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别急着高兴。”
一月八号，下午四点。
停职第十八天。
昨天晚上邱大川翻墙来过。
今天是杜小满。
教师宿舍楼下，杜小满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不厚。
信封口用回形针别着。
温良把回形针取下来。
里面是一沓纸。
九张。
每一张都是手写的。
字迹不一样，纸也不一样——有作业纸，有横格本撕下来的，有一张是从练习册后面那几页白纸上撕的。
撕下来的那几张，边上都是毛的。
没有一张是打印的。
每一张最底下都有三样东西。
名字。
学号。
日期。
还有一个手印。
红的，指纹压得很实。
九个手印，深浅不一样。
有两个印偏了，压到名字上去了。
没有人重按。
温良的手停在第一张上。
“他们写了两个晚上。”杜小满说。
“谁的主意。”
“一号的。”
“他说，光留笔记没用，得写点能交上去的东西。”
“印泥哪儿来的。”
“一号他爸单位的。”
“他带了一小盒，九个人轮着按。”
温良把这九张拿在手里。
他没有看内容。
他看的是第一张的排版。
先看格式，再看内容。
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用不上。
九张纸摞起来不到一毫米。
“找个能坐的地方。”
校门口斜对面有一家复印店。
三张塑料桌，一台复印机，一台压塑机。
墙上贴着价目表，复印一毛，塑封三块。
价目表的边翘起来了，用透明胶粘过。
老板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正在给一沓证书塑封。
“老板，桌子借一下。”
“坐。”
温良在最里头那张塑料桌前坐下。
杜小满坐对面。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
“老师，您不看写的什么啊。”
“先不看。”
“那看什么。”
“看它能不能用。”
第一张。
学号一号。
温良从第一行往下读。
纸上写着：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后，我在教室。我抄了当天四节课的笔记，抄完放在讲台上。
一月二号、四号、六号，我也做了同样的事。
放笔记的时候教室里还有八个人。
这一段温良读了两遍。
第二遍他数了一下：日子四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动作两样，人数一个。
九样都能核。
温良读完这一段，往下看。
下面还有一段。
那一段写着：
我们相信温老师不会做那些事。
温良的铅笔在这一行旁边打了一个叉。
杜小满抬起头。
“这句怎么了。”
“这句不能要。”
“为什么？这句是真的啊。”
“‘相信’是你的感觉。”温良说。
“感觉进不了卷。”
“前面那三行是什么。”
杜小满低头又看了一遍。
“……是他做了什么。”
“对。”
“做了什么可以查。”
“相信不能查。”
“可他们就是相信您啊。”
“相信我，是他们的事。”
“查得清的，才是纸的事。”
“这两样别混在一张纸上。”
第二张。
学号三号。
前面写得很干净：几号、几点、在哪儿、做了什么、当时有几个人。
最后一句是：
举报的人不安好心。
铅笔打叉。
第三张。
学号十七号。
整张只有一段，上面写着：
温老师是个好老师。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他讲课很好，我数学从八十多分提到一百一十分。
温良把这一张单独抽出来，放在旁边。
“这张……也不行？”
“数学从八十多到一百一十，这个可以。”
“这个能查，成绩单上有。”
“那前面两句呢。”
“‘好老师’是评价。”
“‘从来没有做过’是他替我担保。”
温良把铅笔放下。
“他没在场，他担保不了。”
“那他这张就废了？”
“不废。”
温良在那一句成绩上画了一道横线。
“留这一句。”
“别的划掉。”
“一张纸上留一句真的，比留三句好听的管用。”
九张读完，用了四十分钟。
一张四分多钟。
读一句，判一句。
判不了的他放在中间，读完再回头。
温良把它们分成两摞。
右边六张。
左边三张。
“六张能用。”
“三张要重写。”
杜小满看着左边那三张。
“他们写了两个晚上……”
“我知道。”
“那……”
“重写更快。”温良说。
“他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写了，只是不知道不该写什么。”
“不该写的那一样，说一遍就懂。”
“该写的那一样才是难的。”
“他们已经会了。”
他把那三张推回去。
推过去之前，他在每一张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三张写的是同一行，他写着：
只写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你做了的。带“我觉得”“我相信”“肯定是”的句子，一句都不要。
“这个是标准？”
“这个是标准。”
“那要是有人问，为什么老师改的标准——”
温良把铅笔转了半圈。
“只写你看见的。你觉得的，不要。”
“这句话你可以说是你自己想的。”
“也可以说是我说的。”
“说是我说的会怎么样。”
“会多一条。”温良说。
“第十八条。教师授意学生作证。”
杜小满的手停在那三张纸上。
“那我说是我自己想的。”
“不行。”
“……啊？”
“你也不能说假话。”
温良说：
“有人问，就说是我说的。”
“说完把这张标准也交上去。”
