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一九三九年七月。
丘吉尔搬进西北区那间旧公寓的第三天，站在浴室的小镜子前面刮胡子。
镜子是嵌在墙上的，不大，边角有一道裂纹。
他拿着剃刀，刀片是旧的，刮两下就钝了。
他刮得很慢，下巴上的泡沫还没刮干净，手就停了。
他看着镜子里那张脸——眼袋垂着，嘴角往下垮，头发白了大半，额头上多了几道以前没有的深纹。
他盯着那张脸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剃刀，用手掌抹了一把脸，泡沫蹭得满脸都是。
他把手放下，撑着洗手台的边沿，站了很久。
洗手台是铁皮的，生了锈，手指头按上去有沙沙的感觉。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住过这种地方。
他出生在布伦海姆宫，那是安妮女王赐给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宫殿，占地七英亩，房间超过一百间，花园里有湖有桥有雕塑，仆人多到他自己都认不全。
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他的母亲珍妮是美国纽约的社交名媛，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是打败路易十四的军事统帅。
他从小在保姆的照顾下长大，在哈罗公学读书，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毕业，然后去印度服役，去苏丹打仗，去南非当战地记者，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下议院议员。
他的整个人生，从第一天起，就站在高处。
高处是他的家。
高处是他呼吸的空气。
他从来不知道低处是什么样子。
但他后来知道了。一九一五年，他在海军大臣任上力主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结果英军惨败，损失了四万多人，他被赶出了内阁，政治生涯几乎断送。
那一次他跌得很重，但他爬起来了。一九二四年，他当上了财政大臣，结果因为恢复金本位制，把英国经济搞垮了，又一次下台。那一次他跌得更重，但他又爬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整整十年，没有人听他的，没有人理他，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过气的、好战的老头子。
那一次他跌得最久，但他还是爬起来了。
每一次跌倒，他都会爬。
因为他知道高处在哪里，他知道怎么回去。
高处的路他走过很多次。
高处的门他敲过很多次。
高处的椅子他也坐过很多次。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跌下来之后，没有地面。
他跌进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路，没有门，没有椅子。
这个地方只有一间旧公寓，两间卧室，六个人挤在一起，月租一百八十美元，靠借钱付房租。
这个地方没有布伦海姆宫，没有下议院，没有首相官邸。
这个地方只有一面有裂纹的镜子，一把钝了的剃刀，和一张他不想看的脸。
他站在镜子前面，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以前的每一次跌倒，他都知道自己还能爬起来，因为他有本钱。
他有名声，有家族，有关系，有人脉，有选票。
他有那些东西，所以他摔得起。
但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名声用光了，他的家族帮不上忙了，他的关系断掉了，他的人脉散掉了。
他只剩一张嘴，一张老脸，和一个黑帮头子的几十万美元债务。
他摔不起了。
丘吉尔把剃刀重新拿起来，把剩下的泡沫刮干净，用毛巾擦了脸。
然后他走出浴室，走到那间狭小的客厅里，在唯一一把还算完整的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助手们已经醒了，有的在厨房里烧水，有的在整理文件。
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知道他们在等他开口。
他们在等他告诉他们——接下来怎么办。
他坐在椅子上，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灰蒙蒙的天空。
他坐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
“我今天出去一趟。中午回来。”
他的助手抬起头来，问了一句：
“首相先生，您要去哪里？”
丘吉尔站起来，走到衣架前面，取下那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
外套的肘部磨得发亮，领子也有点松了，但他还是把它穿上了。
他系好领带，把口袋里那块叠好的手帕塞进去。他转过身来，对着助手说了一句话：
“先去白宫。见罗斯福。然后……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
助手想再问，但他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楼梯很窄，灯是坏的。他扶着墙，一级一级地往下走。
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外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然后朝街角的方向走去。
他去白宫的路上想好了要说的话。
罗斯福欠他的不多，但罗斯福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一个流亡的首相亲自登门求助，罗斯福不会把他赶出去。
他会给一点钱，也许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问题是，罗斯福的钱是罗斯福的钱，科斯特洛的钱是科斯特洛的钱。
罗斯福的钱可以拖，科斯特洛的钱不能拖。
科斯特洛是华盛顿的黑帮头子，是白手套，是那种能在半夜让人消失、第二天早上报纸上登一条“意外死亡”的人。
丘吉尔在有钱的时候跟科斯特洛吹过牛，拿过他的钱，现在钱没了，人还在。
科斯特洛不会放过他。
他必须去见科斯特洛，当面谈，谈出一个还钱的方案。
哪怕把老脸豁出去，也要谈。
他走到白宫门口的时候，门卫拦住了他。
门卫是个年轻的陆军士兵，看了他一眼，问他有没有预约。
丘吉尔说：
