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号，礼拜二。早上五点十分，市局门口。
郑海峰的车已经发着了。晏队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捏着一个笔记本。苏晓棠坐在后座，腿上搁着勘查箱，手里拎着一兜煮鸡蛋。温则鸣一上车，她就递过来两个。
“路上垫垫。到那儿得九点多了。”
车上了高速，往南开。过了一阵子，晏队才开口。
“到了，我跟老郑问他媳妇，晓棠跟当地所里的人问老太太，分开问。”
郑海峰看了一眼后视镜。
“老温，刀口这事，你想让我问出点什么？”
“他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九点二十，下了国道，又走了十几里土路。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在村口等着，骑着一辆摩托，在前头领着。
卢家在村子最里头，三间平房，院墙是砖垒的，比那三间房新得多。院里拴着一条狗，扑着链子狂叫，被一个老太太喝住了。
老太太七十上下，个子矮，围裙上沾着面。她看了看那个民警，又看了看他们几个，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你们这是为喜旺来的吧？”
晏队往前走了一步。
“大娘，咱们进屋说吧。”
屋里摆着一张方桌，墙上贴着一张奖状，是孙子的，三好学生。桌子上扣着一个盆，盆底下是刚和好的面。
卢喜旺的媳妇从里屋出来，四十上下，脸晒得黑，头发拿一根皮筋扎在脑后。她站在里屋门口，没往前走。
昨天所里来人，只说了人没了。晏队这回把话说全了，也说得很短：在云州，河里，上个礼拜捞上来的，比了血，是他。
老太太扶着桌子坐下了，坐下以后，两只手还撑在桌沿上。
他媳妇没动。
“在哪儿？”
“云州。”
“人呢？”
“在我们那儿。人已经做了解剖，死因还在查。案子没查完，人还领不回来。”
“解剖，也没人来问过家里一声。”
晏队说：“那会儿还不知道他是谁，家里通知不到。死因不明的，局里批了就得做，这是规定。”
她点了点头，眼睛看着地上。
“什么时候能领回来埋了？”
晏队说：“等案子查完。”
郑海峰说：“他是怎么落到河里的，我们也在查。”
老太太的手从桌沿上滑下来了。
他媳妇抬起头来看着郑海峰，看了好一会儿。
“那也是他自己找的。”
“他找什么去了？”
晏队让当地那个民警跟苏晓棠扶着老太太进了里屋，把门带上。然后他把本子打开，先跟她说了一遍：问你的话，要照实说，说假话，是要负责任的。
晏队从头问：什么时候走的，去哪儿，干什么活，最后一回打电话是哪天。
她答得很顺。正月十六走的，说去城里找活，没说哪个城。正月底打回来一回，后来就打不通了。四月里去派出所报的。
郑海峰接过话头。
“他身上那道刀口，是怎么来的？”
“割了个瘤子。”
“在哪儿割的？”
“县医院。”
“什么时候？”
“前年。秋天。”
“住了几天？”
她顿了一下。“三五天吧。”
“谁陪着去的？”
“我在家看孩子，他自己去的。”
“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
郑海峰没有再问，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里屋的门开了。当地那个民警拿着刚记好的一页笔录先出来，苏晓棠扶着老太太跟在后头，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让人折过好几回，边上都起了毛。
“他回来那天揣着这个，叫我收好，说是凭据。”
老太太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桌子当中。
他媳妇伸手要拿，郑海峰先按住了。
温则鸣戴上手套，把信封打开，里头是一张纸，叠成四折。他一折一折打开，扶平了。
抬头印着：自愿捐献书。
捐献人那栏，签着卢喜旺的名字，字写得歪，底下按着红手印。捐献器官那里印着：左肾。
家属意见栏，手写的两个字：同意。后头签着一个名字，也按了手印。
最底下一行是落款的日子：前年的十月二十一日。
温则鸣看着那个日子，看了很久。他记得待查库里那一行，也是这一天。
他把那张纸往苏晓棠那边推了推。苏晓棠拿出相机，比例尺贴着摆好，正面拍了两张，翻过来，背面也拍了。
背面是空的，只在右下角，有人拿圆珠笔写了一串数字，十一位，写得很用力，最后一位描了两遍。
郑海峰看了一眼家属意见栏里的名字，抬起头来，看着里屋门口那个人。
“这个名字，是你签的？”
她没有回答。
“可你说是他自己去的。”
她靠在门框上，过了很久，才开口。
“签字那天，我去了。”
“说好三万。说好三万，给了八千。在县医院门口给的，一个信封，八千。剩下的说过年给，过了年又说等等。”
她的声音很平。
温则鸣看着她。融冰案卷第六册里，八号贺立春那份笔录，说的也是这几样：说是自愿捐献，说好三万，给了八千，钱是一个人在县医院门口给的，没说名字。
