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高继续道：
“我父母双亡，邻居一看家里没大人，都来欺负我们。我小弟小时候调皮，跟邻居家小孩打架。他打输了，吃了亏，那就自认倒霉呗。可他要是打赢了，邻居家长竟然跑出来帮着自己孩子打我小弟！”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上去质问，凭什么打我小弟？”
“他们说什么？”
“他们非但不认错，还蛮横得不得了。说我小弟没教养，说我们全家都是野种。”
张明高的拳头在桌子下面攥紧了，
“我年纪小，不敢跟他们冲突，只能忍气吞声。”
“这世界不公平，连悼念死者都不公平。”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股咬牙切齿的寒意。
“有一次我去殡仪馆，在存放骨灰的地方，来了几辆车，然后下来一帮人，抱着他们家的骨灰盒，往前面一放，抬脚就把我父母的骨灰盒给踢到一边儿去了。”
“踢骨灰盒？”
警察皱起了眉。
张明高重复道:
“对，用脚，踢到一边儿了。换成别人家，早就跟他们拼了。但我一个孩子，我能怎么样？我打不过，我也吵不过，我只能把骨灰盒捡起来，擦干净，放回原处。”
他沉默了一会儿。
“悼念完了，回家路上，我买了半斤肉，做了顿面条。很长时间没吃肉的弟妹们，吃得那个香啊。他们天真顽皮，心里根本没有父母这么早就走了的痛苦。”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我一口都咽不下去。”
---
“工厂里也是一样。”
张明高换了个姿势，继续往下说。
“有一次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上班迟到了几分钟。车间主任不听解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最下流的话骂我。那些话难听得，我现在都学不出口。”
“还有一次，我加工零件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厂长又过来骂脏话。那话说得，恨不得把我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骂一遍。”
“车间里的工人呢？你要是混得好一点儿，他们就嫉妒你、排挤你，想方设法搞你。你要是混得差，他们就更来劲了，瞧不起你、笑话你、踩你。”
张明高的眼神越来越冷。
“从小到大，我接触的这些人——工厂的、街坊的、同学的家长——全都一样。人性里最恶的一面，我算是看了个遍。这些人不能吃一点亏，都爱占小便宜，都在坑害别人。刁蛮、狡猾、泼辣，什么缺德的事儿都干得出来。”
“在我看来，这些家伙都不是好人。”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味道，
“全杀了，也不冤枉。”
---
“后来，我弟弟妹妹慢慢长大了，不需要我照顾了。我那时候一度想自杀。”
“自杀？”
张明高叹了一口气:
“对。我觉得活着太痛苦了，没有任何意思。但我不甘心。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了，太便宜那帮人了。我要搞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然后再去死。”
审讯的警察坐直了身子，等着他的下文。
张明高果然不紧不慢地说了下去：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先杀一些人，练练我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我还要设法搞到枪，再筹集大笔资金。然后我打算去外地，先杀一个人，把我的身份证放在那具尸体上，造成一种假象——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
“假死？”
警察的声音沉了下来。
“对。之后我就偷偷潜回武汉。有恩的报恩，有仇的，通通杀光。杀得越多越好。”
他扫了一眼审讯室里的人。
“这就是我的宏伟计划。”
---
张明高说:
“杀人不能赤手空拳，首先得搞到枪。我是个车工，手艺还行。我琢磨着，自制一把手枪，应该不费什么事儿。”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念头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玩，看见几个熟识的青年，手里拿着自制的手枪。我上去问他们，‘哎，你们这枪能打死人不？’”
“他们怎么说？”
“他们笑了，说，‘怎么，你不信啊？要不我打你一枪试试？’我说我就是问问。后来有一个周六，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后湖乡的郊外。他们用那枪打野狗，一枪就撂倒了。我一看，真能打死。”
“我就问，‘你们这枪咋做的？’他们说，‘你不是车工吗？这还不简单？整点钢材钢管，一加工就成了，可简单了。’”
张明高自豪的说:
“别看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做工人还行，同事都说我头脑灵活。我在加班的时候，便偷偷用车床，自制了一把手枪。”
“什么时候？”
“1980年夏天。后来我又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先后加工了第二把和第三把。这两把更小巧，威力也更大。”
“子弹呢？”
“我用那个菱形的螺丝钉，自己磨了磨，稍加改造，就成了螺丝钉子弹。”
张明高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得意，
“我试了一下，杀伤力不小。”
“你在哪儿试的？”
“先是在偏僻的地方，长风乡那边，对着树打。树没什么反应。后来我就找动物试，打鸡、打猫。效果真的挺好。”
---
“枪有了，接下来就是搞火药。”
张明高说：
“我骗我大姐夫，他叫袁国平。我拿他爹的猎枪火药购买证，在武汉买了火药，自己做了手枪弹药。”
“你大姐夫知道你拿火药干什么吗？”
张明高摇摇头:
“不知道。我骗他说是帮朋友买的。他也没多问。”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
“有了枪，有了子弹，我就可以杀人了。”
“但我不能一上来就杀人，我得先练。一是练身体素质，我个子不高，身体也瘦，打不过别人不行。从那时候开始，没事儿我就举哑铃。二是练心理素质，我从小有点胆小，我得先克服我的恐惧。”
审讯的警察听到这里，后脊梁已经有些发凉了。
“所以你就去杀无辜的路人？”
张明高干脆地承认:
“对。从1983年12月30日开始，到1988年8月26日，我先后六次开枪打路人。死了四个，重伤三个，轻伤一个。”
“就为了练胆儿？”
“对。杀人这种事，第一次害怕，第二次就习惯了。”
张明高说得轻描淡写，
“到后来，我开枪的时候手都不抖了。”
张明高说:
“练完胆儿，我就该搞钱了。要实现我的计划，没钱可不行。”
1987年6月1日，凌晨五点。
张明高翻墙窜入了汉正街的土产日杂商店，值班营业员李某，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
“我父母双亡，邻居一看家里没大人，都来欺负我们。我小弟小时候调皮，跟邻居家小孩打架。他打输了，吃了亏，那就自认倒霉呗。可他要是打赢了，邻居家长竟然跑出来帮着自己孩子打我小弟！”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上去质问，凭什么打我小弟？”
“他们说什么？”
“他们非但不认错，还蛮横得不得了。说我小弟没教养，说我们全家都是野种。”
张明高的拳头在桌子下面攥紧了，
“我年纪小，不敢跟他们冲突，只能忍气吞声。”
“这世界不公平，连悼念死者都不公平。”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股咬牙切齿的寒意。
“有一次我去殡仪馆，在存放骨灰的地方，来了几辆车，然后下来一帮人，抱着他们家的骨灰盒，往前面一放，抬脚就把我父母的骨灰盒给踢到一边儿去了。”
“踢骨灰盒？”
警察皱起了眉。
张明高重复道:
“对，用脚，踢到一边儿了。换成别人家，早就跟他们拼了。但我一个孩子，我能怎么样？我打不过，我也吵不过，我只能把骨灰盒捡起来，擦干净，放回原处。”
他沉默了一会儿。
“悼念完了，回家路上，我买了半斤肉，做了顿面条。很长时间没吃肉的弟妹们，吃得那个香啊。他们天真顽皮，心里根本没有父母这么早就走了的痛苦。”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我一口都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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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也是一样。”
张明高换了个姿势，继续往下说。
“有一次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上班迟到了几分钟。车间主任不听解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最下流的话骂我。那些话难听得，我现在都学不出口。”
“还有一次，我加工零件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厂长又过来骂脏话。那话说得，恨不得把我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骂一遍。”
“车间里的工人呢？你要是混得好一点儿，他们就嫉妒你、排挤你，想方设法搞你。你要是混得差，他们就更来劲了，瞧不起你、笑话你、踩你。”
张明高的眼神越来越冷。
“从小到大，我接触的这些人——工厂的、街坊的、同学的家长——全都一样。人性里最恶的一面，我算是看了个遍。这些人不能吃一点亏，都爱占小便宜，都在坑害别人。刁蛮、狡猾、泼辣，什么缺德的事儿都干得出来。”
“在我看来，这些家伙都不是好人。”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味道，
