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秦屿。

  这个名字是外婆起的。

  她说,“屿”字寓是品格的坚韧。

  可直到上学,我才知道。

  “屿”是水中的小岛,孤零零的。

  她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大概没想到,我后来真的活成了一座孤岛。

  我的家,说起来有两个大人,一个孩子。

  可实际上,那个家里从来没有一个能撑住的人。

  父亲酗酒。

  清醒的时候他是个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喝多了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摔东西,骂人,打我,打我妈,打完了又抱着我们哭。

  我妈也不是能忍的那种。

  她嫌他窝囊,嫌他挣不来钱,她自己也挣不来,可她有别的本事。

  她会赌。

  一开始是打麻将,后来是推牌九,再后来就是那种一晚上能输掉好几千块钱的东西。

  她还出轨,跟牌桌上的男人,跟隔壁楼的男的,跟工地上一个包工头。

  我爸知道,可他不提,他喝多了才提。

  提了就动手。

  动了手就哭。

  哭了再喝。

  我小时候最怕晚上。

  白天我可以在外面,在学校,在巷子口的修车铺帮人递扳手。

  晚上我得回家。

  回家就是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打架,或者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哭。

  我小时候试过劝,试过拉,试过挡在我妈前面。

  后来我不挡了。

  我学会了站在门外面,等里面安静了再进去。

  再后来我学会了在门外面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夜,等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没起来的时候,进去收拾地上的碎玻璃。

  我以前自嘲过,幸亏没有生病的弟弟,也没有可怜的妹妹。

  何苦呢,这样的家别让其他孩子来受苦。

  长大后,我已经忘记小时候每天是怎么吃饭的,记忆里似乎总是很饥饿。

  我上小学那年差点辍学,是街道上的人来家里做了工作,把学费给垫上了。

  老师说这孩子聪明,不读可惜了。

  街道的人走了之后,我妈嘟囔了一句“读什么读,浪费钱”。

  我爸没说话,他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区里最好的初中。

  街道上的人又来了一趟,说如今教育改革,初中是义务教育,学费不用愁。

  可书本费、杂费、饭钱,这些是躲不掉的。

  我妈说没钱。

  我爸说没钱。

  我自己去跟学校申请了减免,又去街角面馆打工,才把第一学期的钱凑齐。

  初中三年,面馆打烊后,我就去修车铺帮人递扳手,攒一点是一点。

  中午在学校食堂打饭,我永远打最便宜的,有时候就打一份米饭,泡点免费的汤。

  同学有时候问我,你怎么老吃这个。

  我说我不爱吃肉。

  高中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那所。

  那时候街道上不再管了,义务教育结束了,高中不属于他们负责的范围。

  可我的成绩很好,老师说我有希望冲京师最好的大学。

  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陈,她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家里什么情况。

  我说了。

  第二天她告诉我,学校减免了我的学费。

  她说,“你只管读,别的别操心,生活费我和其他几个老师给凑。”

