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莫里亚蒂并不希望伊迪斯·班纳特与福尔摩斯交往过深，还是那句话，他不想与这个学生走向对抗之路。
“我们在美国的分支已经建立了基础联络。”角落里那个男人再度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如果格雷夫斯先生能按承诺交割资金，我们可以先在欧洲大陆以外启动计划。”
莫里亚蒂思绪被打破，终于从扶手椅里坐直了一点，“你们已经延误了最佳窗口期，但不是没有机会重新搭建。只要资金还在，位置可以重新选择，人脉可以重新建立。只不过下一次，要警惕舆论方向。”
格雷夫斯皱起眉。
“你们不该低估一个能用文字撬动公众判断的对手。”莫里亚蒂目光平静地扫过格雷夫斯的脸，“舆论场很重要，一旦认知变了，所有后续的游说都会变得困难。”
格雷夫斯抿紧嘴唇，没有反驳。
角落里那个男人站了起来，整了整外套，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边时，他侧过头看了莫里亚蒂一眼：“先生，您给出的建议我会转告给我的上级。”
门合上了。
俱乐部里只剩下格雷夫斯和莫里亚蒂两个人。
格雷夫斯颓然坐在椅子上，双手撑住额头，声音闷闷的：“我们真应该早几周离开的。”
莫里亚蒂的语气里带着嘲讽：“你高估了人们对金钱幻想的忠诚，低估了人们对清晰逻辑的本能信任。”
他站起来，从壁炉台上拿起自己的外套，搭在手臂上。
“格雷夫斯先生，你已经没有在伦敦停留的时间了。趁警方还没有正式签发国际通缉令之前，离开英国。”
格雷夫斯抬起头看着他：“您会一起走吗？”
莫里亚蒂已经走到门口，闻言微微侧过头，嘴角浮起几乎称得上温和的弧度：“我？我参与了什么吗？我只是一个偶尔在俱乐部里听人说话的绅士罢了。”
格雷夫斯哑口无言。
……
莫里亚蒂知道格雷夫斯不会立刻离开。
那种人总是这样——明明已经被逼到墙角，却还要反复掂量自己手中那几张已经作废的牌，像是在赌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转机。
但莫里亚蒂已经不再关心格雷夫斯的选择了。
他给过建议，也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格雷夫斯选择留在原地，那是他自己的事。
三天后，格雷夫斯在利物浦港被逮捕。
消息传来时，莫里亚蒂正坐在他位于伦敦西区那间整洁的公寓里，面前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数学期刊。
他读完那行简短的电报，把纸页搁在茶几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继续翻到下一页，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
逮捕的过程比雷斯垂德预想的顺利。
格雷夫斯确实按照莫里亚蒂的建议做了准备，他已经在码头附近一间不挂招牌的旅馆里住了两天，订好了前往纽约的船票，随身行李只有两只扁平的皮箱，里面装着几套换洗衣物、一本假护照、和大约四万英镑的现金。
但他低估了福尔摩斯的行动速度。
福尔摩斯在格雷夫斯之前十二小时就抵达了利物浦。
凌晨四时，雷斯垂德带着四名警员包围了那间旅馆。
格雷夫斯被从床上拖起来时，还试图用那本假护照蒙混过关，但雷斯垂德已经提前从伦敦调来了他的通缉令，上面印着他的照片和指纹记录。
格雷夫斯在被戴上手铐时只问了一句话：“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福尔摩斯站在旅馆走廊的阴影里，闻言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了格雷夫斯一眼，然后转身下楼，在门厅的椅子上坐下来，等雷斯垂德完成后续的押送手续。
那两只皮箱被打开时，除了现金和假护照，还发现了一叠用油布包裹的文件——正是那些从公司办公室转移出去的内部账册和通信记录。
福尔摩斯在返回伦敦的火车上翻阅了其中几页，然后把它们重新封好，交给了雷斯垂德。
