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上海，卢绪章正在一间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拆阅密电。
看完余生那封长信，他没有立刻回复，而是点了一根烟，慢慢抽完。
然后他站起来，从墙上的暗格里取出一本牛皮面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和联系方式。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沈吗？我找姓王的。”
那边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王先生去香港了。”
“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
卢绪章沉默两秒：“告诉他，上海的老朋友有笔大买卖，急需五六个能开卡车的老司机。”
他用的是暗语，“卡车”是飞机，“老司机”是飞行员，“大买卖”就是抗战。这是他跟联络员们事先约定好的代号，即便电话被监听，也抓不住把柄。
那边顿了一下：“什么车型？”
“日式的，六个轮子和五个轮子都有。”六轮代表战斗机，五轮代表轰炸机，这是他在这一封密电里临时编的，只有收件人才能对得上。
“明白了，我转告他。”
卢绪章挂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这一个响了很多声才有人接，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卢先生？”
“老周在不在？”
“他出去了，要晚上才回来。”
“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回个电话。”
“好的。”
卢绪章放下电话，翻开笔记本，在几个名字前面画了圈。
这些都是他这么多年经营下来最可靠的关系网——有航空委员会里不得志的旧军官，有流落在上海的航校教官，有从东北流亡关内的老飞行员，有在香港做飞行俱乐部教练的华侨。
这些人有的能直接提供飞行员，有的能提供飞行员的线索，有的能帮忙找航空燃油的渠道。
每个人的价值不同，但都不可或缺。
接下来的半个月，华夏的大地上多了一批向太行山缓慢移动的人。
他们从上海出发，从香港出发，从重庆出发，从昆明出发。
有人坐船，有人坐火车，有人坐马车，有人步行。
他们穿过日军封锁线，穿过国统区，穿过土匪出没的无人地带。他们用假名字，用假身份，用假路条。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太行山。
第一个到达的飞行员姓陈，原是中央航校的教官。卢绪章的人在上海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业半年，靠着给人家写信糊口度日。
听完来意，他二话没说就收拾了行李。
余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的军姿多么挺拔，也不是因为他的眼神多么坚定——而是因为，他只有一条胳膊，右边的袖子在肘部以下是空的。
“余司令员。”他举起左手敬了一个军礼，姿势很标准，左手的力量也不逊于右手的力道，“陈怀远，原中央航校上尉教官。”
他放下手，微微一笑，继续道：“少了一条胳膊，但脑子还在，教学大纲能背会写，基本的座舱操作也能示范。我教出来的学员，不会比别人差。”
余生看着他那条空荡荡的右侧袖子，目光沉了沉，但没多说什么。
过了几天，第二个人到了。
这是一位现役的华夏空军少尉飞行员，看着三十不到。
他在淞沪会战中击落过两架日机，后来在一次空战中座机中弹起火，他跳伞摔断了一条腿，虽然后来恢复得七七八八，走路还是有点瘸，再也没能回原部队。
他走进辛庄的时候穿着一件灰布长衫，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但余生在打量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虎口和掌心的老茧厚得发亮——那是长时间握操纵杆磨出来的，骗不了人。
“能飞吗？”余生问。
“能。”这个姓林的少尉回答得很干脆，“试飞一下就知道。”
余生点头：“先不急，等人到齐了一起安排。”
第三个人是南洋华侨，年纪最小。
他父亲是橡胶园主，他在美国学过飞行，回国后加入中国空军，飞过运输机、战斗机、轰炸机，号称“什么都能开”。
