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锣鼓未歇，沈砚之的部队已经开拔了。
北伐军总司令部电令措辞客气，但字缝里透着急迫。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正从五个师向七个师扩编，德安、永修一线已经打成了拉锯，再拖下去，南昌城防一旦巩固，东进的代价就要翻倍。沈砚之部在武昌伤亡过半，突击连只剩七十八人，三营营长周大勇的右耳被炮弹震聋了，现在说话得凑到他左耳边吼。但军令就是军令。
开拔那天，程振邦没来送。他的左胳膊在武昌城下又折了一次，军医发了狠话，说再折腾这条胳膊就废了，强行把他按在后方医院。沈砚之经过医院门口时，程振邦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挥着那条好手喊了一句：“南昌城下等我，别一个人把功劳全抢了。”
沈砚之没回头，只是举起手摆了一下。队伍往东走，穿过渡口，穿过鄂城，穿过大冶。秋天的江南时晴时雨，有时候一整天都在泥泞里行军，士兵的草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索性光着脚走。沈砚之走在队伍中间偏前的位置，不骑马。他的马让给了伤员。这匹白马叫“踏雪”，是山海关起义时从清军手里缴获的，跟了他两年多。现在踏雪背上驮着三个伤兵，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偶尔打个响鼻，像是抱怨。
九月二十八日，前卫营抵达江西瑞昌。瑞昌是赣北门户，孙传芳在这里放了一个混成旅，旅长叫马鸿逵，是孙传芳的心腹，据说打仗又狠又刁。沈砚之让部队在城外五里扎营，自己带着几个侦察兵摸到前沿去看地形。
瑞昌城不大，城墙是砖石结构，比不上武昌的厚实，但城北的防御体系很讲究。护城河引的是瀼溪水，水深两丈，河面架了两道铁丝网，拉在木桩上，离水面不到半尺，船都过不去。城墙上每隔五十米一个碉堡，火力交叉覆盖，没有死角。城东是一片丘陵，坡度很缓，如果从那边进攻，正好暴露在城头机枪的射界里。城南是开阔地，更不行。城西有一条小路，贴着山脚，勉强能过单行人，但守军在山腰上修了一个暗堡，一挺重机枪就能把路封死。
沈砚之蹲在城北外的一片灌木丛里，举着望远镜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身后的侦察兵排长姓林，是江西本地人，以前在这一带打过猎。
“旅座，城北这防御，硬啃的话，一个团填进去都不够。”
沈砚之没说话。他的望远镜镜头慢慢扫过城墙、碉堡、护城河、铁丝网，然后停在了城西北角。那里有一段城墙的颜色和别处不一样，偏浅，像是后来补过的。他调整焦距，仔细看了很久。
“林排长，那段墙，你知不知道底细？”
林排长凑过来看了一眼：“那是去年发大水冲垮的，后来补修的。听说用的不是城砖，是山石。因为这事，当时还闹了一场。补墙的包工头偷工减料，用碎石头掺了泥，外面糊了一层石灰。后来被人告了，包工头跑了，墙就那么凑合着。”
沈砚之把望远镜放下来，在地上一块石板上用刺刀画了几道线：“城墙西北角，火力最弱，墙体最脆。如果要打，这里。”
“但那段墙里面正对着马鸿逵的旅部。他故意把旅部设在补墙后面，外面看着破，里面守得严。你看城墙根底下，有三个暗火力点，品字形排列，互相掩护。”
沈砚之盯着那三个火力点看了很久。然后他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马鸿逵这个人，什么来头？”
林排长想了想：“听说他是山东人，家里穷，小时候要过饭。后来跟了孙传芳，从马弁一路提拔上来的。打仗不要命，但对弟兄们还不错。他的兵都服他。唯一的毛病——”
“什么毛病？”
“好赌。听说每到一处，先找赌场。瑞昌城里的赌场，他去了不止一次。”
沈砚之把这句话记下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带着侦察兵回了营地。晚上他召集各营营长开会，布置攻城计划。
“一营佯攻城东，把声势造大。二营在城南牵制，火力要猛，但不要真冲。三营——”
他看了一眼周大勇。周大勇的左耳朵已经聋了，得凑近才能听见。
“三营跟我从西北角突。爆破组准备，把那段补墙给我炸开。”
“城北那三个暗火力点呢？”有人问。
沈砚之笑了一下：“我来处理。”