“这些足够让他坐上很久牢了。”雷斯垂德把那叠文件收进公文包，长出一口气，“可惜那些钱只追回来一部分，只有一百六十万英镑，距离账上的三百多万英镑差得远呢，按比例分给所有受害者之后，每户能拿回来的不到他们损失的五六成。”
“但比什么都没有强。”福尔摩斯靠在座椅上，目光落在车窗外的田野上。
那笔不知所踪的钱像一条沉入深水的鱼，再也没有浮上来。
格雷夫斯在审讯中声称那笔钱已经通过多个中间账户转移到了海外，但他拒绝透露具体路径。
苏格兰场追查了数月，最终也只能在跨境金融的迷宫里止步。
金融案至此暂时结束。
格雷夫斯被正式起诉，律师团队正在为他争取减刑，但舆论已经倒向了一边——报纸上连续数日刊登着受害者家庭的故事，有人失去了毕生积蓄，有人变卖了祖产，有人因绝望而病倒。
那些最早拿到分红、曾经在晚宴上兴奋地谈论暴富的先生太太们，如今大多沉默不语。
伊迪斯是在案件结案后才从雷斯垂德那里听到追回金额的具体数字的。
她坐在贝克街221B的会客厅里，手里端着一杯哈德森太太泡的茶，听雷斯垂德用一种疲惫的语气讲述抓捕的经过。
“账面上的窟窿远远不止三百多万这个数。”伊迪斯轻轻摇了摇头。
“我知道。”雷斯垂德靠在椅背上，揉着眉心，“但能追回这些，已经比我们最初的预期好很多了。那些受害者至少能拿回一点东西。”
伊迪斯没有接话，她已经尽己所能去警示公众，但骗局的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多，仍然让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沉闷。
福尔摩斯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一直没有说话。
直到雷斯垂德起身告辞，他才从窗台上拿起那把已经搁置了很久的小提琴，调了调弦，拉了几个音符。
伊迪斯没有问曲名，只是安静地听着。
拨弦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那是一首她从来没听过的曲子，像是即兴的，又像是某个老调子的变奏，温和平缓，没有高潮也没有结尾。
福尔摩斯拨完最后一组音符，把琴放回琴盒，轻轻合上盖子。
“伊迪斯，打扰了。”
“怎么会呢。”
“我们在美国的分支已经建立了基础联络。”角落里那个男人再度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如果格雷夫斯先生能按承诺交割资金，我们可以先在欧洲大陆以外启动计划。”
莫里亚蒂思绪被打破，终于从扶手椅里坐直了一点，“你们已经延误了最佳窗口期，但不是没有机会重新搭建。只要资金还在，位置可以重新选择，人脉可以重新建立。只不过下一次，要警惕舆论方向。”
格雷夫斯皱起眉。
“你们不该低估一个能用文字撬动公众判断的对手。”莫里亚蒂目光平静地扫过格雷夫斯的脸，“舆论场很重要，一旦认知变了，所有后续的游说都会变得困难。”
格雷夫斯抿紧嘴唇，没有反驳。
角落里那个男人站了起来，整了整外套，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边时，他侧过头看了莫里亚蒂一眼：“先生，您给出的建议我会转告给我的上级。”
门合上了。
俱乐部里只剩下格雷夫斯和莫里亚蒂两个人。
格雷夫斯颓然坐在椅子上，双手撑住额头，声音闷闷的：“我们真应该早几周离开的。”
莫里亚蒂的语气里带着嘲讽：“你高估了人们对金钱幻想的忠诚，低估了人们对清晰逻辑的本能信任。”
他站起来，从壁炉台上拿起自己的外套，搭在手臂上。
“格雷夫斯先生，你已经没有在伦敦停留的时间了。趁警方还没有正式签发国际通缉令之前，离开英国。”
格雷夫斯抬起头看着他：“您会一起走吗？”
莫里亚蒂已经走到门口，闻言微微侧过头，嘴角浮起几乎称得上温和的弧度：“我？我参与了什么吗？我只是一个偶尔在俱乐部里听人说话的绅士罢了。”
格雷夫斯哑口无言。
……
莫里亚蒂知道格雷夫斯不会立刻离开。
那种人总是这样——明明已经被逼到墙角，却还要反复掂量自己手中那几张已经作废的牌，像是在赌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转机。
但莫里亚蒂已经不再关心格雷夫斯的选择了。
他给过建议，也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格雷夫斯选择留在原地，那是他自己的事。
