？”
陈素兰看了他一眼。“你们不是来例行复核的吧。”
陆诚没有否认。
“我想看看宋老的日记。”他直接说，“如果可以的话。”
陈素兰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书架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从最下面一层抽出了一个纸箱。
“这些都是老宋的日记本。从他二十多岁开始记，一直记到——”她停了一下，“出事前一天。”
纸箱里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日记本。有的已经发黄，有的还比较新。陆诚拿起最上面那本——最新的一本。封面是深蓝色仿皮的笔记本，没有日期标注。
他翻开。
宋远征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不潦草。每天的日记不长，三五行居多，偶尔有写一整页的时候。内容大多是日常琐事——天气、吃了什么、看了什么书、跟谁下了棋。
陆诚直接翻到最后几页。
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是：出事前一天。
内容写着：“今天天气不错。上午去了趟菜市场，买了两条鲫鱼，晚上煮汤。素兰说我盐放多了，下次少放。下午老张来了，下了三盘棋，我赢了两盘。他说我最近棋路变了，变得稳了，不像以前那么急。我说人老了就不急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绝望、痛苦或告别的痕迹。
一个第二天就要自杀的人，头一天还在跟人下棋，还在讨论做鱼汤放多少盐。
陆诚把这一页仔细看了两遍。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调出了遗书复印件的照片。
他把手机和日记本并排放在一起。
遗书：用黑色签字笔写在A4白纸上。字体略微倾斜，笔画有些生硬。
日记：用黑色钢笔写在笔记本上。字体端正，笔画流畅自然。
两种字迹——风格是相似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字。但状态不同。
日记是放松的书写，遗书是——紧张的书写。
当然，一个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写字的时候手在抖是正常的。这不能说明什么。
但陆诚注意到了另一个东西。
没有监控。没有灯。北侧是一条不会被人注意到的退出路线。
陆诚蹲下来，看着观景台地面。整改的时候换了木板，原来的痕迹不可能还在了。但他不是来找旧痕迹的——他是来看地形的。
“老马，我问你一个事。”他站起来，“陶正清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这边的常客，商会的活动经常在我们这边办。他这个人嘛……怎么说呢，挺随和的，跟谁都能聊两句。就是喝酒不太行，喝多了就话多，话多了就容易犯迷糊。”
“他上过观景台吗？之前。”
老马想了想。“以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出事前一年还是两年——商会聚餐的时候，有人提议上观景台看夜景。陶正清没去。我还记得他说了一句什么‘高处不胜寒’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去。”
“他恐高？”
“这个我不好说。但他确实没上去过。”
陆诚和赵宗华对视了一眼。
“出事那天晚上，”陆诚继续问，“他离开餐厅之后，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出来？”
老马使劲回忆。“这个……当时警察也问过我们。我那天不在，但老刘——就是那个保安——他跟我说过，好像陶老板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站起来了。但他不确定那个人是跟陶老板一起走的，还是去上厕所的。”
“那个人是谁？”
“老刘没认出来。那天晚上来的人他大部分不认识，都是老板和领导，他一个看门的哪记得住。”
“老刘现在还在这儿干吗？”
“不在了。山庄效益不好，前年就裁了一批人。老刘回老家了，听说去了浙省打工。”
线索到这里断了一截。
陆诚没有急。他在观景台上又转了一圈，用手机把各个角度的地形都拍了下来。然后他走到连接走廊的入口处，蹲下来看了看地面。
走廊是石板铺的。三年的风吹日晒，什么痕迹都不可能留下了。
但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走廊的入口处有三级石阶，连接观景台和山庄的主通道。石阶两侧有低矮的石墩，石墩上原来可能放着盆栽——现在是空的，只剩下两个圆形的灰白色印痕。
“这两个石墩上以前放的是什么？”
“花盆。两个大的青花瓷花盆，里面种的三角梅。”老马说，“出事之后都搬走了。”
“搬走之前拍过照吗？”
“应该拍过吧，当时警察来勘查的时候。”
陆诚点点头。他已经在案卷的照片里看到过那两个花盆。花盆很大，直径至少六十厘米，加上土和植物，分量不轻。
放在入口两侧的大花盆，对于一个喝醉了酒、走路不稳的人来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路障。
两个大花盆把入口收窄了。一个清醒的人可以轻松通过，但一个醉酒的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要走过这两个花盆之间的窄道，然后登上三级台阶，走到观景台上——
对一个恐高的人来说，在醉酒状态下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概率有多大？
不是零。但很低。
除非——有人带着他上去的。
陆诚站在石阶上，望着远处的青禾城区。秋天的阳光把山下的建筑镀上了一层金色，看起来安静祥和。
三年前的那个夜晚，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现在还不能确定。但那个“第三个巧合”——他觉得快找到了。
“走吧。”他对赵宗华说。
下山的路上，赵宗华问：“接下来查什么？”
“两件事。第一，找到陶正清的妻子，我要跟她谈谈。第二——”
他顿了一下。
“帮我查一下宋远征的遗孀。她还在青禾吗？”
“查这个干什么？”
“宋远征的遗书笔迹鉴定只用了三份比对样本。我想找他家属要更多的笔迹样本，重新做一次鉴定。”
赵宗华看了他一眼。“你怀疑那封遗书——”
“我什么都不怀疑。”陆诚说，“我只是想让证据说话。”
……
陶正清的妻子叫方敏华，五十三岁，住在城区南边的一个老小区里。
