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迪斯操心学校和福尔摩斯追踪的同时，一些人物也在暗地里商谈着事情。
伦敦东区，码头附近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有一间不挂牌的私人俱乐部。
门面看起来像一家倒闭已久的烟草铺，橱窗后面堆着积满灰尘的旧烟斗和发黄的标牌，但侧面的铁门需要特定的敲门节奏才能打开。
俱乐部的内部比外观体面得多——深色橡木护墙板、厚实的波斯地毯，空气里弥漫着雪茄、旧皮革和某种隐蔽权力特有的气味。
詹姆斯·莫里亚蒂坐在靠墙的一张扶手椅里，面前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几乎没动过的白兰地。
因为学校里针对他的流言蜚语很多，所以他今年选择了主动辞职。
对他来说，纯数学是纸上推演，而建立一个犯罪帝国是现实世界里巨大、高风险的沙盘实验。
每一步都要计算人性、法律、运气，风险高悬，谜题无穷无尽，这是施展大脑才能的场地，和做数学研究本质是同一种思维乐趣。
世人以为作恶必源于贫穷、怨恨或是创伤，但他不同。
他出身体面，受过最好的学术教育，本该在大学讲台演算星辰与数字。
可他骨子里清楚，道德不过是社会订立出来约束庸人的一套约定。
它束缚不了他这种头脑。
今天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灰色外套，姿态放松。
他对面有个正在踱步的男人，角落里有个沉默地坐在阴影中的第三个人。
踱步的男人叫安东尼·格雷夫斯。
他四十出头，面容端正，衣着考究，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长期混迹金融城的人特有的自信。
如果此刻有一位不知内情的旁观者走进来，大概会以为他是一位正在为自己生意筹谋的商人。
格雷夫斯终于停下来，把一只手按在壁炉台上，转过身面对莫里亚蒂，语气里压着一丝不甘。
“我们本来可以再撑到十月。”他说，“按照原计划，下一批资金会在秋天前完成新一轮流转，然后我们就能带着全部盈余离开伦敦，把剩下的空壳留给那些追债的。可现在，我们只收回了不到四成。”
“不到四成，但是至少有百万英镑。”莫里亚蒂讽刺地说。
莫里亚蒂有时候觉得人蠢无药医。
格雷夫斯没有接话。
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重重地搁回桌面。
“因为一个女人。”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磨碎了的恼怒。“一篇虚构的短篇小说，就毁了大半年搭建起来的果实。”
角落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有人用指节叩了一下扶手。
一直沉默的第三个人终于开口了。
他大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精瘦，穿着一件样式普通的深色外套，口音不算太重，但某些元音仍会拖出那种特有的弧度。
他的坐姿像是随时可以站起来离开，也像是随时可以做出更激烈的动作。
“格雷夫斯先生，”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耐心，“我只关心一件事——这笔钱的流向会不会因此中断。”
格雷夫斯皱起眉，但没有立即回答。
莫里亚蒂替他开口了：“不会中断，但会推迟。”
角落里的人把目光转向他。
“格雷夫斯先生已经收回了大约四成的资金，”莫里亚蒂继续说，“这笔钱仍然在安全的地方。”
格雷夫斯用一种介于恼怒和警惕之间的表情看了角落里的男人一眼，但没说话。
角落里的那个男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预期多少？”
“格雷夫斯先生与芬尼亚兄弟会的协议是一笔固定数额的资金。”莫里亚蒂转向格雷夫斯，“你承诺了多少？”
“那个数目——”
“我们可以按收到的五成来交割。”角落里的人打断了他，“但五成不够。你最初承诺的是八成，现在你告诉我，因为一篇小说，你的募资规模减半了，我的项目也因此停滞。你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格雷夫斯的脸颊肌肉微微绷紧了一下，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
“我理解你的处境。”格雷夫斯说，语气中带着谈判的谨慎，“但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我不是因为轻敌才被拦住的。那篇小说的影响力超出了我所有的预判。
你以为我没想过应对吗？我也安排了人写信反驳，在几家地方报纸上安排了针对那篇小说的批评文章，试图把风向扳回来。但她的答复发出来之后，风向就彻底转向了。那些最早拿到分红的人确实还在替我们说话，但新投资人已经不再信任了。再继续下去，我们就要被举报了。”
“这我已经知道了。”角落里的人说，语气没有任何松动，“我问的是你怎么补救。”
格雷夫斯沉默了。
莫里亚蒂仍然坐在扶手椅里，姿态没有任何变化。
“补救的方案，不是没有。”他说。
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他。
莫里亚蒂近乎冷淡地说：“去美国，重新开始，欧洲不适合再待了，你们选择放弃船票停留到现在完全是一个错误。”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格雷夫斯皱起眉：“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到结束的时间点安排，都是您给予的，我当然想让您多给一些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你们该走了。你们留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增加暴露的风险。”
