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西北区，一间地下室。
华盛顿市委的会议在西北区一家洗衣店的地下室里召开。
洗衣店是美共的掩护据点，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黑人妇女，姓格林，战前在底特律的汽车厂做工，后来随美共地下组织转移到华盛顿，负责联络和掩护。
地下室的入口在洗衣店后门的货架后面，推开货架，是一道窄楼梯，走下去大约二十级，就是一间不大的房间。
房间里摆着一张长桌，几把折叠椅，墙上挂着一面手绘的美国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当前的战线和地下组织的分布。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光线昏暗，空气里有洗衣粉的味道和地下室的霉味。
到会的有七个人。华盛顿市委书记姓卡特，四十岁，原纽约码头工人，棕色头发，脸颊瘦削，说话很快但条理清楚。
组织干事姓李，朝鲜裔，三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负责联络和交通。
宣传干事是一个年轻女人，姓莫里斯，二十八岁，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负责传单和地下广播。
军事联络员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姓奥布莱恩，爱尔兰裔，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官，因为拒绝参与镇压工人罢工被开除，后来加入了美共。
其余三个人分别是工人代表、妇女代表、和青年代表。
卡特先开口。他从桌上拿起一份电报，是美共东线指挥部转来的。
电文说——“联军太平洋舰队已从东京湾出发，主力航向指向美洲西海岸。预计两周内抵达。
东线部队已完成整补，计划于明年发动春季攻势。
请华盛顿市委汇报当前工作进展及可行之配合方案。”
卡特念完，把电报搁在桌上，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同志们，前线的同志在等我们回话。
华盛顿是联邦政府的首都，是敌人最后的心脏。
如果我们能在心脏上扎一刀，东线的同志打过来的时候就能省很多力气。
但问题是——怎么扎？我们有几个人？几把枪？
连一支像样的队伍都拉不出来。”
奥布莱恩接过了话头。
他把双手搁在桌面上，十指交叉，声音很沉：
“常规的打法，我们没有条件。
没有部队，没有重武器，没有阵地。
但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特种作战。
我指的是定点清除和刺杀。
目标不是普通士兵，是那些支撑联邦政府抵抗意志的关键人物。
胡佛、巴顿、还有罗斯福身边那几个核心顾问。
干掉一个，联邦政府的神经就断一根。干掉三个，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莫里斯推了推眼镜，问了一句：
“人从哪里来？
我们自己的人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情报局把这座城市盯得很紧，我们的人一动就可能暴露。”
奥布莱恩说：
“人从解放区来。
东线那边有一批经过训练的敌后作战人员，都是精选出来的。
他们能从俄亥俄河前线渗透进来，化整为零，分散在华盛顿周边，等命令。
只要我们能给他们提供安全的落脚点、准确的情报、和撤退的路线。”
卡特问：
“落脚点在哪里？
华盛顿的每一家旅馆、每一间出租屋都被FBI登记过了。
我们的人一住进去，第二天就会被查。”
奥布莱恩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目光转向了坐在长桌末端的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旧毛衣，头发有点长，一直没有说话。
这个人叫安东尼·科斯特洛。
他是科斯特洛的儿子。
安东尼·科斯特洛是两个月前加入华盛顿市委的。
他在乔治城大学读历史，大二的时候开始参加左翼读书会，后来通过读书会的关系认识了美共的地下人员。
他的父亲——那个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黑帮头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安东尼从来没有跟父亲提过政治。
他只是在每次回家的时候，看到客厅里那些穿黑西装的人，看到父亲在电话里跟人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意，看到他递给丘吉尔的那一沓沓钞票，心里就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恶心。
他恨父亲。
恨他的一切。
恨他把钱当成命，恨他把人当成工具，恨他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恨他在母亲生病的时候还在外面应酬。
他加入美共，一半是因为信仰，一半是因为报复。
安东尼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
“我父亲在华盛顿有很多房子。
表面上是租给普通人的，但实际上有几处是空的，专门用来做‘生意’的。
他从来不在这些房子的记录上留自己的名字，用的都是中间人和假身份。
FBI查不到那些地方。
我可以拿到钥匙。
那些房子分布在华盛顿的各个角落——乔治城、国会山附近、甚至白宫北边的一条街。如果特种作战人员需要落脚点，那些房子可以藏人。”
卡特看着安东尼，沉默了一会儿。
他问了一句：
“你确定你能拿到钥匙？
你父亲不会怀疑你？”
安东尼说：
“我父亲不会怀疑我。
他从来不关心我做什么。
