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开始，情况介绍会正式开场。这一开，就是整整两天。
头一位登场的，是八路军副总司令。此人身形敦实，剃着极短的平头，下颚的线条像刀削一般硬，一双眼睛看人不怒自威。他往讲台前一站，没有任何客套，开口就是湖南腔的硬邦邦的话，一句是一句，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他讲的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老传统。什么叫“支部建在连上“，什么叫官兵同衣同食、同甘共苦，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政治指导员又是干什么的——从三湾改编讲到今天，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底下有人插问：“政治工作跟打仗抢不抢时间？“他眼皮一翻，顶了回去：“政治工作做不好，仗打不赢；政治工作做好了，仗少流血。你说抢不抢时间？“满场一时寂然，随即掌声雷动。布林德只模糊听到介绍他姓朱，便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这位朱副总司令治军颇有见地。
第二位，是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这位将军面目清瘦，举止斯文，说话不紧不慢，倒像一位大学教授。他讲敌后根据地的军事训练与民兵体系，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层力量怎么搭配，怎么在战斗中成长。讲到晋察冀的“麻雀战“，他还伸出双手，手指一散一合，形象地比划：“日伪军大队人马一来，我们的民兵便散入青纱帐，东一枪，西一枪，像一把撒出去的麻雀——你抓不着，打不着，可它天天围着你叫，围着你啄。等它啄完了，你的大队人马也该回去了。“记者们的笔尖沙沙作响，恨不得把“青纱帐“三个字也一并抄下来。
第三位一进会场，声先到，笑先到。一米八的魁梧身板，蓄着浓黑的短须，嘴里的烟斗明明灭灭，那一杆烟斗，正是此人闻名整个根据地的标志。他讲晋绥，讲部队的生产，讲打仗，讲到激动处，把烟斗往桌上一磕，大手一挥，声如洪钟：
“有人问我，你们那兵是哪儿来的士气？我说，我们的兵，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爹妈，为地里的庄稼，为身后站着的老百姓——这仗，他自己会打！“
话音落地，满场轰然叫好。这话说得实在，实在得不像一个将军，倒像一个老庄稼把式在田埂上吼了一嗓子。
第四位是远道从华中来的，新四军军长。此人面白，微胖，一副儒将风度，一口川音抑扬顿挫。他讲新四军如何在水网地带扎下根，讲芦苇荡，讲运河线，讲得来妙语连珠，包袱一个接一个。说到部队初到苏北时的艰难，他微微一笑：“老百姓起先躲我们，以为是'游吃队'。后来晓得了，是'游击队'，游而不击是不行的，那是'游吃'；又游又击，老百姓才把门板拆下来给我们搭铺。“满场笑声掌声不断。布林德注意到，这位军长袖口磨出了毛边，可讲起话来，那双眼睛亮得像年轻人。
第五位，是边区政府的**。一位清癯的长者，颌下一部花白的长髯，一进会场便笑呵呵地同每个人点头，像一位来串门的邻家老伯。可一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里透着精细——他讲的是“三三制“，讲减租减息，讲边区的参议会和选举。
“有人不信我们真选举，“长者拈着胡子，眯眼笑道，“我说，我们边区投票，一人一票。不识字的老乡怎么办？往碗里丢豆子。中意哪个代表，就往哪个代表的碗里丢一颗。豆子不会说话，可豆子最公道。“
底下有记者忍不住问：“老先生，您自己也是选出来的？“长者把胡子一捋，朗声答道：“我也是一颗一颗豆子选出来的。选不上的话，今日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我啰。“满场大笑中，布林德想起重庆那些连面都不露的“钦定“官员，心里又是一沉。
两位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也先后前来同观察组成员面对面会谈。
第一位面容黧黑，敦厚朴实，像个老农，一笑起来满脸褶子，肩章上也看不出什么将军的威仪——可他往那儿一坐，腰背挺得笔直。有人问到装备差距，他摆摆手，说得诚恳：“武器不如人，这是实情，我不瞒你们。可打仗从来不只是比武器。“讲到敌后战况，他不看任何稿子，哪个分区、多少兵力、什么地形，张口就来，如数家珍。散会时，有美国记者请他签名留念，他签完，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字，憨厚一笑：“我的字，马马虎虎，当兵的手，莫见笑。“
