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奇特心情复杂地走回自己的寝室，关上门，坐在书桌前翻开拉丁文课本。
她根本看不下去，把书合上。
她突然想起利物浦的夜校老师说过的话。
那个老师是爱尔兰人，每天晚上给码头工人的孩子们上课。
他有一次对布里奇特说：“英格兰人不会因为你在英格兰出生就把你当英格兰人看。但你得记住，你也不需要他们把你当英格兰人看。你只要把自己当人看就行了。”
然后几天后上午的校会上，校长玛丽·班纳特讲完话之后没有立刻散会。
她站在讲台后面，用一种平静而郑重的语气说了一件事。
“有学生来找我，反映宿舍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对话。
我不想追问具体是谁说了什么，我只想重申一件事：这所学校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和霸凌行为。
无论你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还是威尔士，无论你的家庭是工人、农民、牧师还是商人，无论你讲的是哪一种口音，你在这里只有一种身份——凯莉娅女院的学生。
如果有人觉得这一点难以接受，门在那里，随时可以离开，同时我们会退掉你已经缴纳的学杂费。”
布里奇特坐在中排靠左的位置，和妮娅姆挨着。
她注意到前排有两个女生低下了头，就是昨天在走廊里争执的那两个。
后排有几个女生交换了眼神，表情很复杂。
当天晚上，佩里小姐来查寝。
轮到布里奇特她们这一间时，佩里小姐在门口停了比平时久一点。
“墨菲小姐，弗莱彻小姐。校长今天在校会上说的话，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妮娅姆说。
佩里小姐点了点头，从本子里抽出两张叠好的纸，分别递给她们。
“这是意见簿的用法说明。学校给每一层都设了一个带锁的意见箱，位置在值班室旁边的墙上。你们有任何觉得不舒服、被冒犯、或者看见别人被冒犯的事，都可以写下来投进去。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钥匙只有玛丽校长一个人有。”
布里奇特低头看那张纸。
“谁都能投吗？”她问。
“谁都能，任何人。”佩里小姐说。
布里奇特把纸折好，夹进她的拉丁文课本里。
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她决定暂时不写什么。
第一件让布里奇特真正改变对这个学校看法的事，发生在两周之后。
事情的起因很小。
那天下午的休息时间，布里奇特和妮娅姆在图书馆专门的讨论室里复习法语。
她们有些口音，旁边一个高年级女生忽然笑了一声。
高年级女生旁边还坐着两个同伴，其中一个用胳膊肘碰了碰她，另一个则飞快地朝布里奇特这边瞟了一眼，又低下头去看书。
布里奇特的手指停在书脊上。
她太熟悉这种笑了。
她打算装作没听见。
“你们在干什么？”有人说。
布里奇特转过头，看见校长玛丽·索恩站在门口。
她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显然是路过时听到了刚才那声笑。
她的表情不算严厉，但那双眼睛在扫过房间时，有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专注。
高年级女生脸上的笑意僵住了。她的两个同伴迅速低下头，假装在翻面前的书页。
“我们在……开玩笑。”
“不好笑，这不礼貌。巴黎人笑伦敦口音，伦敦人笑约克口音，约克人笑利物浦口音——这世界上没有谁的口音天生高贵。”玛丽说。
玛丽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向布里奇特和妮娅姆。“你们在复习法语？”
“是的，校长。”妮娅姆回答。
“那很好。”玛丽说，“法语是一门需要耐心的语言，就像学会尊重别人一样。”
她说完这句话，没有再多停留。
第二天上午，一个高年级女生在食堂门口叫住了她。
就是那天在图书馆笑她的那个。
“墨菲小姐。”那女生说，声音不大，但语气很认真，“我……那天在图书馆，是我的错。我不该笑。对不起。”
布里奇特想过很多次这个场景，想自己会说些狠话，或者干脆不理。
可真到了这一刻，她发现自己并不想为难谁。
“嗯。”她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没关系。”
那女生像是松了口气，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是坏人。就是……以前在家里听惯了那些话。到了这儿，才慢慢知道不对。”
布里奇特没接话。
那女生朝她微微弯了弯腰，转身走了。
布里奇特忽然觉得，这里还蛮好的，如果可以一直读下去就好了。
那女生走后，布里奇特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会儿。
下午有历史课。
历史课在一间大教室里。
教历史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姓华莱士，苏格兰口音比布莱克伍德小姐更重，据说以前在爱丁堡一所女子学院教了十几年书。
今天讲的是十七世纪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
华莱士小姐站在黑板前，用粉笔写了一行字：1690，博因河战役。
“你们有人知道这场战役吗？”
一个伦敦来的女生举手：“威廉三世打败了詹姆斯二世。”
“对，但这场战役发生在哪里？”
那个女生犹豫了一下，“爱尔兰？”
“准确地说，是在爱尔兰东部的博因河畔。”华莱士小姐把粉笔搁下，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这场战役之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被大规模没收，分给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来的新教定居者。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系列法律被通过，禁止天主教徒拥有武器、接受教育、担任公职、购买土地、甚至继承父辈的遗产。这些法律统称为‘惩治法典’。”
她在黑板上又写了两个字：Penal LaWS。
“这些法律的核心目的是什么？用当时一位英国官员的话说——‘不要让天主教徒拥有任何能让他们抬起头来的东西’。”
布里奇特手指停在笔记本边缘。
“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些法律被逐步废除。但土地所有权的格局已经固定下来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新教地主手中，天主教佃农在极小的地块上耕种，靠马铃薯为生。这种结构持续了几代人。然后，1845年，马铃薯病害来了。”
