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钉子，精准地钉进了林司长的大脑。
“它的精度，比任何八级老师傅的手都要稳。它的速度，是人工的十几倍。过去需要几十个工时、反复调试才能磨出来的导轨和主轴，它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是完美的复制品。”
林司长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好像抓到了什么，但又不太确定。
陈卫东继续说，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足以颠覆常识的力量。
“一台机床，一个月的时间，足够生产出两台新机床所需的全部高精度核心部件。剩下的通用件，让其他厂配合生产。”
“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后，我们就有三台机床。”
“第二个月，三台机床同时生产，我们能得到六台新机床的零件。”
“第三个月……”
陈卫东没有再说下去。
他看着林司长，眼神平静。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林司长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巴半张着，手里的搪瓷缸子倾斜了，茶水洒出来，浸湿了桌上的文件，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脑子里，仿佛有惊雷炸响。
一变三。
三变九。
这不是加法。
这是……这是乘法！
“我明白了……”
林司长猛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猛，椅子被带得往后滑出半米，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他妈的明白了！”他死死盯着陈卫东，双眼因为充血而变得通红，那眼神里混杂着惊骇、狂喜，还有一丝面对未知力量的恐惧。
“这是鸡生蛋，蛋孵鸡！不……不对！”
他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这是铁疙瘩自己生铁疙瘩！”
林司长绕着办公桌来回踱步，呼吸急促，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
他终于停下脚步，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几乎是脸贴脸地看着陈卫东，声音因为极致的激动而嘶哑。
“卫东！你需要什么？人！钱！地皮！你现在就给我列个单子！”
“我就是去抢，去绑，也给你全弄来！”
陈卫东从林司长办公室出来时，走廊里的日光灯已经亮了。
冬日的京城天黑得早，下午五点不到，窗外就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暮色。
他站在楼道尽头，点了根烟。
烟雾缓缓升起，模糊了玻璃窗上映出的人影。
数控机床的事，结束了。
从立项到现在，四个多月。
一百二十多个日夜，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图纸、零件、调试数据……这些东西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每次闭上眼睛都是那台银白色机床的运转轨迹。
现在,钉子拔掉了。
脑子里空荡荡的。
陈卫东吸了口烟,烟头的火星明灭。
他忽然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种感觉很陌生。
上辈子他也经历过类似的时刻——项目结束,团队解散,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里骤然抽离。
那时候他会去健身房泡两小时,或者约几个哥们儿撸串喝酒,把那股空落感用汗水和酒精冲淡。
但现在是1959年。
没有健身房。
撸串也得凭票。
他掐灭烟头,转身下楼。
保密车间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咔嗒”声。
门口的岗哨冲他敬了个礼。
陈卫东点点头,跨上自行车。
车轮碾过地上的薄冰,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他骑到胡同口,停下。
前面是回筒子楼的路。
左拐,是去红星厂的方向。
他看了眼手表。
五点十分。
赵芸灵六点下班。
陈卫东掉转车头,往外交部的方向蹬去。
外交部的大楼在长安街东段,青砖灰瓦,带着苏式建筑特有的厚重感。
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笔直得像两根标枪。
陈卫东把车停在马路对面,靠着一棵槐树,点了根烟。
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
但每次来,都会下意识地观察这栋楼和进出的人。
外交部的人,和一机部的不一样。
一机部的人,走路带风,嗓门大,说话直来直去,身上永远带着机油味儿和烟草味儿。
外交部的人,步伐稳,神色淡,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
就连女同志,也是旗袍或列宁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气质端庄得像画报上的人。
陈卫东吐出一口烟雾。
赵芸灵就是从这栋楼里走出来的。
每次下班,她都是那群人里最显眼的一个。
不是因为长得漂亮——外交部美女多得是。
而是因为她身上那股子“松弛感”。
别人端着,她自在。
别人紧绷,她从容。
就像一株长在悬崖边的兰花,明明环境险峻,却依然优雅地盛开。
陈卫东看了眼手表。
五点五十。
他掐灭烟头,站直身体。
六点整。
外交部的大门打开。
一群人鱼贯而出。
陈卫东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过,很快锁定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赵芸灵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装,腰间系着细窄的皮带,勾勒出纤细的腰线。
她的头发梳成低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
身边跟着两个女同事,三人正低声说着什么。
赵芸灵笑着点头,眉眼弯弯。
然后,她抬起头。
目光扫过马路对面。
定住。
陈卫东冲她挥了挥手。
赵芸灵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迅速转为惊喜。
她跟身边的同事说了句什么,然后小跑着穿过马路。
“你怎么来了?”
她站在陈卫东面前,微微喘着气,脸颊因为小跑和冬日的寒风而泛起淡淡的红晕。
“项目结束了。”陈卫东说,“闲下来了,来接你。”
赵芸灵眨了眨眼。
“真结束了?”
“真结束了。”
“那……”她犹豫了一下,“你接下来要休息吗?”
“休息一阵。”陈卫东推着自行车,示意她坐上后座,“正好,我得向家里的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赵芸灵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笑得眉眼弯弯,像偷吃了糖的孩子。
“家里的领导?”
“嗯。”陈卫东一本正经,“你不是吗?”