  可我爸会来。

  他喝多了,没钱吃饭,就来学校找我。

  他不闹,就在校门口蹲着,看到我出来就站起来,说饿了。

  我带他去食堂,用我自己的饭卡给他打一份饭。

  他坐在食堂里吃,我坐在他对面,旁边有同学经过,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他一眼。

  我低着头,不说话。

  他吃完了,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儿子真懂事,然后走了。

  我坐在那儿,碗里的饭一口没动。

  后来我爸病了。

  肝上的毛病,喝出来的。

  他躺在医院里,每天挂水,脸色黄得像墙皮。

  家里没钱,可他是我爸,借钱也要给他治啊。

  我开始不回家,夜里也睡在修车铺,因为夜班运气好的时候,能遇到大活。

  我妈没去看他,她在外面赌,欠了一屁股债,债主找上门来,找过他,找过我。

  一开始是打电话,后来是堵门,再后来堵到我学校来了。

  他们堵在学校门口,等我出来,围着我,说母债子还,说我不还钱就别想安生。

  我那时候十七岁,站在校门口,旁边围了一圈人看。

  陈老师跑出来,把我拉进去,跟那些人吵了一架。

  那些人走了,第二天又来了,这回他们威胁陈老师,说你再护着这小子,我们连你一起找。

  陈老师没怕,她说你们敢。

  可我怕。

  我不想连累她,她是好人。

  更不想让同学看见我每天被人堵在门口。

  我退学了。

  陈老师来家里找过我,站在门口,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读了。

  她说你成绩那么好,再撑一年就高考了。

  我说我不想读了。

  她站在门口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走了。

  我站在门后面,听着她的脚步走远,没出去。

  我在心里默默道歉,陈老师,对不起。

  不读书以后,我的时间变多了。

  多出来的时间,全用来挣钱。

  白天跑外卖,晚上在修车铺,周末去建材市场帮人搬货。

  什么活儿都接,什么钱都挣。

  我爸的医药费一个月要交两次,我妈的赌债三天两头有人上门催。

  我挣的钱像倒进一个漏底的桶,刚灌进去就流没了。

  那时候我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躺在修车铺后面的隔间里,耳朵里是外面马路上的车声,脑子里转的是明天要还哪一笔、还差多少、去哪儿凑。

  我有时候半夜醒过来,盯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像一根被拧到极限的发条,再拧一圈就要断了。

  我有时候会想,我怎么还没死。

  我死了,这些债就不用还了吧。

  可第二天早上我还是会爬起来,洗把脸,去修车铺开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习惯了。

  二十岁那年,我爸死了。

  医生打电话到修车铺,我接的。

  他说你父亲抢救无效,请你来一趟办理手续。

  我说好,把扳手放下,擦了擦手上的油,去了医院。

  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张床上的人,盖着白布,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没有哭。

  我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呼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很轻,像是压在胸口很久的一块石头终于挪开了。

  我当时觉得我不该这样。

  他是我爸。

  我知道我不该那样。

  可我太累了。

  我太累了,累到连难过都排不上队。

  他走了之后,我妈的债慢慢被我还了大半。

  从债主家里出来,站在巷子口,抬头看了一眼天。

  那天天挺蓝的,没什么云。

  我在那站了一会儿,觉得明天好像又有一点希望了。

  我甚至想过,等债还完了,去把陈老师请出来吃顿饭,当面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那天晚上夜里,修车铺里来了一单急活。

  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停在门口,车身很长,漆面很亮,在我们那条街上从来没见过的款式。

  我也没修理过这样高级的车。

  司机戴着白手套下车,绕到后面拉开车门。

  后座先下来一个看起来像保镖的人,高个子,肩很宽,目光扫了一圈铺子里那些油渍和散落的零件,然后才侧身让开。

  接着下来的是一个年轻女孩。

  还没成年,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

  她站在铺子门口,灯光从里面打出去,正好落在她脸上。

  我那时候抬头看了一眼,愣了一下。

  她很白,白得像那种从来没在太阳底下晒过的瓷。

  眉眼生得极好,眉毛不用修就利落,眼窝微微凹进去,显得那双眼睛格外深。

  眼尾天生往上挑,不笑的时候也带着一股压人的冷,像是不太高兴,又像是不太把人放在眼里。

  鼻梁挺直,鼻尖小巧,嘴唇是天生就红的那种,饱满,唇珠微微翘着。

  她穿着一件绿色裙子,外面罩着收腰风衣外套。

  头发散着,几缕碎发垂在耳侧,衬得那张脸又小又精致。

  还没完全长开,可那种骨子里的好看已经藏不住了,高贵又扎眼。

  她往门口一站,整间铺子那些油渍和破零件都跟着显得高贵了几分。

  司机指了指铺子里那把椅子,说您先坐。

  她看了一眼那把椅子,椅子上有一层灰,还有一块油印子,她没动。

  司机赶紧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铺在椅子上。

  她看了一眼,还是没动。

  保镖也把外套脱了,又垫了一层。

  她这才坐下去。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么漂亮的人儿,挑剔点是应该的。

  我就这么想了一下,没有多看,低头继续拧我的千斤顶。

  那辆车很重,千斤顶升起来的时候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拿手背擦了一下汗,汗蹭在脸上,留下一道油印。

  我修的时候,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偶尔落在我身上,可没有停太久。

  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看着自己的手机,或者看着街对面那家关了门的杂货铺。

  我也没有在意。

  我那时候脑子里全是明天要还的那笔钱。

  修完车,我站起来,把工具收好,跟司机报了价。

  司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过来。

  我低头一看,愣了一下。

  太多了。

  比我该拿的多了好几十倍。

  我抬起头,开口:“太多了。不用这么多。”

  司机看了我一眼,语气很平:“是大小姐给的。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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