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寒假。
学校空了大半。宿舍楼里只剩下走廊尽头还亮着灯，食堂关了一半的窗口，图书馆二楼以上都不开了。梧桐树的叶子落尽了，枝干在灰白色的天空下叉开来，像干裂的血管。
陶爱民没有回家。
他跟周文远说：“我留校看书，开春再回。“周文远原本也要留，被他劝走了。“你回去过年。你妈想你了。“
周文远走的那天，陶爱民送他到校门口。周文远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一个人在学校，行吗？“
“行。我又不是头一回一个人过年。“
周文远走了。校门口安静下来，只剩风声。
陶爱民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蓝皮本子。他翻到最后一页，把该还的账目理了一遍。
第一件事：还钱。
他通过涂老板，把钱分三笔汇出去。
第一笔，汇给舅舅杨立冬。两万本金，加两千块利息，共两万二。他在汇款单附言栏写了四个字：“舅舅收好。“
第二笔，汇给父亲。五千块。附言栏写：“爹，买头牛。剩下的存着。“
第三笔，交给周文远。三千块本金，他另外硬塞了五百块。周文远不收利息，说“我又不是放贷的“。陶爱民说：“这不是利息，是学费。你这半年跟着我，听了看了学了不少东西，这五百块是学费。你不收，就是不认我这个老师。“
周文远拗不过他，收了。
三笔账还完，加上之前付给涂老板的代持费和各项杂费，手里还剩约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放在1993年的临江，能买下半条商业街。
第二件事：开户。
这事儿他琢磨了很久。他自己是大学生，按当时的规定不能开证券账户。就算能开，一个十九岁的在校生名下挂几百万的资产，太扎眼。
他找了涂老板。
涂老板在电话里听完他的想法，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要用我的名义开户？“
“对。代持。我出资产，你出名字。“
“代持费怎么算？“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涂老板算了算，三百六十万的百分之一是三万六。他吸了口气，“小陶，你这手笔越来越大了。“
“老涂，这事你要是不方便，我找别人。“
“谁说我不方便？“涂老板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我跟你处了快一年了，你什么人我清楚。这事儿我接了。合同我找人写，你过目。“
1月10号，涂老板飞到上海，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开了证券账户。户名：涂建明。密码只有陶爱民知道。代持协议一式两份，各执一份，涂老板请了个律师做了公证。
三万六的代持费，陶爱民当场付清。涂老板收了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把账户卡和密码条递给陶爱民。
“小陶，我说句实话。“涂老板点了一根烟，“这一年你赚了多少钱我大致心里有数。你今年多大？“
“十九。“
“十九。“涂老板吐了口烟，摇了摇头，“我四十三了，挣的钱没你这一年多。“
陶爱民没接话。他把账户卡放进内衬口袋，扣好扣子。
第三件事，最花时间。
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图书馆三楼，带两个馒头、一壶水、一支钢笔、一摞信纸。图书馆寒假只开三楼东侧的阅览室，暖气烧得不旺，他穿着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他从报刊室借出了1992年全年的《百姓日报》和《经济日报》。合订本，每月一册，总共二十四本。摞在桌上，半人高。
他开始抄。
不是全文抄。他抄的是社论和头版头条。每一篇，逐字逐句，连标点都不漏。抄完一篇，在末尾标注日期和版面。
《人民日报》的社论，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他抄了九十七篇。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他抄了一百一十二篇。
还有一些零散的：国院文件摘要、领头人讲话节选、经济数据公报。他挑重要的抄，不重要的跳过。
整整二十天。从1月5号到1月25号。每天抄八到十个小时。手指磨出了茧子，钢笔用干了三瓶墨水。
抄完之后，他到校门口的文印店，花十五块钱装订成三个本子。牛皮纸封面，棉线缝边，厚厚的三摞。
他把三个本子摞在桌上，翻开了第一本。1月6日的《百姓日报》社论，标题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着自己抄的字，逐字默读了一遍。
他不是在练字，也不是在做学问。他在找规律。
政策从提出到落地，从落地到见效，中间有节奏。什么问题先提，什么问题后提，什么问题反复提，什么问题提一次就不提了——这里面的讲究，比股票K线图深得多。
他抄了二十天的报纸，理出了一条线：1992年的政策重心是“发展“。***南巡讲话之后，“发展“两个字贯穿了全年的社论。但到了第四季度，“调控“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发展“和“调控“，一松一紧，像呼吸的节奏。
