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刘招华的嗅觉非常灵敏，就在他走的当天，专案组就接到了第一条群众举报，是桂林一个生意人打来的。
那个生意人说桂林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李森青，跟电视上那个通缉令上的刘招华长得很像。
第二天，又有一条举报。漓江花园的一个住户说，他们小区里那个“李老板”，跟通缉令上的照片长得很像。
警方核实后确认，李森青很可能就是刘招华。一深查，发现他在桂林已经躲了四年，化名“李森青”，身份证号452323196XXX162576，身份是桂林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但当警方赶到漓江花园185号别墅的时候，刘招华已经在几个小时前逃走了。别墅里空荡荡的，桌上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二楼的卧室里衣物散落着，顶楼平台上三两件没来得及收的衣服还在铁丝上飘动。
后来得知，在刘招华离开后，他妻子李晓青也带着孩子离开了漓江花园185号。她不知道刘招华去了哪里，刘招华也没有告诉她。她只知道，电视上那个通缉令是真的，她的丈夫李森青，就是那个制造了十二吨冰毒的大毒枭，于是她带着孩子，回了建阳老家。
消息传到福建，福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傅是杰判断，刘招华出逃之后最可能回福建。
他的理由有如下两条：
第一，刘招华被公安部悬赏通缉、群众举报之后，肯定要出逃。出逃有几种可能，但刘招华这种人，“最危险的地方就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这种思维，他一定会有；
第二，刘招华在福建有根，有家人，有他能利用的关系，走投无路之下他极有可能潜回福安。
于是，追捕刘招华的网，开始在福建收紧。
二〇〇五年一月，警方发现刘招华的第三任妻子李晓青在福建霞浦一家酒店里打工。
刘招华出逃后，她与刘招华分头行动，从广西回到福建，化名李小月在霞浦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她的出现，立刻落入了警方的视线。
警方没有立刻抓捕她，而是对她进行了秘密监控。傅是杰后来在采访中解释了这个策略：“我们不急着动她，使她这边的信息传递给刘招华，福安是安宁的，我没事，你也可以回来。”
监控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李晓青没有跟刘招华直接联系，但她的活动轨迹、她的社会关系、她接触的人，一点一点地把警方的视线引向了福安。
二〇〇五年二月，福建警方在福安市富春南路一带摸排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住处——富春南路27号。出租屋里住着一个中年男人，体形较胖，右眉上方有一道伤疤。这个体貌特征，跟通缉令上的刘招华高度吻合。
但这个嫌疑人始终不露面。
他每天待在出租屋里，不出门，不跟邻居说话，甚至连窗户都不开。警方在外面蹲守了二十多天，只见过他几次模糊的身影。他是不是刘招华？或者会不会只是他的一个马仔？
专案组内部出现了分歧。
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抓错了，抓的只是他的马仔，那就打草惊蛇了，刘招华会再次消失，再也抓不到。有的同志认为，如果不动手，让他逃脱了，更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傅是杰最终拍了板：“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要动手、就要干他。”
他在指挥部会议上说：“军事上的俗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所谓有准备和无准备，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叫有准备之仗。百分之七八十，我的判定是百分之九十。”
福建禁毒总队政委谢震宇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如果是让他逃了，倒不如我们就凭着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们就行动。那么行动如果不是，我马上提出辞职。”
抓捕时间定在三月五日凌晨。
这个日期不是随便选的。三月五日是刘招华四十岁的生日，也是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后的第一百天。
但选凌晨四点半动手，是有具体考虑的。警方通过二十多天的观察，发现这个嫌疑人每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休息。如果他刚睡下就动手，稍微有一点声响就会惊动他。所以一定要推迟，等他睡得很香的时候再行动。
四点半，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
三月四日晚上七点左右，谢震宇联系武警总队，要求派兵支援。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行动，只说“今晚有个特别重要的行动，需要派一定数量的警力参加”。武警总队的领导没有多问，十几分钟后就答复了：没问题。
晚上十二点半，队伍从福州集结出发。凌晨三点半，到达福安。在离目标地点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伍在隐蔽处集结。侦查员和参战官兵被带到现场附近，实地熟悉环境。哪个位置放人，哪个拐角要设点，哪条路是退路，哪扇窗是可能的突破口，全部过了一遍。
凌晨四点。
六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摸进了福安市老城城关那条深深的胡同。胡同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两边是斑驳的砖墙，地上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还积着水。他们走得很轻，脚步声被胡同的墙壁吸掉了大半。