“八千块钱，院墙垒了，孩子的学费交了。他回来以后，重活又干不了，地里的活都是我干。”
老太太从桌子跟前站起来，又坐下了，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上个月，他打电话回来了。”他媳妇说。
晏队的笔停住了。
“你不是才说说正月底以后就打不通了？”
“他换了号。上个月十五号，打回来一回。说电视上放了，城里那个案子又开庭了，那个老板早先就判了死刑。他说老板一死，剩下那两万二就没人给了，他得赶在前头，去找那个给他信封的人。第二天又打回来一回，说找着了，那个人就在云州，他上门去找的，见着了。后来，就再没打过了。”
“他上个月打回来的那个号呢？”
“在我手机里。”
晏队让她把手机拿出来，翻到那一天，把号码和时间点抄在本子上。抄完了，他把笔放下。
“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的事，你怎么没跟派出所说？”
她看着桌上那张纸。
“说了，就得说他卖了一个腰子。村里人知道了，孩子在村里还怎么念书。”
那个当地的民警站在里屋门口，这时候把脸转过去，看着院子里那条狗。
温则鸣把那张纸翻过来，又看了一眼背面那串数字。
郑海峰替他问了：“背面这个号，是谁写的？”
“他自己写的。那个人给他的号，说有事打这个。”
“这个号，后来打通过没有。”
“前年、去年都打过。去年开春以后，就打不通了。”
温则鸣点了点头，把纸翻回正面，跟信封一起装进物证袋。晏队开了调取清单，一栏一栏写，写完了，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不识字，听完点了点头，自己在持有人那栏按了手印。
问他媳妇的那份笔录，晏队转过来交给她自己看。
她看得很慢，看完了，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名字。
跟自愿书上家属意见栏里的，是一样的字。
出门的时候，老太太跟到了院门口，说面都和好了，在家吃饭再走。郑海峰说不了，还得赶回去。
“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娘，这一回钱要回来，就不出门了。”
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扯着那块围裙。
“那个人家里，他去过。”
郑海峰的车已经发着了。晏队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捏着一个笔记本。苏晓棠坐在后座，腿上搁着勘查箱，手里拎着一兜煮鸡蛋。温则鸣一上车，她就递过来两个。
“路上垫垫。到那儿得九点多了。”
车上了高速，往南开。过了一阵子，晏队才开口。
“到了，我跟老郑问他媳妇，晓棠跟当地所里的人问老太太，分开问。”
郑海峰看了一眼后视镜。
“老温，刀口这事，你想让我问出点什么？”
“他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九点二十，下了国道，又走了十几里土路。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在村口等着，骑着一辆摩托，在前头领着。
卢家在村子最里头，三间平房，院墙是砖垒的，比那三间房新得多。院里拴着一条狗，扑着链子狂叫，被一个老太太喝住了。
老太太七十上下，个子矮，围裙上沾着面。她看了看那个民警，又看了看他们几个，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你们这是为喜旺来的吧？”
晏队往前走了一步。
“大娘，咱们进屋说吧。”
屋里摆着一张方桌，墙上贴着一张奖状，是孙子的，三好学生。桌子上扣着一个盆，盆底下是刚和好的面。
卢喜旺的媳妇从里屋出来，四十上下，脸晒得黑，头发拿一根皮筋扎在脑后。她站在里屋门口，没往前走。
昨天所里来人，只说了人没了。晏队这回把话说全了，也说得很短：在云州，河里，上个礼拜捞上来的，比了血，是他。
老太太扶着桌子坐下了，坐下以后，两只手还撑在桌沿上。
他媳妇没动。
“在哪儿？”
“云州。”
“人呢？”
“在我们那儿。人已经做了解剖，死因还在查。案子没查完，人还领不回来。”
“解剖，也没人来问过家里一声。”
晏队说：“那会儿还不知道他是谁，家里通知不到。死因不明的，局里批了就得做，这是规定。”
她点了点头，眼睛看着地上。
“什么时候能领回来埋了？”
晏队说：“等案子查完。”
郑海峰说：“他是怎么落到河里的，我们也在查。”
老太太的手从桌沿上滑下来了。
他媳妇抬起头来看着郑海峰，看了好一会儿。
“那也是他自己找的。”
“他找什么去了？”
晏队让当地那个民警跟苏晓棠扶着老太太进了里屋，把门带上。然后他把本子打开，先跟她说了一遍：问你的话，要照实说，说假话，是要负责任的。
晏队从头问：什么时候走的，去哪儿，干什么活，最后一回打电话是哪天。
