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号，第一批新股上市。
陶爱民是在报刊室里看到消息的。《解放日报》第二版，半个版面全是行情表。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行一行地找，找到自己认购的那几只。
他看了很久。
发行价六块一的，开盘二十八。发行价五块八的，开盘三十二。发行价七块二的，开盘三十五。最猛的一只，发行价五块五，开盘直接报到四十块。
平均下来，上市价是发行价的四到六倍。
他把行情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抄进笔记本。抄完之后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老孙头在窗边打瞌睡，花镜滑到了鼻尖上。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吹得桌上的报纸翘起角来。
他睁开眼，开始算账。
九万股新股，平均发行价六块，总认购成本五十四万。上市后平均价三十块左右。九万乘三十，等于两百七十万。
两百七十万。
他又算了一遍。数字没变。
手里还有一千五百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减去黑市卖掉的五百张。黑市价现在两百块一张，一千五百一十乘两百，三十万零两千。
加上之前卖五百张认购证到账的十二万五，以及认购后剩的两万多零头。
总资产，三百一十万出头。
扣掉涂老板的借款三十五万本金，加上三个月利息两万一，净负债三十七万一。
净资产，两百七十多万。
两百七十多万。
这个数字搁在一九九二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不到三千块。两百七十万等于他九百年的工资。
他坐在报刊室的旧藤椅上，面前摊着账本和行情表。电风扇转到他这边的时候，纸页被吹得哗啦啦响。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喊，没有笑。他拿起笔，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把账本合上。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算债。
账本摊开，他一条一条列：涂老板，三十五万，月息两分，三个月到期，九月连本带息三十七万一千——生意人的钱，一天都不多欠；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这三笔是家里的钱，不急，但年底前必须清，清的时候要带息，要让借钱的人体面。
股票还没卖。账面上的两百七十万是纸面的，纸面的钱不等于手里的钱。他给自己排了顺序：第三轮摇号一出，先清涂老板；股票分批出完，再清家里。家里的钱欠着不是利息的事，是心事。
排完，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债不过年。“
写完，他在这行字旁边记了一笔周文远的：三千，年底本息同结。
“我那三千……“周文远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忽然问，“要不要现在抽回去？你周转得开吗？“
“不抽。放年底，连本带息给你算清。“
“我不要利息。三千是我该出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陶爱民说，“你的钱在我这儿压了小半年，急也替我急了，夜也替我熬了。急，也是有成本的。“
周文远没说话。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周文远是傍晚来的。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抄着新股的上市价格。他一进门就往陶爱民面前一推：“你看，涨了。全涨了。跟你算的差不多。“
“嗯。“
“你赚了多少？“
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账本翻开，翻到最后那页，推到周文远面前。
周文远低头看了一眼。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他看了两遍。抬头看陶爱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他跟陶爱民相处了大半年。从去年冬天国债市场上的第一笔交易，到后来买认购证、被人叫傻子、等了四个月、扛了四个月。他见过陶爱民着急的样子——没有。他见过陶爱民兴奋的样子——也没有。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平静。
但今天这行字，让他第一次从陶爱民身上感觉到了一种东西。不是兴奋，不是得意。是一种很深的、压在底下的东西。像河水流过石头，表面看不出什么，但你知道底下有力量。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想了半天，脑子里冒出来一个词：敬畏。
“你早就计划好了。“周文远说。
“计划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运气。“
“你运气好。“
“运气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在该等的时候等了，该走的时候会走。“
“那你现在走不走？“
陶爱民摇了摇头。“新股刚上市，还在涨。但涨到一定位置会回调。我不会卖在最高点，但也不会卖在最低点。“
“什么时候卖？“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
学校里的风向也在变。那些叫他“傻子“的人不叫了。不是因为他证明了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赚了多少。而是因为五月份股价暴涨之后，认购证突然成了香饽饽，所有人都知道“三十块一张的纸片“值钱了。再叫人傻子，就显得自己傻。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那两个会计系的男生换了话题：“早知道当初也买几张。““现在三百块一张，买不起了。““就是，当时三十块都嫌贵。“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跟四个月前一模一样。
周文远跟在后面，小声说：“他们不叫你傻子了。“
“嗯。“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说什么？'我早告诉你们了'？“
“不是。就是——“
“没什么好说的。“陶爱民坐下，把盘子放好，“他们没做错什么。换了他们站在我的位置，也会这么干。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也一样。“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条——三个月前写的，“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纸条已经皱了，字迹还在。
“那次你听了自己的话。“周文远说。
“那次听了。这次也想听。但这次的节奏不一样。“
他把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新字。周文远凑过来看：
“七月不卖。八月看情况。九月第三轮摇号。“
“你一股都不卖？“
“一股不卖。“陶爱民把纸条折好，重新压回枕头底下，“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一股不卖。九月，看第三轮。“
周文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满了叶子，密密匝匝的，把路灯的光挡得只剩零星几块落在地上。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脚步声一下一下传过来，很轻。
陶爱民坐在床上，把账本放在膝盖上。他翻回前面几页，看见三月份写的那些数字——六万一千九百八十，两千零六十六，百分之二点七。那时候这些数字是计划，是赌注，是一张张三十块钱的纸片。
现在它们变成了两百七十万。
他合上账本，关了灯。
黑暗里，他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后——不，是很早以前。他坐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省政府的院子。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某个县的经济总量数据。他看了那个数字，没什么感觉。
现在他知道了。数字没有重量，人才有。六万块是数字，六万块买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是计划，扛着两千零六十六张纸片等四个月是人。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