三天后，格雷夫斯在利物浦港被逮捕。
消息传来时，莫里亚蒂正坐在他位于伦敦西区那间整洁的公寓里，面前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数学期刊。
他读完那行简短的电报，把纸页搁在茶几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继续翻到下一页，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
逮捕的过程比雷斯垂德预想的顺利。
格雷夫斯确实按照莫里亚蒂的建议做了准备，他已经在码头附近一间不挂招牌的旅馆里住了两天，订好了前往纽约的船票，随身行李只有两只扁平的皮箱，里面装着几套换洗衣物、一本假护照、和大约四万英镑的现金。
但他低估了福尔摩斯的行动速度。
福尔摩斯在格雷夫斯之前十二小时就抵达了利物浦。
凌晨四时，雷斯垂德带着四名警员包围了那间旅馆。
格雷夫斯被从床上拖起来时，还试图用那本假护照蒙混过关，但雷斯垂德已经提前从伦敦调来了他的通缉令，上面印着他的照片和指纹记录。
格雷夫斯在被戴上手铐时只问了一句话：“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福尔摩斯站在旅馆走廊的阴影里，闻言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了格雷夫斯一眼，然后转身下楼，在门厅的椅子上坐下来，等雷斯垂德完成后续的押送手续。
那两只皮箱被打开时，除了现金和假护照，还发现了一叠用油布包裹的文件——正是那些从公司办公室转移出去的内部账册和通信记录。
福尔摩斯在返回伦敦的火车上翻阅了其中几页，然后把它们重新封好，交给了雷斯垂德。
“这些足够让他坐上很久牢了。”雷斯垂德把那叠文件收进公文包，长出一口气，“可惜那些钱只追回来一部分，只有一百六十万英镑，距离账上的三百多万英镑差得远呢，按比例分给所有受害者之后，每户能拿回来的不到他们损失的五六成。”
“但比什么都没有强。”福尔摩斯靠在座椅上，目光落在车窗外的田野上。
那笔不知所踪的钱像一条沉入深水的鱼，再也没有浮上来。
格雷夫斯在审讯中声称那笔钱已经通过多个中间账户转移到了海外，但他拒绝透露具体路径。
苏格兰场追查了数月，最终也只能在跨境金融的迷宫里止步。
金融案至此暂时结束。
格雷夫斯被正式起诉，律师团队正在为他争取减刑，但舆论已经倒向了一边——报纸上连续数日刊登着受害者家庭的故事，有人失去了毕生积蓄，有人变卖了祖产，有人因绝望而病倒。
那些最早拿到分红、曾经在晚宴上兴奋地谈论暴富的先生太太们，如今大多沉默不语。
伊迪斯是在案件结案后才从雷斯垂德那里听到追回金额的具体数字的。
她坐在贝克街221B的会客厅里，手里端着一杯哈德森太太泡的茶，听雷斯垂德用一种疲惫的语气讲述抓捕的经过。
“账面上的窟窿远远不止三百多万这个数。”伊迪斯轻轻摇了摇头。
“我知道。”雷斯垂德靠在椅背上，揉着眉心，“但能追回这些，已经比我们最初的预期好很多了。那些受害者至少能拿回一点东西。”
伊迪斯没有接话，她已经尽己所能去警示公众，但骗局的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多，仍然让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沉闷。
福尔摩斯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一直没有说话。
直到雷斯垂德起身告辞，他才从窗台上拿起那把已经搁置了很久的小提琴，调了调弦，拉了几个音符。
伊迪斯没有问曲名，只是安静地听着。
拨弦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那是一首她从来没听过的曲子，像是即兴的，又像是某个老调子的变奏，温和平缓，没有高潮也没有结尾。
福尔摩斯拨完最后一组音符，把琴放回琴盒，轻轻合上盖子。
“伊迪斯，打扰了。”
“怎么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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