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
市谷。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
荒木和他的同伙们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完成了联络。
他们联络的方式很隐蔽，但也很简单——打电话。参谋本部地下掩体里的电话线是独立的，不受外部线路干扰，可以直接拨到东京各城防部队的指挥所。
荒木以“参谋本部作战课例行调度”的名义，给东京周边的七个城防大队打了电话，每一个电话都找的是事先联络好的人。
电话里说的话很短，用的是暗语——“明天晚上的演习需要调整部署，请于今晚八时前将部队调至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是荒木提前算好的——皇宫外围三个点，参谋本部外围两个点，广播电台一个点，东京警视厅一个点。
七个大队，大约两千人，全部是他们的人，或者他们信得过的人。
河边那边则是负责联络海军。
海军的少壮派没有陆军这么多，但有几个人是河边在海军大学时期的同学，现在在军令部第二部（情报部）和海军陆战队里当中队长和参谋。
河边通过一个中间人传了口信，口信很简单——“明天晚上，陆军会动。
你们的人不用做太多，只要把军令部那几个老家伙按住，别让他们给参谋本部打电话就行。”
海军的回复当晚就来了，只有两个字——“收到。”
二月一日上午，荒木在参谋本部的走廊里碰到了东条的副官。
副官姓大久保，跟荒木是陆士同期，两人认识十几年。
大久保问荒木：
“最近忙什么？”
荒木说：
“调防的事。东京城防要重新编组。”
大久保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但荒木注意到，大久保的眼神跟平时不一样——多了一层东西，像是知道了什么但不说。
荒木没有追问，两人在走廊里分开，各走各的。
东条英机是在一月三十日夜里察觉到不对劲的。
那天晚上他在掩体的作战室里看地图，值班参谋进来送电报。
电报是前线来的，说联军在东京西郊的炮击忽然停了。
东条问为什么。值班参谋说不知道，可能是弹药补给问题，也可能是天气原因。
东条没有接话。
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
“今天有多少人进出掩体？”
值班参谋翻了翻登记本，说：
“进出人员约四十人次。”
东条又问：
“有没有不是参谋本部的人？”
值班参谋愣了一下，说：
“有几个城防司令部的联络员，来送报告的。”
东条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但那天夜里他没有睡。
他坐在掩体中层的小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份参谋本部人员名册，手里拿着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
他在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人经常跟谁在一起，什么人最近行为异常，什么人以前在二二六事件期间有过皇道派倾向，什么人跟城防部队的少壮派军官私交密切。
他看了三个小时，在天亮之前把名册合上了。
他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知道——那种感觉来了。
那种在满洲时期、在诺门坎时期、在每一次危机前夜都出现过的感觉。
那种空气里弥漫着某种东西、你说不出是什么、但就是不对劲的感觉。
二月一日上午，东条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让通讯室给联军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
电文很简短——“日本帝国政府准备就停战事宜进行接触。请贵方指定联络渠道。我方将派特使前往。”
没有提条件，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保留天皇制”之类的条款。
只是一句“准备接触”。
他知道这份电报会被少壮派截获——掩体里的通讯室不是铜墙铁壁，什么消息都可能走漏。
但他不在乎。
他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在跟联军谈了。
如果少壮派想动手，他们得在谈判完成之前动手。
如果他们不动手，谈判就会继续。
这是他的第一步。
第二件事，他给关东军驻东京联络处打了一个电话。
联络处的负责人是他从满洲带回来的老部下，姓片仓，中佐军衔，手下有一个大队的关东军老兵——都是从满洲撤回来、临时驻扎在东京北郊的。
这些人不是东京城防部队，跟少壮派没有关系。
东条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
“把你们的人调到市谷来。
现在。
带上全部武器弹药。”
片仓没有问为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嗨”，然后把电话挂了。
下午三时，片仓的大队抵达市谷。
三百多人，全部是关东军老兵，穿着褪色的军装，背着步枪，扛着两挺重机枪和四门迫击炮。
他们没有走正门，从参谋本部大楼后面的侧门进入，在掩体周围的空地上展开防御。
片仓亲自在掩体入口处架了一挺重机枪，枪口对着市谷台地下面的大路。
东条从掩体里走出来看了他们一眼。片仓跑过来敬礼，东条摆了摆手，说：
“不用敬礼。守住这里。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