“他们要是拿这个当第十八条，那就让他们写。”
“这一条我认。”
“认了会怎么样。”
“不知道。”
“那您还——”
“我认的是我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我今天还会再说一遍。”
复印店老板这时候把塑封机关了。
“小姑娘，要不要塑封啊。”
“塑封多少钱一张。”
“不塑封。”温良说。
“为什么不塑封啊，塑封了不容易坏。”
“塑封了就没法看背面。”
“也没法在上头补签字。”
“往后要是有人问那三张为什么重写，得能在背面写一行。”
“塑封了就写不上。”
“哦。”
老板把机器插头拔了。
“那我给你们复印几份？”
“正反面各印两份。”
“一份我留，一份交上去，剩下的还给写的人自己收着。”
三张重写是在店里当场写的。
杜小满打电话，那三个人骑车过来，二十分钟到齐。
一号第一个到，进门先问：“老师，是不是写得太少了？”
“写多了。”
“……啊？”
“少写一句。”
“哪一句。”
温良把那张纸翻过来，指了指背面那一行。
一号看完，没有再问。
三个人趴在塑料桌上重写。
三个人都低下头。
写的时候没有人说话。
老板把店里那盏最亮的灯打开了。
平时他只开一盏，今天开了两盏。
他没有说为什么。
温良也没有问。
走的时候他多付了三块钱。
老板没有找。
五点五十，三张重新写完。
温良逐张核了一遍格式。
名字、学号、日期、手印，四样都在。
内容里没有一句“我觉得”。
他从头到尾扫了三遍。
一遍看格式，一遍看句子，一遍看有没有涂改。
有两处涂改，改的地方按了小手印。
“九张。”
“九张。”杜小满说。
“交给谁。”
“柏干事。”
“怎么交。”
“寄。”
“挂号信，有回执。”
第二天早上七点。
温良起床的时候，看见门口地上有一样东西。
一张纸。
对折过一次，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纸角被门缝压出了一道印。
纸是横格的，从本子上撕下来的。
撕口很齐，像是拿尺子压着撕的。
他把它捡起来，展开。
手写的。
字很小，很规整，一笔一画。
纸上写着：
十二月五号晚自习，我在教室。桌子是全班一起推到墙边的。
站到三个角落去的十一个人里有我。
没有人被强迫。我是自己走过去的。
走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停下来不是因为我不想去，是因为我想回头看一眼。
底下是落款。
日期。
手印。
名字那一栏是空的。
不是忘了写。
名字那一栏底下那道横线，她描过一遍。
描完还是空的。
温良的手指停在那一栏上。
空的那一栏旁边，写着两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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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号，下午四点。
停职第十八天。
昨天晚上邱大川翻墙来过。
今天是杜小满。
教师宿舍楼下，杜小满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不厚。
信封口用回形针别着。
温良把回形针取下来。
里面是一沓纸。
九张。
每一张都是手写的。
字迹不一样，纸也不一样——有作业纸，有横格本撕下来的，有一张是从练习册后面那几页白纸上撕的。
撕下来的那几张，边上都是毛的。
没有一张是打印的。
每一张最底下都有三样东西。
名字。
学号。
日期。
还有一个手印。
红的，指纹压得很实。
九个手印，深浅不一样。
有两个印偏了，压到名字上去了。
没有人重按。
温良的手停在第一张上。
“他们写了两个晚上。”杜小满说。
“谁的主意。”
“一号的。”
“他说，光留笔记没用，得写点能交上去的东西。”
“印泥哪儿来的。”
“一号他爸单位的。”
“他带了一小盒，九个人轮着按。”
温良把这九张拿在手里。
他没有看内容。
他看的是第一张的排版。
先看格式，再看内容。
格式不对，内容再好也用不上。
九张纸摞起来不到一毫米。
“找个能坐的地方。”
校门口斜对面有一家复印店。
三张塑料桌，一台复印机，一台压塑机。
墙上贴着价目表，复印一毛，塑封三块。
价目表的边翘起来了，用透明胶粘过。
老板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正在给一沓证书塑封。
“老板，桌子借一下。”
“坐。”
温良在最里头那张塑料桌前坐下。
杜小满坐对面。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
“老师，您不看写的什么啊。”
“先不看。”
“那看什么。”
“看它能不能用。”
第一张。
学号一号。
温良从第一行往下读。
纸上写着：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后，我在教室。我抄了当天四节课的笔记，抄完放在讲台上。
一月二号、四号、六号，我也做了同样的事。
放笔记的时候教室里还有八个人。
这一段温良读了两遍。
第二遍他数了一下：日子四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动作两样，人数一个。
九样都能核。
温良读完这一段，往下看。
下面还有一段。
那一段写着：
我们相信温老师不会做那些事。
温良的铅笔在这一行旁边打了一个叉。
杜小满抬起头。
“这句怎么了。”
“这句不能要。”
“为什么？这句是真的啊。”
“‘相信’是你的感觉。”温良说。
