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锦州往东走，过了凌海，再往北拐，有个镇子叫石山镇。
石山镇不大，镇子周边散着十几个村屯，康屯是其中的一个。从康屯沿着一条小河往上走，走上几里地，就能看到一个墓园。
墓园在驿马坊村北边，青砖花墙围着，里面有两座水泥筑的圆拱坟。一座埋着张作霖的母亲王太夫人，一座埋着张作霖和他的原配赵氏。
张作霖，就是那个从绿林起家、后来当上“东北王”、再后来做到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的人。
康屯的人，都是听着张作霖的故事长大的，这其中就有一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悍匪崔宝纯。
崔宝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出生在康屯。
那一年，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过得都紧巴巴的，康屯也不例外。但崔家的情况比周围人家稍好一些。崔福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地是一把好手，媳妇也能操持，家里虽说不富裕，但也没让儿子崔宝纯饿过肚子。
康屯的日子是安静的。春天翻地，夏天锄草，秋天收粮，冬天猫冬。黑土地养人，只要肯下力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崔福贵就是这么想的。他这辈子没别的念想，把地种好，把儿子养大，让他娶个媳妇，接着种地，就知足了。
崔宝纯刚出生那会儿，崔福贵抱着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添了个男丁，在庄稼人眼里是件大事，崔福贵给孩子取名叫宝纯，宝贝的宝，纯洁的纯。这名字寄托了一个父亲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这孩子一辈子都干干净净的。
但崔宝纯从小就不太一样。
两三岁的时候，他就跟别的孩子不太合群。别人家的小孩摔了跤，哇哇哭，大人哄一哄就好了。但崔宝纯摔了跤，却不哭。他自己爬起来，拍拍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崔福贵觉得这孩子皮实，是好事。可他媳妇却嘀咕道：“这孩子，摔了也不吭声，怪吓人的。”
上了小学，崔宝纯更显出不一样来。他个子不算高，但胆子大，下手狠。班里谁跟谁闹了矛盾，他不劝架，他选一边。选定了，就帮到底，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敢上去动手。
渐渐地，他在一帮孩子里有了威信。同学们有麻烦，不找老师，而是先来找他。
老师找过崔福贵，说你家宝纯总是爱管闲事，参与打架。崔福贵把儿子叫回来，骂一顿，有时候也打。打完了，崔宝纯低着头认错，但没过几天，又恢复原样。老师再找，崔福贵再打。打来打去，崔宝纯还是那个爱管闲事的崔宝纯。
崔福贵后来发现自己实在管不住儿子，索性放任不管了，这就为崔宝纯以后得越发肆无忌惮埋下了祸根。
康屯的孩子们有个习惯，没事的时候沿着小河往上游走，走到张作霖的墓园去玩。墓园里安静，树多，夏天凉快，冬天雪厚。
孩子们在墓园外面跑跑闹闹，大人们也不管。有时候有老人坐在墓园门口晒太阳，孩子们就围过去，听老人讲张作霖的故事。
崔宝纯也去，而且他去得比别的孩子都勤。
他听老人讲张作霖怎么从穷小子变成大帅，怎么拉杆子起家，怎么在东北呼风唤雨。他记住了那些细节——张作霖年轻时也游手好闲，也赌过钱，也干过不体面的营生，但他有本事，敢干，手底下聚起了一帮人，最后成了气候。
崔宝纯站在墓园门口，看着里面那两座圆拱坟和笔直的青砖甬道，觉得张作霖这个人，厉害。
那年月，康屯的孩子都听过张作霖，但大多数人听完了就忘了。崔宝纯不一样，他把张作霖的故事不但记住了，而且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想着自己哪一天也能成为张作霖那样的人物。
在崔宝纯九岁那年，出了件事。
那天下午，崔宝纯在屯子附近玩，不知不觉走到了生产队的场院边上。场院里放着一把铡草刀，是队里用来切草料喂牲口的。
铡刀很大，刀片厚实，平时不让人随意碰。崔宝纯走过去，蹲下来，伸手摆弄那把刀。他大概是想看看这东西怎么用，或者只是出于好奇，想动一动。