她根本看不下去，把书合上。
她突然想起利物浦的夜校老师说过的话。
那个老师是爱尔兰人，每天晚上给码头工人的孩子们上课。
他有一次对布里奇特说：“英格兰人不会因为你在英格兰出生就把你当英格兰人看。但你得记住，你也不需要他们把你当英格兰人看。你只要把自己当人看就行了。”
然后几天后上午的校会上，校长玛丽·班纳特讲完话之后没有立刻散会。
她站在讲台后面，用一种平静而郑重的语气说了一件事。
“有学生来找我，反映宿舍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对话。
我不想追问具体是谁说了什么，我只想重申一件事：这所学校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和霸凌行为。
无论你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还是威尔士，无论你的家庭是工人、农民、牧师还是商人，无论你讲的是哪一种口音，你在这里只有一种身份——凯莉娅女院的学生。
如果有人觉得这一点难以接受，门在那里，随时可以离开，同时我们会退掉你已经缴纳的学杂费。”
布里奇特坐在中排靠左的位置，和妮娅姆挨着。
她注意到前排有两个女生低下了头，就是昨天在走廊里争执的那两个。
后排有几个女生交换了眼神，表情很复杂。
当天晚上，佩里小姐来查寝。
轮到布里奇特她们这一间时，佩里小姐在门口停了比平时久一点。
“墨菲小姐，弗莱彻小姐。校长今天在校会上说的话，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妮娅姆说。
佩里小姐点了点头，从本子里抽出两张叠好的纸，分别递给她们。
“这是意见簿的用法说明。学校给每一层都设了一个带锁的意见箱，位置在值班室旁边的墙上。你们有任何觉得不舒服、被冒犯、或者看见别人被冒犯的事，都可以写下来投进去。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钥匙只有玛丽校长一个人有。”
布里奇特低头看那张纸。
“谁都能投吗？”她问。
“谁都能，任何人。”佩里小姐说。
布里奇特把纸折好，夹进她的拉丁文课本里。
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她决定暂时不写什么。
第一件让布里奇特真正改变对这个学校看法的事，发生在两周之后。
事情的起因很小。
那天下午的休息时间，布里奇特和妮娅姆在图书馆专门的讨论室里复习法语。
她们有些口音，旁边一个高年级女生忽然笑了一声。
高年级女生旁边还坐着两个同伴，其中一个用胳膊肘碰了碰她，另一个则飞快地朝布里奇特这边瞟了一眼，又低下头去看书。
布里奇特的手指停在书脊上。
她太熟悉这种笑了。
她打算装作没听见。
“你们在干什么？”有人说。
布里奇特转过头，看见校长玛丽·索恩站在门口。
她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显然是路过时听到了刚才那声笑。
她的表情不算严厉，但那双眼睛在扫过房间时，有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专注。
高年级女生脸上的笑意僵住了。她的两个同伴迅速低下头，假装在翻面前的书页。
“我们在……开玩笑。”
“不好笑，这不礼貌。巴黎人笑伦敦口音，伦敦人笑约克口音，约克人笑利物浦口音——这世界上没有谁的口音天生高贵。”玛丽说。
玛丽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向布里奇特和妮娅姆。“你们在复习法语？”
“是的，校长。”妮娅姆回答。
“那很好。”玛丽说，“法语是一门需要耐心的语言，就像学会尊重别人一样。”
她说完这句话，没有再多停留。
第二天上午，一个高年级女生在食堂门口叫住了她。
就是那天在图书馆笑她的那个。
“墨菲小姐。”那女生说，声音不大，但语气很认真，“我……那天在图书馆，是我的错。我不该笑。对不起。”
布里奇特想过很多次这个场景，想自己会说些狠话，或者干脆不理。
可真到了这一刻，她发现自己并不想为难谁。
“嗯。”她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没关系。”
那女生像是松了口气，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是坏人。就是……以前在家里听惯了那些话。到了这儿，才慢慢知道不对。”
布里奇特没接话。
那女生朝她微微弯了弯腰，转身走了。
布里奇特忽然觉得，这里还蛮好的，如果可以一直读下去就好了。
那女生走后，布里奇特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会儿。
下午有历史课。
历史课在一间大教室里。
教历史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姓华莱士，苏格兰口音比布莱克伍德小姐更重，据说以前在爱丁堡一所女子学院教了十几年书。
今天讲的是十七世纪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
华莱士小姐站在黑板前，用粉笔写了一行字：1690，博因河战役。
“你们有人知道这场战役吗？”
一个伦敦来的女生举手：“威廉三世打败了詹姆斯二世。”
“对，但这场战役发生在哪里？”
那个女生犹豫了一下，“爱尔兰？”
“准确地说，是在爱尔兰东部的博因河畔。”华莱士小姐把粉笔搁下，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这场战役之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被大规模没收，分给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来的新教定居者。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系列法律被通过，禁止天主教徒拥有武器、接受教育、担任公职、购买土地、甚至继承父辈的遗产。这些法律统称为‘惩治法典’。”
她在黑板上又写了两个字：Penal LaWS。
“这些法律的核心目的是什么？用当时一位英国官员的话说——‘不要让天主教徒拥有任何能让他们抬起头来的东西’。”
布里奇特手指停在笔记本边缘。
“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些法律被逐步废除。但土地所有权的格局已经固定下来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新教地主手中，天主教佃农在极小的地块上耕种，靠马铃薯为生。这种结构持续了几代人。然后，1845年，马铃薯病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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