到了街尾27号门口，带队的民警一挥手。几个人上前，用工具撬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旧锁。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但在凌晨的寂静里，这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
但没有人被惊动。
警察摸进去，上了二楼。
屋里很黑，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躺着一个人，正在睡觉，发出轻微的鼾声。他的呼吸很均匀，很沉，像是睡得很安稳。
警察扑上去，把那个人按在床上。
那个人惊醒了，挣扎了几下，没挣开。警察把他从床上拽下来，戴上手铐。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灰扑扑的，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没什么特别的。
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警察，很镇定。
他说：“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的。”
这个人就是刘招华。
公安部A级通缉令头号通缉犯，中国第一大毒枭。
这一天，正是他四十岁的生日。
也是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后的第一百天。
从一九九六年陈文印和张明辉在福州工业展览中心门口被抓算起，到二〇〇五年三月五日刘招华在福安街尾27号落网，已经过去整整九年。
这九年里他三次逃脱警方的抓捕，辗转福建、广东、海南、山东、广西、宁夏六个省份，用了不知多少个假名字，换了不知多少张假身份证。
但最后，在他出生的地方，在他四十岁生日的凌晨，被戴上了手铐。
警车开出巷子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福安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几声狗叫。
刘招华坐在警车后座，看着窗外的福安街道。他不但认识这个地方，而且简直太熟了，因为他就是在这儿长大的。他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在这个地方被抓了。
他逃亡了九年，跑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还是回了老家。
他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被抓。
但他没想到，会是在他四十岁生日这天。
那个生意人说桂林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李森青，跟电视上那个通缉令上的刘招华长得很像。
第二天，又有一条举报。漓江花园的一个住户说，他们小区里那个“李老板”，跟通缉令上的照片长得很像。
警方核实后确认，李森青很可能就是刘招华。一深查，发现他在桂林已经躲了四年，化名“李森青”，身份证号452323196XXX162576，身份是桂林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但当警方赶到漓江花园185号别墅的时候，刘招华已经在几个小时前逃走了。别墅里空荡荡的，桌上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二楼的卧室里衣物散落着，顶楼平台上三两件没来得及收的衣服还在铁丝上飘动。
后来得知，在刘招华离开后，他妻子李晓青也带着孩子离开了漓江花园185号。她不知道刘招华去了哪里，刘招华也没有告诉她。她只知道，电视上那个通缉令是真的，她的丈夫李森青，就是那个制造了十二吨冰毒的大毒枭，于是她带着孩子，回了建阳老家。
消息传到福建，福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傅是杰判断，刘招华出逃之后最可能回福建。
他的理由有如下两条：
第一，刘招华被公安部悬赏通缉、群众举报之后，肯定要出逃。出逃有几种可能，但刘招华这种人，“最危险的地方就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这种思维，他一定会有；
第二，刘招华在福建有根，有家人，有他能利用的关系，走投无路之下他极有可能潜回福安。
于是，追捕刘招华的网，开始在福建收紧。
二〇〇五年一月，警方发现刘招华的第三任妻子李晓青在福建霞浦一家酒店里打工。
刘招华出逃后，她与刘招华分头行动，从广西回到福建，化名李小月在霞浦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她的出现，立刻落入了警方的视线。
警方没有立刻抓捕她，而是对她进行了秘密监控。傅是杰后来在采访中解释了这个策略：“我们不急着动她，使她这边的信息传递给刘招华，福安是安宁的，我没事，你也可以回来。”
监控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李晓青没有跟刘招华直接联系，但她的活动轨迹、她的社会关系、她接触的人，一点一点地把警方的视线引向了福安。
二〇〇五年二月，福建警方在福安市富春南路一带摸排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住处——富春南路27号。出租屋里住着一个中年男人，体形较胖，右眉上方有一道伤疤。这个体貌特征，跟通缉令上的刘招华高度吻合。
但这个嫌疑人始终不露面。
他每天待在出租屋里，不出门，不跟邻居说话，甚至连窗户都不开。警方在外面蹲守了二十多天，只见过他几次模糊的身影。他是不是刘招华？或者会不会只是他的一个马仔？
专案组内部出现了分歧。
