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尚书的任命颁下后，地方最先关心的，是原有官衔与朝廷新官品如何相接。
崔舣在陇右，韩群在河西，两人都曾兼领州职，地方文武之间又沿用过凉国自己的等级。
如今入朝为六卿，旧职须交接，朝廷也得告诉尚未入京的人，自己往后凭什么领俸、怎样任事。
官品首先统一。
为防止轻封、滥封，李业将新官制的官品压得很低。
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为三省最高长官，正三品，暂缺。
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从三品，现任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相权。
御史中丞，从三品。
六部尚书，正四品。
六部侍郎，正五品。
翰林学士，从四品。
各道布政使，从四品，副使从五品。
府尹，从五品或正六品，州太守，从六品。
县令，依京畿、户口等级，自正七品至从八品。
布政使统筹一道地方政务，品秩高于六部侍郎，议事时有相应地位，施政仍须遵守朝廷所颁法令。
府比州略高，类似于后世的副省级城市。
县令依所治繁简定等，京畿与大县的事务多，所以官品更高。
地方州官名称改为太守，使治理一州的文官与武官荣阶中的刺史区别开来。
旧官告身逐次核验，现任职务依新制换给，原有功赏与合法俸资在交接时说明。
文官同样只留一项领俸资序与实际任事，兼职的俸禄依本阶给付。
散阶、检校、勋官等旧名目全部停止添授，之前的荣誉用封赠、赐物和资序承接补偿。
这处简化，关系到中枢往后能否控制冗员。
唐廷早年以添官衔笼络藩镇，旧衔逐渐同实际职掌脱开。
到了后世，官、职、差遣又能各添一层，一个人挂着多个名目，朝廷查他的待遇与权限都费事。
李业知道这些名目会怎样越堆越多，便在新制初立时将俸资与职掌写明。
有功的将领可以领高阶，有才的文官可以升品，朝廷需要增加的是相应待遇。
一个人实际管什么事，则须另有明确任命。以后罢去某项职务，官员也能按能力重新授任。
选官、任事与赏功由此有了不同的依据。
县丞、主簿、县尉及寺监郎官的细目交吏部续定，额员依现有州县规模核给。
关中与川蜀缺吏，先补主官与必要属吏，空缺暂留，待制科、旧吏考核与学堂培养逐步补足。
先把官署办起来，再按实际事务添人，朝廷承受的俸禄也能随岁入逐年增加。
***
地方制度仍沿用李业在西北逐渐实行的文武分任，并以道、府州、县三级归一。
道设布政司，掌民政、赋税、地方工程与州县考课。
府州太守管所辖县的行政、治安与征收，县令直接办理编户、田赋、民役与民刑。
正式州县官由吏部核选，朝廷任命，布政使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军队的招募、训练与驻守归统兵官，地方赋税归布政司与户部。
驻军需要供应，按军需章程办理，征收与支给都有中央规定的范围。
这是李业早年削弱地方军府时走过的路，如今将它推广到关中、川蜀，有了正式朝廷的名义，也有了更齐全的中枢机构承接。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地方武将资望普遍高于文官的情形。
韩群治理河西时，对杨师厚向来谨慎。两人早年地位有别，地方真正发生争执，仅靠朝令写着文武分任，文官未必敢坚持自己的判断。
到了蜀中，王建挟伐蜀大功，李愚新入成都，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难处。
所以制度里须给文官一条能够直达朝廷的奏报道路。
布政使上报民政、赋税与地方争议，径送尚书省，而驻军主帅报告兵事，送枢密。
双方共同办理的事情可以会商，意见相左则分别陈报，由中枢议决。
这样，李愚在蜀中任事的权力，便来自朝廷的任命。
王建资望再高，也须按既定职掌与他商议地方事务。
两人都在李业体系内，却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央负责，军队供给又归朝廷预算，地方的兵、财、官便难以再次集中到同一只手中。
不过这份安排也给朝廷添了责任。
主帅若确实急需军粮，文官拖延报批，也会使军务受损。
军需章程因此设定常费、临时征发与紧急支用的办法，重大支用事后核验，平日供应按额办理。
李业要让两条职掌能够配合，中央裁决的时限也得相应缩短。
权力分开以后，朝廷必须接得住地方送来的问题。
地方行政所据的法令，也须随着官制重新整理。
唐律仍有可用的基础，晚唐各使府另出的征收、徭役与临时处置办法，则由布政司汇集，交尚书省分类核验。
至此，昔日使府所掌的属官任命、地方税赋与民政，都有了可以移交的去处。
***
六部的中下层属官继续补选。
长安归附者熟悉朝章，灵州旧吏熟悉凉国积累的办法，学堂结业者则长于按统一章程办事。