第二天，九月二十九日，攻城前夜。沈砚之换了一身便装，一件旧棉袍，一顶毡帽，戴了一副平光眼镜。他带了一个本地兵，趁着天黑摸到了瑞昌城东门。城东门守军盘查很严，进出的人都要搜身。但沈砚之发现一件事——城东门旁边开了一道小门，专门给送菜的、倒泔水的、赶猪的走。那个小门只有一个哨兵，而且天黑之后就放松了，因为这时候没什么人进出。
他从这道小门混了进去。
瑞昌城里比外面看着的萧条。街上没什么人，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茶馆和赌场还亮着灯。沈砚之沿着主街往里走，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停下来。路口有一个卖馄饨的挑子，一个老头守着锅，旁边坐着两个兵，正低头吃馄饨。沈砚之走过去，要了一碗馄饨，坐在离那两个兵不远的地方慢慢吃。
那两个兵在聊天。一个说：“旅座又去赌场了。”另一个说：“天天去，手气还不好。今晚要是再输，明天全旅的军饷都悬。”第一个说：“他输急了就押东西，上次押了一匹马，这次不知道押什么。”第二个说：“听说他把孙大帅赏的那块怀表都押了。”第一个说：“怀表算什么，我听说他把……”说到这里声音压低了，沈砚之没听清。
他吃完馄饨，付了钱，往赌场方向走。瑞昌城里的赌场在一条小巷深处，门口挂着红灯笼，一个看门的靠在门框上打瞌睡。沈砚之没进去，他站在对面的巷口，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赌场门开了，几个人走出来。中间一个是高个子，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呢军装，没戴帽子，头发剃得很短，走路有点晃，像是喝多了。旁边两个人扶着他，低声说着什么。
那高个子忽然站住了，甩开搀扶的手，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往地上一摔。沈砚之借着赌场门口的灯笼光看见，是一只金壳怀表。表壳弹开了，玻璃碎了，指针停在十一点。
“明天再来！”高个子吼了一声，声音很大，带着酒气和火气。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一脚踢在路边的石墩上，身子一歪，差点摔倒。旁边的人赶紧扶住他。
“旅座，您慢点。”
“滚！老子没醉！”
马鸿逵。沈砚之在心里确认了这张脸。他看着马鸿逵被搀扶着消失在夜色里，然后从巷口走出来，弯腰捡起了地上那只摔碎的怀表。表壳上有字，他凑近灯笼光看了一眼——“赠马鸿逵旅长，孙传芳，民国十五年春。”
沈砚之把怀表揣进兜里，转身往小门走去。出城的时候，那个哨兵还在打瞌睡。他轻轻拉开小门，侧身出去，消失在城外的夜色里。
九月三十日，凌晨。
攻城按计划开始。一营在城东先打响，枪声密集，喊杀声震天，还点了好几堆火，造出大军压境的架势。城东守军果然把预备队往东调。城南二营同时开火，迫击炮往城头砸。城北方向，沈砚之亲自带着三营摸到了西北角城墙根下。
爆破组把炸药包塞进那段补墙的缝隙里，拉火。一声闷响，碎石和石灰块飞溅，城墙被炸开了一个三米宽的口子。缺口刚打开，城墙根底下那三个暗火力点同时开火，三挺机枪交叉扫射，把缺口封死了。
三营的突击队被压得抬不起头，有两个战士刚冲出去就中了弹，倒在缺口外面。周大勇急得吼了一声，要带人硬冲。沈砚之按住他。
“等。”
他从兜里掏出那只摔碎的怀表，举起来，对着城墙上的守军喊了一嗓子：“马鸿逵！孙大帅送你的怀表，你还要不要！”
城头上的枪声停了一下。过了几秒，一个粗哑的声音从城头传下来：“什么人？”
“送表的！”
城头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个人从城垛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月光下看不清脸，但那个魁梧的轮廓沈砚之认得。马鸿逵。
“表在你手里？”
“在我手里。碎了一点。你要的话，下来拿。”
马鸿逵趴在城垛上看了一会儿。他的酒还没完全醒，但脑子转得不慢。他看出来了——下面这个人不简单。攻城的时候一个人跑到城墙底下来送表，这是攻心。
“你是什么人？”
“沈砚之。”
城头上又沉默了几秒。然后马鸿逵笑了。笑声很粗，在夜风里传出很远。
“沈砚之，我听说过你。山海关起义，武昌爬城，是个不要命的。”