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抓错了，抓的只是他的马仔，那就打草惊蛇了，刘招华会再次消失，再也抓不到。有的同志认为，如果不动手，让他逃脱了，更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傅是杰最终拍了板：“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要动手、就要干他。”
他在指挥部会议上说：“军事上的俗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所谓有准备和无准备，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叫有准备之仗。百分之七八十，我的判定是百分之九十。”
福建禁毒总队政委谢震宇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如果是让他逃了，倒不如我们就凭着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们就行动。那么行动如果不是，我马上提出辞职。”
抓捕时间定在三月五日凌晨。
这个日期不是随便选的。三月五日是刘招华四十岁的生日，也是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后的第一百天。
但选凌晨四点半动手，是有具体考虑的。警方通过二十多天的观察，发现这个嫌疑人每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休息。如果他刚睡下就动手，稍微有一点声响就会惊动他。所以一定要推迟，等他睡得很香的时候再行动。
四点半，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
三月四日晚上七点左右，谢震宇联系武警总队，要求派兵支援。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行动，只说“今晚有个特别重要的行动，需要派一定数量的警力参加”。武警总队的领导没有多问，十几分钟后就答复了：没问题。
晚上十二点半，队伍从福州集结出发。凌晨三点半，到达福安。在离目标地点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伍在隐蔽处集结。侦查员和参战官兵被带到现场附近，实地熟悉环境。哪个位置放人，哪个拐角要设点，哪条路是退路，哪扇窗是可能的突破口，全部过了一遍。
凌晨四点。
六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摸进了福安市老城城关那条深深的胡同。胡同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两边是斑驳的砖墙，地上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还积着水。他们走得很轻，脚步声被胡同的墙壁吸掉了大半。
到了街尾27号门口，带队的民警一挥手。几个人上前，用工具撬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旧锁。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但在凌晨的寂静里，这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
但没有人被惊动。
警察摸进去，上了二楼。
屋里很黑，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躺着一个人，正在睡觉，发出轻微的鼾声。他的呼吸很均匀，很沉，像是睡得很安稳。
警察扑上去，把那个人按在床上。
那个人惊醒了，挣扎了几下，没挣开。警察把他从床上拽下来，戴上手铐。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灰扑扑的，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没什么特别的。
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警察，很镇定。
他说：“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的。”
这个人就是刘招华。
公安部A级通缉令头号通缉犯，中国第一大毒枭。
这一天，正是他四十岁的生日。
也是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后的第一百天。
从一九九六年陈文印和张明辉在福州工业展览中心门口被抓算起，到二〇〇五年三月五日刘招华在福安街尾27号落网，已经过去整整九年。
这九年里他三次逃脱警方的抓捕，辗转福建、广东、海南、山东、广西、宁夏六个省份，用了不知多少个假名字，换了不知多少张假身份证。
但最后，在他出生的地方，在他四十岁生日的凌晨，被戴上了手铐。
警车开出巷子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福安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几声狗叫。
刘招华坐在警车后座，看着窗外的福安街道。他不但认识这个地方，而且简直太熟了，因为他就是在这儿长大的。他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在这个地方被抓了。
他逃亡了九年，跑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还是回了老家。
他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被抓。
但他没想到，会是在他四十岁生日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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