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接着问道。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
韦格纳把铅笔搁在草图上，也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双腿在桌下换了个交叠的方向，靠回椅背。
"你问。"
"你刚才说，有些事情晚做不如早做。
这个逻辑我理解。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施密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把措辞在心里再过一遍，
"你刚才也承认了，亚非的工业化需要时间，教育要一代人，工业要两代人，制度要三代人。
这是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的一个基本判断。
但你现在做的这些，给我一种感觉——你不认可这个判断了。
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你觉得这个'三代人'的说法，太慢了。"
他停住，等着韦格纳的回答。
韦格纳没有急着开口。
他把台灯的角度微微调了一下，让光线正好落在桌面上摊开的草图边缘，然后双手搁在桌面上，目光落在两人之间的空白地带。
"三代人。"
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语调平缓，
"这个说法本身没错。如果一切条件都按理想状态推进，如果每一代人都能保持同样的方向和力度，三代人差不多能完成。
但问题是——亚非的情况和欧陆不一样，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他把右手伸出来，竖起食指。
"欧陆的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育了几百年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工厂、有城市、有工人阶层、有识字率和印刷品的社会结构。
我们做的改造，是在一个已经成型了的框架上重新装修，哪怕拆了重盖，地基是在那里的。"
他竖起中指。
"非洲呢？非洲的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在部落制的框架里运行。
部落酋长、奴隶制度、口头传统取代书面法律、血缘关系取代阶级关系。
这种社会结构，跟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要在那种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先打破部落制的社会结构，一切工业化都无从谈起。
而部落制的打破，不是靠慢慢地'教育'和'过渡'能完成的。"
紧接着，韦格纳竖起无名指。
"亚洲。
亚洲的情况比非洲复杂一些，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和漫长的封建历史。
但恰恰因为发达，封建主义的根扎得更深。
宗法关系、等级秩序、君臣伦理、土地依附——这些东西渗透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渗透到了人的说话方式、思维习惯、甚至做梦的内容里。
你可以在一个亚洲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颁布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学校，但如果干部队伍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还转着封建那一套逻辑，那新政权的骨架就是旧的，外面糊了一层新纸而已。"
他把手指收回去，重新把双手放回桌面上。
"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不认为'三代人'这个时间表本身错了。
如果一切条件都按最理想的路径走，三代人能达到目标。
但问题在于，部落制和封建残余有一种特性——它们不会自动消失。
如果你不去主动、用力地打破它们，它们会自己找缝隙重新长出来。
干部队伍里混入几个带着旧思维的人，看起来只是个小问题。
但一个带着旧思维的干部管着一个乡镇，他用旧方式处理了十件工作，乡镇里的人就会觉得'新政权和旧政权也没差太多'。
这种感受会像水一样渗透开去，渗透到村子、渗透到家庭、渗透到下一代人的认知里。
等渗透完了，你想再把它挖出来，代价比一开始就解决它要大得多。"
施密特安静地听着。
韦格纳继续说：
"所以我说时间不够。
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太短了，而是说历史遗留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慢慢处理。
我们在亚非支持建立了新的政权，但那些政权里的干部，很多是在旧社会长大、受过旧式教育的人。
他们中的多数人是真诚的、愿意改的，但真诚不等于脑子里没有旧的东西。
旧的观念会通过他们的决策、他们的讲话、他们的管理方式，一点一点渗透回社会里。
如果我们不趁现在这个'政权初建、规矩未定'的窗口期，把足够的新方法和新观念灌进去，等到那些旧东西重新扎稳了根，再想动它就难了。"
"那些旧东西，"
韦格纳补充了一句，
"不是靠几本教材、几次培训就能完全清除的。
要靠实践、靠斗争、靠群众自己站出来说话、靠制度设计把旧思维的路堵死。
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但需要的是'密集投入的时间'，不是'随它去的漫长时间'。
如果我们在这一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地基打好了，把那些旧东西的根撬松了，后人的工作就是在已经松了的土上继续翻整。
如果我们没有撬松，那后人要面对的就是一块已经重新压实的硬地，他们得从头开始砸。"
施密特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已经从晚霞的橘色变成了暮深的灰蓝，室内的台灯光成了两个人之间最主要的照明来源。
他交握的双手松开了，一只手搭在椅子扶手上，另一只手搁在桌面上。
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
"所以你是觉得，如果不在这代人手里把那些残余的旧东西压下去，将来它们会反扑。"
"不是觉得。是确定。"
韦格纳说。
"历史早就证明过这个规律了。任何社会转型的窗口期都有时限，过了那个时限，新生的东西没有扎稳，旧的东西就会重新合并出来。"
施密特点了点头。
"那你的想法是——在亚非的那些地方，除了技术和工业上的输出，还要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做更深入的工作，并且要快。"
"对。"
韦格纳说，
"技术和工业是骨架，思想和制度是血肉。
只有骨架没有血肉，人是站不起来的。
骨架长得太快，血肉跟不上，也会垮。
所以两件事要一起推，互相配合着走。"
施密特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一回他站起来之后没有再坐着犹豫，而是伸手整理了一下外套的下摆，朝韦格纳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大致明白你的思路了。不完全一致，但我至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侧过身来，
"不过你每周还是要记得休息一天。"
韦格纳笑了一声。
"我尽量。"
施密特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壁灯已经亮起来了，暖黄色的光铺在深色的地面上，把人的影子拉成一片柔和的长形。
他走出去几步之后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门缝里透出来的台灯光，然后继续往前走。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韦格纳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重新落在那张草图上。
他拿起笔在其中一个方框旁边添了一行小字：
"思想改造——窗口期约十五年。"
写完之后他看了几秒，把铅笔放回原处，靠回椅背上，端起那杯已经温了的茶喝了一口。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