“没有。
但请你通报一声。我是温斯顿·丘吉尔。
罗斯福总统一定认识我的。”
门卫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丘吉尔站在门口，把手插在口袋里，等着。
他站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门卫放下电话，说：
“总统先生请您进去。但他说——他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丘吉尔点了点头，跟着门卫往里走。
白宫的走廊很长，地板是木头的，踩上去有轻微的响声。
他走过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到门是关着的。
门卫让他等在走廊里。
他站在走廊的窗边，看着外面的草坪。草坪修剪得很整齐，绿油油的，有几个园丁在远处推着割草机。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听到身后有人喊他。他转过身，看到罗斯福的秘书站在门口，说：
“总统先生现在可以见您了。”
丘吉尔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
他抬起头来，看到丘吉尔，点了一下头，说：
“温斯顿。坐。”
丘吉尔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罗斯福把文件合上，搁在一边，摘下老花镜，看着丘吉尔。他问了一句：
“你最近怎么样？”
丘吉尔说：
“不太好。”
罗斯福老神在在点了点头。
他没有追问。
他当然知道丘吉尔不太好。
整个华盛顿都知道。
丘吉尔破产了，搬出了五月花酒店，住进了西北区的旧公寓区。
罗斯福的消息比谁都灵通。
丘吉尔把双手搁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他说：
“总统先生，我来找你，是因为我需要帮助。
我欠了一些钱。
不多，但很急。
你能不能——再拨一笔款？
不用多。
五万。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罗斯福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不带感情：
“温斯顿，我现在的处境你清楚。
国会已经不批新的拨款了。
五角大楼在催我要军费，财政部在催我要还债。
我自己的政府下个月的预算都还没着落。
我拿什么给你呢？”
丘吉尔没有接话。
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颓然地搁在膝盖上，手指头微微蜷着。
他听懂了罗斯福的意思。
罗斯福帮不了他。
或者说，罗斯福不想帮他。
一个破产的、没有利用价值的流亡政客，在白宫的账本上，已经不是资产了。
是负担。
他站起来，点了点头，说：
“我理解。谢谢你抽时间见我。”
罗斯福也点了点头，说：
“温斯顿，保重。”
丘吉尔转身走出椭圆形办公室。
他走得很慢，但没有回头。
走廊里还是那么长，地板还是那么响。他走出白宫大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
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连一张回程的电车票都没有。
一九三九年七月。
丘吉尔搬进西北区那间旧公寓的第三天，站在浴室的小镜子前面刮胡子。
镜子是嵌在墙上的，不大，边角有一道裂纹。
他拿着剃刀，刀片是旧的，刮两下就钝了。
他刮得很慢，下巴上的泡沫还没刮干净，手就停了。
他看着镜子里那张脸——眼袋垂着，嘴角往下垮，头发白了大半，额头上多了几道以前没有的深纹。
他盯着那张脸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剃刀，用手掌抹了一把脸，泡沫蹭得满脸都是。
他把手放下，撑着洗手台的边沿，站了很久。
洗手台是铁皮的，生了锈，手指头按上去有沙沙的感觉。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住过这种地方。
他出生在布伦海姆宫，那是安妮女王赐给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宫殿，占地七英亩，房间超过一百间，花园里有湖有桥有雕塑，仆人多到他自己都认不全。
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他的母亲珍妮是美国纽约的社交名媛，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是打败路易十四的军事统帅。
他从小在保姆的照顾下长大，在哈罗公学读书，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毕业，然后去印度服役，去苏丹打仗，去南非当战地记者，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下议院议员。
他的整个人生，从第一天起，就站在高处。
高处是他的家。
高处是他呼吸的空气。
他从来不知道低处是什么样子。
但他后来知道了。一九一五年，他在海军大臣任上力主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结果英军惨败，损失了四万多人，他被赶出了内阁，政治生涯几乎断送。
那一次他跌得很重，但他爬起来了。一九二四年，他当上了财政大臣，结果因为恢复金本位制，把英国经济搞垮了，又一次下台。那一次他跌得更重，但他又爬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整整十年，没有人听他的，没有人理他，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过气的、好战的老头子。
那一次他跌得最久，但他还是爬起来了。
每一次跌倒，他都会爬。
因为他知道高处在哪里，他知道怎么回去。
高处的路他走过很多次。
高处的门他敲过很多次。
高处的椅子他也坐过很多次。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跌下来之后，没有地面。
他跌进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路，没有门，没有椅子。
这个地方只有一间旧公寓，两间卧室，六个人挤在一起，月租一百八十美元，靠借钱付房租。
这个地方没有布伦海姆宫，没有下议院，没有首相官邸。
这个地方只有一面有裂纹的镜子，一把钝了的剃刀，和一张他不想看的脸。
