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临江还冷着。陶爱民从上海坐了一夜硬座回来，脸上带着那种长途车特有的灰。他没先回宿舍，绕到学校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一卷宽胶带和一叠旧报纸。
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六万多块钱的纸片，得分三个地方藏。这是他在火车上就盘算好的。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是他见过太多人把东西搁在一处，到最后连根拔起。
宿舍在三楼，四人间。他的铺位靠窗，下铺。趁室友都不在，他把床板掀起来。五百张认购证用报纸裹了三层，外面缠上胶带，压在床板下面。床板放回去，铺上褥子，看不出异样。他用手按了按，没声。
图书馆报刊室在二楼东头。管报刊室的老先生姓孙，六十多岁，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整天坐在窗边打瞌睡。陶爱民这半年常来帮他整理报纸，分类、装订、编号，手脚利索。老孙头嘴上不说什么，但上学期末往他手里塞过两个茶叶蛋。
这天下午他拎着书包进去，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八百张。他没多说话，把纸袋搁在报刊室角落那个铁皮旧柜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一摞过期的《经济日报》。
老孙头抬了抬眼皮。
“孙老师，这摞报纸我先存着，回头帮您裁剪。“
老孙头“嗯“了一声，把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又闭上了眼。
陶爱民知道这个“嗯“是什么意思。不问，不看，不管，但也不赶你走。在机关里待过的人都明白，这种沉默比任何承诺都可靠。
最后七百六十六张，他放到了火车站旁边的邮局寄存处。一个绿色铁皮箱，钥匙挂在寄存处老大姐腰上。交了三个月租金，十二块钱。老大姐登记的时候瞟了他一眼：“存啥贵重物品？“
“几本杂志。“他笑了笑。
回到宿舍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去食堂打饭。油菜炒肉，二两米饭，一碗紫菜汤。一块二。他坐在靠墙的位置慢慢吃。
周文远端着盘子过来，一屁股坐到对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上海的事。“
陶爱民扒了一口饭：“还有二十天。“
“二十天。“周文远叹了口气，用筷子在桌上划了一道，“我算过了，三月三十一号摇号。今天是三月十号，二十一天。“
“那就还有二十一天。“
“你倒沉得住气。“
陶爱民没接话。他把肉片挑出来吃了，油菜剩下半盘。周文远看着他吃，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三千块钱，对周文远家来说不是小数目。他出了三千，让陶爱民“看着学“，但到现在连一张认购证都没摸过。
第二天，周文远从文具店买了一个新笔记本。硬壳的，一块五。他在第一页写上“倒计时“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表格：3月11日，距摇号21天。
此后每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本子上划掉一个数字。20。19。18。有时候陶爱民早上醒过来，看见他趴在桌上对着本子发愣，就知道他又一夜没睡好。
陶爱民照常上课。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原理、大学英语。他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画重点，偶尔举手回答问题。老师点他名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习惯性的认可——这学生不是顶聪明，但稳。
同寝室的赵鹏飞有回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晚上翻来覆去的。“
“没有。枕头高了，睡不踏实。“
赵鹏飞没再问。他翻了个身，继续打呼噜。
下午两点去报刊室，这已经成了半年的习惯。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各订了一份，他翻得仔细，尤其关注股市版面。三月中旬之前，报纸上关于认购证的消息很少，偶尔一行字带过。到了三月中旬，开始密集起来。
三月十五号，《解放日报》第二版登了一条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认购证摇号定于三月三十一日举行，届时将公开摇号，电视台现场录播。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三月底举行首次股票认购证公开摇号……“
消息不长，夹在一版右下角，豆腐块大小。陶爱民把它剪下来，夹进笔记本。
校园里的反应很平淡。大部分人不关心。关心的人里头，大部分不看好。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两个会计系的男生在聊。
