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第十四条开始。”
十二月二十四号，上午十点。
市教育局，信访接待室。
三个人。
柏文山坐主位。四十来岁，信访科干事，桌上摊着一个硬皮记录本和一支中性笔。
本子还没有翻开。
笔横放在本子上头，笔帽没拧。
曹永年坐他左手边，代表学校。
温良坐对面。
“第十四条。”柏文山念，“该教师个人档案存在缺页，涉嫌自行销毁不利记录。”
“这一条在十七条里最重。”
“前面十三条讲的是工作方法，可以讨论。”
“这一条讲的是销毁。”
“销毁记录属于弄虚作假。”
“坐实了，不是工作方法问题。”
“不是工作方法问题，是什么问题。”
柏文山没有答这一句。
他把笔拿起来了。
温良没有说话。
“你先看一份东西。”
柏文山从文件袋里抽出一沓复印件，推过来。
“这是随举报材料一起附来的。”
“你的个人档案复印件。”
温良把手放在这一沓上。
“我能翻吗。”
“可以翻。不能拍照，不能带走。”
“我看多久。”
“看清楚为止。”柏文山说。
“但是最后要还给我。”
温良把这一沓拉到自己面前。
复印件，A4，装订钉在左上角。
他没有从第一页开始看内容。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数页。
不看内容，先数张数。
一张一张往过翻，翻一张记一个数。
一。
二。
三。
四。
翻到第五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这一页跟前四页不一样。
前四页是他见过的东西——个人基本情况、学历、任职记录、二〇二三年那份记过决定。
第五页不是。
这一页他从来没有见过。
他在这一页上停了大概五秒。
这五秒他没有去看上头的字。
他看的是这一页的边。
他往下翻。
六。七。八。
第八页是最后一页。
温良把这一沓合上，转过来正面朝上，推回桌子中央。
“柏干事。”
“嗯。”
“这份复印件一共几页。”
柏文山把材料拉回去，自己数了一遍。
“八页。”
“我的档案，”温良说，“一共七页。”
柏文山抬起头。
“七页？”
“七页。”
“可是装订孔有八个。”
“这个我说过一次。”
“九月二号下午，在教师办公室，当着四个人说的。”
“那天办公室里连我一共五个人。”
“那三个今天还在那间办公室上班。”
“那天曹主任也在。”
曹永年没有动。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叠放在桌上。
“曹主任。”柏文山说。
“……嗯。”
“他说的这个，有没有这回事。”
曹永年停了两秒。
“有。”
“九月二号那天我把他档案送过去。”
“他当场翻出来的，说孔多一个。”
“当时怎么处理的。”
“……当时说可能是归档时候的问题。”
“后来呢。”
“后来没有再查。”
“为什么没有再查。”
“归档的事不归教务处。”
“那归谁。”
曹永年没有答。
柏文山把那沓复印件重新拿起来。
他自己一页一页翻了一遍。
翻得比温良慢。
翻到第五页他停下了。
他把这一页往灯底下挪了一下。
看了大概十秒。
然后他抬起头，看了曹永年一眼。
曹永年没有跟他对视。
“温良同志。”柏文山说。
“在。”
“你的意思是，你的档案里少的那一页，就是这份复印件的第五页。”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一页。”
温良说：
“我只能说三件事。”
“第一，我的档案是七页，孔是八个。”
“第二，你手上这份复印件是八页。”
“第三，多出来的这一页，我今天是第一次看见。”
“这三件事你敢肯定？”
“敢。”
“前两件你现在就能核。”柏文山说。
“第三件我核不了。”
“对。”温良说。
“第三件谁都核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说的是我脑子里的事。”
“我说没见过，您信不信都一样。”
“所以这一件我不请您记。”
接待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墙上那台空调在响。
温良把两只手放在桌沿上。
“柏干事，我想问一句。”
“你问。”
“第十四条说我自行销毁不利记录。”
“对。”
“如果那一页是我销毁的。”
“我销毁的东西，你们复印件里怎么会有？”
柏文山把笔放下了。
这一句他没有反驳。
他也没有说“这个不好说”。
他没有立刻答。
他把那沓复印件又翻回第五页，摁在桌上，低头看了一遍。
“举报材料是这样报上来的。”他说。
“一封情况反映，加一沓附件。”
“附件里就有这份档案复印件。”
“附件是谁提供的。”
“举报人。”
“举报人是谁。”
“这个不能告诉你。”
“举报人是本校的吗。”
“这个也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不能。”温良说。
“我不问是谁。”
“那你问什么。”
“我问一件能写下来的事。”
温良往前坐了一点。
“举报材料里，含有被举报人档案缺失页的复印件。”
“这句话是事实吗。”
柏文山看着他。
“是事实。”
“那我请您把这句话记进今天的谈话记录。”
“你要它干什么。”