不同来源的人混合授任，同一官署里便能同时看到旧制经验与新制习惯。
学堂所出在此时尚难与功臣、旧朝大儒争六卿，却能进入主事、判官及地方属官的位置。
他们的老师与同学已经在军中、州县任事，互相荐举的关系也会渐渐出现，因此学堂名籍同样须公开核验，考试与考课一并保留。
李业亲自建立的学堂，开始向国家提供官员。
到了下一代，入仕道路便能沿着学校、考试、地方试任逐级延伸，朝廷也能定期得到新的主事者。
这正是他对中兴二字的理解。
打下州县以后，恢复官署、赋税与学校，已经比一场胜仗更需要耐心。一个县令从哪里来，依什么章程收税，遇到军队时能向谁申报，都关系到乱世结束以后，百姓能否重新过安稳日子。
他的子孙未必都有领兵的本事，也未必能让每位将军心悦诚服。留给后世的朝廷，须有一批按职掌做事的官员，有可以遵行的选官规制，有接替老臣的道路。
***
官制议定的消息传至蜀中时，李愚正继续办理成都的户口清查与水利后续工程。
他同批入仕的赵瑜、杨尧臣已经升任六卿，自己留在三川，品位略低，管的地方却比旧日大得多。
李愚知道，这份任命是重托。
成都的繁华让人容易忘记背后的州县。
朝廷在远处，行营就在眼前，豪族与新附军官又有许多相互关系。
他要恢复地方赋役，必须将这些人逐步纳入新的行政秩序。
官制敕令到了以后，他先请王建会商军中暂委人员的交接，并将布政司所需地方官员名单送长安，等待吏部核选。
王建答应遣属吏配合，又问行营诸将的新官如何改授。
两人各有急事，李愚关心民政权力能否落地，王建则关心自己的部队与将佐在新军制中处于什么位置。
这场交接终究会碰到同一个问题，伐蜀大军已经完成了主要战事，留下来的兵要按何种编制驻守，昔日从三支军中抽来的精锐又如何整编。
长安已经在议此事。
杨师厚先在兴元交清后援与守备，随后奉召入京。
入府时，他看见李业仍穿素服，行完丧礼，兄弟二人单独坐了片刻，说起姚长奇，兄弟二人也是感叹。
李业前日专门下诏，追封在洛阳随君殉难的诸多文武，姚长奇也被追授陈国公，并且让人寻访他流散在外的家眷。
李业等他稍定，才说枢密使的人选已经定下，符存审、王建兼副使，各留原方面任事。
杨师厚听完，答应主持军制议定。
他在军中的资望仅次于符存审，又深知旧将与学堂新将的情形，这一次全军改制，由他出面，诸将才容易接受。
兵部、枢密与统兵军府的权责也将随之确定。
文官的制度已经搭起，接下来，李业要把支撑这座朝廷的全部军队，编入一套能够长期维持的军制。
这个问题，可就比文官制度敏感多了。
崔舣在陇右，韩群在河西，两人都曾兼领州职，地方文武之间又沿用过凉国自己的等级。
如今入朝为六卿，旧职须交接，朝廷也得告诉尚未入京的人，自己往后凭什么领俸、怎样任事。
官品首先统一。
为防止轻封、滥封，李业将新官制的官品压得很低。
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为三省最高长官，正三品，暂缺。
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从三品，现任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相权。
御史中丞，从三品。
六部尚书，正四品。
六部侍郎，正五品。
翰林学士，从四品。
各道布政使，从四品，副使从五品。
府尹，从五品或正六品，州太守，从六品。
县令，依京畿、户口等级，自正七品至从八品。
布政使统筹一道地方政务，品秩高于六部侍郎，议事时有相应地位，施政仍须遵守朝廷所颁法令。
府比州略高，类似于后世的副省级城市。
县令依所治繁简定等，京畿与大县的事务多，所以官品更高。
地方州官名称改为太守，使治理一州的文官与武官荣阶中的刺史区别开来。
旧官告身逐次核验，现任职务依新制换给，原有功赏与合法俸资在交接时说明。
文官同样只留一项领俸资序与实际任事，兼职的俸禄依本阶给付。
散阶、检校、勋官等旧名目全部停止添授，之前的荣誉用封赠、赐物和资序承接补偿。
这处简化，关系到中枢往后能否控制冗员。
唐廷早年以添官衔笼络藩镇，旧衔逐渐同实际职掌脱开。
到了后世，官、职、差遣又能各添一层，一个人挂着多个名目，朝廷查他的待遇与权限都费事。
李业知道这些名目会怎样越堆越多，便在新制初立时将俸资与职掌写明。
有功的将领可以领高阶，有才的文官可以升品，朝廷需要增加的是相应待遇。
一个人实际管什么事，则须另有明确任命。以后罢去某项职务，官员也能按能力重新授任。
选官、任事与赏功由此有了不同的依据。
县丞、主簿、县尉及寺监郎官的细目交吏部续定，额员依现有州县规模核给。
关中与川蜀缺吏，先补主官与必要属吏，空缺暂留，待制科、旧吏考核与学堂培养逐步补足。
先把官署办起来，再按实际事务添人，朝廷承受的俸禄也能随岁入逐年增加。
***
地方制度仍沿用李业在西北逐渐实行的文武分任，并以道、府州、县三级归一。
道设布政司，掌民政、赋税、地方工程与州县考课。
府州太守管所辖县的行政、治安与征收，县令直接办理编户、田赋、民役与民刑。