他站在镜子前面，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以前的每一次跌倒，他都知道自己还能爬起来，因为他有本钱。
他有名声，有家族，有关系，有人脉，有选票。
他有那些东西，所以他摔得起。
但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名声用光了，他的家族帮不上忙了，他的关系断掉了，他的人脉散掉了。
他只剩一张嘴，一张老脸，和一个黑帮头子的几十万美元债务。
他摔不起了。
丘吉尔把剃刀重新拿起来，把剩下的泡沫刮干净，用毛巾擦了脸。
然后他走出浴室，走到那间狭小的客厅里，在唯一一把还算完整的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助手们已经醒了，有的在厨房里烧水，有的在整理文件。
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知道他们在等他开口。
他们在等他告诉他们——接下来怎么办。
他坐在椅子上，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灰蒙蒙的天空。
他坐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
“我今天出去一趟。中午回来。”
他的助手抬起头来，问了一句：
“首相先生，您要去哪里？”
丘吉尔站起来，走到衣架前面，取下那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
外套的肘部磨得发亮，领子也有点松了，但他还是把它穿上了。
他系好领带，把口袋里那块叠好的手帕塞进去。他转过身来，对着助手说了一句话：
“先去白宫。见罗斯福。然后……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
助手想再问，但他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楼梯很窄，灯是坏的。他扶着墙，一级一级地往下走。
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外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然后朝街角的方向走去。
他去白宫的路上想好了要说的话。
罗斯福欠他的不多，但罗斯福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一个流亡的首相亲自登门求助，罗斯福不会把他赶出去。
他会给一点钱，也许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问题是，罗斯福的钱是罗斯福的钱，科斯特洛的钱是科斯特洛的钱。
罗斯福的钱可以拖，科斯特洛的钱不能拖。
科斯特洛是华盛顿的黑帮头子，是白手套，是那种能在半夜让人消失、第二天早上报纸上登一条“意外死亡”的人。
丘吉尔在有钱的时候跟科斯特洛吹过牛，拿过他的钱，现在钱没了，人还在。
科斯特洛不会放过他。
他必须去见科斯特洛，当面谈，谈出一个还钱的方案。
哪怕把老脸豁出去，也要谈。
他走到白宫门口的时候，门卫拦住了他。
门卫是个年轻的陆军士兵，看了他一眼，问他有没有预约。
丘吉尔说：
“没有。
但请你通报一声。我是温斯顿·丘吉尔。
罗斯福总统一定认识我的。”
门卫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丘吉尔站在门口，把手插在口袋里，等着。
他站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门卫放下电话，说：
“总统先生请您进去。但他说——他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丘吉尔点了点头，跟着门卫往里走。
白宫的走廊很长，地板是木头的，踩上去有轻微的响声。
他走过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到门是关着的。
门卫让他等在走廊里。
他站在走廊的窗边，看着外面的草坪。草坪修剪得很整齐，绿油油的，有几个园丁在远处推着割草机。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听到身后有人喊他。他转过身，看到罗斯福的秘书站在门口，说：
“总统先生现在可以见您了。”
丘吉尔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
他抬起头来，看到丘吉尔，点了一下头，说：
“温斯顿。坐。”
丘吉尔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罗斯福把文件合上，搁在一边，摘下老花镜，看着丘吉尔。他问了一句：
“你最近怎么样？”
丘吉尔说：
“不太好。”
罗斯福老神在在点了点头。
他没有追问。
他当然知道丘吉尔不太好。
整个华盛顿都知道。
丘吉尔破产了，搬出了五月花酒店，住进了西北区的旧公寓区。
罗斯福的消息比谁都灵通。
丘吉尔把双手搁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他说：
“总统先生，我来找你，是因为我需要帮助。
我欠了一些钱。
不多，但很急。
你能不能——再拨一笔款？
不用多。
五万。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罗斯福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不带感情：
“温斯顿，我现在的处境你清楚。
国会已经不批新的拨款了。
五角大楼在催我要军费，财政部在催我要还债。
我自己的政府下个月的预算都还没着落。
我拿什么给你呢？”
丘吉尔没有接话。
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颓然地搁在膝盖上，手指头微微蜷着。
他听懂了罗斯福的意思。
罗斯福帮不了他。
或者说，罗斯福不想帮他。
一个破产的、没有利用价值的流亡政客，在白宫的账本上，已经不是资产了。
是负担。
他站起来，点了点头，说：
“我理解。谢谢你抽时间见我。”
罗斯福也点了点头，说：
“温斯顿，保重。”
丘吉尔转身走出椭圆形办公室。
他走得很慢，但没有回头。
走廊里还是那么长，地板还是那么响。他走出白宫大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
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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