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谁都没睡。
我把黄铜印贴身装好，坐在六只箱子中间，何海东靠着窗，央金守着炉子，降措坐在门边。
天快亮时，旅馆前门突然有人敲了三下。
何海东一下站起来。
降措也抓住了门后的木棍。
外面的人又敲三下，喊道：“开门！成都来的，姓许！”
我松了口气。
许胖子终于到了。
他进门时冻得鼻子通红，身上裹着一件军大衣，后面跟着两个搬货的年轻人。
院外停着一辆绿色北京吉普，车顶绑满了帆布。
这次他连夜从成都赶来，路上没少遭罪。
“活着呢？”他进屋看着我道。
“差点。”
“东西呢？”
“也活着。”
许胖子看了看屋里另外三个人，又看见何海东嘴角的伤。
“你们这是卖货，还是比武招亲？”
央金笑了一声。
降措没听懂。
许胖子脱下手套，先让我把清单拿出来，他没急着开价，而是从第一件开始验。
银器看成色和工艺，瓷器看胎釉、底足、画工，茶马古道的旧货还要看地域。
川西的东西和康北的东西，纹样、做法都有差别，外行觉得都是银片子，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马具上的，还是女人头饰上的。
那对同治粉彩人物瓶，他看了很久。
“民窑，人物开脸一般，好在成对，没冲没磕。六个点。”
何海东马上道：“少了。”
许胖子抬头：“你卖过？”
“我问过价。”
“问谁？”
“成都的人。”
“那你卖给他。”
何海东被堵得没话说。
许胖子又看义盛茶号黄铜印，他先在纸上试印，又拿放大镜看印面磨损。
“真老戳。字号不大，但账册和书信能对上。单拿印，三个点。连账册书信一起，我给五个半。”
央金问：“那些烂纸也值钱？”
“没有烂纸，这印只剩个名字。有账、有信、有腰牌，名字才算活的。”
最后整批货算下来，二十三万八千。
比郑有德估的二十万高了三万多。
许胖子抽一成，也就是两万三千八，剩下二十一万四千二，一边一半，我拿十万七千块。
何海东不同意。
“抽一成太多了。”
许胖子把清单一合：“那我不要了，你们随便。”
“可是，可是你已经看了货。”
“呵呵，看货又不收钱。”
“你从成都跑这么远，会空手回去？”
许胖子笑道：“我车里还有两箱虫草，回成都一样赚钱。倒是你们，这批东西再放半个月，账册继续受潮，瓶子再磕一下，少的就不止一成。”
何海东还要争，我拦住他。
“按说好的来。”
许胖子从军大衣里拿出一沓沓现金，平码在木箱上。
那时候百元钞已经不少见，可十几二十万现金堆在一起，照样能让人呼吸变粗。
我先点出十万七，剩下的钱推给他们三个。
“这是你们那一半。”
降措问：“怎么分？”
“我说了，不归我管。”
央金看着我：“你真不要多的？”
“不要。”
“昨晚你明明能全拿走。”
“拿得走不等于该拿。”
这话不是我多高尚。
我只是清楚，做人不能把便宜占绝了，今天我吞他们十万，明天他们三个人只要有一个活着，就会一路追我。
按规矩拿走自己的份，别人最多骂你狠，不会拿命跟你换。
许胖子让两个年轻人开始搬箱子。
何海东忽然压住装钱的布包。
“先把钱分了。”
央金道：“按最早说的，三人平分。”
“你偷铜印，凭什么平分？”
“你还偷了三件呢，怎么算？”
“我那是怕东西被你转走，先拿出来保管。”
降措说：“地方是我的，墓也在我家下面，我拿一半，你们两个分一半。”
何海东一下火了：“洞是我打的！你除了藏土还干过什么？”
“没有我，你们连门都进不去。”
“没有央金嫁你，你连地下有墓都不知道！”
降措脸立刻青了。
央金伸手去拿布包。
何海东死死按住。
三个人当着我们的面又吵了起来。
许胖子凑到我旁边，小声问：“不劝劝？”
“劝什么？”
“真打起来怎么办？”
“这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我背上自己的包，检查了一遍白露留下的清单和两卷纱布，又把马二的波导手机揣进内袋。