不知什么原因，刀突然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崔宝纯的左手拇指上，他的拇指瞬间被切断，血一下子涌出来。
跟他一起玩的几个孩子站在旁边，看到这一幕，全吓傻了。有的往后退，有的惊恐地叫出声来。
崔宝纯反而没有叫，他看了看自己左手，看了看地上的断指，又看了看那几个吓傻的孩子，只是捂着手站起来，往家走。
走回自家院子，他母亲在灶房里烧火。崔宝纯推门进去，站在灶房门口。
母亲回头，看见他左手在流血，手上的肉翻着，拇指没有了，手里的柴火顿时掉在地上，人也吓傻了。
“宝纯，这咋弄的？”母亲急切地问他。
崔宝纯说：“马蜂蛰的。”
母亲赶紧手忙脚乱地找布条，找药，给他包扎，急得眼泪直流。崔福贵从地里被人叫了回来，看到儿子的手，跺着脚骂他瞎胡闹。
崔宝纯看着母亲给他包扎，看着父亲在院子里来回走动，却没有哭。从受伤到包扎，从头到尾，他没有掉一滴眼泪。
这件事迅速在康屯传开了。有人说这孩子胆大，断了手指头都不哭。有人说这孩子心硬，将来不知道会成什么样。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
崔福贵心里害怕。他害怕的不是儿子断了指头，是儿子断了指头之后那个表情。
一个九岁的孩子，手指断了，血流了一地，脸上却什么表情都没有，还轻描淡写地说是马蜂蛰的。这肯定不对劲，但哪里不对劲，崔福贵也说不出来。他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反正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崔宝纯的左手从此少了一根拇指。这个印记跟着他一辈子，后来也成了他最大的标记——公安局发通缉令的时候，描述他的体貌特征，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左手缺一拇指”。
断指之后，崔宝纯在屯子里的名声更大了。孩子们看他，眼神里多了一层东西，说不清是怕还是服。他打架更凶了，下手更重了，谁不听他的，他就打谁。他成了康屯那一带真正的“孩子王”。
上了初中，他更坐不住了。课本上的字他认得，但心思不在上头。他每天想的不是念书，是怎么当老大，怎么让更多人听他的。初中没念完，他就辍了学。
崔福贵看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就托人给他在镇上找了个作坊，让他去当学徒。
崔宝纯去了，但待了没几天，就不去了。他说那活又累又不挣钱，不是人干的。
他回到屯子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起来就在屯子里转悠，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抽烟，耍钱，偷鸡摸狗。生产队的化肥他偷过，社员的猪仔他也偷过。谁家的鸡丢了，谁家的院墙被人翻了，多半跟他脱不了干系。
崔福贵气得不行。他站在院子里骂儿子：“你这辈子都没出息了！一点救都没了！”
崔宝纯靠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回呛他：“张作霖年轻时也这样。游手好闲，啥都干。后来呢？怎么反而成了大帅？”
崔福贵被这话堵得说不出话，他瞪着眼睛看了儿子半天，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不懂怎么跟儿子讲道理。他只知道种地，只知道踏实干活才能过日子。他不明白张作霖这三个字在儿子心里是什么分量，也不知道儿子到底在想什么。他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儿子，他已经管不了了。
时间来到一九八四年，崔宝纯在屯子里抢劫，结果被公安机关抓了，判了六个月。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他根本没有收敛。恰恰相反，他在里面认识了一些人，学到了更多不好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因为坐牢变强了，以后的路子也更宽了。
崔福贵实在拿他没办法，就给了他两千块钱，让他自己去找出路，索性眼不见为净。
崔宝纯正中下怀，揣着那两千块钱，离开了康屯，出去闯荡外面的世界去了。