正式州县官由吏部核选，朝廷任命，布政使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军队的招募、训练与驻守归统兵官，地方赋税归布政司与户部。
驻军需要供应，按军需章程办理，征收与支给都有中央规定的范围。
这是李业早年削弱地方军府时走过的路，如今将它推广到关中、川蜀，有了正式朝廷的名义，也有了更齐全的中枢机构承接。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地方武将资望普遍高于文官的情形。
韩群治理河西时，对杨师厚向来谨慎。两人早年地位有别，地方真正发生争执，仅靠朝令写着文武分任，文官未必敢坚持自己的判断。
到了蜀中，王建挟伐蜀大功，李愚新入成都，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难处。
所以制度里须给文官一条能够直达朝廷的奏报道路。
布政使上报民政、赋税与地方争议，径送尚书省，而驻军主帅报告兵事，送枢密。
双方共同办理的事情可以会商，意见相左则分别陈报，由中枢议决。
这样，李愚在蜀中任事的权力，便来自朝廷的任命。
王建资望再高，也须按既定职掌与他商议地方事务。
两人都在李业体系内，却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央负责，军队供给又归朝廷预算，地方的兵、财、官便难以再次集中到同一只手中。
不过这份安排也给朝廷添了责任。
主帅若确实急需军粮，文官拖延报批，也会使军务受损。
军需章程因此设定常费、临时征发与紧急支用的办法，重大支用事后核验，平日供应按额办理。
李业要让两条职掌能够配合，中央裁决的时限也得相应缩短。
权力分开以后，朝廷必须接得住地方送来的问题。
地方行政所据的法令，也须随着官制重新整理。
唐律仍有可用的基础，晚唐各使府另出的征收、徭役与临时处置办法，则由布政司汇集，交尚书省分类核验。
至此，昔日使府所掌的属官任命、地方税赋与民政，都有了可以移交的去处。
***
六部的中下层属官继续补选。
长安归附者熟悉朝章，灵州旧吏熟悉凉国积累的办法，学堂结业者则长于按统一章程办事。
不同来源的人混合授任，同一官署里便能同时看到旧制经验与新制习惯。
学堂所出在此时尚难与功臣、旧朝大儒争六卿，却能进入主事、判官及地方属官的位置。
他们的老师与同学已经在军中、州县任事，互相荐举的关系也会渐渐出现，因此学堂名籍同样须公开核验，考试与考课一并保留。
李业亲自建立的学堂，开始向国家提供官员。
到了下一代，入仕道路便能沿着学校、考试、地方试任逐级延伸，朝廷也能定期得到新的主事者。
这正是他对中兴二字的理解。
打下州县以后，恢复官署、赋税与学校，已经比一场胜仗更需要耐心。一个县令从哪里来，依什么章程收税，遇到军队时能向谁申报，都关系到乱世结束以后，百姓能否重新过安稳日子。
他的子孙未必都有领兵的本事，也未必能让每位将军心悦诚服。留给后世的朝廷，须有一批按职掌做事的官员，有可以遵行的选官规制，有接替老臣的道路。
***
官制议定的消息传至蜀中时，李愚正继续办理成都的户口清查与水利后续工程。
他同批入仕的赵瑜、杨尧臣已经升任六卿，自己留在三川，品位略低，管的地方却比旧日大得多。
李愚知道，这份任命是重托。
成都的繁华让人容易忘记背后的州县。
朝廷在远处，行营就在眼前，豪族与新附军官又有许多相互关系。
他要恢复地方赋役，必须将这些人逐步纳入新的行政秩序。
官制敕令到了以后，他先请王建会商军中暂委人员的交接，并将布政司所需地方官员名单送长安，等待吏部核选。
王建答应遣属吏配合，又问行营诸将的新官如何改授。
两人各有急事，李愚关心民政权力能否落地，王建则关心自己的部队与将佐在新军制中处于什么位置。
这场交接终究会碰到同一个问题，伐蜀大军已经完成了主要战事，留下来的兵要按何种编制驻守，昔日从三支军中抽来的精锐又如何整编。
长安已经在议此事。
杨师厚先在兴元交清后援与守备，随后奉召入京。
入府时，他看见李业仍穿素服，行完丧礼，兄弟二人单独坐了片刻，说起姚长奇，兄弟二人也是感叹。
李业前日专门下诏，追封在洛阳随君殉难的诸多文武，姚长奇也被追授陈国公，并且让人寻访他流散在外的家眷。
李业等他稍定，才说枢密使的人选已经定下，符存审、王建兼副使，各留原方面任事。
杨师厚听完，答应主持军制议定。
他在军中的资望仅次于符存审，又深知旧将与学堂新将的情形，这一次全军改制，由他出面，诸将才容易接受。
兵部、枢密与统兵军府的权责也将随之确定。
文官的制度已经搭起，接下来，李业要把支撑这座朝廷的全部军队，编入一套能够长期维持的军制。
这个问题，可就比文官制度敏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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