“马旅长，你也不差。从马弁混到旅长，不容易。”
“你少给我戴高帽。”
“我不是来戴高帽的。”沈砚之把怀表举高了一些，“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孙传芳在江西的七个师，已经有三个被北伐军围在德安和永修之间。你这里一个旅，孤军守在瑞昌，前面是北伐军主力，后面是长江，左右都没有援兵。你撑不了三天。”
城头上没有回应。
“你把瑞昌让开，我给你一条路。你的兵愿意跟北伐的，编入革命军；不愿意的，放下枪，发路费回家。你本人，我保你安全离开。”
马鸿逵站在城头上，没有说话。他身后的副官凑过来低声说了什么，被他一把推开。他看着城下的沈砚之，看了很久。
“你就不怕我开枪打死你？”
“你开枪，北伐军强攻，你的旅打光了，你也活不了。而且——”沈砚之把怀表在手里掂了掂，“你押在赌场的那块表，孙传芳送的，你还想拿回去吗？”
马鸿逵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从城垛上拿起一杆步枪，对着沈砚之的方向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沈砚之脚边的石头上，溅起一蓬碎石。沈砚之没有动。马鸿逵又开了一枪。这一次子弹擦着沈砚之的左肩过去，烧焦了一片棉袍。
第三枪，马鸿逵把枪口抬高了。子弹飞向夜空。
“沈砚之！”马鸿逵的声音从城头传来，“天亮之前，我给你答复。”
他转身走了。城头上的枪声彻底停了。沈砚之站在城墙底下，肩膀上的棉袍烧焦的地方冒着青烟。他低头看了一眼，没管。他把怀表揣回兜里，退回了三营的阵地。
周大勇凑过来，耳朵凑到他嘴边：“旅座，他什么意思？”
“等。”
天亮之前，城门开了。马鸿逵派了一个副官出来，拿着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瑞昌让给你。我的人退往九江。怀表寄到九江邮局。”
沈砚之看完信，对副官说：“怀表我留着。等马旅长想通了，北伐军到九江的时候，我亲自还他。”
副官走了。瑞昌城里的守军开始从南门撤离。沈砚之带着三营从西北角进城，没有放一枪。城里的百姓从门缝里看着这支穿着灰布军装的队伍进城，发现他们不抢东西，不砸店铺，不抓人。沈砚之让人贴了告示：商户照常营业，百姓不必惊慌，北伐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告示贴出去之后，街上的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了。
沈砚之站在瑞昌城头，看着马鸿逵的部队往九江方向撤。队伍不算整齐，但也不乱。马鸿逵骑在马上，走在队伍最后面。经过城外那道山坡的时候，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瑞昌城。隔得太远，沈砚之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看见马鸿逵举起右手，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放下，策马走了。
沈砚之在城头站了很久。秋风从长江上吹过来，把城墙上的硝烟味一点点吹散。他掏出那只摔碎的怀表，打开表壳。玻璃碎了，指针停了，但表盘上的字还在——“赠马鸿逵旅长，孙传芳，民国十五年春”。他把表壳合上，揣回兜里。
瑞昌拿下来了。通往南昌的路，打开了。但沈砚之知道，前面的仗只会更难打。马鸿逵只是孙传芳的一根手指，真正的拳头还在南昌城里。他摸了摸左肩，棉袍上那个弹孔烧焦的边缘硬邦邦的。三枪。马鸿逵开了三枪。前两枪是真的，第三枪是空的。这个人心里有火，但还没有烧到不顾一切的地步。这样的人，还有得谈。
他走下城头，叫来通讯兵：“给总司令部发报。瑞昌已克。我军明日东进，目标南昌。”
通讯兵跑走了。沈砚之靠在城墙上，看着东方的天空渐渐亮起来。秋天的太阳升得慢，但终究会升起来。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数着日子。距离他离开山海关，已经两年零三个月。距离他父亲死在关城上，已经七年。
他睁开眼，从兜里掏出一块干饼，咬了一口。饼很硬，嚼起来费劲。但这是他最后的干粮了。他慢慢嚼着，看着城外的田野和远山。南昌还在东边。长江还在北边。而他要走的路，还很长。