“三十块一张，谁买？“
“听说有人买了几十张，脑子进水了。“
“打水漂还听个响呢。认购证连响都没有。“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
周文远倒是听见了，脸涨得通红，拽他袖子：“他们说谁呢？“
“说他们自己。吃饭。“
“你就不在意？“
“在意有用的话，我天天在意。“陶爱民夹了一筷子油菜，“把饭吃了，下午还有课。“
周文远闷头扒了两口饭，又抬起头：“你说实话，到底有几成把握？“
陶爱民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周文远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贪婪，是怕。怕那三千块钱打水漂，怕跟错了人，怕自己胆子太大。
“把握这个东西，“陶爱民说，“我说十成你信吗？“
“不信。“
“那就对了。我不说几成，我说一个数——三月三十一号之后，你看结果。“
三月二十号，刘警戒来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式军绿外套，头发剃得很短，精神头比上学期好。一进门就往陶爱民对面坐下来，盯着他看。
“听说你买认购证了。“
“听谁说的？“
“别管谁说的。你把钱都扔进去了？“
陶爱民把茶杯推过去：“喝点水。“
“我不喝水。我问你话。“
“我没扔。“陶爱民说，“我种了。“
“种了？“刘警戒皱眉。
“种子和垃圾的区别是——种子会发芽。“
刘警戒看了他半天。他学法律的，脑子转得快，但这句话他嚼了一阵才咽下去。
“你借了多少？“
“该借的借了，不该借的没借。“
“你爸那边呢？“
“五千。他知道。“
刘警戒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你小子。“他拍了拍桌子，“要是赔了，我替你写遗书。“
“不用。赔了我自己去搬砖。“
刘警戒笑了一声，走到门口又回头：“水我倒了，不喝白不喝。“
陶爱民笑了笑，把杯子拿回来续上热水。
三月二十五号，周文远的倒计时本上写着“6“。
三月二十八号，“3“。
三月三十号，“1“。
那天晚上陶爱民没去自习室。他坐在宿舍床上，窗户开了一条缝，外面的风还凉着。室友都睡了，周文远在隔壁寝室跟人借收音机——他说明天要听新闻。
陶爱民从枕头底下摸出笔记本，翻到夹着剪报的那一页。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看了不下二十遍。今夜又看了一遍。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窗外有猫叫。远处火车鸣了一声笛，拖得很长，像是在提醒什么。
明天。
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六万多块钱的纸片，得分三个地方藏。这是他在火车上就盘算好的。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是他见过太多人把东西搁在一处，到最后连根拔起。
宿舍在三楼，四人间。他的铺位靠窗，下铺。趁室友都不在，他把床板掀起来。五百张认购证用报纸裹了三层，外面缠上胶带，压在床板下面。床板放回去，铺上褥子，看不出异样。他用手按了按，没声。
图书馆报刊室在二楼东头。管报刊室的老先生姓孙，六十多岁，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整天坐在窗边打瞌睡。陶爱民这半年常来帮他整理报纸，分类、装订、编号，手脚利索。老孙头嘴上不说什么，但上学期末往他手里塞过两个茶叶蛋。
这天下午他拎着书包进去，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八百张。他没多说话，把纸袋搁在报刊室角落那个铁皮旧柜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一摞过期的《经济日报》。
老孙头抬了抬眼皮。
“孙老师，这摞报纸我先存着，回头帮您裁剪。“
老孙头“嗯“了一声，把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又闭上了眼。
陶爱民知道这个“嗯“是什么意思。不问，不看，不管，但也不赶你走。在机关里待过的人都明白，这种沉默比任何承诺都可靠。
最后七百六十六张，他放到了火车站旁边的邮局寄存处。一个绿色铁皮箱，钥匙挂在寄存处老大姐腰上。交了三个月租金，十二块钱。老大姐登记的时候瞟了他一眼：“存啥贵重物品？“
“几本杂志。“他笑了笑。
回到宿舍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去食堂打饭。油菜炒肉，二两米饭，一碗紫菜汤。一块二。他坐在靠墙的位置慢慢吃。
周文远端着盘子过来，一屁股坐到对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上海的事。“
陶爱民扒了一口饭：“还有二十天。“
“二十天。“周文远叹了口气，用筷子在桌上划了一道，“我算过了，三月三十一号摇号。今天是三月十号，二十一天。“
“那就还有二十一天。“
“你倒沉得住气。“