“感觉进不了卷。”
“前面那三行是什么。”
杜小满低头又看了一遍。
“……是他做了什么。”
“对。”
“做了什么可以查。”
“相信不能查。”
“可他们就是相信您啊。”
“相信我，是他们的事。”
“查得清的，才是纸的事。”
“这两样别混在一张纸上。”
第二张。
学号三号。
前面写得很干净：几号、几点、在哪儿、做了什么、当时有几个人。
最后一句是：
举报的人不安好心。
铅笔打叉。
第三张。
学号十七号。
整张只有一段，上面写着：
温老师是个好老师。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他讲课很好，我数学从八十多分提到一百一十分。
温良把这一张单独抽出来，放在旁边。
“这张……也不行？”
“数学从八十多到一百一十，这个可以。”
“这个能查，成绩单上有。”
“那前面两句呢。”
“‘好老师’是评价。”
“‘从来没有做过’是他替我担保。”
温良把铅笔放下。
“他没在场，他担保不了。”
“那他这张就废了？”
“不废。”
温良在那一句成绩上画了一道横线。
“留这一句。”
“别的划掉。”
“一张纸上留一句真的，比留三句好听的管用。”
九张读完，用了四十分钟。
一张四分多钟。
读一句，判一句。
判不了的他放在中间，读完再回头。
温良把它们分成两摞。
右边六张。
左边三张。
“六张能用。”
“三张要重写。”
杜小满看着左边那三张。
“他们写了两个晚上……”
“我知道。”
“那……”
“重写更快。”温良说。
“他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写了，只是不知道不该写什么。”
“不该写的那一样，说一遍就懂。”
“该写的那一样才是难的。”
“他们已经会了。”
他把那三张推回去。
推过去之前，他在每一张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三张写的是同一行，他写着：
只写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你做了的。带“我觉得”“我相信”“肯定是”的句子，一句都不要。
“这个是标准？”
“这个是标准。”
“那要是有人问，为什么老师改的标准——”
温良把铅笔转了半圈。
“只写你看见的。你觉得的，不要。”
“这句话你可以说是你自己想的。”
“也可以说是我说的。”
“说是我说的会怎么样。”
“会多一条。”温良说。
“第十八条。教师授意学生作证。”
杜小满的手停在那三张纸上。
“那我说是我自己想的。”
“不行。”
“……啊？”
“你也不能说假话。”
温良说：
“有人问，就说是我说的。”
“说完把这张标准也交上去。”
“他们要是拿这个当第十八条，那就让他们写。”
“这一条我认。”
“认了会怎么样。”
“不知道。”
“那您还——”
“我认的是我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我今天还会再说一遍。”
复印店老板这时候把塑封机关了。
“小姑娘，要不要塑封啊。”
“塑封多少钱一张。”
“不塑封。”温良说。
“为什么不塑封啊，塑封了不容易坏。”
“塑封了就没法看背面。”
“也没法在上头补签字。”
“往后要是有人问那三张为什么重写，得能在背面写一行。”
“塑封了就写不上。”
“哦。”
老板把机器插头拔了。
“那我给你们复印几份？”
“正反面各印两份。”
“一份我留，一份交上去，剩下的还给写的人自己收着。”
三张重写是在店里当场写的。
杜小满打电话，那三个人骑车过来，二十分钟到齐。
一号第一个到，进门先问：“老师，是不是写得太少了？”
“写多了。”
“……啊？”
“少写一句。”
“哪一句。”
温良把那张纸翻过来，指了指背面那一行。
一号看完，没有再问。
三个人趴在塑料桌上重写。
三个人都低下头。
写的时候没有人说话。
老板把店里那盏最亮的灯打开了。
平时他只开一盏，今天开了两盏。
他没有说为什么。
温良也没有问。
走的时候他多付了三块钱。
老板没有找。
五点五十，三张重新写完。
温良逐张核了一遍格式。
名字、学号、日期、手印，四样都在。
内容里没有一句“我觉得”。
他从头到尾扫了三遍。
一遍看格式，一遍看句子，一遍看有没有涂改。
有两处涂改，改的地方按了小手印。
“九张。”
“九张。”杜小满说。
“交给谁。”
“柏干事。”
“怎么交。”
“寄。”
“挂号信，有回执。”
第二天早上七点。
温良起床的时候，看见门口地上有一样东西。
一张纸。
对折过一次，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纸角被门缝压出了一道印。
纸是横格的，从本子上撕下来的。
撕口很齐，像是拿尺子压着撕的。
他把它捡起来，展开。
手写的。
字很小，很规整，一笔一画。
纸上写着：
十二月五号晚自习，我在教室。桌子是全班一起推到墙边的。
站到三个角落去的十一个人里有我。
没有人被强迫。我是自己走过去的。
走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停下来不是因为我不想去，是因为我想回头看一眼。
底下是落款。
日期。
手印。
名字那一栏是空的。
不是忘了写。
名字那一栏底下那道横线，她描过一遍。
描完还是空的。
温良的手指停在那一栏上。
空的那一栏旁边，写着两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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