北伐军总司令部电令措辞客气，但字缝里透着急迫。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正从五个师向七个师扩编，德安、永修一线已经打成了拉锯，再拖下去，南昌城防一旦巩固，东进的代价就要翻倍。沈砚之部在武昌伤亡过半，突击连只剩七十八人，三营营长周大勇的右耳被炮弹震聋了，现在说话得凑到他左耳边吼。但军令就是军令。
开拔那天，程振邦没来送。他的左胳膊在武昌城下又折了一次，军医发了狠话，说再折腾这条胳膊就废了，强行把他按在后方医院。沈砚之经过医院门口时，程振邦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挥着那条好手喊了一句：“南昌城下等我，别一个人把功劳全抢了。”
沈砚之没回头，只是举起手摆了一下。队伍往东走，穿过渡口，穿过鄂城，穿过大冶。秋天的江南时晴时雨，有时候一整天都在泥泞里行军，士兵的草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索性光着脚走。沈砚之走在队伍中间偏前的位置，不骑马。他的马让给了伤员。这匹白马叫“踏雪”，是山海关起义时从清军手里缴获的，跟了他两年多。现在踏雪背上驮着三个伤兵，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偶尔打个响鼻，像是抱怨。
九月二十八日，前卫营抵达江西瑞昌。瑞昌是赣北门户，孙传芳在这里放了一个混成旅，旅长叫马鸿逵，是孙传芳的心腹，据说打仗又狠又刁。沈砚之让部队在城外五里扎营，自己带着几个侦察兵摸到前沿去看地形。
瑞昌城不大，城墙是砖石结构，比不上武昌的厚实，但城北的防御体系很讲究。护城河引的是瀼溪水，水深两丈，河面架了两道铁丝网，拉在木桩上，离水面不到半尺，船都过不去。城墙上每隔五十米一个碉堡，火力交叉覆盖，没有死角。城东是一片丘陵，坡度很缓，如果从那边进攻，正好暴露在城头机枪的射界里。城南是开阔地，更不行。城西有一条小路，贴着山脚，勉强能过单行人，但守军在山腰上修了一个暗堡，一挺重机枪就能把路封死。
沈砚之蹲在城北外的一片灌木丛里，举着望远镜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身后的侦察兵排长姓林，是江西本地人，以前在这一带打过猎。
“旅座，城北这防御，硬啃的话，一个团填进去都不够。”
沈砚之没说话。他的望远镜镜头慢慢扫过城墙、碉堡、护城河、铁丝网，然后停在了城西北角。那里有一段城墙的颜色和别处不一样，偏浅，像是后来补过的。他调整焦距，仔细看了很久。
“林排长，那段墙，你知不知道底细？”
林排长凑过来看了一眼：“那是去年发大水冲垮的，后来补修的。听说用的不是城砖，是山石。因为这事，当时还闹了一场。补墙的包工头偷工减料，用碎石头掺了泥，外面糊了一层石灰。后来被人告了，包工头跑了，墙就那么凑合着。”
沈砚之把望远镜放下来，在地上一块石板上用刺刀画了几道线：“城墙西北角，火力最弱，墙体最脆。如果要打，这里。”
“但那段墙里面正对着马鸿逵的旅部。他故意把旅部设在补墙后面，外面看着破，里面守得严。你看城墙根底下，有三个暗火力点，品字形排列，互相掩护。”
沈砚之盯着那三个火力点看了很久。然后他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马鸿逵这个人，什么来头？”
林排长想了想：“听说他是山东人，家里穷，小时候要过饭。后来跟了孙传芳，从马弁一路提拔上来的。打仗不要命，但对弟兄们还不错。他的兵都服他。唯一的毛病——”
“什么毛病？”
“好赌。听说每到一处，先找赌场。瑞昌城里的赌场，他去了不止一次。”
沈砚之把这句话记下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带着侦察兵回了营地。晚上他召集各营营长开会，布置攻城计划。
“一营佯攻城东，把声势造大。二营在城南牵制，火力要猛，但不要真冲。三营——”
他看了一眼周大勇。周大勇的左耳朵已经聋了，得凑近才能听见。
“三营跟我从西北角突。爆破组准备，把那段补墙给我炸开。”
“城北那三个暗火力点呢？”有人问。
沈砚之笑了一下：“我来处理。”