另一位则是布林德昨晚见过的周先生，他和之前的领导们是完全不同的气质。眉目清俊，风度儒雅，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一双手白皙修长。无论什么问题，装备、编制、敌后战况、战后走向，他接过来便答，条理清晰，数据确凿，不回避，不遮掩。偶有涉及敏感处，他也不绕弯子，先把来龙去脉摆清楚，再把己方的立场说透彻，末了淡淡一句：“这就是我们的事实和我们的态度，请诸位自己去判断。“那种坦荡里透出的底气，让布林德想起华盛顿的某些辩论，又分明觉得这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人怕问题，只怕问题没问透。
会上有个美国记者接着提问的空档，马上示意，故意问起皖南事变，会场空气一紧，周先生却坦然接过话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末了淡淡一句：“这笔账，中国人民记着。但我们更记着的，是抗日大局。“
两天的介绍会结束，观察组的笔记本记满了厚厚一摞。
晚上回到窑洞，布林德翻开自己的本子，把那几张速写下来的人物侧影又添了几笔——烟斗、长髯、烟斗明明灭灭的火光、拈着胡子的笑。他想，这哪里是一场场介绍会，分明是一群人把各自的胸膛剖开，请他看里面的东西。至于看懂了没有，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介绍会结束后，观察组三批成员便按照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分配下来的任务，各自展开作业。军事方面仍由包瑞德牵头，整日抱着地图和兵力统计表；政治方面的工作则由谢伟思负责，他干脆在交际处支了一张桌子，访谈、记录、核实，忙得不亦乐乎。
布林德的工作相对简单：多听，多看，多观察。
他没有固定路线。有时跑去街市，蹲在卖瓜果的老乡摊前，连说带比划地聊天；有时走进边区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看那些干部怎么办公、怎么接待群众；有时晃进学校，听年轻人琅琅的读书声。他接触过许多从敌占区、国统区辗转而来的中国优秀年轻人，有学者，有大学生，还有从海外归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华侨。每个人都像一本打开的书，让他每天接收的信息量大得惊人。而信息越多，他心里的那幅图景就越清晰。
透过这些耳闻目睹，他深入接触到最真实的延安。他看见物资匮乏到极点时，中共仍然清廉自守，总司令的伙食标准与普通战士无异；他看见决策不是一个人的独断，而是集体讨论、围绕人民利益反复掂量；他看见一个农民可以因为干部的劣迹直接走进政府去“告状“，而那个干部真的会受处分。他彻底理解了“延安精神“这四个字，那是这个政党从绝境中一点点创造出来的精神动力，其内涵与魅力，不身处其中，根本无法真切体会。
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杨希真说过的那句话：中共宣称“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一切为人民“，绝不是虚言。中共各级党员大都是长期主义的实践者，他们想的不是明年的官位，而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而这一切，同重庆那些只顾各自利益、争权夺利的国民党要员们，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对比。同样的政令，在延安是层层落实、雷厉风行；在重庆却常常是层层截留、不了了之。组织体系的结构与执行效率，高下立判。
更让他震动的是另一层领悟。
在深入了解到中共发展壮大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生死考验，从四一二的血雨、长征的雪山草地到皖南的刀光之后，他重新认识到：杨希真当年提出这边领导提出的国共应消除分歧合作抗日、待胜利后组建联合政府的倡议，绝不是一个弱小者为了保全自身的权宜之计。恰恰相反，这是这支在血与火中汇聚而起的蓬勃力量，在向世人展现一种超越国民党实力的自信。可惜的是，不仅重庆那位委员长没有意识到，包括白宫，恐怕也都还没有意识到。
还有谢伟思。
布林德越是深入，越发现若要重视发展同中共的关系，采纳谢伟思的报告和意见，足矣。比起自己，甚至比起史迪威将军，谢伟思才是真正的中国通。他是所有观察组成员当中最了解中共的人，也是始终站在外交窗口、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思考美中长远关系的人。那些被打回去的报告，那些被包瑞德删改的字句，每一份都浸透着远见。
短短十来天过去，布林德在心里为这支力量做了总结，寥寥数语，字字千钧：
无私忘我的自律精神；组织发动群众的非凡能力；纪律严明的执行力。军队是真能打仗，老百姓是真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支持这个政党。