赵芸灵没说话。
她坐上后座,双手轻轻搭在陈卫东腰侧。
车轮转动,碾过长安街的青砖路。
夜色渐浓,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
“它的精度，比任何八级老师傅的手都要稳。它的速度，是人工的十几倍。过去需要几十个工时、反复调试才能磨出来的导轨和主轴，它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是完美的复制品。”
林司长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好像抓到了什么，但又不太确定。
陈卫东继续说，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足以颠覆常识的力量。
“一台机床，一个月的时间，足够生产出两台新机床所需的全部高精度核心部件。剩下的通用件，让其他厂配合生产。”
“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后，我们就有三台机床。”
“第二个月，三台机床同时生产，我们能得到六台新机床的零件。”
“第三个月……”
陈卫东没有再说下去。
他看着林司长，眼神平静。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林司长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巴半张着，手里的搪瓷缸子倾斜了，茶水洒出来，浸湿了桌上的文件，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脑子里，仿佛有惊雷炸响。
一变三。
三变九。
这不是加法。
这是……这是乘法！
“我明白了……”
林司长猛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猛，椅子被带得往后滑出半米，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他妈的明白了！”他死死盯着陈卫东，双眼因为充血而变得通红，那眼神里混杂着惊骇、狂喜，还有一丝面对未知力量的恐惧。
“这是鸡生蛋，蛋孵鸡！不……不对！”
他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这是铁疙瘩自己生铁疙瘩！”
林司长绕着办公桌来回踱步，呼吸急促，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
他终于停下脚步，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几乎是脸贴脸地看着陈卫东，声音因为极致的激动而嘶哑。
“卫东！你需要什么？人！钱！地皮！你现在就给我列个单子！”
“我就是去抢，去绑，也给你全弄来！”
陈卫东从林司长办公室出来时，走廊里的日光灯已经亮了。
冬日的京城天黑得早，下午五点不到，窗外就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暮色。
他站在楼道尽头，点了根烟。
烟雾缓缓升起，模糊了玻璃窗上映出的人影。
数控机床的事，结束了。
从立项到现在，四个多月。
一百二十多个日夜，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图纸、零件、调试数据……这些东西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每次闭上眼睛都是那台银白色机床的运转轨迹。
现在,钉子拔掉了。
脑子里空荡荡的。
陈卫东吸了口烟,烟头的火星明灭。
他忽然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种感觉很陌生。
上辈子他也经历过类似的时刻——项目结束,团队解散,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里骤然抽离。
那时候他会去健身房泡两小时,或者约几个哥们儿撸串喝酒,把那股空落感用汗水和酒精冲淡。
但现在是1959年。
没有健身房。
撸串也得凭票。
他掐灭烟头,转身下楼。
保密车间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咔嗒”声。
门口的岗哨冲他敬了个礼。
陈卫东点点头,跨上自行车。
车轮碾过地上的薄冰,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他骑到胡同口,停下。
前面是回筒子楼的路。
左拐,是去红星厂的方向。
他看了眼手表。
五点十分。
赵芸灵六点下班。
陈卫东掉转车头,往外交部的方向蹬去。
外交部的大楼在长安街东段,青砖灰瓦,带着苏式建筑特有的厚重感。
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笔直得像两根标枪。
陈卫东把车停在马路对面,靠着一棵槐树,点了根烟。
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
但每次来,都会下意识地观察这栋楼和进出的人。
外交部的人,和一机部的不一样。
一机部的人,走路带风,嗓门大,说话直来直去,身上永远带着机油味儿和烟草味儿。
外交部的人,步伐稳,神色淡,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
就连女同志,也是旗袍或列宁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气质端庄得像画报上的人。
陈卫东吐出一口烟雾。
赵芸灵就是从这栋楼里走出来的。
每次下班,她都是那群人里最显眼的一个。
不是因为长得漂亮——外交部美女多得是。
而是因为她身上那股子“松弛感”。
别人端着,她自在。
别人紧绷,她从容。
就像一株长在悬崖边的兰花,明明环境险峻,却依然优雅地盛开。
陈卫东看了眼手表。
五点五十。
他掐灭烟头,站直身体。
六点整。
外交部的大门打开。
一群人鱼贯而出。
陈卫东的目光在人群里扫过,很快锁定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赵芸灵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装,腰间系着细窄的皮带,勾勒出纤细的腰线。
她的头发梳成低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
身边跟着两个女同事,三人正低声说着什么。
赵芸灵笑着点头,眉眼弯弯。
然后,她抬起头。
目光扫过马路对面。
定住。
陈卫东冲她挥了挥手。
赵芸灵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迅速转为惊喜。
她跟身边的同事说了句什么,然后小跑着穿过马路。
“你怎么来了?”
她站在陈卫东面前,微微喘着气,脸颊因为小跑和冬日的寒风而泛起淡淡的红晕。
“项目结束了。”陈卫东说,“闲下来了,来接你。”
赵芸灵眨了眨眼。
“真结束了?”
“真结束了。”
“那……”她犹豫了一下,“你接下来要休息吗?”
“休息一阵。”陈卫东推着自行车,示意她坐上后座,“正好,我得向家里的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赵芸灵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笑得眉眼弯弯,像偷吃了糖的孩子。
“家里的领导?”
“嗯。”陈卫东一本正经,“你不是吗?”
赵芸灵没说话。
她坐上后座,双手轻轻搭在陈卫东腰侧。
车轮转动,碾过长安街的青砖路。
夜色渐浓,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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