明天还要上课。
陶爱民是在报刊室里看到消息的。《解放日报》第二版，半个版面全是行情表。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行一行地找，找到自己认购的那几只。
他看了很久。
发行价六块一的，开盘二十八。发行价五块八的，开盘三十二。发行价七块二的，开盘三十五。最猛的一只，发行价五块五，开盘直接报到四十块。
平均下来，上市价是发行价的四到六倍。
他把行情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抄进笔记本。抄完之后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老孙头在窗边打瞌睡，花镜滑到了鼻尖上。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吹得桌上的报纸翘起角来。
他睁开眼，开始算账。
九万股新股，平均发行价六块，总认购成本五十四万。上市后平均价三十块左右。九万乘三十，等于两百七十万。
两百七十万。
他又算了一遍。数字没变。
手里还有一千五百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减去黑市卖掉的五百张。黑市价现在两百块一张，一千五百一十乘两百，三十万零两千。
加上之前卖五百张认购证到账的十二万五，以及认购后剩的两万多零头。
总资产，三百一十万出头。
扣掉涂老板的借款三十五万本金，加上三个月利息两万一，净负债三十七万一。
净资产，两百七十多万。
两百七十多万。
这个数字搁在一九九二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不到三千块。两百七十万等于他九百年的工资。
他坐在报刊室的旧藤椅上，面前摊着账本和行情表。电风扇转到他这边的时候，纸页被吹得哗啦啦响。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喊，没有笑。他拿起笔，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把账本合上。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算债。
账本摊开，他一条一条列：涂老板，三十五万，月息两分，三个月到期，九月连本带息三十七万一千——生意人的钱，一天都不多欠；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这三笔是家里的钱，不急，但年底前必须清，清的时候要带息，要让借钱的人体面。
股票还没卖。账面上的两百七十万是纸面的，纸面的钱不等于手里的钱。他给自己排了顺序：第三轮摇号一出，先清涂老板；股票分批出完，再清家里。家里的钱欠着不是利息的事，是心事。
排完，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债不过年。“
写完，他在这行字旁边记了一笔周文远的：三千，年底本息同结。
“我那三千……“周文远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忽然问，“要不要现在抽回去？你周转得开吗？“
“不抽。放年底，连本带息给你算清。“
“我不要利息。三千是我该出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陶爱民说，“你的钱在我这儿压了小半年，急也替我急了，夜也替我熬了。急，也是有成本的。“
周文远没说话。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周文远是傍晚来的。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抄着新股的上市价格。他一进门就往陶爱民面前一推：“你看，涨了。全涨了。跟你算的差不多。“
“嗯。“
“你赚了多少？“
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账本翻开，翻到最后那页，推到周文远面前。
周文远低头看了一眼。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他看了两遍。抬头看陶爱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他跟陶爱民相处了大半年。从去年冬天国债市场上的第一笔交易，到后来买认购证、被人叫傻子、等了四个月、扛了四个月。他见过陶爱民着急的样子——没有。他见过陶爱民兴奋的样子——也没有。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平静。
但今天这行字，让他第一次从陶爱民身上感觉到了一种东西。不是兴奋，不是得意。是一种很深的、压在底下的东西。像河水流过石头，表面看不出什么，但你知道底下有力量。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想了半天，脑子里冒出来一个词：敬畏。
“你早就计划好了。“周文远说。
“计划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运气。“
“你运气好。“
“运气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在该等的时候等了，该走的时候会走。“
“那你现在走不走？“
陶爱民摇了摇头。“新股刚上市，还在涨。但涨到一定位置会回调。我不会卖在最高点，但也不会卖在最低点。“
“什么时候卖？“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
学校里的风向也在变。那些叫他“傻子“的人不叫了。不是因为他证明了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赚了多少。而是因为五月份股价暴涨之后，认购证突然成了香饽饽，所有人都知道“三十块一张的纸片“值钱了。再叫人傻子，就显得自己傻。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那两个会计系的男生换了话题：“早知道当初也买几张。““现在三百块一张，买不起了。““就是，当时三十块都嫌贵。“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跟四个月前一模一样。
周文远跟在后面，小声说：“他们不叫你傻子了。“
“嗯。“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说什么？'我早告诉你们了'？“
“不是。就是——“
“没什么好说的。“陶爱民坐下，把盘子放好，“他们没做错什么。换了他们站在我的位置，也会这么干。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也一样。“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条——三个月前写的，“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纸条已经皱了，字迹还在。
“那次你听了自己的话。“周文远说。
“那次听了。这次也想听。但这次的节奏不一样。“
他把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新字。周文远凑过来看：
“七月不卖。八月看情况。九月第三轮摇号。“
“你一股都不卖？“
“一股不卖。“陶爱民把纸条折好，重新压回枕头底下，“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一股不卖。九月，看第三轮。“
周文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满了叶子，密密匝匝的，把路灯的光挡得只剩零星几块落在地上。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脚步声一下一下传过来，很轻。
陶爱民坐在床上，把账本放在膝盖上。他翻回前面几页，看见三月份写的那些数字——六万一千九百八十，两千零六十六，百分之二点七。那时候这些数字是计划，是赌注，是一张张三十块钱的纸片。
现在它们变成了两百七十万。
他合上账本，关了灯。
黑暗里，他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后——不，是很早以前。他坐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省政府的院子。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某个县的经济总量数据。他看了那个数字，没什么感觉。
现在他知道了。数字没有重量，人才有。六万块是数字，六万块买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是计划，扛着两千零六十六张纸片等四个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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