陶爱民没接话。他把肉片挑出来吃了，油菜剩下半盘。周文远看着他吃，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三千块钱，对周文远家来说不是小数目。他出了三千，让陶爱民“看着学“，但到现在连一张认购证都没摸过。
第二天，周文远从文具店买了一个新笔记本。硬壳的，一块五。他在第一页写上“倒计时“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表格：3月11日，距摇号21天。
此后每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本子上划掉一个数字。20。19。18。有时候陶爱民早上醒过来，看见他趴在桌上对着本子发愣，就知道他又一夜没睡好。
陶爱民照常上课。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原理、大学英语。他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画重点，偶尔举手回答问题。老师点他名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习惯性的认可——这学生不是顶聪明，但稳。
同寝室的赵鹏飞有回问他：“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晚上翻来覆去的。“
“没有。枕头高了，睡不踏实。“
赵鹏飞没再问。他翻了个身，继续打呼噜。
下午两点去报刊室，这已经成了半年的习惯。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各订了一份，他翻得仔细，尤其关注股市版面。三月中旬之前，报纸上关于认购证的消息很少，偶尔一行字带过。到了三月中旬，开始密集起来。
三月十五号，《解放日报》第二版登了一条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认购证摇号定于三月三十一日举行，届时将公开摇号，电视台现场录播。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三月底举行首次股票认购证公开摇号……“
消息不长，夹在一版右下角，豆腐块大小。陶爱民把它剪下来，夹进笔记本。
校园里的反应很平淡。大部分人不关心。关心的人里头，大部分不看好。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两个会计系的男生在聊。
“三十块一张，谁买？“
“听说有人买了几十张，脑子进水了。“
“打水漂还听个响呢。认购证连响都没有。“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
周文远倒是听见了，脸涨得通红，拽他袖子：“他们说谁呢？“
“说他们自己。吃饭。“
“你就不在意？“
“在意有用的话，我天天在意。“陶爱民夹了一筷子油菜，“把饭吃了，下午还有课。“
周文远闷头扒了两口饭，又抬起头：“你说实话，到底有几成把握？“
陶爱民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周文远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贪婪，是怕。怕那三千块钱打水漂，怕跟错了人，怕自己胆子太大。
“把握这个东西，“陶爱民说，“我说十成你信吗？“
“不信。“
“那就对了。我不说几成，我说一个数——三月三十一号之后，你看结果。“
三月二十号，刘警戒来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式军绿外套，头发剃得很短，精神头比上学期好。一进门就往陶爱民对面坐下来，盯着他看。
“听说你买认购证了。“
“听谁说的？“
“别管谁说的。你把钱都扔进去了？“
陶爱民把茶杯推过去：“喝点水。“
“我不喝水。我问你话。“
“我没扔。“陶爱民说，“我种了。“
“种了？“刘警戒皱眉。
“种子和垃圾的区别是——种子会发芽。“
刘警戒看了他半天。他学法律的，脑子转得快，但这句话他嚼了一阵才咽下去。
“你借了多少？“
“该借的借了，不该借的没借。“
“你爸那边呢？“
“五千。他知道。“
刘警戒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你小子。“他拍了拍桌子，“要是赔了，我替你写遗书。“
“不用。赔了我自己去搬砖。“
刘警戒笑了一声，走到门口又回头：“水我倒了，不喝白不喝。“
陶爱民笑了笑，把杯子拿回来续上热水。
三月二十五号，周文远的倒计时本上写着“6“。
三月二十八号，“3“。
三月三十号，“1“。
那天晚上陶爱民没去自习室。他坐在宿舍床上，窗户开了一条缝，外面的风还凉着。室友都睡了，周文远在隔壁寝室跟人借收音机——他说明天要听新闻。
陶爱民从枕头底下摸出笔记本，翻到夹着剪报的那一页。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看了不下二十遍。今夜又看了一遍。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窗外有猫叫。远处火车鸣了一声笛，拖得很长，像是在提醒什么。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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