临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降措抱着钱袋不放，何海东抓住他的领口，央金已经悄悄把几捆钱塞进了外套。
许胖子看得直摇头。
“这一窝人，早晚得出事。”
“已经出过了。”
“铜印真是那女人偷的？”
我点了点头。
“她什么路子？”
“燕门。”
许胖子脚步一停，缓缓道：“原来如此！不过，你没让她沾上吧？”
“没有，但差一点。”
“啥叫差一点？”
“差一点我就多拿她六成。”
许胖子瞪着我，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调侃着：“你小子现在说话越来越像独臂郑了……”
上午九点多！
许胖子的吉普车准备离开德格县城，我呢则是开始找向导追赶把头他们。
许胖子问：“你一个人怎么追？”
“先去马尼干戈。”
“路上车少，要不我送你一段？”
“得了吧！你车里全是货，别带我。”
我们在城西分开。
我在路边等了两个多小时，拦到一辆往马尼干戈送面粉的东风卡车。
司机姓巴，甘孜人，开价一百二，我给了一百五，让他中途别拉别人。
那年月川藏北线还没后来那么好走，德格往东过金沙江支流，再往雀儿山方向走，路上全是冻出来的坑。
卡车驾驶室漏风，我拿旧报纸塞住门缝，可还是冻得脚没知觉。
等到了马尼干戈，我按郑有德留下的话，去找去过玉隆拉措东口的人。
问到第三家饭馆时，一个叫曲扎的年轻人接了活。
他二十四五岁，脸被风吹得发红，家里有两匹马，平时替人往新路海附近送盐和面粉。
我问他：“白塔北边的三岔玛尼堆，知道吗？”
“知道，走马要半天。”
“现在出发。”
曲扎抬头看天：“可是晚上会下雪。”
“加钱。”
“不是钱的事儿。雪大了看会不见路。”
我从包里抽出三百块放在桌上：“先走到能走的地方，实在不行明天再接着走。”
曲扎盯着钱看了半天，最后摇摇头收下了钱。
我把黄铜印贴身装好，坐在六只箱子中间，何海东靠着窗，央金守着炉子，降措坐在门边。
天快亮时，旅馆前门突然有人敲了三下。
何海东一下站起来。
降措也抓住了门后的木棍。
外面的人又敲三下，喊道：“开门！成都来的，姓许！”
我松了口气。
许胖子终于到了。
他进门时冻得鼻子通红，身上裹着一件军大衣，后面跟着两个搬货的年轻人。
院外停着一辆绿色北京吉普，车顶绑满了帆布。
这次他连夜从成都赶来，路上没少遭罪。
“活着呢？”他进屋看着我道。
“差点。”
“东西呢？”
“也活着。”
许胖子看了看屋里另外三个人，又看见何海东嘴角的伤。
“你们这是卖货，还是比武招亲？”
央金笑了一声。
降措没听懂。
许胖子脱下手套，先让我把清单拿出来，他没急着开价，而是从第一件开始验。
银器看成色和工艺，瓷器看胎釉、底足、画工，茶马古道的旧货还要看地域。
川西的东西和康北的东西，纹样、做法都有差别，外行觉得都是银片子，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马具上的，还是女人头饰上的。
那对同治粉彩人物瓶，他看了很久。
“民窑，人物开脸一般，好在成对，没冲没磕。六个点。”
何海东马上道：“少了。”
许胖子抬头：“你卖过？”
“我问过价。”
“问谁？”
“成都的人。”
“那你卖给他。”
何海东被堵得没话说。
许胖子又看义盛茶号黄铜印，他先在纸上试印，又拿放大镜看印面磨损。
“真老戳。字号不大，但账册和书信能对上。单拿印，三个点。连账册书信一起，我给五个半。”
央金问：“那些烂纸也值钱？”
“没有烂纸，这印只剩个名字。有账、有信、有腰牌，名字才算活的。”
最后整批货算下来，二十三万八千。
比郑有德估的二十万高了三万多。
许胖子抽一成，也就是两万三千八，剩下二十一万四千二，一边一半，我拿十万七千块。
何海东不同意。
“抽一成太多了。”
许胖子把清单一合：“那我不要了，你们随便。”
“可是，可是你已经看了货。”
“呵呵，看货又不收钱。”