伦敦东区，码头附近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有一间不挂牌的私人俱乐部。
门面看起来像一家倒闭已久的烟草铺，橱窗后面堆着积满灰尘的旧烟斗和发黄的标牌，但侧面的铁门需要特定的敲门节奏才能打开。
俱乐部的内部比外观体面得多——深色橡木护墙板、厚实的波斯地毯，空气里弥漫着雪茄、旧皮革和某种隐蔽权力特有的气味。
詹姆斯·莫里亚蒂坐在靠墙的一张扶手椅里，面前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几乎没动过的白兰地。
因为学校里针对他的流言蜚语很多，所以他今年选择了主动辞职。
对他来说，纯数学是纸上推演，而建立一个犯罪帝国是现实世界里巨大、高风险的沙盘实验。
每一步都要计算人性、法律、运气，风险高悬，谜题无穷无尽，这是施展大脑才能的场地，和做数学研究本质是同一种思维乐趣。
世人以为作恶必源于贫穷、怨恨或是创伤，但他不同。
他出身体面，受过最好的学术教育，本该在大学讲台演算星辰与数字。
可他骨子里清楚，道德不过是社会订立出来约束庸人的一套约定。
它束缚不了他这种头脑。
今天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灰色外套，姿态放松。
他对面有个正在踱步的男人，角落里有个沉默地坐在阴影中的第三个人。
踱步的男人叫安东尼·格雷夫斯。
他四十出头，面容端正，衣着考究，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长期混迹金融城的人特有的自信。
如果此刻有一位不知内情的旁观者走进来，大概会以为他是一位正在为自己生意筹谋的商人。
格雷夫斯终于停下来，把一只手按在壁炉台上，转过身面对莫里亚蒂，语气里压着一丝不甘。
“我们本来可以再撑到十月。”他说，“按照原计划，下一批资金会在秋天前完成新一轮流转，然后我们就能带着全部盈余离开伦敦，把剩下的空壳留给那些追债的。可现在，我们只收回了不到四成。”
“不到四成，但是至少有百万英镑。”莫里亚蒂讽刺地说。
莫里亚蒂有时候觉得人蠢无药医。
格雷夫斯没有接话。
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重重地搁回桌面。
“因为一个女人。”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磨碎了的恼怒。“一篇虚构的短篇小说，就毁了大半年搭建起来的果实。”
角落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有人用指节叩了一下扶手。
一直沉默的第三个人终于开口了。
他大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精瘦，穿着一件样式普通的深色外套，口音不算太重，但某些元音仍会拖出那种特有的弧度。
他的坐姿像是随时可以站起来离开，也像是随时可以做出更激烈的动作。
“格雷夫斯先生，”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耐心，“我只关心一件事——这笔钱的流向会不会因此中断。”
格雷夫斯皱起眉，但没有立即回答。
莫里亚蒂替他开口了：“不会中断，但会推迟。”
角落里的人把目光转向他。
“格雷夫斯先生已经收回了大约四成的资金，”莫里亚蒂继续说，“这笔钱仍然在安全的地方。”
格雷夫斯用一种介于恼怒和警惕之间的表情看了角落里的男人一眼，但没说话。
角落里的那个男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预期多少？”
“格雷夫斯先生与芬尼亚兄弟会的协议是一笔固定数额的资金。”莫里亚蒂转向格雷夫斯，“你承诺了多少？”
“那个数目——”
“我们可以按收到的五成来交割。”角落里的人打断了他，“但五成不够。你最初承诺的是八成，现在你告诉我，因为一篇小说，你的募资规模减半了，我的项目也因此停滞。你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格雷夫斯的脸颊肌肉微微绷紧了一下，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
“我理解你的处境。”格雷夫斯说，语气中带着谈判的谨慎，“但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我不是因为轻敌才被拦住的。那篇小说的影响力超出了我所有的预判。
你以为我没想过应对吗？我也安排了人写信反驳，在几家地方报纸上安排了针对那篇小说的批评文章，试图把风向扳回来。但她的答复发出来之后，风向就彻底转向了。那些最早拿到分红的人确实还在替我们说话，但新投资人已经不再信任了。再继续下去，我们就要被举报了。”
“这我已经知道了。”角落里的人说，语气没有任何松动，“我问的是你怎么补救。”
格雷夫斯沉默了。
莫里亚蒂仍然坐在扶手椅里，姿态没有任何变化。
“补救的方案，不是没有。”他说。
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他。
莫里亚蒂近乎冷淡地说：“去美国，重新开始，欧洲不适合再待了，你们选择放弃船票停留到现在完全是一个错误。”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格雷夫斯皱起眉：“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到结束的时间点安排，都是您给予的，我当然想让您多给一些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你们该走了。你们留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增加暴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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