1993年会是收紧的一年。他嗅到了这个味道。
这个判断不光来自报纸。他脑子里还有一个数字——1558。
这个数字是几个月前自己冒出来的，像梦里看到的画面。上证指数会冲到1558点，然后掉头向下。掉多久？他不确定。但那个“掉“字，是实实在在的。像脚底踩空的感觉。
所以他不碰股市了。一手指头都不碰。账户开好了，放在那里。钱在里面躺着，不买一股。
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在股市之外。
1月25号晚上，他从图书馆回宿舍。路过传达室，大爷叫住他：“陶爱民，你的信。“
是家里来的回信。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作业本纸上。
“爱民吾儿：来信收到。翻倍的事莫再提，钱乃身外之物，平安是福。牛已买，母牛，能下崽。你妈的药按时吃了，腿也见好。过年不回就不回，莫挂念家里。自己保重。父字。“
陶爱民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蓝皮本子里。
他坐到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地图。中国地图，一米二乘零点九米，学校发的，新生入学时人手一张。边角已经卷了，他用手掌压平。
地图上，长江从西向东蜿蜒，穿过半个中国。上海在入海口，一个圆点。沿着长江向西，经过南京、芜湖、铜陵、安庆，再往西——
他的手指停在了一个位置。
临江。长江南岸，距上海直线距离约四百公里。老城区有十几条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商铺街，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城里人都说“破得不像样“，但位置好——港口、码头、铁路交汇处。
他的手指继续往西移，停在了第二个位置。
云州。长江北岸，临江对岸。有一大片荒地，靠着港区。前年省政府批了“云州港扩建工程“的文件，但资金没到位，工程搁着。荒地还是荒地，芦苇长得比人高。
陶爱民盯着地图上这两个点。
临江的商铺。云州的荒地。
他拿起铅笔，在两个位置上各画了一个圈。
然后他把地图折好，压在枕头底下。跟蓝皮本子、跟那张泛黄的纸条放在一起。
窗外起了风。冬天的风从长江方向吹来，穿过校园的梧桐树干，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关了灯，躺下来。闭上眼之前，脑子里最后一个念头不是股票，不是认购证，不是三百六十万。
是一个画面：长江边的荒地上，芦苇在风里弯下去，又直起来。
学校空了大半。宿舍楼里只剩下走廊尽头还亮着灯，食堂关了一半的窗口，图书馆二楼以上都不开了。梧桐树的叶子落尽了，枝干在灰白色的天空下叉开来，像干裂的血管。
陶爱民没有回家。
他跟周文远说：“我留校看书，开春再回。“周文远原本也要留，被他劝走了。“你回去过年。你妈想你了。“
周文远走的那天，陶爱民送他到校门口。周文远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一个人在学校，行吗？“
“行。我又不是头一回一个人过年。“
周文远走了。校门口安静下来，只剩风声。
陶爱民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蓝皮本子。他翻到最后一页，把该还的账目理了一遍。
第一件事：还钱。
他通过涂老板，把钱分三笔汇出去。
第一笔，汇给舅舅杨立冬。两万本金，加两千块利息，共两万二。他在汇款单附言栏写了四个字：“舅舅收好。“
第二笔，汇给父亲。五千块。附言栏写：“爹，买头牛。剩下的存着。“
第三笔，交给周文远。三千块本金，他另外硬塞了五百块。周文远不收利息，说“我又不是放贷的“。陶爱民说：“这不是利息，是学费。你这半年跟着我，听了看了学了不少东西，这五百块是学费。你不收，就是不认我这个老师。“
周文远拗不过他，收了。
三笔账还完，加上之前付给涂老板的代持费和各项杂费，手里还剩约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放在1993年的临江，能买下半条商业街。
第二件事：开户。
这事儿他琢磨了很久。他自己是大学生，按当时的规定不能开证券账户。就算能开，一个十九岁的在校生名下挂几百万的资产，太扎眼。
他找了涂老板。
涂老板在电话里听完他的想法，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要用我的名义开户？“
“对。代持。我出资产，你出名字。“
“代持费怎么算？“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涂老板算了算，三百六十万的百分之一是三万六。他吸了口气，“小陶，你这手笔越来越大了。“
“老涂，这事你要是不方便，我找别人。“
“谁说我不方便？“涂老板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我跟你处了快一年了，你什么人我清楚。这事儿我接了。合同我找人写，你过目。“
1月10号，涂老板飞到上海，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开了证券账户。户名：涂建明。密码只有陶爱民知道。代持协议一式两份，各执一份，涂老板请了个律师做了公证。