他以为我还在读大学，每天就是上课、考试、交朋友。
他连我读的是哪个专业都不知道。
我回家拿几把钥匙，他不会问。”
卡特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目光从安东尼脸上移开，看向奥布莱恩：
“你觉得可行？”
奥布莱恩点了点头：
“可行。
有安全的落脚点，有人提供情报，有撤退路线。
剩下的就是选目标和定时间。
目标要选准。
杀一个胡佛，FBI会乱一阵。
杀一个巴顿，东线会乱一阵。
但最关键的目标是罗斯福。
如果他死了，联邦政府的指挥链就断了。
副总统华莱士是个软骨头，接不了这个摊子。”
卡特把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敲了两下。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这个方案，原则通过。
具体目标和行动时间，等东线指挥部批复之后再做最后决定。
安东尼同志——你负责落实落脚点的钥匙和路线图。
奥布莱恩同志——你负责跟东线的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确定人员数量和渗透方式。
莫里斯同志——你负责情报收集，把目标的日常行踪摸清楚。
其他人各守本职，继续组织群众工作。
散会之前，我强调一句——这件事，除了在座的七个人，不能有第八个人知道。
泄露一个字，我们都得死。”
会议散了。七个人陆续站起来，从后门离开。
安东尼最后一个走。
他走出洗衣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街上的路灯亮着，行人不多。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他走过了几个街区，然后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
报纸的头版写着——“总统呼吁国会通过紧急国防拨款法案。”
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他知道这很危险。
但他没有犹豫。他想起了母亲去世那天，父亲不在家。
想起了母亲下葬那天，父亲派了一个手下来送花圈，自己去了纽约谈生意。
想起了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墙上那幅全家福，照片里的父亲笑得很开心，但那笑容跟他没有关系。
他把报纸夹紧了，步子加快了。
前面是乔治城的方向，他父亲的俱乐部在那边。
他今天晚上要回去，把那几把钥匙拿到手。
他可以在回家之前先喝一杯，但他不想喝。
他只想快点把这件事做完。
做完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再回那个家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西北区，一间地下室。
华盛顿市委的会议在西北区一家洗衣店的地下室里召开。
洗衣店是美共的掩护据点，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黑人妇女，姓格林，战前在底特律的汽车厂做工，后来随美共地下组织转移到华盛顿，负责联络和掩护。
地下室的入口在洗衣店后门的货架后面，推开货架，是一道窄楼梯，走下去大约二十级，就是一间不大的房间。
房间里摆着一张长桌，几把折叠椅，墙上挂着一面手绘的美国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当前的战线和地下组织的分布。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光线昏暗，空气里有洗衣粉的味道和地下室的霉味。
到会的有七个人。华盛顿市委书记姓卡特，四十岁，原纽约码头工人，棕色头发，脸颊瘦削，说话很快但条理清楚。
组织干事姓李，朝鲜裔，三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负责联络和交通。
宣传干事是一个年轻女人，姓莫里斯，二十八岁，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负责传单和地下广播。
军事联络员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姓奥布莱恩，爱尔兰裔，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官，因为拒绝参与镇压工人罢工被开除，后来加入了美共。
其余三个人分别是工人代表、妇女代表、和青年代表。
卡特先开口。他从桌上拿起一份电报，是美共东线指挥部转来的。
电文说——“联军太平洋舰队已从东京湾出发，主力航向指向美洲西海岸。预计两周内抵达。
东线部队已完成整补，计划于明年发动春季攻势。
请华盛顿市委汇报当前工作进展及可行之配合方案。”
卡特念完，把电报搁在桌上，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同志们，前线的同志在等我们回话。
华盛顿是联邦政府的首都，是敌人最后的心脏。
如果我们能在心脏上扎一刀，东线的同志打过来的时候就能省很多力气。
但问题是——怎么扎？我们有几个人？几把枪？
连一支像样的队伍都拉不出来。”
奥布莱恩接过了话头。
他把双手搁在桌面上，十指交叉，声音很沉：
“常规的打法，我们没有条件。
没有部队，没有重武器，没有阵地。
但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特种作战。
我指的是定点清除和刺杀。
目标不是普通士兵，是那些支撑联邦政府抵抗意志的关键人物。
胡佛、巴顿、还有罗斯福身边那几个核心顾问。
干掉一个，联邦政府的神经就断一根。干掉三个，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莫里斯推了推眼镜，问了一句：