他到了太行以后看到那十一架飞机，激动得连行李都没放下就绕着机场跑了一圈。
第四个人同样来自南洋，祖籍广东，是香港皇家飞行俱乐部的教练。
他在英国人的飞行学校受训过，又在东南亚飞了几年民航，对华夏空军的现役机型并不陌生。
余生问他为什么来，他想了想答道：“我父亲说过，做人要知恩图报。国家有难，华侨不能做旁观者。”
第五个人和前面四个都不一样。他既不会开战斗机，也不会开轰炸机，甚至可能连汽车都开不利索。但他会修飞机，而且修理的技术在当地是顶尖的。
他姓郑，东北人，曾在沈阳的东北军空军当过机械师。
九一八之后他流亡关内，在桂林、昆明等地的修理厂和航空站干过，经手修理过的飞机有上百架。
他到了机场以后，花了三天时间把十一架飞机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然后给余生交了一份清单。
六架战斗机，两架发动机需要大修，三架外表看起来完好但仪表有问题，一架可以飞。
五架轰炸机，状况比战斗机好一些，有三架可以飞，另外两架需要更换几个零件。
“需要什么零件？”余生问。
郑师傅把清单翻到第二页，上面列着长长一串零件编号和名称，全是日文。余生看了一眼，没说话，把清单交给赵刚拍成照片，发给了卢绪章。
半个月后，零件在上海的码头上装船，经秘密渠道运往太行山。
航空燃油是最后一个难题。卢绪章在全国各地能搜刮到的量像挤牙膏一样，东拼西凑，第一批只弄到了区区的不到二十吨。
放在正常使用上根本不够消耗几天，但考虑到是起步阶段，用来训练和验证飞行，倒也勉强够撑一阵子。
这些油分成数十批，从不同路线运往太行山。
有的装在煤油桶里，上面盖着猪油；有的藏在货船的底舱，夹层里塞满棉花隔音；有的跟着商队走，藏在杂货堆底下。
每一条运输路线，都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国军的检查站、土匪的控制区。每一桶油运到太行山，都有可能有交通站的同志付出代价。
但油还是来了，一桶接一桶，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
第一批油运抵机场的当天晚上，郑师傅带着几个地勤人员，打着手电筒，一桶一桶地检查质量。
油料没有问题，颜色透亮，没有杂质，标号也对得上。
看完余生那封长信，他没有立刻回复，而是点了一根烟，慢慢抽完。
然后他站起来，从墙上的暗格里取出一本牛皮面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和联系方式。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沈吗？我找姓王的。”
那边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王先生去香港了。”
“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
卢绪章沉默两秒：“告诉他，上海的老朋友有笔大买卖，急需五六个能开卡车的老司机。”
他用的是暗语，“卡车”是飞机，“老司机”是飞行员，“大买卖”就是抗战。这是他跟联络员们事先约定好的代号，即便电话被监听，也抓不住把柄。
那边顿了一下：“什么车型？”
“日式的，六个轮子和五个轮子都有。”六轮代表战斗机，五轮代表轰炸机，这是他在这一封密电里临时编的，只有收件人才能对得上。
“明白了，我转告他。”
卢绪章挂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这一个响了很多声才有人接，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卢先生？”
“老周在不在？”
“他出去了，要晚上才回来。”
“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回个电话。”
“好的。”
卢绪章放下电话，翻开笔记本，在几个名字前面画了圈。
这些都是他这么多年经营下来最可靠的关系网——有航空委员会里不得志的旧军官，有流落在上海的航校教官，有从东北流亡关内的老飞行员，有在香港做飞行俱乐部教练的华侨。
这些人有的能直接提供飞行员，有的能提供飞行员的线索，有的能帮忙找航空燃油的渠道。
每个人的价值不同，但都不可或缺。
接下来的半个月，华夏的大地上多了一批向太行山缓慢移动的人。
他们从上海出发，从香港出发，从重庆出发，从昆明出发。
有人坐船，有人坐火车，有人坐马车，有人步行。