第二天，九月二十九日，攻城前夜。沈砚之换了一身便装，一件旧棉袍，一顶毡帽，戴了一副平光眼镜。他带了一个本地兵，趁着天黑摸到了瑞昌城东门。城东门守军盘查很严，进出的人都要搜身。但沈砚之发现一件事——城东门旁边开了一道小门，专门给送菜的、倒泔水的、赶猪的走。那个小门只有一个哨兵，而且天黑之后就放松了，因为这时候没什么人进出。
他从这道小门混了进去。
瑞昌城里比外面看着的萧条。街上没什么人，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茶馆和赌场还亮着灯。沈砚之沿着主街往里走，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停下来。路口有一个卖馄饨的挑子，一个老头守着锅，旁边坐着两个兵，正低头吃馄饨。沈砚之走过去，要了一碗馄饨，坐在离那两个兵不远的地方慢慢吃。
那两个兵在聊天。一个说：“旅座又去赌场了。”另一个说：“天天去，手气还不好。今晚要是再输，明天全旅的军饷都悬。”第一个说：“他输急了就押东西，上次押了一匹马，这次不知道押什么。”第二个说：“听说他把孙大帅赏的那块怀表都押了。”第一个说：“怀表算什么，我听说他把……”说到这里声音压低了，沈砚之没听清。
他吃完馄饨，付了钱，往赌场方向走。瑞昌城里的赌场在一条小巷深处，门口挂着红灯笼，一个看门的靠在门框上打瞌睡。沈砚之没进去，他站在对面的巷口，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赌场门开了，几个人走出来。中间一个是高个子，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呢军装，没戴帽子，头发剃得很短，走路有点晃，像是喝多了。旁边两个人扶着他，低声说着什么。
那高个子忽然站住了，甩开搀扶的手，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往地上一摔。沈砚之借着赌场门口的灯笼光看见，是一只金壳怀表。表壳弹开了，玻璃碎了，指针停在十一点。
“明天再来！”高个子吼了一声，声音很大，带着酒气和火气。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一脚踢在路边的石墩上，身子一歪，差点摔倒。旁边的人赶紧扶住他。
“旅座，您慢点。”
“滚！老子没醉！”
马鸿逵。沈砚之在心里确认了这张脸。他看着马鸿逵被搀扶着消失在夜色里，然后从巷口走出来，弯腰捡起了地上那只摔碎的怀表。表壳上有字，他凑近灯笼光看了一眼——“赠马鸿逵旅长，孙传芳，民国十五年春。”
沈砚之把怀表揣进兜里，转身往小门走去。出城的时候，那个哨兵还在打瞌睡。他轻轻拉开小门，侧身出去，消失在城外的夜色里。
九月三十日，凌晨。
攻城按计划开始。一营在城东先打响，枪声密集，喊杀声震天，还点了好几堆火，造出大军压境的架势。城东守军果然把预备队往东调。城南二营同时开火，迫击炮往城头砸。城北方向，沈砚之亲自带着三营摸到了西北角城墙根下。
爆破组把炸药包塞进那段补墙的缝隙里，拉火。一声闷响，碎石和石灰块飞溅，城墙被炸开了一个三米宽的口子。缺口刚打开，城墙根底下那三个暗火力点同时开火，三挺机枪交叉扫射，把缺口封死了。
三营的突击队被压得抬不起头，有两个战士刚冲出去就中了弹，倒在缺口外面。周大勇急得吼了一声，要带人硬冲。沈砚之按住他。
“等。”
他从兜里掏出那只摔碎的怀表，举起来，对着城墙上的守军喊了一嗓子：“马鸿逵！孙大帅送你的怀表，你还要不要！”
城头上的枪声停了一下。过了几秒，一个粗哑的声音从城头传下来：“什么人？”
“送表的！”
城头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个人从城垛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月光下看不清脸，但那个魁梧的轮廓沈砚之认得。马鸿逵。
“表在你手里？”
“在我手里。碎了一点。你要的话，下来拿。”
马鸿逵趴在城垛上看了一会儿。他的酒还没完全醒，但脑子转得不慢。他看出来了——下面这个人不简单。攻城的时候一个人跑到城墙底下来送表，这是攻心。
“你是什么人？”
“沈砚之。”
城头上又沉默了几秒。然后马鸿逵笑了。笑声很粗，在夜风里传出很远。
“沈砚之，我听说过你。山海关起义，武昌爬城，是个不要命的。”
“马旅长，你也不差。从马弁混到旅长，不容易。”
“你少给我戴高帽。”