“人从哪里来？
我们自己的人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情报局把这座城市盯得很紧，我们的人一动就可能暴露。”
奥布莱恩说：
“人从解放区来。
东线那边有一批经过训练的敌后作战人员，都是精选出来的。
他们能从俄亥俄河前线渗透进来，化整为零，分散在华盛顿周边，等命令。
只要我们能给他们提供安全的落脚点、准确的情报、和撤退的路线。”
卡特问：
“落脚点在哪里？
华盛顿的每一家旅馆、每一间出租屋都被FBI登记过了。
我们的人一住进去，第二天就会被查。”
奥布莱恩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目光转向了坐在长桌末端的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旧毛衣，头发有点长，一直没有说话。
这个人叫安东尼·科斯特洛。
他是科斯特洛的儿子。
安东尼·科斯特洛是两个月前加入华盛顿市委的。
他在乔治城大学读历史，大二的时候开始参加左翼读书会，后来通过读书会的关系认识了美共的地下人员。
他的父亲——那个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黑帮头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安东尼从来没有跟父亲提过政治。
他只是在每次回家的时候，看到客厅里那些穿黑西装的人，看到父亲在电话里跟人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意，看到他递给丘吉尔的那一沓沓钞票，心里就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恶心。
他恨父亲。
恨他的一切。
恨他把钱当成命，恨他把人当成工具，恨他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恨他在母亲生病的时候还在外面应酬。
他加入美共，一半是因为信仰，一半是因为报复。
安东尼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
“我父亲在华盛顿有很多房子。
表面上是租给普通人的，但实际上有几处是空的，专门用来做‘生意’的。
他从来不在这些房子的记录上留自己的名字，用的都是中间人和假身份。
FBI查不到那些地方。
我可以拿到钥匙。
那些房子分布在华盛顿的各个角落——乔治城、国会山附近、甚至白宫北边的一条街。如果特种作战人员需要落脚点，那些房子可以藏人。”
卡特看着安东尼，沉默了一会儿。
他问了一句：
“你确定你能拿到钥匙？
你父亲不会怀疑你？”
安东尼说：
“我父亲不会怀疑我。
他从来不关心我做什么。
他以为我还在读大学，每天就是上课、考试、交朋友。
他连我读的是哪个专业都不知道。
我回家拿几把钥匙，他不会问。”
卡特又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目光从安东尼脸上移开，看向奥布莱恩：
“你觉得可行？”
奥布莱恩点了点头：
“可行。
有安全的落脚点，有人提供情报，有撤退路线。
剩下的就是选目标和定时间。
目标要选准。
杀一个胡佛，FBI会乱一阵。
杀一个巴顿，东线会乱一阵。
但最关键的目标是罗斯福。
如果他死了，联邦政府的指挥链就断了。
副总统华莱士是个软骨头，接不了这个摊子。”
卡特把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敲了两下。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这个方案，原则通过。
具体目标和行动时间，等东线指挥部批复之后再做最后决定。
安东尼同志——你负责落实落脚点的钥匙和路线图。
奥布莱恩同志——你负责跟东线的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确定人员数量和渗透方式。
莫里斯同志——你负责情报收集，把目标的日常行踪摸清楚。
其他人各守本职，继续组织群众工作。
散会之前，我强调一句——这件事，除了在座的七个人，不能有第八个人知道。
泄露一个字，我们都得死。”
会议散了。七个人陆续站起来，从后门离开。
安东尼最后一个走。
他走出洗衣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街上的路灯亮着，行人不多。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他走过了几个街区，然后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
报纸的头版写着——“总统呼吁国会通过紧急国防拨款法案。”
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他知道这很危险。
但他没有犹豫。他想起了母亲去世那天，父亲不在家。
想起了母亲下葬那天，父亲派了一个手下来送花圈，自己去了纽约谈生意。
想起了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墙上那幅全家福，照片里的父亲笑得很开心，但那笑容跟他没有关系。
他把报纸夹紧了，步子加快了。
前面是乔治城的方向，他父亲的俱乐部在那边。
他今天晚上要回去，把那几把钥匙拿到手。
他可以在回家之前先喝一杯，但他不想喝。
他只想快点把这件事做完。
做完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再回那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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