“今天不干什么。”
温良说：
“我只要它在本子上。”
“在本子上有什么用。”
“今天没用。”
“往后有人翻这一页，他会看见这一句。”
“看见了，他自己会去想。”
柏文山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跟外面的人说了一句。
一分钟以后，有人送来一本谈话记录簿。
蓝皮，横格，页脚有编号。
编号是印好的，一页一个。
撕掉一页，编号就断了。
柏文山坐回去，翻到今天这一页。
他先写了时间、地点、在场人员。
然后他写了两行。
经核，举报材料所附被举报人个人档案复印件共八页；被举报人现存个人档案共七页，装订孔八处。
举报材料中含有被举报人档案现缺失页之复印件。
写完他把记录簿转过来。
“看一下，没有异议就签字。”
温良看了两遍。
他在被谈话人那一栏签了名。
曹永年在学校代表那一栏也签了。
签的时候他签得很快。
那两行他没有看。
“这个我不清楚。”曹永年说。
“什么不清楚。”柏文山问。
“附件的事。”
“学校收到的只有抄告单。”
“附件我们没见过。”
“记上了。”柏文山说。
他又添了一行。
十一点二十。
柏文山把记录簿合上，把复印件收回文件袋。
温良这时候开口了。
“柏干事。”
“还有事？”
“第五页。”
柏文山的手停在文件袋口上。
“那一页是我档案里的。”温良说。
“今天之前我没见过。”
“我不要复印件，不拍照，也不带走。”
“我看一眼。”
柏文山看了他两秒。
他把文件袋放下，抽出那一沓，翻到第五页。
他把这一页单独抽出来，正面朝上，放在桌子中间。
“三十秒。”
“不许拿手，不许翻面。”
温良低下头。
复印件的底色发灰。
原件应该是一张表——横线、竖线，格子很密。
复印的时候没对齐，左边被切掉了一条。
表格中间那一大块，字太小，复印以后糊成一片。
看不清。
他没有凑近。
凑近也一样——复印件糊了就是糊了，凑近只会更花。
右下角有一行，像是编号，也糊了。
只有最上面那一行是清楚的。
那一行是印刷体，字比正文大一号，加了粗。
温良把这一行看完了。
四个字。
“时间到。”柏文山说。
他伸手，把那一页从桌子中间抽走了。
抽得很快。
快过他刚才放下去的时候。
那一页被塞回复印件里，复印件被塞回文件袋，文件袋的绳扣绕了三圈。
温良坐在那儿没有动。
那三十秒里他只做了一样：把最上面那一行看清楚。
别的他一个字都没记住。
他刚才看见的那一行印刷体，一共四个字。
不是“处分决定”。
不是“情况说明”。
不是“补充材料”。
那是一张表的存根。
抬头印着——
毕业年级
十二月二十四号，上午十点。
市教育局，信访接待室。
三个人。
柏文山坐主位。四十来岁，信访科干事，桌上摊着一个硬皮记录本和一支中性笔。
本子还没有翻开。
笔横放在本子上头，笔帽没拧。
曹永年坐他左手边，代表学校。
温良坐对面。
“第十四条。”柏文山念，“该教师个人档案存在缺页，涉嫌自行销毁不利记录。”
“这一条在十七条里最重。”
“前面十三条讲的是工作方法，可以讨论。”
“这一条讲的是销毁。”
“销毁记录属于弄虚作假。”
“坐实了，不是工作方法问题。”
“不是工作方法问题，是什么问题。”
柏文山没有答这一句。
他把笔拿起来了。
温良没有说话。
“你先看一份东西。”
柏文山从文件袋里抽出一沓复印件，推过来。
“这是随举报材料一起附来的。”
“你的个人档案复印件。”
温良把手放在这一沓上。
“我能翻吗。”
“可以翻。不能拍照，不能带走。”
“我看多久。”
“看清楚为止。”柏文山说。
“但是最后要还给我。”
温良把这一沓拉到自己面前。
复印件，A4，装订钉在左上角。
他没有从第一页开始看内容。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数页。
不看内容，先数张数。
一张一张往过翻，翻一张记一个数。
一。
二。
三。
四。
翻到第五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这一页跟前四页不一样。
前四页是他见过的东西——个人基本情况、学历、任职记录、二〇二三年那份记过决定。
第五页不是。
这一页他从来没有见过。
他在这一页上停了大概五秒。
这五秒他没有去看上头的字。
他看的是这一页的边。
他往下翻。
六。七。八。
第八页是最后一页。
温良把这一沓合上，转过来正面朝上，推回桌子中央。
“柏干事。”
“嗯。”
“这份复印件一共几页。”
柏文山把材料拉回去，自己数了一遍。
“八页。”
“我的档案，”温良说，“一共七页。”
柏文山抬起头。
“七页？”
“七页。”
“可是装订孔有八个。”
“这个我说过一次。”
“九月二号下午，在教师办公室，当着四个人说的。”
“那天办公室里连我一共五个人。”
“那三个今天还在那间办公室上班。”
“那天曹主任也在。”
曹永年没有动。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叠放在桌上。
“曹主任。”柏文山说。
“……嗯。”
“他说的这个，有没有这回事。”
曹永年停了两秒。
“有。”
“九月二号那天我把他档案送过去。”
“他当场翻出来的，说孔多一个。”
“当时怎么处理的。”
“……当时说可能是归档时候的问题。”