韦格纳把铅笔搁在草图上，也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双腿在桌下换了个交叠的方向，靠回椅背。
"你问。"
"你刚才说，有些事情晚做不如早做。
这个逻辑我理解。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施密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把措辞在心里再过一遍，
"你刚才也承认了，亚非的工业化需要时间，教育要一代人，工业要两代人，制度要三代人。
这是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的一个基本判断。
但你现在做的这些，给我一种感觉——你不认可这个判断了。
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你觉得这个'三代人'的说法，太慢了。"
他停住，等着韦格纳的回答。
韦格纳没有急着开口。
他把台灯的角度微微调了一下，让光线正好落在桌面上摊开的草图边缘，然后双手搁在桌面上，目光落在两人之间的空白地带。
"三代人。"
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语调平缓，
"这个说法本身没错。如果一切条件都按理想状态推进，如果每一代人都能保持同样的方向和力度，三代人差不多能完成。
但问题是——亚非的情况和欧陆不一样，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他把右手伸出来，竖起食指。
"欧陆的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育了几百年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工厂、有城市、有工人阶层、有识字率和印刷品的社会结构。
我们做的改造，是在一个已经成型了的框架上重新装修，哪怕拆了重盖，地基是在那里的。"
他竖起中指。
"非洲呢？非洲的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在部落制的框架里运行。
部落酋长、奴隶制度、口头传统取代书面法律、血缘关系取代阶级关系。
这种社会结构，跟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要在那种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先打破部落制的社会结构，一切工业化都无从谈起。
而部落制的打破，不是靠慢慢地'教育'和'过渡'能完成的。"
紧接着，韦格纳竖起无名指。
"亚洲。
亚洲的情况比非洲复杂一些，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和漫长的封建历史。
但恰恰因为发达，封建主义的根扎得更深。
宗法关系、等级秩序、君臣伦理、土地依附——这些东西渗透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渗透到了人的说话方式、思维习惯、甚至做梦的内容里。
你可以在一个亚洲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颁布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学校，但如果干部队伍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还转着封建那一套逻辑，那新政权的骨架就是旧的，外面糊了一层新纸而已。"
他把手指收回去，重新把双手放回桌面上。
"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不认为'三代人'这个时间表本身错了。
如果一切条件都按最理想的路径走，三代人能达到目标。
但问题在于，部落制和封建残余有一种特性——它们不会自动消失。
如果你不去主动、用力地打破它们，它们会自己找缝隙重新长出来。
干部队伍里混入几个带着旧思维的人，看起来只是个小问题。
但一个带着旧思维的干部管着一个乡镇，他用旧方式处理了十件工作，乡镇里的人就会觉得'新政权和旧政权也没差太多'。
这种感受会像水一样渗透开去，渗透到村子、渗透到家庭、渗透到下一代人的认知里。
等渗透完了，你想再把它挖出来，代价比一开始就解决它要大得多。"
施密特安静地听着。
韦格纳继续说：
"所以我说时间不够。
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太短了，而是说历史遗留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慢慢处理。
我们在亚非支持建立了新的政权，但那些政权里的干部，很多是在旧社会长大、受过旧式教育的人。
他们中的多数人是真诚的、愿意改的，但真诚不等于脑子里没有旧的东西。
旧的观念会通过他们的决策、他们的讲话、他们的管理方式，一点一点渗透回社会里。
如果我们不趁现在这个'政权初建、规矩未定'的窗口期，把足够的新方法和新观念灌进去，等到那些旧东西重新扎稳了根，再想动它就难了。"
"那些旧东西，"
韦格纳补充了一句，
"不是靠几本教材、几次培训就能完全清除的。
要靠实践、靠斗争、靠群众自己站出来说话、靠制度设计把旧思维的路堵死。
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但需要的是'密集投入的时间'，不是'随它去的漫长时间'。
如果我们在这一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地基打好了，把那些旧东西的根撬松了，后人的工作就是在已经松了的土上继续翻整。
如果我们没有撬松，那后人要面对的就是一块已经重新压实的硬地，他们得从头开始砸。"
施密特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已经从晚霞的橘色变成了暮深的灰蓝，室内的台灯光成了两个人之间最主要的照明来源。
他交握的双手松开了，一只手搭在椅子扶手上，另一只手搁在桌面上。
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
"所以你是觉得，如果不在这代人手里把那些残余的旧东西压下去，将来它们会反扑。"
"不是觉得。是确定。"
韦格纳说。
"历史早就证明过这个规律了。任何社会转型的窗口期都有时限，过了那个时限，新生的东西没有扎稳，旧的东西就会重新合并出来。"
施密特点了点头。
"那你的想法是——在亚非的那些地方，除了技术和工业上的输出，还要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做更深入的工作，并且要快。"
"对。"
韦格纳说，
"技术和工业是骨架，思想和制度是血肉。
只有骨架没有血肉，人是站不起来的。
骨架长得太快，血肉跟不上，也会垮。
所以两件事要一起推，互相配合着走。"
施密特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一回他站起来之后没有再坐着犹豫，而是伸手整理了一下外套的下摆，朝韦格纳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大致明白你的思路了。不完全一致，但我至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侧过身来，
"不过你每周还是要记得休息一天。"
韦格纳笑了一声。
"我尽量。"
施密特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壁灯已经亮起来了，暖黄色的光铺在深色的地面上，把人的影子拉成一片柔和的长形。
他走出去几步之后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门缝里透出来的台灯光，然后继续往前走。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韦格纳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重新落在那张草图上。
他拿起笔在其中一个方框旁边添了一行小字：
"思想改造——窗口期约十五年。"
写完之后他看了几秒，把铅笔放回原处，靠回椅背上，端起那杯已经温了的茶喝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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