包括参谋本部的人。”
片仓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句：
“阁下，如果参谋本部的人要进来呢？”
东条看着他，目光有丝丝的狠意流出：
“让他们等。等我叫他们。”
片仓点头，转身跑回阵地。
东条站在掩体入口处，回头看了一眼参谋本部大楼。
大楼的窗户大部分关着，有几扇开着，窗台上有人在探头往下看。
东条知道他们在看。
他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调兵的事了。
他也知道荒木和河边那些人现在正在某个角落里商量对策。
可他不在乎。
他已经把棋盘摆好了。
现在就等对面落子。
与此同时，在参谋本部大楼三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荒木和河边面对面站着。
窗户关着，灯没开。
两个人之间的桌子上摊着那份行动计划，旁边是一张新的手绘地图，标注了片仓大队的位置和火力范围。
荒木看着地图，用手指点着市谷台地南侧的一条小路，说：
“他们人不多，三百多。
我们的人加起来两千。
不用硬打。
从南边那条路绕进去，从后面包抄。
片仓没有防住南面。”
河边摇了摇头：
“南边那条路太窄，展不开。
而且东条不会把南面空着。
他一定在南边也放了人。”
他用手掌按在地图上，把整片区域盖住了，
“东条这个人，打仗不行，但保命的本事是一流的。
他现在把掩体围死了。
我们打不进去的。”
荒木沉默了一会儿，把地图折起来，说：
“那就换个办法。不打掩体。打皇宫。”
他把地图重新展开，手指点在皇宫的位置上，
“东条调兵守自己，皇宫那边就空了。
我们的人已经有两个大队在皇宫外围——名义上是城防部署调整，实际上是我们的。
明天晚上，我们不用去碰东条。
我们直接进皇宫。
把天皇陛下请出来。
只要天皇陛下在我们手里，东条就完了。
他调多少兵都没用。
他不敢对皇宫开炮的。”
河边抬起头来，看了荒木一眼。他的左肩微微歪着，脸上那块弹片留下的旧疤在昏暗中看不太清楚。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行动不变。目标——皇宫。”
他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插进裤兜里，转身朝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
“荒木君，你怕不怕？”
荒木把地图折好塞进内袋，拿起桌上的军帽，戴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眉毛。
他说了一句话：
“怕。但怕也得做。”
然后他推开门，先走了出去。
市谷。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
荒木和他的同伙们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完成了联络。
他们联络的方式很隐蔽，但也很简单——打电话。参谋本部地下掩体里的电话线是独立的，不受外部线路干扰，可以直接拨到东京各城防部队的指挥所。
荒木以“参谋本部作战课例行调度”的名义，给东京周边的七个城防大队打了电话，每一个电话都找的是事先联络好的人。
电话里说的话很短，用的是暗语——“明天晚上的演习需要调整部署，请于今晚八时前将部队调至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是荒木提前算好的——皇宫外围三个点，参谋本部外围两个点，广播电台一个点，东京警视厅一个点。
七个大队，大约两千人，全部是他们的人，或者他们信得过的人。
河边那边则是负责联络海军。
海军的少壮派没有陆军这么多，但有几个人是河边在海军大学时期的同学，现在在军令部第二部（情报部）和海军陆战队里当中队长和参谋。
河边通过一个中间人传了口信，口信很简单——“明天晚上，陆军会动。
你们的人不用做太多，只要把军令部那几个老家伙按住，别让他们给参谋本部打电话就行。”
海军的回复当晚就来了，只有两个字——“收到。”
二月一日上午，荒木在参谋本部的走廊里碰到了东条的副官。
副官姓大久保，跟荒木是陆士同期，两人认识十几年。
大久保问荒木：
“最近忙什么？”
荒木说：
“调防的事。东京城防要重新编组。”
大久保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但荒木注意到，大久保的眼神跟平时不一样——多了一层东西，像是知道了什么但不说。
荒木没有追问，两人在走廊里分开，各走各的。
东条英机是在一月三十日夜里察觉到不对劲的。
那天晚上他在掩体的作战室里看地图，值班参谋进来送电报。
电报是前线来的，说联军在东京西郊的炮击忽然停了。
东条问为什么。值班参谋说不知道，可能是弹药补给问题，也可能是天气原因。
东条没有接话。
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
“今天有多少人进出掩体？”
值班参谋翻了翻登记本，说：
“进出人员约四十人次。”
东条又问：
“有没有不是参谋本部的人？”
值班参谋愣了一下，说：
“有几个城防司令部的联络员，来送报告的。”
东条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但那天夜里他没有睡。
他坐在掩体中层的小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份参谋本部人员名册，手里拿着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