“我不是来戴高帽的。”沈砚之把怀表举高了一些，“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孙传芳在江西的七个师，已经有三个被北伐军围在德安和永修之间。你这里一个旅，孤军守在瑞昌，前面是北伐军主力，后面是长江，左右都没有援兵。你撑不了三天。”
城头上没有回应。
“你把瑞昌让开，我给你一条路。你的兵愿意跟北伐的，编入革命军；不愿意的，放下枪，发路费回家。你本人，我保你安全离开。”
马鸿逵站在城头上，没有说话。他身后的副官凑过来低声说了什么，被他一把推开。他看着城下的沈砚之，看了很久。
“你就不怕我开枪打死你？”
“你开枪，北伐军强攻，你的旅打光了，你也活不了。而且——”沈砚之把怀表在手里掂了掂，“你押在赌场的那块表，孙传芳送的，你还想拿回去吗？”
马鸿逵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从城垛上拿起一杆步枪，对着沈砚之的方向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沈砚之脚边的石头上，溅起一蓬碎石。沈砚之没有动。马鸿逵又开了一枪。这一次子弹擦着沈砚之的左肩过去，烧焦了一片棉袍。
第三枪，马鸿逵把枪口抬高了。子弹飞向夜空。
“沈砚之！”马鸿逵的声音从城头传来，“天亮之前，我给你答复。”
他转身走了。城头上的枪声彻底停了。沈砚之站在城墙底下，肩膀上的棉袍烧焦的地方冒着青烟。他低头看了一眼，没管。他把怀表揣回兜里，退回了三营的阵地。
周大勇凑过来，耳朵凑到他嘴边：“旅座，他什么意思？”
“等。”
天亮之前，城门开了。马鸿逵派了一个副官出来，拿着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瑞昌让给你。我的人退往九江。怀表寄到九江邮局。”
沈砚之看完信，对副官说：“怀表我留着。等马旅长想通了，北伐军到九江的时候，我亲自还他。”
副官走了。瑞昌城里的守军开始从南门撤离。沈砚之带着三营从西北角进城，没有放一枪。城里的百姓从门缝里看着这支穿着灰布军装的队伍进城，发现他们不抢东西，不砸店铺，不抓人。沈砚之让人贴了告示：商户照常营业，百姓不必惊慌，北伐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告示贴出去之后，街上的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了。
沈砚之站在瑞昌城头，看着马鸿逵的部队往九江方向撤。队伍不算整齐，但也不乱。马鸿逵骑在马上，走在队伍最后面。经过城外那道山坡的时候，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瑞昌城。隔得太远，沈砚之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看见马鸿逵举起右手，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放下，策马走了。
沈砚之在城头站了很久。秋风从长江上吹过来，把城墙上的硝烟味一点点吹散。他掏出那只摔碎的怀表，打开表壳。玻璃碎了，指针停了，但表盘上的字还在——“赠马鸿逵旅长，孙传芳，民国十五年春”。他把表壳合上，揣回兜里。
瑞昌拿下来了。通往南昌的路，打开了。但沈砚之知道，前面的仗只会更难打。马鸿逵只是孙传芳的一根手指，真正的拳头还在南昌城里。他摸了摸左肩，棉袍上那个弹孔烧焦的边缘硬邦邦的。三枪。马鸿逵开了三枪。前两枪是真的，第三枪是空的。这个人心里有火，但还没有烧到不顾一切的地步。这样的人，还有得谈。
他走下城头，叫来通讯兵：“给总司令部发报。瑞昌已克。我军明日东进，目标南昌。”
通讯兵跑走了。沈砚之靠在城墙上，看着东方的天空渐渐亮起来。秋天的太阳升得慢，但终究会升起来。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数着日子。距离他离开山海关，已经两年零三个月。距离他父亲死在关城上，已经七年。
他睁开眼，从兜里掏出一块干饼，咬了一口。饼很硬，嚼起来费劲。但这是他最后的干粮了。他慢慢嚼着，看着城外的田野和远山。南昌还在东边。长江还在北边。而他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