他们穿过日军封锁线，穿过国统区，穿过土匪出没的无人地带。他们用假名字，用假身份，用假路条。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太行山。
第一个到达的飞行员姓陈，原是中央航校的教官。卢绪章的人在上海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失业半年，靠着给人家写信糊口度日。
听完来意，他二话没说就收拾了行李。
余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的军姿多么挺拔，也不是因为他的眼神多么坚定——而是因为，他只有一条胳膊，右边的袖子在肘部以下是空的。
“余司令员。”他举起左手敬了一个军礼，姿势很标准，左手的力量也不逊于右手的力道，“陈怀远，原中央航校上尉教官。”
他放下手，微微一笑，继续道：“少了一条胳膊，但脑子还在，教学大纲能背会写，基本的座舱操作也能示范。我教出来的学员，不会比别人差。”
余生看着他那条空荡荡的右侧袖子，目光沉了沉，但没多说什么。
过了几天，第二个人到了。
这是一位现役的华夏空军少尉飞行员，看着三十不到。
他在淞沪会战中击落过两架日机，后来在一次空战中座机中弹起火，他跳伞摔断了一条腿，虽然后来恢复得七七八八，走路还是有点瘸，再也没能回原部队。
他走进辛庄的时候穿着一件灰布长衫，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但余生在打量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虎口和掌心的老茧厚得发亮——那是长时间握操纵杆磨出来的，骗不了人。
“能飞吗？”余生问。
“能。”这个姓林的少尉回答得很干脆，“试飞一下就知道。”
余生点头：“先不急，等人到齐了一起安排。”
第三个人是南洋华侨，年纪最小。
他父亲是橡胶园主，他在美国学过飞行，回国后加入中国空军，飞过运输机、战斗机、轰炸机，号称“什么都能开”。
他到了太行以后看到那十一架飞机，激动得连行李都没放下就绕着机场跑了一圈。
第四个人同样来自南洋，祖籍广东，是香港皇家飞行俱乐部的教练。
他在英国人的飞行学校受训过，又在东南亚飞了几年民航，对华夏空军的现役机型并不陌生。
余生问他为什么来，他想了想答道：“我父亲说过，做人要知恩图报。国家有难，华侨不能做旁观者。”
第五个人和前面四个都不一样。他既不会开战斗机，也不会开轰炸机，甚至可能连汽车都开不利索。但他会修飞机，而且修理的技术在当地是顶尖的。
他姓郑，东北人，曾在沈阳的东北军空军当过机械师。
九一八之后他流亡关内，在桂林、昆明等地的修理厂和航空站干过，经手修理过的飞机有上百架。
他到了机场以后，花了三天时间把十一架飞机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然后给余生交了一份清单。
六架战斗机，两架发动机需要大修，三架外表看起来完好但仪表有问题，一架可以飞。
五架轰炸机，状况比战斗机好一些，有三架可以飞，另外两架需要更换几个零件。
“需要什么零件？”余生问。
郑师傅把清单翻到第二页，上面列着长长一串零件编号和名称，全是日文。余生看了一眼，没说话，把清单交给赵刚拍成照片，发给了卢绪章。
半个月后，零件在上海的码头上装船，经秘密渠道运往太行山。
航空燃油是最后一个难题。卢绪章在全国各地能搜刮到的量像挤牙膏一样，东拼西凑，第一批只弄到了区区的不到二十吨。
放在正常使用上根本不够消耗几天，但考虑到是起步阶段，用来训练和验证飞行，倒也勉强够撑一阵子。
这些油分成数十批，从不同路线运往太行山。
有的装在煤油桶里，上面盖着猪油；有的藏在货船的底舱，夹层里塞满棉花隔音；有的跟着商队走，藏在杂货堆底下。
每一条运输路线，都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国军的检查站、土匪的控制区。每一桶油运到太行山，都有可能有交通站的同志付出代价。
但油还是来了，一桶接一桶，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
第一批油运抵机场的当天晚上，郑师傅带着几个地勤人员，打着手电筒，一桶一桶地检查质量。
油料没有问题，颜色透亮，没有杂质，标号也对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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