石山镇不大，镇子周边散着十几个村屯，康屯是其中的一个。从康屯沿着一条小河往上走，走上几里地，就能看到一个墓园。
墓园在驿马坊村北边，青砖花墙围着，里面有两座水泥筑的圆拱坟。一座埋着张作霖的母亲王太夫人，一座埋着张作霖和他的原配赵氏。
张作霖，就是那个从绿林起家、后来当上“东北王”、再后来做到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的人。
康屯的人，都是听着张作霖的故事长大的，这其中就有一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悍匪崔宝纯。
崔宝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出生在康屯。
那一年，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过得都紧巴巴的，康屯也不例外。但崔家的情况比周围人家稍好一些。崔福贵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地是一把好手，媳妇也能操持，家里虽说不富裕，但也没让儿子崔宝纯饿过肚子。
康屯的日子是安静的。春天翻地，夏天锄草，秋天收粮，冬天猫冬。黑土地养人，只要肯下力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崔福贵就是这么想的。他这辈子没别的念想，把地种好，把儿子养大，让他娶个媳妇，接着种地，就知足了。
崔宝纯刚出生那会儿，崔福贵抱着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添了个男丁，在庄稼人眼里是件大事，崔福贵给孩子取名叫宝纯，宝贝的宝，纯洁的纯。这名字寄托了一个父亲最朴素的愿望：希望这孩子一辈子都干干净净的。
但崔宝纯从小就不太一样。
两三岁的时候，他就跟别的孩子不太合群。别人家的小孩摔了跤，哇哇哭，大人哄一哄就好了。但崔宝纯摔了跤，却不哭。他自己爬起来，拍拍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崔福贵觉得这孩子皮实，是好事。可他媳妇却嘀咕道：“这孩子，摔了也不吭声，怪吓人的。”
上了小学，崔宝纯更显出不一样来。他个子不算高，但胆子大，下手狠。班里谁跟谁闹了矛盾，他不劝架，他选一边。选定了，就帮到底，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敢上去动手。
渐渐地，他在一帮孩子里有了威信。同学们有麻烦，不找老师，而是先来找他。
老师找过崔福贵，说你家宝纯总是爱管闲事，参与打架。崔福贵把儿子叫回来，骂一顿，有时候也打。打完了，崔宝纯低着头认错，但没过几天，又恢复原样。老师再找，崔福贵再打。打来打去，崔宝纯还是那个爱管闲事的崔宝纯。
崔福贵后来发现自己实在管不住儿子，索性放任不管了，这就为崔宝纯以后得越发肆无忌惮埋下了祸根。
康屯的孩子们有个习惯，没事的时候沿着小河往上游走，走到张作霖的墓园去玩。墓园里安静，树多，夏天凉快，冬天雪厚。
孩子们在墓园外面跑跑闹闹，大人们也不管。有时候有老人坐在墓园门口晒太阳，孩子们就围过去，听老人讲张作霖的故事。
崔宝纯也去，而且他去得比别的孩子都勤。
他听老人讲张作霖怎么从穷小子变成大帅，怎么拉杆子起家，怎么在东北呼风唤雨。他记住了那些细节——张作霖年轻时也游手好闲，也赌过钱，也干过不体面的营生，但他有本事，敢干，手底下聚起了一帮人，最后成了气候。
崔宝纯站在墓园门口，看着里面那两座圆拱坟和笔直的青砖甬道，觉得张作霖这个人，厉害。
那年月，康屯的孩子都听过张作霖，但大多数人听完了就忘了。崔宝纯不一样，他把张作霖的故事不但记住了，而且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想着自己哪一天也能成为张作霖那样的人物。
在崔宝纯九岁那年，出了件事。
那天下午，崔宝纯在屯子附近玩，不知不觉走到了生产队的场院边上。场院里放着一把铡草刀，是队里用来切草料喂牲口的。
铡刀很大，刀片厚实，平时不让人随意碰。崔宝纯走过去，蹲下来，伸手摆弄那把刀。他大概是想看看这东西怎么用，或者只是出于好奇，想动一动。
不知什么原因，刀突然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崔宝纯的左手拇指上，他的拇指瞬间被切断，血一下子涌出来。