“全杀了，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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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弟弟妹妹慢慢长大了，不需要我照顾了。我那时候一度想自杀。”
“自杀？”
张明高叹了一口气:
“对。我觉得活着太痛苦了，没有任何意思。但我不甘心。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了，太便宜那帮人了。我要搞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然后再去死。”
审讯的警察坐直了身子，等着他的下文。
张明高果然不紧不慢地说了下去：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先杀一些人，练练我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我还要设法搞到枪，再筹集大笔资金。然后我打算去外地，先杀一个人，把我的身份证放在那具尸体上，造成一种假象——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
“假死？”
警察的声音沉了下来。
“对。之后我就偷偷潜回武汉。有恩的报恩，有仇的，通通杀光。杀得越多越好。”
他扫了一眼审讯室里的人。
“这就是我的宏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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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高说:
“杀人不能赤手空拳，首先得搞到枪。我是个车工，手艺还行。我琢磨着，自制一把手枪，应该不费什么事儿。”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念头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玩，看见几个熟识的青年，手里拿着自制的手枪。我上去问他们，‘哎，你们这枪能打死人不？’”
“他们怎么说？”
“他们笑了，说，‘怎么，你不信啊？要不我打你一枪试试？’我说我就是问问。后来有一个周六，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后湖乡的郊外。他们用那枪打野狗，一枪就撂倒了。我一看，真能打死。”
“我就问，‘你们这枪咋做的？’他们说，‘你不是车工吗？这还不简单？整点钢材钢管，一加工就成了，可简单了。’”
张明高自豪的说:
“别看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做工人还行，同事都说我头脑灵活。我在加班的时候，便偷偷用车床，自制了一把手枪。”
“什么时候？”
“1980年夏天。后来我又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先后加工了第二把和第三把。这两把更小巧，威力也更大。”
“子弹呢？”
“我用那个菱形的螺丝钉，自己磨了磨，稍加改造，就成了螺丝钉子弹。”
张明高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得意，
“我试了一下，杀伤力不小。”
“你在哪儿试的？”
“先是在偏僻的地方，长风乡那边，对着树打。树没什么反应。后来我就找动物试，打鸡、打猫。效果真的挺好。”
---
“枪有了，接下来就是搞火药。”
张明高说：
“我骗我大姐夫，他叫袁国平。我拿他爹的猎枪火药购买证，在武汉买了火药，自己做了手枪弹药。”
“你大姐夫知道你拿火药干什么吗？”
张明高摇摇头:
“不知道。我骗他说是帮朋友买的。他也没多问。”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
“有了枪，有了子弹，我就可以杀人了。”
“但我不能一上来就杀人，我得先练。一是练身体素质，我个子不高，身体也瘦，打不过别人不行。从那时候开始，没事儿我就举哑铃。二是练心理素质，我从小有点胆小，我得先克服我的恐惧。”
审讯的警察听到这里，后脊梁已经有些发凉了。
“所以你就去杀无辜的路人？”
张明高干脆地承认:
“对。从1983年12月30日开始，到1988年8月26日，我先后六次开枪打路人。死了四个，重伤三个，轻伤一个。”
“就为了练胆儿？”
“对。杀人这种事，第一次害怕，第二次就习惯了。”
张明高说得轻描淡写，
“到后来，我开枪的时候手都不抖了。”
张明高说:
“练完胆儿，我就该搞钱了。要实现我的计划，没钱可不行。”
1987年6月1日，凌晨五点。
张明高翻墙窜入了汉正街的土产日杂商店，值班营业员李某，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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