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军手里的方向盘差点打歪了。
“一百二十？”他瞪大眼睛，“陈工，您开玩笑呢吧？咱们这解放卡车，空车都跑不到八十。”
“那是因为车不行。”陈卫东说，“以后的卡车，不光跑得快，还舒服——驾驶室带空调，座椅是软的，挡风玻璃不会裂。开一整天都不累。”
高建军咽了口唾沫。
“那得多少年以后啊？”
“不用多少年。”陈卫东转过头看着他，“二十年。最多三十年。”
高建军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轮胎碾过土路的咯吱声。
“陈工。”高建军忽然又说，“您说的这些……真的能实现吗？”
“能。”
“凭什么？”
陈卫东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荒野，嘴角微微上扬。
“凭咱们种花家有十亿人。凭咱们不怕苦、不怕累。凭咱们有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
他顿了一下，声音沉了下去。
“还凭——像你我这样的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拼命。”
高建军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陈工。”他的声音有点哑，“您说的那个未来——我能看到吗？”
“能。”陈卫东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光能看到，你还能开着那种卡车，拉着货，从四九城一路开到大西北，一路畅通无阻。”
高建军用力点了点头。
“那我等着。”
陈卫东没再说话。
他低下头，重新翻开那本德文书。
但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不光你等着，我也等着。
因为那是我必须做到的事。
从四九城到大西北的七九零基地，一千八百公里。
解放卡车平均时速四十公里，每天跑十二个小时，中间停两次加油，一次吃饭。
晚上在沿途的兵站或者县城的招待所过夜。
九天。
整整九天。
陈卫东在颠簸的车厢里，把那本《工程控制论》又读了一遍。
这是钱学森先生在1958年翻译出版的中文版，陈卫东在一机部的资料室里翻到的。书页已经泛黄，扉页上盖着“一机部技术资料室”的红色印章。
他读得很慢。
不是因为看不懂——这本书他上辈子读过英文原版，这辈子重读中文版，反而更顺畅。
他慢，是因为每读一段，脑子里就会跳出七轴预研的某个环节。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多轴联动的耦合效应、传感器的响应速度——这些问题在书里都能找到理论支撑。
他一边读，一边在书页空白处用铅笔写批注。
写到第四天的时候，书的天头地脚已经写满了。
高建军偶尔瞄一眼，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符号，头皮发麻。
“陈工，您这是在……推演？”
“嗯。”
“推演啥？”
“下一代机床。”
高建军沉默了两秒。
“陈工，您这脑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陈卫东笑了一下，没接话。
他不是天才。
他只是比别人多活了几十年，见过那些技术的最终形态，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但即便如此，要把那些超前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实现出来，依然难如登天。
材料跟不上、工艺跟不上、加工精度跟不上——每一个环节都要从头摸索。
所以他必须抓紧每一分钟。
在车上读书，在兵站画图，在招待所整理思路。
九天的时间，他把七轴预研的第五版方案雏形推演出来了。
第九天傍晚，车队终于到了七九零基地外围的哨兵站。
夕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天边烧着一片暗红色的晚霞。
西北的戈壁滩一望无际，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空气干燥得像要把人的嗓子撕裂。
陈卫东推开车门下车，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
他打了个哆嗦。
冷。
真他妈冷。
不是四九城那种湿冷，是那种干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几秒钟就把exposed的皮肤冻得发麻。
他赶紧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把毛线帽子往下拉了拉。
高建军跳下车，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工，到地方了。”
陈卫东点了点头，环顾四周。
哨兵站是一排低矮的土坯房，屋顶压着石头，防止被风掀翻。院子里竖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在寒风里猎猎作响。
两个哨兵端着枪站在门口，腰板挺得笔直，脸冻得通红。
高建军走过去，掏出证件。
哨兵接过来看了看，敬了个礼，转身进屋打电话。
几分钟后，哨兵出来了，冲高建军点了点头。
“高队长，上面说了，陈工今晚在哨兵站住一宿，明天一早基地会派车来接。”
高建军转头看陈卫东。
“陈工，那我就送到这儿了。”
陈卫东伸出手。
“高队长，辛苦了。”
高建军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两下。
“陈工，您多保重。等您回四九城，我请您喝酒。”
“好。”
高建军松开手，转身上了车。
发动机轰鸣了两声，车队掉头，沿着来时的路开走了。
陈卫东站在原地，看着车队消失在暮色里。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一个年轻的哨兵走过来，敬了个礼。
“陈工，里面请。我们给您准备了晚饭。”
陈卫东跟着他进了土坯房。
屋里生着炉子，炉膛里烧着煤球，屋顶的烟囱冒出袅袅青烟。
屋里比外面暖和多了，但依然能看见呼出的白气。
哨兵给他端来一碗热汤——白水煮肉片，上面飘着几片葱花。旁边摆着两个馍馍，硬邦邦的。
“陈工，条件简陋，您将就着吃。”
陈卫东接过碗，喝了一口。
汤很烫，肉片有点柴，但咽下去之后，胃里暖洋洋的。
“挺好。”他说。
哨兵笑了一下，转身出去了。
陈卫东一个人坐在炉子边，端着碗慢慢喝汤。
屋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吹得窗户纸哗哗响。
他忽然想起高建军临走前说的那句话——
“等您回四九城，我请您喝酒。”
陈卫东放下碗，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
会回去的。
两个月。
完成任务，平平安安回去。
