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是从一通“约谈”电话开始的。
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某行业协会的。
语气客气，说想了解“情感防护”这门业务的合规性。
我去了。
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很足，冷得我胳膊起了一层鸡皮。
桌上摆着一次性纸杯，水是温的，有股漂白粉味。
对面坐了三个人。
中间那个翻着材料，问得最细。
“顾老师，你们这个业务，有没有资质？”
“心理咨询的资质我们没有。”我说，“我们不做治疗。”
空气停了一会儿。
“那你们做的是什么？”
“做识别。”我说，“教人辨认一句话里，有没有控制的成分。”
我把视线收回来。“那不就是在教人怀疑伴侣？”
我看着他。
这句话，和上礼拜网上那批文章，是同一个句式。
“不是怀疑伴侣。”我说，“是怀疑那句话。”
“这两者有区别吗？”
我吸了一口气。“有。”我说，“怀疑伴侣，是对人。”
“怀疑那句话，是对方法。”
我低头看了自己的手一眼。
“我们只对方法。”
他翻了一页，又问：“有人投诉你们教唆离婚。”
“有多少起？”
“三起。”
“三起里，”我说，“有两起的投诉人，是同一家传媒公司的兼职。”
会议室静了一下。
他抬头看我。
我把材料推过去。
是我连夜做的对照表。三个投诉人的账号、注册时间、关联公司。
“我不是来投诉的。”我说，“我是来送材料的。”
走出那栋楼的时候，太阳很晒。
我站在台阶上，后背全是汗。
手机响了，是苏蔓。
“顾老师，”她声音在抖，“我们预约系统又被刷差评了。”
“多少条？”
“两百多。”
“还有，”她顿了一下，“有人给打印店老板娘打电话，说我们是'邪教组织'。”
我握着手机，站在太阳底下。
汗顺着鬓角往下流，流进领子里，痒。
巷口的风卷着一股晒透的柏油味扑过来，呛得我眯起眼。
对面楼顶蹲着一只灰喜鹊，歪着头看我，半天不叫一声。
这条街我走过几百遍。
今天头一回觉得，两边的窗户都像在往外看我。
我站在太阳里，后背的汗凉下来，忽然不那么慌了。
这不是冲我一个人来的。
是冲这间屋子，冲苏蔓，冲打印店老板娘，冲每一个沾边的人。
“苏蔓，今天先关门。”我说。
“关门？”
“关。”我说，“把预约系统关了，把门牌摘了。”
我把一口气慢慢吐干净。
“摘牌子？”她哭了，“顾老师，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我们没做错。”我说，“但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我们做错。”
“他们要的是，我们怕。”我说。
我把这句话说完，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顾老师，”苏蔓说，“那我们怎么办？”
“今天先关门。”我说。
“关门？”
我先把视线挪开，才重新看向苏蔓。
“关。”我说，“把预约系统关了，把门牌摘了。”
“摘牌子？”她哭了，“顾老师，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我们没做错。”我说，“但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我们做错。”
苏蔓呼吸慢了半拍。
“他们要的是，”我说，“我们怕。”
挂了电话，我坐在工作室里。
屋里很静。
窗外的太阳很大，晒得地板发白。
我看着那块“晚晴情感防护”的牌子。
挂了不到两个月。
我挂上去那天，踮着脚，扶正，螺丝拧了三圈。
现在要摘下来。
我站在椅子上，手放在牌子上，停了很久。
摘，还是不摘？
摘了，是“他们赢了”。
不摘，苏蔓和老板娘就要继续被骚扰。
我想了十分钟。
最后我摘了。
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我想清楚了一件事——
牌子是给人看的。
可现在看这块牌子的人，不是我要帮的人。
我要帮的人，现在不敢来。
那这块牌子挂在这儿，就只是个靶子。
我把牌子抱在怀里，从椅子上下来。
纸盒子里原来装的是抽纸，现在装牌子，大小正合适。
我把它放在柜子最里面。
放好，我给苏蔓发了条消息：
“牌子我收起来了。”
“等能挂的时候，我们一起挂回去。”
她回了个“好”。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没挂牌子的屋子里。
屋里比平常暗。
因为招牌挡光的那块玻璃，现在空了。
阳光直接照进来，亮得刺眼。
我坐在那片光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年前，我也这样摘过一次东西。
摘的是我工作室的牌子。
那次是沈砚之让我摘的。
他说“在家陪我更好”。
我摘了。
摘完我还觉得，是我自己选的。
现在我知道——
那次不是我选的。
这次也不是。
区别是，这次我知道是谁让我摘的。