她答得很顺。正月十六走的，说去城里找活，没说哪个城。正月底打回来一回，后来就打不通了。四月里去派出所报的。
郑海峰接过话头。
“他身上那道刀口，是怎么来的？”
“割了个瘤子。”
“在哪儿割的？”
“县医院。”
“什么时候？”
“前年。秋天。”
“住了几天？”
她顿了一下。“三五天吧。”
“谁陪着去的？”
“我在家看孩子，他自己去的。”
“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
郑海峰没有再问，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里屋的门开了。当地那个民警拿着刚记好的一页笔录先出来，苏晓棠扶着老太太跟在后头，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让人折过好几回，边上都起了毛。
“他回来那天揣着这个，叫我收好，说是凭据。”
老太太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桌子当中。
他媳妇伸手要拿，郑海峰先按住了。
温则鸣戴上手套，把信封打开，里头是一张纸，叠成四折。他一折一折打开，扶平了。
抬头印着：自愿捐献书。
捐献人那栏，签着卢喜旺的名字，字写得歪，底下按着红手印。捐献器官那里印着：左肾。
家属意见栏，手写的两个字：同意。后头签着一个名字，也按了手印。
最底下一行是落款的日子：前年的十月二十一日。
温则鸣看着那个日子，看了很久。他记得待查库里那一行，也是这一天。
他把那张纸往苏晓棠那边推了推。苏晓棠拿出相机，比例尺贴着摆好，正面拍了两张，翻过来，背面也拍了。
背面是空的，只在右下角，有人拿圆珠笔写了一串数字，十一位，写得很用力，最后一位描了两遍。
郑海峰看了一眼家属意见栏里的名字，抬起头来，看着里屋门口那个人。
“这个名字，是你签的？”
她没有回答。
“可你说是他自己去的。”
她靠在门框上，过了很久，才开口。
“签字那天，我去了。”
“说好三万。说好三万，给了八千。在县医院门口给的，一个信封，八千。剩下的说过年给，过了年又说等等。”
她的声音很平。
温则鸣看着她。融冰案卷第六册里，八号贺立春那份笔录，说的也是这几样：说是自愿捐献，说好三万，给了八千，钱是一个人在县医院门口给的，没说名字。
“八千块钱，院墙垒了，孩子的学费交了。他回来以后，重活又干不了，地里的活都是我干。”
老太太从桌子跟前站起来，又坐下了，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上个月，他打电话回来了。”他媳妇说。
晏队的笔停住了。
“你不是才说说正月底以后就打不通了？”
“他换了号。上个月十五号，打回来一回。说电视上放了，城里那个案子又开庭了，那个老板早先就判了死刑。他说老板一死，剩下那两万二就没人给了，他得赶在前头，去找那个给他信封的人。第二天又打回来一回，说找着了，那个人就在云州，他上门去找的，见着了。后来，就再没打过了。”
“他上个月打回来的那个号呢？”
“在我手机里。”
晏队让她把手机拿出来，翻到那一天，把号码和时间点抄在本子上。抄完了，他把笔放下。
“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的事，你怎么没跟派出所说？”
她看着桌上那张纸。
“说了，就得说他卖了一个腰子。村里人知道了，孩子在村里还怎么念书。”
那个当地的民警站在里屋门口，这时候把脸转过去，看着院子里那条狗。
温则鸣把那张纸翻过来，又看了一眼背面那串数字。
郑海峰替他问了：“背面这个号，是谁写的？”
“他自己写的。那个人给他的号，说有事打这个。”
“这个号，后来打通过没有。”
“前年、去年都打过。去年开春以后，就打不通了。”
温则鸣点了点头，把纸翻回正面，跟信封一起装进物证袋。晏队开了调取清单，一栏一栏写，写完了，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不识字，听完点了点头，自己在持有人那栏按了手印。
问他媳妇的那份笔录，晏队转过来交给她自己看。
她看得很慢，看完了，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名字。
跟自愿书上家属意见栏里的，是一样的字。
出门的时候，老太太跟到了院门口，说面都和好了，在家吃饭再走。郑海峰说不了，还得赶回去。
“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娘，这一回钱要回来，就不出门了。”
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扯着那块围裙。
“那个人家里，他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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