撰写考察报告的那个深夜，窑洞里的油灯烧到了后半夜。布林德写得很慢，删删改改。不知怎地，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现在所见的延安，或许就是未来中国的缩影。他提笔写下自己的判断：这是一支正在向世界发出自己心声的、能够影响世界的力量。
这个判断，他写进了报告里，也压进了心底。
两周的观察任务即将结束。
汉斯这边负责情报工作，还要在延安逗留一阵；布林德则准备先行返回缅甸——曼工区还有一摊子任务等着他交接。
临行前，他处理最后一件公务。书桌的油灯下，摆着两份已经整理好的报告——内容有所差异的两份。删节的那份，删去了所有可能引起重庆震怒、被包瑞德否决的字句，规规矩矩递上去审查上交；另一份完整版的，他亲手锁进随身的公文皮包里，带回去，准备直接上报曼工区。两份报告，两条路。他吹熄灯时想，历史会替它们各自找到去处。
临走前，布林德还有一桩心愿未了——他想再看看那座塔。
于是他邀了谢伟思作陪。
在陕北清晨的薄雾里，两人沿着山路缓步登上宝塔山。山风拂面，塔铃叮咚作响。九层的宝塔矗立在晨光里，古朴庄重，登到最高层放眼四望，延河如带，宝塔山的轮廓、层层叠叠的窑洞、远处起伏的麦浪，整个延安尽收眼底。
“看那边，“谢伟思指着山下，“那就是南泥湾的方向。“
布林德凭栏远眺，久久没有说话。这十几天的一切，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窑洞的灯，南泥湾的锄头，汾川河的麦浪，介绍会上那些面孔，还有那句“叶落归根“。
“帮我拍几张照片吧。“他习惯性地把相机递给谢伟思。
谢伟思接过相机，从各个角度替他拍了好几张，有凭栏远眺的，有手扶塔身微笑的，还有一张是他望着远方、没有看镜头的，侧脸被晨光镀了一层金边。
拍完之后，布林德请谢伟思帮忙冲洗出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写下美国的一个地址，连同几张钞票一起递过去。
“拜托了。冲洗出来后，寄给我在美国的太太和两个女儿。“
谢伟思接过地址瞅了瞅，又抬头看看他，忽然问了一句：“照片背后，确定不写点什么？“
上一次寄照片，布林德写的是给家人的信。这一次，他沉默了片刻。
该写什么呢？写延安，写观察，写那些不能写进报告的话？都不合适。
他挠了挠头，忽然笑了，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清澈：
“那就写——拉姆斯先生，和光明在一起。“
谢伟思怔了一瞬，随即也笑了。他把相机小心地收进包里，用力地点了点头。
山风穿过塔檐的铜铃，叮咚，叮咚，一声声荡向远方。山下，晨光正一寸一寸地铺过整个延安城。
头一位登场的，是八路军副总司令。此人身形敦实，剃着极短的平头，下颚的线条像刀削一般硬，一双眼睛看人不怒自威。他往讲台前一站，没有任何客套，开口就是湖南腔的硬邦邦的话，一句是一句，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他讲的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老传统。什么叫“支部建在连上“，什么叫官兵同衣同食、同甘共苦，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政治指导员又是干什么的——从三湾改编讲到今天，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底下有人插问：“政治工作跟打仗抢不抢时间？“他眼皮一翻，顶了回去：“政治工作做不好，仗打不赢；政治工作做好了，仗少流血。你说抢不抢时间？“满场一时寂然，随即掌声雷动。布林德只模糊听到介绍他姓朱，便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这位朱副总司令治军颇有见地。
第二位，是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这位将军面目清瘦，举止斯文，说话不紧不慢，倒像一位大学教授。他讲敌后根据地的军事训练与民兵体系，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层力量怎么搭配，怎么在战斗中成长。讲到晋察冀的“麻雀战“，他还伸出双手，手指一散一合，形象地比划：“日伪军大队人马一来，我们的民兵便散入青纱帐，东一枪，西一枪，像一把撒出去的麻雀——你抓不着，打不着，可它天天围着你叫，围着你啄。等它啄完了，你的大队人马也该回去了。“记者们的笔尖沙沙作响，恨不得把“青纱帐“三个字也一并抄下来。
第三位一进会场，声先到，笑先到。一米八的魁梧身板，蓄着浓黑的短须，嘴里的烟斗明明灭灭，那一杆烟斗，正是此人闻名整个根据地的标志。他讲晋绥，讲部队的生产，讲打仗，讲到激动处，把烟斗往桌上一磕，大手一挥，声如洪钟：
“有人问我，你们那兵是哪儿来的士气？我说，我们的兵，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爹妈，为地里的庄稼，为身后站着的老百姓——这仗，他自己会打！“
话音落地，满场轰然叫好。这话说得实在，实在得不像一个将军，倒像一个老庄稼把式在田埂上吼了一嗓子。