“后来呢。”
“后来没有再查。”
“为什么没有再查。”
“归档的事不归教务处。”
“那归谁。”
曹永年没有答。
柏文山把那沓复印件重新拿起来。
他自己一页一页翻了一遍。
翻得比温良慢。
翻到第五页他停下了。
他把这一页往灯底下挪了一下。
看了大概十秒。
然后他抬起头，看了曹永年一眼。
曹永年没有跟他对视。
“温良同志。”柏文山说。
“在。”
“你的意思是，你的档案里少的那一页，就是这份复印件的第五页。”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一页。”
温良说：
“我只能说三件事。”
“第一，我的档案是七页，孔是八个。”
“第二，你手上这份复印件是八页。”
“第三，多出来的这一页，我今天是第一次看见。”
“这三件事你敢肯定？”
“敢。”
“前两件你现在就能核。”柏文山说。
“第三件我核不了。”
“对。”温良说。
“第三件谁都核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说的是我脑子里的事。”
“我说没见过，您信不信都一样。”
“所以这一件我不请您记。”
接待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墙上那台空调在响。
温良把两只手放在桌沿上。
“柏干事，我想问一句。”
“你问。”
“第十四条说我自行销毁不利记录。”
“对。”
“如果那一页是我销毁的。”
“我销毁的东西，你们复印件里怎么会有？”
柏文山把笔放下了。
这一句他没有反驳。
他也没有说“这个不好说”。
他没有立刻答。
他把那沓复印件又翻回第五页，摁在桌上，低头看了一遍。
“举报材料是这样报上来的。”他说。
“一封情况反映，加一沓附件。”
“附件里就有这份档案复印件。”
“附件是谁提供的。”
“举报人。”
“举报人是谁。”
“这个不能告诉你。”
“举报人是本校的吗。”
“这个也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不能。”温良说。
“我不问是谁。”
“那你问什么。”
“我问一件能写下来的事。”
温良往前坐了一点。
“举报材料里，含有被举报人档案缺失页的复印件。”
“这句话是事实吗。”
柏文山看着他。
“是事实。”
“那我请您把这句话记进今天的谈话记录。”
“你要它干什么。”
“今天不干什么。”
温良说：
“我只要它在本子上。”
“在本子上有什么用。”
“今天没用。”
“往后有人翻这一页，他会看见这一句。”
“看见了，他自己会去想。”
柏文山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跟外面的人说了一句。
一分钟以后，有人送来一本谈话记录簿。
蓝皮，横格，页脚有编号。
编号是印好的，一页一个。
撕掉一页，编号就断了。
柏文山坐回去，翻到今天这一页。
他先写了时间、地点、在场人员。
然后他写了两行。
经核，举报材料所附被举报人个人档案复印件共八页；被举报人现存个人档案共七页，装订孔八处。
举报材料中含有被举报人档案现缺失页之复印件。
写完他把记录簿转过来。
“看一下，没有异议就签字。”
温良看了两遍。
他在被谈话人那一栏签了名。
曹永年在学校代表那一栏也签了。
签的时候他签得很快。
那两行他没有看。
“这个我不清楚。”曹永年说。
“什么不清楚。”柏文山问。
“附件的事。”
“学校收到的只有抄告单。”
“附件我们没见过。”
“记上了。”柏文山说。
他又添了一行。
十一点二十。
柏文山把记录簿合上，把复印件收回文件袋。
温良这时候开口了。
“柏干事。”
“还有事？”
“第五页。”
柏文山的手停在文件袋口上。
“那一页是我档案里的。”温良说。
“今天之前我没见过。”
“我不要复印件，不拍照，也不带走。”
“我看一眼。”
柏文山看了他两秒。
他把文件袋放下，抽出那一沓，翻到第五页。
他把这一页单独抽出来，正面朝上，放在桌子中间。
“三十秒。”
“不许拿手，不许翻面。”
温良低下头。
复印件的底色发灰。
原件应该是一张表——横线、竖线，格子很密。
复印的时候没对齐，左边被切掉了一条。
表格中间那一大块，字太小，复印以后糊成一片。
看不清。
他没有凑近。
凑近也一样——复印件糊了就是糊了，凑近只会更花。
右下角有一行，像是编号，也糊了。
只有最上面那一行是清楚的。
那一行是印刷体，字比正文大一号，加了粗。
温良把这一行看完了。
四个字。
“时间到。”柏文山说。
他伸手，把那一页从桌子中间抽走了。
抽得很快。
快过他刚才放下去的时候。
那一页被塞回复印件里，复印件被塞回文件袋，文件袋的绳扣绕了三圈。
温良坐在那儿没有动。
那三十秒里他只做了一样：把最上面那一行看清楚。
别的他一个字都没记住。
他刚才看见的那一行印刷体，一共四个字。
不是“处分决定”。
不是“情况说明”。
不是“补充材料”。
那是一张表的存根。
抬头印着——
毕业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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