跟他一起玩的几个孩子站在旁边，看到这一幕，全吓傻了。有的往后退，有的惊恐地叫出声来。
崔宝纯反而没有叫，他看了看自己左手，看了看地上的断指，又看了看那几个吓傻的孩子，只是捂着手站起来，往家走。
走回自家院子，他母亲在灶房里烧火。崔宝纯推门进去，站在灶房门口。
母亲回头，看见他左手在流血，手上的肉翻着，拇指没有了，手里的柴火顿时掉在地上，人也吓傻了。
“宝纯，这咋弄的？”母亲急切地问他。
崔宝纯说：“马蜂蛰的。”
母亲赶紧手忙脚乱地找布条，找药，给他包扎，急得眼泪直流。崔福贵从地里被人叫了回来，看到儿子的手，跺着脚骂他瞎胡闹。
崔宝纯看着母亲给他包扎，看着父亲在院子里来回走动，却没有哭。从受伤到包扎，从头到尾，他没有掉一滴眼泪。
这件事迅速在康屯传开了。有人说这孩子胆大，断了手指头都不哭。有人说这孩子心硬，将来不知道会成什么样。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
崔福贵心里害怕。他害怕的不是儿子断了指头，是儿子断了指头之后那个表情。
一个九岁的孩子，手指断了，血流了一地，脸上却什么表情都没有，还轻描淡写地说是马蜂蛰的。这肯定不对劲，但哪里不对劲，崔福贵也说不出来。他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反正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崔宝纯的左手从此少了一根拇指。这个印记跟着他一辈子，后来也成了他最大的标记——公安局发通缉令的时候，描述他的体貌特征，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左手缺一拇指”。
断指之后，崔宝纯在屯子里的名声更大了。孩子们看他，眼神里多了一层东西，说不清是怕还是服。他打架更凶了，下手更重了，谁不听他的，他就打谁。他成了康屯那一带真正的“孩子王”。
上了初中，他更坐不住了。课本上的字他认得，但心思不在上头。他每天想的不是念书，是怎么当老大，怎么让更多人听他的。初中没念完，他就辍了学。
崔福贵看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就托人给他在镇上找了个作坊，让他去当学徒。
崔宝纯去了，但待了没几天，就不去了。他说那活又累又不挣钱，不是人干的。
他回到屯子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起来就在屯子里转悠，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抽烟，耍钱，偷鸡摸狗。生产队的化肥他偷过，社员的猪仔他也偷过。谁家的鸡丢了，谁家的院墙被人翻了，多半跟他脱不了干系。
崔福贵气得不行。他站在院子里骂儿子：“你这辈子都没出息了！一点救都没了！”
崔宝纯靠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回呛他：“张作霖年轻时也这样。游手好闲，啥都干。后来呢？怎么反而成了大帅？”
崔福贵被这话堵得说不出话，他瞪着眼睛看了儿子半天，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不懂怎么跟儿子讲道理。他只知道种地，只知道踏实干活才能过日子。他不明白张作霖这三个字在儿子心里是什么分量，也不知道儿子到底在想什么。他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儿子，他已经管不了了。
时间来到一九八四年，崔宝纯在屯子里抢劫，结果被公安机关抓了，判了六个月。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他根本没有收敛。恰恰相反，他在里面认识了一些人，学到了更多不好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因为坐牢变强了，以后的路子也更宽了。
崔福贵实在拿他没办法，就给了他两千块钱，让他自己去找出路，索性眼不见为净。
崔宝纯正中下怀，揣着那两千块钱，离开了康屯，出去闯荡外面的世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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