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某行业协会的。
语气客气，说想了解“情感防护”这门业务的合规性。
我去了。
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很足，冷得我胳膊起了一层鸡皮。
桌上摆着一次性纸杯，水是温的，有股漂白粉味。
对面坐了三个人。
中间那个翻着材料，问得最细。
“顾老师，你们这个业务，有没有资质？”
“心理咨询的资质我们没有。”我说，“我们不做治疗。”
空气停了一会儿。
“那你们做的是什么？”
“做识别。”我说，“教人辨认一句话里，有没有控制的成分。”
我把视线收回来。“那不就是在教人怀疑伴侣？”
我看着他。
这句话，和上礼拜网上那批文章，是同一个句式。
“不是怀疑伴侣。”我说，“是怀疑那句话。”
“这两者有区别吗？”
我吸了一口气。“有。”我说，“怀疑伴侣，是对人。”
“怀疑那句话，是对方法。”
我低头看了自己的手一眼。
“我们只对方法。”
他翻了一页，又问：“有人投诉你们教唆离婚。”
“有多少起？”
“三起。”
“三起里，”我说，“有两起的投诉人，是同一家传媒公司的兼职。”
会议室静了一下。
他抬头看我。
我把材料推过去。
是我连夜做的对照表。三个投诉人的账号、注册时间、关联公司。
“我不是来投诉的。”我说，“我是来送材料的。”
走出那栋楼的时候，太阳很晒。
我站在台阶上，后背全是汗。
手机响了，是苏蔓。
“顾老师，”她声音在抖，“我们预约系统又被刷差评了。”
“多少条？”
“两百多。”
“还有，”她顿了一下，“有人给打印店老板娘打电话，说我们是'邪教组织'。”
我握着手机，站在太阳底下。
汗顺着鬓角往下流，流进领子里，痒。
巷口的风卷着一股晒透的柏油味扑过来，呛得我眯起眼。
对面楼顶蹲着一只灰喜鹊，歪着头看我，半天不叫一声。
这条街我走过几百遍。
今天头一回觉得，两边的窗户都像在往外看我。
我站在太阳里，后背的汗凉下来，忽然不那么慌了。
这不是冲我一个人来的。
是冲这间屋子，冲苏蔓，冲打印店老板娘，冲每一个沾边的人。
“苏蔓，今天先关门。”我说。
“关门？”
“关。”我说，“把预约系统关了，把门牌摘了。”
我把一口气慢慢吐干净。
“摘牌子？”她哭了，“顾老师，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我们没做错。”我说，“但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我们做错。”
“他们要的是，我们怕。”我说。
我把这句话说完，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顾老师，”苏蔓说，“那我们怎么办？”
“今天先关门。”我说。
“关门？”
我先把视线挪开，才重新看向苏蔓。
“关。”我说，“把预约系统关了，把门牌摘了。”
“摘牌子？”她哭了，“顾老师，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我们没做错。”我说，“但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我们做错。”
苏蔓呼吸慢了半拍。
“他们要的是，”我说，“我们怕。”
挂了电话，我坐在工作室里。
屋里很静。
窗外的太阳很大，晒得地板发白。
我看着那块“晚晴情感防护”的牌子。
挂了不到两个月。
我挂上去那天，踮着脚，扶正，螺丝拧了三圈。
现在要摘下来。
我站在椅子上，手放在牌子上，停了很久。
摘，还是不摘？
摘了，是“他们赢了”。
不摘，苏蔓和老板娘就要继续被骚扰。
我想了十分钟。
最后我摘了。
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我想清楚了一件事——
牌子是给人看的。
可现在看这块牌子的人，不是我要帮的人。
我要帮的人，现在不敢来。
那这块牌子挂在这儿，就只是个靶子。
我把牌子抱在怀里，从椅子上下来。
纸盒子里原来装的是抽纸，现在装牌子，大小正合适。
我把它放在柜子最里面。
放好，我给苏蔓发了条消息：
“牌子我收起来了。”
“等能挂的时候，我们一起挂回去。”
她回了个“好”。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没挂牌子的屋子里。
屋里比平常暗。
因为招牌挡光的那块玻璃，现在空了。
阳光直接照进来，亮得刺眼。
我坐在那片光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年前，我也这样摘过一次东西。
摘的是我工作室的牌子。
那次是沈砚之让我摘的。
他说“在家陪我更好”。
我摘了。
摘完我还觉得，是我自己选的。
现在我知道——
那次不是我选的。
这次也不是。
区别是，这次我知道是谁让我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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