“一百二十？”他瞪大眼睛，“陈工，您开玩笑呢吧？咱们这解放卡车，空车都跑不到八十。”
“那是因为车不行。”陈卫东说，“以后的卡车，不光跑得快，还舒服——驾驶室带空调，座椅是软的，挡风玻璃不会裂。开一整天都不累。”
高建军咽了口唾沫。
“那得多少年以后啊？”
“不用多少年。”陈卫东转过头看着他，“二十年。最多三十年。”
高建军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轮胎碾过土路的咯吱声。
“陈工。”高建军忽然又说，“您说的这些……真的能实现吗？”
“能。”
“凭什么？”
陈卫东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荒野，嘴角微微上扬。
“凭咱们种花家有十亿人。凭咱们不怕苦、不怕累。凭咱们有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
他顿了一下，声音沉了下去。
“还凭——像你我这样的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拼命。”
高建军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陈工。”他的声音有点哑，“您说的那个未来——我能看到吗？”
“能。”陈卫东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光能看到，你还能开着那种卡车，拉着货，从四九城一路开到大西北，一路畅通无阻。”
高建军用力点了点头。
“那我等着。”
陈卫东没再说话。
他低下头，重新翻开那本德文书。
但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不光你等着，我也等着。
因为那是我必须做到的事。
从四九城到大西北的七九零基地，一千八百公里。
解放卡车平均时速四十公里，每天跑十二个小时，中间停两次加油，一次吃饭。
晚上在沿途的兵站或者县城的招待所过夜。
九天。
整整九天。
陈卫东在颠簸的车厢里，把那本《工程控制论》又读了一遍。
这是钱学森先生在1958年翻译出版的中文版，陈卫东在一机部的资料室里翻到的。书页已经泛黄，扉页上盖着“一机部技术资料室”的红色印章。
他读得很慢。
不是因为看不懂——这本书他上辈子读过英文原版，这辈子重读中文版，反而更顺畅。
他慢，是因为每读一段，脑子里就会跳出七轴预研的某个环节。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多轴联动的耦合效应、传感器的响应速度——这些问题在书里都能找到理论支撑。
他一边读，一边在书页空白处用铅笔写批注。
写到第四天的时候，书的天头地脚已经写满了。
高建军偶尔瞄一眼，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符号，头皮发麻。
“陈工，您这是在……推演？”
“嗯。”
“推演啥？”
“下一代机床。”
高建军沉默了两秒。
“陈工，您这脑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陈卫东笑了一下，没接话。
他不是天才。
他只是比别人多活了几十年，见过那些技术的最终形态，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但即便如此，要把那些超前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实现出来，依然难如登天。
材料跟不上、工艺跟不上、加工精度跟不上——每一个环节都要从头摸索。
所以他必须抓紧每一分钟。
在车上读书，在兵站画图，在招待所整理思路。
九天的时间，他把七轴预研的第五版方案雏形推演出来了。
第九天傍晚，车队终于到了七九零基地外围的哨兵站。
夕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天边烧着一片暗红色的晚霞。
西北的戈壁滩一望无际，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空气干燥得像要把人的嗓子撕裂。
陈卫东推开车门下车，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
他打了个哆嗦。
冷。
真他妈冷。
不是四九城那种湿冷，是那种干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几秒钟就把exposed的皮肤冻得发麻。
他赶紧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把毛线帽子往下拉了拉。
高建军跳下车，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工，到地方了。”
陈卫东点了点头，环顾四周。
哨兵站是一排低矮的土坯房，屋顶压着石头，防止被风掀翻。院子里竖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在寒风里猎猎作响。
两个哨兵端着枪站在门口，腰板挺得笔直，脸冻得通红。
高建军走过去，掏出证件。
哨兵接过来看了看，敬了个礼，转身进屋打电话。
几分钟后，哨兵出来了，冲高建军点了点头。
“高队长，上面说了，陈工今晚在哨兵站住一宿，明天一早基地会派车来接。”
高建军转头看陈卫东。
“陈工，那我就送到这儿了。”
陈卫东伸出手。
“高队长，辛苦了。”
高建军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两下。
“陈工，您多保重。等您回四九城，我请您喝酒。”
“好。”
高建军松开手，转身上了车。
发动机轰鸣了两声，车队掉头，沿着来时的路开走了。
陈卫东站在原地，看着车队消失在暮色里。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一个年轻的哨兵走过来，敬了个礼。
“陈工，里面请。我们给您准备了晚饭。”
陈卫东跟着他进了土坯房。
屋里生着炉子，炉膛里烧着煤球，屋顶的烟囱冒出袅袅青烟。
屋里比外面暖和多了，但依然能看见呼出的白气。
哨兵给他端来一碗热汤——白水煮肉片，上面飘着几片葱花。旁边摆着两个馍馍，硬邦邦的。
“陈工，条件简陋，您将就着吃。”
陈卫东接过碗，喝了一口。
汤很烫，肉片有点柴，但咽下去之后，胃里暖洋洋的。
“挺好。”他说。
哨兵笑了一下，转身出去了。
陈卫东一个人坐在炉子边，端着碗慢慢喝汤。
屋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吹得窗户纸哗哗响。
他忽然想起高建军临走前说的那句话——
“等您回四九城，我请您喝酒。”
陈卫东放下碗，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
会回去的。
两个月。
完成任务，平平安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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