“你从成都跑这么远，会空手回去？”
许胖子笑道：“我车里还有两箱虫草，回成都一样赚钱。倒是你们，这批东西再放半个月，账册继续受潮，瓶子再磕一下，少的就不止一成。”
何海东还要争，我拦住他。
“按说好的来。”
许胖子从军大衣里拿出一沓沓现金，平码在木箱上。
那时候百元钞已经不少见，可十几二十万现金堆在一起，照样能让人呼吸变粗。
我先点出十万七，剩下的钱推给他们三个。
“这是你们那一半。”
降措问：“怎么分？”
“我说了，不归我管。”
央金看着我：“你真不要多的？”
“不要。”
“昨晚你明明能全拿走。”
“拿得走不等于该拿。”
这话不是我多高尚。
我只是清楚，做人不能把便宜占绝了，今天我吞他们十万，明天他们三个人只要有一个活着，就会一路追我。
按规矩拿走自己的份，别人最多骂你狠，不会拿命跟你换。
许胖子让两个年轻人开始搬箱子。
何海东忽然压住装钱的布包。
“先把钱分了。”
央金道：“按最早说的，三人平分。”
“你偷铜印，凭什么平分？”
“你还偷了三件呢，怎么算？”
“我那是怕东西被你转走，先拿出来保管。”
降措说：“地方是我的，墓也在我家下面，我拿一半，你们两个分一半。”
何海东一下火了：“洞是我打的！你除了藏土还干过什么？”
“没有我，你们连门都进不去。”
“没有央金嫁你，你连地下有墓都不知道！”
降措脸立刻青了。
央金伸手去拿布包。
何海东死死按住。
三个人当着我们的面又吵了起来。
许胖子凑到我旁边，小声问：“不劝劝？”
“劝什么？”
“真打起来怎么办？”
“这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我背上自己的包，检查了一遍白露留下的清单和两卷纱布，又把马二的波导手机揣进内袋。
临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降措抱着钱袋不放，何海东抓住他的领口，央金已经悄悄把几捆钱塞进了外套。
许胖子看得直摇头。
“这一窝人，早晚得出事。”
“已经出过了。”
“铜印真是那女人偷的？”
我点了点头。
“她什么路子？”
“燕门。”
许胖子脚步一停，缓缓道：“原来如此！不过，你没让她沾上吧？”
“没有，但差一点。”
“啥叫差一点？”
“差一点我就多拿她六成。”
许胖子瞪着我，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调侃着：“你小子现在说话越来越像独臂郑了……”
上午九点多！
许胖子的吉普车准备离开德格县城，我呢则是开始找向导追赶把头他们。
许胖子问：“你一个人怎么追？”
“先去马尼干戈。”
“路上车少，要不我送你一段？”
“得了吧！你车里全是货，别带我。”
我们在城西分开。
我在路边等了两个多小时，拦到一辆往马尼干戈送面粉的东风卡车。
司机姓巴，甘孜人，开价一百二，我给了一百五，让他中途别拉别人。
那年月川藏北线还没后来那么好走，德格往东过金沙江支流，再往雀儿山方向走，路上全是冻出来的坑。
卡车驾驶室漏风，我拿旧报纸塞住门缝，可还是冻得脚没知觉。
等到了马尼干戈，我按郑有德留下的话，去找去过玉隆拉措东口的人。
问到第三家饭馆时，一个叫曲扎的年轻人接了活。
他二十四五岁，脸被风吹得发红，家里有两匹马，平时替人往新路海附近送盐和面粉。
我问他：“白塔北边的三岔玛尼堆，知道吗？”
“知道，走马要半天。”
“现在出发。”
曲扎抬头看天：“可是晚上会下雪。”
“加钱。”
“不是钱的事儿。雪大了看会不见路。”
我从包里抽出三百块放在桌上：“先走到能走的地方，实在不行明天再接着走。”
曲扎盯着钱看了半天，最后摇摇头收下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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