第四位是远道从华中来的，新四军军长。此人面白，微胖，一副儒将风度，一口川音抑扬顿挫。他讲新四军如何在水网地带扎下根，讲芦苇荡，讲运河线，讲得来妙语连珠，包袱一个接一个。说到部队初到苏北时的艰难，他微微一笑：“老百姓起先躲我们，以为是'游吃队'。后来晓得了，是'游击队'，游而不击是不行的，那是'游吃'；又游又击，老百姓才把门板拆下来给我们搭铺。“满场笑声掌声不断。布林德注意到，这位军长袖口磨出了毛边，可讲起话来，那双眼睛亮得像年轻人。
第五位，是边区政府的**。一位清癯的长者，颌下一部花白的长髯，一进会场便笑呵呵地同每个人点头，像一位来串门的邻家老伯。可一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里透着精细——他讲的是“三三制“，讲减租减息，讲边区的参议会和选举。
“有人不信我们真选举，“长者拈着胡子，眯眼笑道，“我说，我们边区投票，一人一票。不识字的老乡怎么办？往碗里丢豆子。中意哪个代表，就往哪个代表的碗里丢一颗。豆子不会说话，可豆子最公道。“
底下有记者忍不住问：“老先生，您自己也是选出来的？“长者把胡子一捋，朗声答道：“我也是一颗一颗豆子选出来的。选不上的话，今日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我啰。“满场大笑中，布林德想起重庆那些连面都不露的“钦定“官员，心里又是一沉。
两位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也先后前来同观察组成员面对面会谈。
第一位面容黧黑，敦厚朴实，像个老农，一笑起来满脸褶子，肩章上也看不出什么将军的威仪——可他往那儿一坐，腰背挺得笔直。有人问到装备差距，他摆摆手，说得诚恳：“武器不如人，这是实情，我不瞒你们。可打仗从来不只是比武器。“讲到敌后战况，他不看任何稿子，哪个分区、多少兵力、什么地形，张口就来，如数家珍。散会时，有美国记者请他签名留念，他签完，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字，憨厚一笑：“我的字，马马虎虎，当兵的手，莫见笑。“
另一位则是布林德昨晚见过的周先生，他和之前的领导们是完全不同的气质。眉目清俊，风度儒雅，中山装的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一双手白皙修长。无论什么问题，装备、编制、敌后战况、战后走向，他接过来便答，条理清晰，数据确凿，不回避，不遮掩。偶有涉及敏感处，他也不绕弯子，先把来龙去脉摆清楚，再把己方的立场说透彻，末了淡淡一句：“这就是我们的事实和我们的态度，请诸位自己去判断。“那种坦荡里透出的底气，让布林德想起华盛顿的某些辩论，又分明觉得这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人怕问题，只怕问题没问透。
会上有个美国记者接着提问的空档，马上示意，故意问起皖南事变，会场空气一紧，周先生却坦然接过话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末了淡淡一句：“这笔账，中国人民记着。但我们更记着的，是抗日大局。“
两天的介绍会结束，观察组的笔记本记满了厚厚一摞。
晚上回到窑洞，布林德翻开自己的本子，把那几张速写下来的人物侧影又添了几笔——烟斗、长髯、烟斗明明灭灭的火光、拈着胡子的笑。他想，这哪里是一场场介绍会，分明是一群人把各自的胸膛剖开，请他看里面的东西。至于看懂了没有，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介绍会结束后，观察组三批成员便按照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分配下来的任务，各自展开作业。军事方面仍由包瑞德牵头，整日抱着地图和兵力统计表；政治方面的工作则由谢伟思负责，他干脆在交际处支了一张桌子，访谈、记录、核实，忙得不亦乐乎。
布林德的工作相对简单：多听，多看，多观察。
他没有固定路线。有时跑去街市，蹲在卖瓜果的老乡摊前，连说带比划地聊天；有时走进边区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看那些干部怎么办公、怎么接待群众；有时晃进学校，听年轻人琅琅的读书声。他接触过许多从敌占区、国统区辗转而来的中国优秀年轻人，有学者，有大学生，还有从海外归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华侨。每个人都像一本打开的书，让他每天接收的信息量大得惊人。而信息越多，他心里的那幅图景就越清晰。
透过这些耳闻目睹，他深入接触到最真实的延安。他看见物资匮乏到极点时，中共仍然清廉自守，总司令的伙食标准与普通战士无异；他看见决策不是一个人的独断，而是集体讨论、围绕人民利益反复掂量；他看见一个农民可以因为干部的劣迹直接走进政府去“告状“，而那个干部真的会受处分。他彻底理解了“延安精神“这四个字，那是这个政党从绝境中一点点创造出来的精神动力，其内涵与魅力，不身处其中，根本无法真切体会。