他在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人经常跟谁在一起，什么人最近行为异常，什么人以前在二二六事件期间有过皇道派倾向，什么人跟城防部队的少壮派军官私交密切。
他看了三个小时，在天亮之前把名册合上了。
他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知道——那种感觉来了。
那种在满洲时期、在诺门坎时期、在每一次危机前夜都出现过的感觉。
那种空气里弥漫着某种东西、你说不出是什么、但就是不对劲的感觉。
二月一日上午，东条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让通讯室给联军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
电文很简短——“日本帝国政府准备就停战事宜进行接触。请贵方指定联络渠道。我方将派特使前往。”
没有提条件，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保留天皇制”之类的条款。
只是一句“准备接触”。
他知道这份电报会被少壮派截获——掩体里的通讯室不是铜墙铁壁，什么消息都可能走漏。
但他不在乎。
他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在跟联军谈了。
如果少壮派想动手，他们得在谈判完成之前动手。
如果他们不动手，谈判就会继续。
这是他的第一步。
第二件事，他给关东军驻东京联络处打了一个电话。
联络处的负责人是他从满洲带回来的老部下，姓片仓，中佐军衔，手下有一个大队的关东军老兵——都是从满洲撤回来、临时驻扎在东京北郊的。
这些人不是东京城防部队，跟少壮派没有关系。
东条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
“把你们的人调到市谷来。
现在。
带上全部武器弹药。”
片仓没有问为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嗨”，然后把电话挂了。
下午三时，片仓的大队抵达市谷。
三百多人，全部是关东军老兵，穿着褪色的军装，背着步枪，扛着两挺重机枪和四门迫击炮。
他们没有走正门，从参谋本部大楼后面的侧门进入，在掩体周围的空地上展开防御。
片仓亲自在掩体入口处架了一挺重机枪，枪口对着市谷台地下面的大路。
东条从掩体里走出来看了他们一眼。片仓跑过来敬礼，东条摆了摆手，说：
“不用敬礼。守住这里。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
包括参谋本部的人。”
片仓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句：
“阁下，如果参谋本部的人要进来呢？”
东条看着他，目光有丝丝的狠意流出：
“让他们等。等我叫他们。”
片仓点头，转身跑回阵地。
东条站在掩体入口处，回头看了一眼参谋本部大楼。
大楼的窗户大部分关着，有几扇开着，窗台上有人在探头往下看。
东条知道他们在看。
他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调兵的事了。
他也知道荒木和河边那些人现在正在某个角落里商量对策。
可他不在乎。
他已经把棋盘摆好了。
现在就等对面落子。
与此同时，在参谋本部大楼三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荒木和河边面对面站着。
窗户关着，灯没开。
两个人之间的桌子上摊着那份行动计划，旁边是一张新的手绘地图，标注了片仓大队的位置和火力范围。
荒木看着地图，用手指点着市谷台地南侧的一条小路，说：
“他们人不多，三百多。
我们的人加起来两千。
不用硬打。
从南边那条路绕进去，从后面包抄。
片仓没有防住南面。”
河边摇了摇头：
“南边那条路太窄，展不开。
而且东条不会把南面空着。
他一定在南边也放了人。”
他用手掌按在地图上，把整片区域盖住了，
“东条这个人，打仗不行，但保命的本事是一流的。
他现在把掩体围死了。
我们打不进去的。”
荒木沉默了一会儿，把地图折起来，说：
“那就换个办法。不打掩体。打皇宫。”
他把地图重新展开，手指点在皇宫的位置上，
“东条调兵守自己，皇宫那边就空了。
我们的人已经有两个大队在皇宫外围——名义上是城防部署调整，实际上是我们的。
明天晚上，我们不用去碰东条。
我们直接进皇宫。
把天皇陛下请出来。
只要天皇陛下在我们手里，东条就完了。
他调多少兵都没用。
他不敢对皇宫开炮的。”
河边抬起头来，看了荒木一眼。他的左肩微微歪着，脸上那块弹片留下的旧疤在昏暗中看不太清楚。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行动不变。目标——皇宫。”
他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插进裤兜里，转身朝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
“荒木君，你怕不怕？”
荒木把地图折好塞进内袋，拿起桌上的军帽，戴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眉毛。
他说了一句话：
“怕。但怕也得做。”
然后他推开门，先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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