三万六的代持费，陶爱民当场付清。涂老板收了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把账户卡和密码条递给陶爱民。
“小陶，我说句实话。“涂老板点了一根烟，“这一年你赚了多少钱我大致心里有数。你今年多大？“
“十九。“
“十九。“涂老板吐了口烟，摇了摇头，“我四十三了，挣的钱没你这一年多。“
陶爱民没接话。他把账户卡放进内衬口袋，扣好扣子。
第三件事，最花时间。
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图书馆三楼，带两个馒头、一壶水、一支钢笔、一摞信纸。图书馆寒假只开三楼东侧的阅览室，暖气烧得不旺，他穿着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他从报刊室借出了1992年全年的《百姓日报》和《经济日报》。合订本，每月一册，总共二十四本。摞在桌上，半人高。
他开始抄。
不是全文抄。他抄的是社论和头版头条。每一篇，逐字逐句，连标点都不漏。抄完一篇，在末尾标注日期和版面。
《人民日报》的社论，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他抄了九十七篇。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他抄了一百一十二篇。
还有一些零散的：国院文件摘要、领头人讲话节选、经济数据公报。他挑重要的抄，不重要的跳过。
整整二十天。从1月5号到1月25号。每天抄八到十个小时。手指磨出了茧子，钢笔用干了三瓶墨水。
抄完之后，他到校门口的文印店，花十五块钱装订成三个本子。牛皮纸封面，棉线缝边，厚厚的三摞。
他把三个本子摞在桌上，翻开了第一本。1月6日的《百姓日报》社论，标题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着自己抄的字，逐字默读了一遍。
他不是在练字，也不是在做学问。他在找规律。
政策从提出到落地，从落地到见效，中间有节奏。什么问题先提，什么问题后提，什么问题反复提，什么问题提一次就不提了——这里面的讲究，比股票K线图深得多。
他抄了二十天的报纸，理出了一条线：1992年的政策重心是“发展“。***南巡讲话之后，“发展“两个字贯穿了全年的社论。但到了第四季度，“调控“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发展“和“调控“，一松一紧，像呼吸的节奏。
1993年会是收紧的一年。他嗅到了这个味道。
这个判断不光来自报纸。他脑子里还有一个数字——1558。
这个数字是几个月前自己冒出来的，像梦里看到的画面。上证指数会冲到1558点，然后掉头向下。掉多久？他不确定。但那个“掉“字，是实实在在的。像脚底踩空的感觉。
所以他不碰股市了。一手指头都不碰。账户开好了，放在那里。钱在里面躺着，不买一股。
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在股市之外。
1月25号晚上，他从图书馆回宿舍。路过传达室，大爷叫住他：“陶爱民，你的信。“
是家里来的回信。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作业本纸上。
“爱民吾儿：来信收到。翻倍的事莫再提，钱乃身外之物，平安是福。牛已买，母牛，能下崽。你妈的药按时吃了，腿也见好。过年不回就不回，莫挂念家里。自己保重。父字。“
陶爱民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蓝皮本子里。
他坐到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地图。中国地图，一米二乘零点九米，学校发的，新生入学时人手一张。边角已经卷了，他用手掌压平。
地图上，长江从西向东蜿蜒，穿过半个中国。上海在入海口，一个圆点。沿着长江向西，经过南京、芜湖、铜陵、安庆，再往西——
他的手指停在了一个位置。
临江。长江南岸，距上海直线距离约四百公里。老城区有十几条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商铺街，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城里人都说“破得不像样“，但位置好——港口、码头、铁路交汇处。
他的手指继续往西移，停在了第二个位置。
云州。长江北岸，临江对岸。有一大片荒地，靠着港区。前年省政府批了“云州港扩建工程“的文件，但资金没到位，工程搁着。荒地还是荒地，芦苇长得比人高。
陶爱民盯着地图上这两个点。
临江的商铺。云州的荒地。
他拿起铅笔，在两个位置上各画了一个圈。
然后他把地图折好，压在枕头底下。跟蓝皮本子、跟那张泛黄的纸条放在一起。
窗外起了风。冬天的风从长江方向吹来，穿过校园的梧桐树干，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关了灯，躺下来。闭上眼之前，脑子里最后一个念头不是股票，不是认购证，不是三百六十万。
是一个画面：长江边的荒地上，芦苇在风里弯下去，又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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