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杨希真说过的那句话：中共宣称“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一切为人民“，绝不是虚言。中共各级党员大都是长期主义的实践者，他们想的不是明年的官位，而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而这一切，同重庆那些只顾各自利益、争权夺利的国民党要员们，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对比。同样的政令，在延安是层层落实、雷厉风行；在重庆却常常是层层截留、不了了之。组织体系的结构与执行效率，高下立判。
更让他震动的是另一层领悟。
在深入了解到中共发展壮大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生死考验，从四一二的血雨、长征的雪山草地到皖南的刀光之后，他重新认识到：杨希真当年提出这边领导提出的国共应消除分歧合作抗日、待胜利后组建联合政府的倡议，绝不是一个弱小者为了保全自身的权宜之计。恰恰相反，这是这支在血与火中汇聚而起的蓬勃力量，在向世人展现一种超越国民党实力的自信。可惜的是，不仅重庆那位委员长没有意识到，包括白宫，恐怕也都还没有意识到。
还有谢伟思。
布林德越是深入，越发现若要重视发展同中共的关系，采纳谢伟思的报告和意见，足矣。比起自己，甚至比起史迪威将军，谢伟思才是真正的中国通。他是所有观察组成员当中最了解中共的人，也是始终站在外交窗口、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思考美中长远关系的人。那些被打回去的报告，那些被包瑞德删改的字句，每一份都浸透着远见。
短短十来天过去，布林德在心里为这支力量做了总结，寥寥数语，字字千钧：
无私忘我的自律精神；组织发动群众的非凡能力；纪律严明的执行力。军队是真能打仗，老百姓是真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支持这个政党。
撰写考察报告的那个深夜，窑洞里的油灯烧到了后半夜。布林德写得很慢，删删改改。不知怎地，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现在所见的延安，或许就是未来中国的缩影。他提笔写下自己的判断：这是一支正在向世界发出自己心声的、能够影响世界的力量。
这个判断，他写进了报告里，也压进了心底。
两周的观察任务即将结束。
汉斯这边负责情报工作，还要在延安逗留一阵；布林德则准备先行返回缅甸——曼工区还有一摊子任务等着他交接。
临行前，他处理最后一件公务。书桌的油灯下，摆着两份已经整理好的报告——内容有所差异的两份。删节的那份，删去了所有可能引起重庆震怒、被包瑞德否决的字句，规规矩矩递上去审查上交；另一份完整版的，他亲手锁进随身的公文皮包里，带回去，准备直接上报曼工区。两份报告，两条路。他吹熄灯时想，历史会替它们各自找到去处。
临走前，布林德还有一桩心愿未了——他想再看看那座塔。
于是他邀了谢伟思作陪。
在陕北清晨的薄雾里，两人沿着山路缓步登上宝塔山。山风拂面，塔铃叮咚作响。九层的宝塔矗立在晨光里，古朴庄重，登到最高层放眼四望，延河如带，宝塔山的轮廓、层层叠叠的窑洞、远处起伏的麦浪，整个延安尽收眼底。
“看那边，“谢伟思指着山下，“那就是南泥湾的方向。“
布林德凭栏远眺，久久没有说话。这十几天的一切，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窑洞的灯，南泥湾的锄头，汾川河的麦浪，介绍会上那些面孔，还有那句“叶落归根“。
“帮我拍几张照片吧。“他习惯性地把相机递给谢伟思。
谢伟思接过相机，从各个角度替他拍了好几张，有凭栏远眺的，有手扶塔身微笑的，还有一张是他望着远方、没有看镜头的，侧脸被晨光镀了一层金边。
拍完之后，布林德请谢伟思帮忙冲洗出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写下美国的一个地址，连同几张钞票一起递过去。
“拜托了。冲洗出来后，寄给我在美国的太太和两个女儿。“
谢伟思接过地址瞅了瞅，又抬头看看他，忽然问了一句：“照片背后，确定不写点什么？“
上一次寄照片，布林德写的是给家人的信。这一次，他沉默了片刻。
该写什么呢？写延安，写观察，写那些不能写进报告的话？都不合适。
他挠了挠头，忽然笑了，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清澈：
“那就写——拉姆斯先生，和光明在一起。“
谢伟思怔了一瞬，随即也笑了。他把相机小心地收进包里，用力地点了点头。
山风穿过塔檐的铜铃，叮咚，叮咚，一声声荡向远方。山下，晨光正一寸一寸地铺过整个延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