赵宗华查到她的地址并不难。陶正清出事后，正清建筑公司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合伙人撤资、项目停工、债务纠纷——最后名存实亡。方敏华从一个建筑公司老板的太太，变成了一个靠陶正清生前保险金和一些积蓄度日的中年妇女。
陆诚没有提前打电话。他和赵宗华直接去了。
开门的是方敏华本人。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但眼睛很亮，不像一个被生活压垮了的人。
“你们是……”
陆诚亮了工作证。“方女士，我是青禾分局重案组的。我姓陆。想跟您聊聊三年前您丈夫的事。”
方敏华看着那张工作证，身体微微晃了一下。
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
“进来吧。”
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沙发上有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毛毯，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陆诚瞟了一眼封面，是一本法律类的书籍，《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指南》。
方敏华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三年了，”她说，语气平静，“我一直在学这些。”
她给两人各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很直。
“方女士，”陆诚开口，“三年前您给分局提交过一封信——”
“你们终于看到那封信了。”方敏华打断了他。不是质问的语气——是一种憋了很久终于等到人听的语气。
“我看到了。”陆诚说，“信上写的——您丈夫恐高，不可能主动走上观景台。这件事我想跟您详细了解一下。”
方敏华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但她忍住了。
“正清恐高是从小的事。”她说，“他小时候爬树摔下来过一次，从那以后就怕高。我们家住在三楼——买房的时候他专门选的低楼层。出去旅游，坐缆车他不坐，玻璃栈道他不走，高层酒店的阳台他不出去。”
“生活中有没有例外？比如喝了酒之后——”
“没有。”方敏华的语气很肯定。“正清喝了酒之后更怕。有一次我们去朋友家吃饭，朋友家住十五楼，正清喝完酒说什么都不肯去阳台上站——他说一站就头晕。”
“您有没有跟当时负责案子的警察说过这些？”
“说了。我说了很多遍。”方敏华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我跟他们说正清不可能自己走到那个观景台上去。他们说——‘人喝醉了什么事都可能做’。我说不可能，他们说‘您太激动了，等您冷静一下再说’。”
她停了一下。
“后来我写了那封信，交到了分局。信交上去之后，有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不是警察，是分局的一个什么科室的人——跟我说，案件已经定性了，勘查结论和尸检结论都支持意外事故的认定，如果我有异议可以走法律途径。”
“走法律途径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去告。告谁？告山庄？我告了。山庄赔了我一笔钱。但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有人查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觉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方敏华沉默了几秒。
“正清出事之前那段时间，状态很不对。”她说，“大概是出事前两三个月开始的。他经常失眠，半夜起来在客厅坐着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有一次我半夜醒了，听到他在书房打电话，声音很低，但我听到了几个字——‘不能再查了’‘收手’。”
“‘不能再查了，收手’？他在跟谁说？”
“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挂了。我问他跟谁打电话，他说是公司的事。”
“出事之前，他有没有提到过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让他特别紧张？”
方敏华想了很久。“有一件事。出事前大概一个星期，他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脸色很难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那个学校的事可能要翻出来了。’”
学校。
青禾区第三中学综合教学楼。
陆诚和赵宗华对视了一眼。
“他没有再说更多？”
“没有。他不跟我说生意上的事。但我知道三中那个项目出过问题——有人投诉说工程质量不合格，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了。”
“那天晚上的聚餐，您丈夫去之前心情怎么样？”
“不好。他说不想去，但不能不去——商会的活动，不到场面子上过不去。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方敏华的嘴唇颤了一下。
“他说——‘敏华，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不要信别人说的。你记住，我不会做傻事。’”
陆诚的手停了一下。
“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原话。一个字不差。这三年我每天都在想这句话。每天。”
方敏华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但她的腰依然挺得很直，声音也没有断。
“陆警官，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重新翻出了这个案子。但我等了三年。如果你们能查出真相——不管那个真相是什么——我都感谢你们。”
“如果查出来就是意外呢？”陆诚看着她的眼睛问。
方敏华擦了一下眼泪。
“如果真是意外，我认。但我要看到能说服我的证据。三年前那份报告说服不了我。一个恐高的人不会自己走到悬崖边上——这不需要当警察也知道。”
陆诚站起来。
“方女士，我有一个请求。您丈夫生前穿的那双鞋——出事那天穿的黑色皮鞋——您还有吗？”
方敏华愣了一下。“鞋？那双鞋在他出事之后就被……被收走了。是你们分局收走的——说是物证。后来还给我了。”
“还在吗？”
“在。我什么都没扔。他所有的东西我都留着。”
“我能看看吗？”
方敏华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鞋盒。打开之后，里面是一双黑色皮鞋。鞋面有磨损，鞋底有泥。
陆诚戴上手套，把鞋翻过来。
鞋底的纹路已经磨得不太清楚了，但在鞋底前端的凹槽里，嵌着一些干燥的泥土和细小的碎石。
“这双鞋还给您之后，您穿过吗？”
“没有。我是女的，穿不了男鞋。”
“其他人碰过吗？”
“没有。一直在鞋盒里放着。”
陆诚把鞋放回盒子里。
“方女士，这双鞋我需要带回去做一下检测。会给您打一张物品暂扣的收条。”
方敏华看着那个鞋盒，点了点头。
“你们该拿就拿。只要能查出真相。”
离开方敏华家之后，赵宗华开着车在路上。
“鞋底的泥？”他问。
“鹤鸣山庄的观景台是防腐木地板，走廊是石板路。这两种地面不会在鞋底留下泥土。”陆诚说。
“但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踩到了泥——”
“可能。所以要做土壤检测。如果鞋底的泥土成分跟观景台附近的土壤不一致，而跟别的地方一致——比如停车场旁边的山坡——那就说明他最后落脚的地方不是观景台，而是另一个地点。”
赵宗华的手握紧了方向盘。
“但也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三年了，鞋底的泥——”
“三年的泥土，如果保存在密封鞋盒里，矿物成分不会发生本质变化。”陆诚说，“这是地质学的基本常识。”
赵宗华不说话了。他知道陆诚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不是随便看看了。这是在正式查一桩三年前被盖棺定论的案子。
而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意外——那当年把它定性为意外的人，就有大问题了。
那个“分管领导”——许卫中说已经调走了的那个人——是谁？
赵宗华没敢问。
但他知道，陆诚早晚会查到那个名字的。
……
宋远征的遗孀叫陈素兰，六十一岁，现在一个人住在翠湖苑。
赵宗华查到她的电话后，陆诚亲自打了过去。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但清醒。
“宋远征案？”陈素兰的语气很平淡。“不是说结了吗。”
“陈阿姨，我是分局新到任的。有一些旧案在做例行复核，想跟您聊几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来吧。”
翠湖苑是个老式住宅小区，建于十几年前，六层楼梯房，没有电梯。宋远征生前住在四楼。陆诚和赵宗华爬上楼的时候，门已经开了。
陈素兰站在门口，个子不高，头发全白了，但站得很直。她的眼睛在看到陆诚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打量——不是普通老人那种好奇的打量，而是一种带着判断力的审视。
退休干部的妻子，见过世面的人。
“进来坐。”
客厅布置得很简朴。最显眼的是一个大书架，靠着整面墙，上面满满当当全是书。陆诚扫了一眼——大部分是政策法规类、城市规划类和历史类的书籍。
“这些都是老宋的。”陈素兰顺着他的目光说，“他这辈子就好这个。退休之后没别的事，就是看书、写字、下棋。”
“写字？宋老生前喜欢书法吗？”
“不是书法。就是写东西。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天不写就浑身不自在。”
陆诚的眼睛微微一亮。
“陈阿姨，宋老的日记——还在吗？”
陈素兰看了他一眼。“你们不是来例行复核的吧。”
陆诚没有否认。
“我想看看宋老的日记。”他直接说，“如果可以的话。”
陈素兰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书架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从最下面一层抽出了一个纸箱。
“这些都是老宋的日记本。从他二十多岁开始记，一直记到——”她停了一下，“出事前一天。”
纸箱里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日记本。有的已经发黄，有的还比较新。陆诚拿起最上面那本——最新的一本。封面是深蓝色仿皮的笔记本，没有日期标注。
他翻开。
宋远征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不潦草。每天的日记不长，三五行居多，偶尔有写一整页的时候。内容大多是日常琐事——天气、吃了什么、看了什么书、跟谁下了棋。
陆诚直接翻到最后几页。
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是：出事前一天。
内容写着：“今天天气不错。上午去了趟菜市场，买了两条鲫鱼，晚上煮汤。素兰说我盐放多了，下次少放。下午老张来了，下了三盘棋，我赢了两盘。他说我最近棋路变了，变得稳了，不像以前那么急。我说人老了就不急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绝望、痛苦或告别的痕迹。
一个第二天就要自杀的人，头一天还在跟人下棋，还在讨论做鱼汤放多少盐。
陆诚把这一页仔细看了两遍。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调出了遗书复印件的照片。
他把手机和日记本并排放在一起。
遗书：用黑色签字笔写在A4白纸上。字体略微倾斜，笔画有些生硬。
日记：用黑色钢笔写在笔记本上。字体端正，笔画流畅自然。
两种字迹——风格是相似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字。但状态不同。
日记是放松的书写，遗书是——紧张的书写。
当然，一个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写字的时候手在抖是正常的。这不能说明什么。
但陆诚注意到了另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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